双雪涛近年来颇受好评，与其他擅长青春书写、城市经验写作的“80后”不同，他在着力于讲述好看、“烧脑”、耐琢磨的故事的同时，还原了真实的东北故乡和日常生活，同时嵌入了自己对深不可测的人性的打量。
　　《跷跷板》沿袭了双雪涛一以贯之的“人性”主题。女主人公叫刘一朵，曾经在《跛人》中出现过。工人出身的李默通过相亲结识了中产阶级的刘一朵，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谈恋爱。因家庭差异问题，两人始终没有涉及婚姻。看起来，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关于日常生活的故事。
　　写日常生活，或者说经验写作，是作家们的选择常项，门罗小说是这一类型的集大成者。在这种写作中，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经验带向不断下滑、无法控制的节奏。因此，如何在日常中掘开作家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是叙事技巧，也关涉到作家如何看待世界与人生。门罗的特点是在平淡无奇中埋下一些伏笔，那些伏笔丝毫不引人注意，却能在小说的最后绽放力量。一切揭晓后，再回过头去看，才发现那些或无聊、或凄苦、或丧失的人生，其实在一个个生活的漩流中早已注定。这时候的感慨、叹惋，真是会让人对人生、人性生出无限的敬畏与谜样的感觉。
　　《跷跷板》里也埋藏着一些草蛇灰线。小说由刘一朵引出她的父亲，这个生活规律、身体健康的硬汉子得了晚期胰腺癌，他的身体逐渐垮掉，记忆也出现了问题。双雪涛以饱满细致的笔触将一个临终病人的苦况刻划出来，推动着叙事一路向前。在我们的理解中，这种临终叙述只会通向一个必然结局。于是，我们在阅读的惯性和双雪涛合乎逻辑的叙事中等待着病人的最终时辰。
　　但是，故事的发展却逐渐游离出了我们期待的范畴。在医院里，曾经是某拖拉机厂厂长的刘父对李默讲起了自己往日的发小、外号叫“干瞪”的车间看门人甘沛元，说当年有一次他发现甘沛元偷车间的零件，就说了他两句，晚上家里的玻璃被他砸了。医生提醒李默，肿瘤已发展到病人脑部，他的讲述有可能是幻觉。刘父的讲述和医生的提醒形成了有可能相互矛盾的叙事“陷阱”。实际上，这些细节均是作家设置的伏笔。当病人再次对李默说起甘沛元时，故事换成了另外一种走向。刘父说在下岗问题中因与甘沛元之间发生争吵和误会，导致女儿刘一朵受到威胁，于是他就把甘沛元杀了，埋在幼儿园的跷跷板底下。
　　与这个被病人讲述出来、让人惊悚的杀人事件相对照的是，李默和刘一朵之间的恋爱依然在继续，即使是在病房。在生活常态的流动与暖意下，癌症病人青灰色的生命末期和多年前发生的命案似乎没有那么可怖，这又一次冲淡和缓解了人们对于故事的质疑。但接下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质疑指向的“真实”又一次被彻底转换。李默走出医院后，去了刘父说的甘沛元当年工作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活着的甘沛元，并因准确地叫出他的外号“干瞪”而得到善意的招呼。刘父不仅没有杀他，还每月都往他卡里打钱。故事在流畅地向前发展时，也不断地生发出疑窦丛丛。小说表面的明晰与内在的模糊构成了双重的叙事景深。
　　双雪涛对写作节奏的掌控游刃有余，对情绪的边界控制严密。故事是如此地跌宕起伏，悬念迭起，但小说中却没有任何人事泄露出这一个个意外事件激起的惊怖。他始终让人物跟随着“正常”的生活流程一直往下走。但是，就在常态人生的后面，却深掩着人性之谜，那是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解释、无法明了的谜。李默告别甘沛元之后，来到了刘父说的埋人之处——厂里幼儿园的跷跷板下。这个跷跷板是刘一朵小时候被转椅打中头部后、刘父拔掉转椅后换上的。在这个跷跷板底下，李默真的发现了一具骸骨。
　　到这里，故事结束了。谜面相符，却没有谜底。那么，杀人事件是刘父的想象或道听途说吗？在跷跷板那儿，发生过什么事情？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
　　像爱伦·坡、雷蒙德·钱德勒等人一样，双雪涛的叙事目的并不在于凶案本身，而是藉此向深得无法测量的人性投去他的观察，他的思考，他冷酷而不乏温柔的揣摩。所以，那具骸骨是谁并不重要。作家为我们掀开了日常生活光亮平静的幕布，将那幕布后面隐藏着的人性之谜一点点揭开给我们看。
　　有时候，仅仅只是短短的一瞥，也足够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对“人”、“人性”的认知不断拓宽。这是好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恐惧与颤栗。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