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我要当干部早当了，何必等今天呢。
在开往张家口方向的列车上，李文华老师少了我和他商量合作时的平静，似乎有点兴奋。他在餐车上买了二两白酒，就著一包花生米和我聊天。我第一次和李文华老师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在听。
“办你来说唱团时，是我搞的外调。”李文华老师告诉我，“咱们团设在广播部里，这里是一级保密单位，所以出身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得清楚。”这事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和李老师在一起合作，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对我说。“我和你爸爸聊了半天，知道你是隆福寺、东四牌楼附近长大的，这地方我太熟了。冯乐福、孙宝才、王长友、王世臣都在这儿撂过地，我没事就去‘听蹭儿’（不给钱站在边儿上看艺人表演），因为每天都和我爸爸上猪市大街等着找工作去。那儿原本是猪市，卖肉的，后来成了人市，失业的都在那儿等活儿。‘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我爸爸找着了活，我们就吃两天饭，找不着活儿，就饿两天。我是在东四牌楼小烟囱胡同那儿生的，后来搬到前拐棒胡同。我认得这点字全是小时候背《三字经》《千字文》得来的。也许是守着隆福寺，对相声、快板特感兴趣。大街上看着要饭的在店铺门口耍着牛骨头数来宝，准停脚，瘾头儿大了。那要饭的词儿编得好：
……我求掌柜的给了吧，
时间长了你省不下。
要省您从大处省，
省个十顷带八顷。
要算您从大处算，
算个十万带八万，
我老傻也能算，
算来算去要了饭。
别看要饭耷拉头，
要饭不在下九流……
“就这要饭的词儿，我听一遍准会，好像天生的穷命。后来小日本鬼子到了北京，在灯市口有个教会学校，暑假的时候招生，穷孩子免费上学。我去了，踏踏实实地学了点知识，念了两个学期的书。有一天，大中午的，学校同学们用大板凳在操场围了一个圈，忘记了是搞什么活动来着，我一看这个圆圈，想起隆福寺艺人撂地那场子来了。不知上了哪股邪劲，我跑到中间学习起相声艺人高德明来了。我给同学们唱相声里的柳儿：
哐里个哐，哐里个哐，
闲来无事我出趟城西，
有一个古庙盖得出奇。
……
里面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
里面住的是三个小幼尼。
……
大徒弟名叫人人爱，
二徒弟名叫万人迷，
数着师父的名字好，
人送外号叫掉了把的烂酸梨。
……
李文华老师学得惟妙惟肖，把我乐得前仰后合，我哪儿听过这个呀！他呷了一口酒说：“那时候十多岁，哪儿懂学校的规矩？同学们听了也乐，我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坏了，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师就站在旁边，大伙乐，他瞪眼睛。他把我叫了出来，问我哪儿学的？我说隆福寺听来的，他说我们学校教学生，不教要饭的，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学校我不敢回家，上哪儿去？干脆，上隆福寺听相声去！”我听入迷地笑了，李文华苦苦地笑了。猛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您办公室的工作怎么办？您这主任一走，这办公室……”“我这主任根本不是正式的。我不和你一块出来，上级的正式任命就下来了。昨天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告诉他您调我到说唱团是说相声的，要当干部，我在工厂就当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四、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调李文华来说唱团这事，我听王力叶团长讲过。1946年，李文华当了七十兵工厂的油漆工。这个工厂在1949年就为解放军生产枪炮了，改名为五四七厂，也叫兴平机械厂。李老师爱相声，爱说唱，自然是工厂里的业余文艺骨干。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时候，一身破衣服，总穿没有后跟的破鞋，又爱说爱唱，加上胸前佩戴有“技工”字样的佩章，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小济公”。这个绰号一叫响，更增添了李文华本人的风趣色彩。
全国解放以后，李文华老师如鱼得水。他上夜校补文化，到工人文化宫参加业余文化活动。演话剧，演京剧扮演小花脸，唱快板，说相声，1956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全国职工汇演。第一次表演相声获得了一等奖，并结识了马季；第二次和董凤桐合作为他捧哏表演相声《女英雄》时，加演了一段刚刚由当天报纸改编的相声小段《艾克答西方某报记者问》，在大会上造成轰动效果，一时间电台、报纸一通报道。
就是在1960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年事已高，准备告别舞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老团长王力叶同志决定选李文华去接郭启儒的班。
“我是在两年之内，四请诸葛。”王力叶同志谈起这段往事很激动：“发现李文华这一难得人才之后，我马上和马季同志商量，请他探听李文华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以便下手去‘挖’，生怕行动迟了，被别人抢走。马季说：‘这人我认识，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时，他也参加说相声，我们俩都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他是北京兴平机械厂俱乐部副主任，共产党员，为人挺老实。’我说：‘请你找到他问问，愿不愿意到我们团工作。如果愿意，我们就去商调。’马季很快完成了任务，并告诉我：‘他愿意，就怕厂里不放。’有了这个底，我立即向上级领导和人事部门写了报告，并征得侯宝林先生的同意。第二天，我便和另一个同志前往李文华所在的北京兴平机械厂。”
“这是个保密工厂，厂区不能随便进入，而俱乐部则在厂外面。于是，先到工会俱乐部。真巧，见到了李文华，并说明我们的来意。文华是个办事谨慎的人，他说：‘这事我得装着不知道，以免厂里以为我在活动跳槽，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不便。’我问：‘你个人的态度坚决不坚决？’他爽快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如果不同意，我仍要安心搞好本职工作，是工厂把我培养起来的。’他告诉我们到传达室先打电话，找党委宣传部，里面同意了，才能进去。宣传部领导的接待是热情的，但结果却令人遗憾。我一再强调李文华到广播说唱团为侯宝林先生捧哏的重要性，将来厂里出了这样一位演员，也是厂里的光荣，等等。部长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支援中央单位。不过，我们培养一个文艺骨干也不容易。他是我们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曾作为文艺代表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于1958和1960年两次出席北京市第三届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不是一般的文艺骨干，他是我们厂的政治骨干，这样的人我们是不能轻易放走的。不过，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要求向党委汇报，过些天给你们答复。’就这样，我本想看看李文华的档案，摘抄一些材料便正式上报审批，这个打算落空了。” “回团后，我左等不见答复，右等不见回音，知道情况不妙，于是第二次来到兴平机械厂。上次见面的那位部长不在，由另一位同志接待。他很客气地递过一杯开水，抱歉他说：‘这事我们向党委汇报了，经过慎重研究，都不同意李文华同志调走，请你们谅解。’我预感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要求直接见党委书记或厂长，当面陈述我们的理由和要求。接待人员婉转地讲：‘领导正在开会，我可以把你们的意思转达给领导，不过，这事看来不太好办。’就这样，我第二次碰壁而归。”
“回来后，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请马季找李文华，劝说他向厂里提出请调报告。可文华觉得这样做不妥，容易给领导造成不安心工作的印象。但他一再表示，只要厂里放，他是愿意到广播说唱团工作的。二是请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干部处派人陪我再去一次，以提高商谈的级别。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还真有进展。除那位宣传部长外，还有一位厂领导出面接待。我们再三申述李文华作为侯寶林捧哏的重要性之后，厂领导说：‘我们很理解。只是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李文华同志的工作。这样吧，你们不要着急，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让李文华再为我们厂培养一批文艺骨干，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个时间物色接替他工作的人。等条件成熟了，我们一定放他走。但希望在这期间，你们不要直接和李文华接触，以便他安心工作。’我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厂领导回答：‘怎么也得一年半载的吧！’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们也只能表示感谢了。”
“两年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厂方同意放人的信息。于是，我又第四次出动。这次我带去两件‘礼物’：一是为了感谢厂方对我们的支持，拟派马季等演员去厂慰问演出；二是向厂里领导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厂里文艺骨干的辅导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慰问演出，感动了厂领导，特别是马季现身说法，使厂领导当场表态，同意李文华调广播说唱团。自此李文华从业余走向了专业，成为一名他梦寐以求的专业相声演员！”
我像个孩子似的问这问那，也把王力叶说的“四请诸葛”的事讲给他听。他笑着回忆：“那时候我当俱乐部主任，如果想当干部现在怎么也混个副厂长喽！不过，也别说，也不净是好事。‘文革’中工厂有人揭发我当过特务，那时候，我正在干校当司务长管伙食，我都不知道这事。结果，组织上外出调查了一个多月，纯属无中生有。后来，我知道了这事以后说：‘你们也是瞎调查，我要真是特务，我早在饭锅里下毒了！’”李文华的幽默把我逗得“咯儿咯儿”乐个不停，我心里想：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在开往张家口方向的列车上，李文华老师少了我和他商量合作时的平静，似乎有点兴奋。他在餐车上买了二两白酒，就著一包花生米和我聊天。我第一次和李文华老师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在听。
“办你来说唱团时，是我搞的外调。”李文华老师告诉我，“咱们团设在广播部里，这里是一级保密单位，所以出身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得清楚。”这事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和李老师在一起合作，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对我说。“我和你爸爸聊了半天，知道你是隆福寺、东四牌楼附近长大的，这地方我太熟了。冯乐福、孙宝才、王长友、王世臣都在这儿撂过地，我没事就去‘听蹭儿’（不给钱站在边儿上看艺人表演），因为每天都和我爸爸上猪市大街等着找工作去。那儿原本是猪市，卖肉的，后来成了人市，失业的都在那儿等活儿。‘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我爸爸找着了活，我们就吃两天饭，找不着活儿，就饿两天。我是在东四牌楼小烟囱胡同那儿生的，后来搬到前拐棒胡同。我认得这点字全是小时候背《三字经》《千字文》得来的。也许是守着隆福寺，对相声、快板特感兴趣。大街上看着要饭的在店铺门口耍着牛骨头数来宝，准停脚，瘾头儿大了。那要饭的词儿编得好：
……我求掌柜的给了吧，
时间长了你省不下。
要省您从大处省，
省个十顷带八顷。
要算您从大处算，
算个十万带八万，
我老傻也能算，
算来算去要了饭。
别看要饭耷拉头，
要饭不在下九流……
“就这要饭的词儿，我听一遍准会，好像天生的穷命。后来小日本鬼子到了北京，在灯市口有个教会学校，暑假的时候招生，穷孩子免费上学。我去了，踏踏实实地学了点知识，念了两个学期的书。有一天，大中午的，学校同学们用大板凳在操场围了一个圈，忘记了是搞什么活动来着，我一看这个圆圈，想起隆福寺艺人撂地那场子来了。不知上了哪股邪劲，我跑到中间学习起相声艺人高德明来了。我给同学们唱相声里的柳儿：
哐里个哐，哐里个哐，
闲来无事我出趟城西，
有一个古庙盖得出奇。
……
里面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
里面住的是三个小幼尼。
……
大徒弟名叫人人爱，
二徒弟名叫万人迷，
数着师父的名字好，
人送外号叫掉了把的烂酸梨。
……
李文华老师学得惟妙惟肖，把我乐得前仰后合，我哪儿听过这个呀！他呷了一口酒说：“那时候十多岁，哪儿懂学校的规矩？同学们听了也乐，我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坏了，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师就站在旁边，大伙乐，他瞪眼睛。他把我叫了出来，问我哪儿学的？我说隆福寺听来的，他说我们学校教学生，不教要饭的，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学校我不敢回家，上哪儿去？干脆，上隆福寺听相声去！”我听入迷地笑了，李文华苦苦地笑了。猛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您办公室的工作怎么办？您这主任一走，这办公室……”“我这主任根本不是正式的。我不和你一块出来，上级的正式任命就下来了。昨天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告诉他您调我到说唱团是说相声的，要当干部，我在工厂就当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四、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调李文华来说唱团这事，我听王力叶团长讲过。1946年，李文华当了七十兵工厂的油漆工。这个工厂在1949年就为解放军生产枪炮了，改名为五四七厂，也叫兴平机械厂。李老师爱相声，爱说唱，自然是工厂里的业余文艺骨干。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时候，一身破衣服，总穿没有后跟的破鞋，又爱说爱唱，加上胸前佩戴有“技工”字样的佩章，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小济公”。这个绰号一叫响，更增添了李文华本人的风趣色彩。
全国解放以后，李文华老师如鱼得水。他上夜校补文化，到工人文化宫参加业余文化活动。演话剧，演京剧扮演小花脸，唱快板，说相声，1956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全国职工汇演。第一次表演相声获得了一等奖，并结识了马季；第二次和董凤桐合作为他捧哏表演相声《女英雄》时，加演了一段刚刚由当天报纸改编的相声小段《艾克答西方某报记者问》，在大会上造成轰动效果，一时间电台、报纸一通报道。
就是在1960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年事已高，准备告别舞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老团长王力叶同志决定选李文华去接郭启儒的班。
“我是在两年之内，四请诸葛。”王力叶同志谈起这段往事很激动：“发现李文华这一难得人才之后，我马上和马季同志商量，请他探听李文华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以便下手去‘挖’，生怕行动迟了，被别人抢走。马季说：‘这人我认识，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时，他也参加说相声，我们俩都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他是北京兴平机械厂俱乐部副主任，共产党员，为人挺老实。’我说：‘请你找到他问问，愿不愿意到我们团工作。如果愿意，我们就去商调。’马季很快完成了任务，并告诉我：‘他愿意，就怕厂里不放。’有了这个底，我立即向上级领导和人事部门写了报告，并征得侯宝林先生的同意。第二天，我便和另一个同志前往李文华所在的北京兴平机械厂。”
“这是个保密工厂，厂区不能随便进入，而俱乐部则在厂外面。于是，先到工会俱乐部。真巧，见到了李文华，并说明我们的来意。文华是个办事谨慎的人，他说：‘这事我得装着不知道，以免厂里以为我在活动跳槽，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不便。’我问：‘你个人的态度坚决不坚决？’他爽快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如果不同意，我仍要安心搞好本职工作，是工厂把我培养起来的。’他告诉我们到传达室先打电话，找党委宣传部，里面同意了，才能进去。宣传部领导的接待是热情的，但结果却令人遗憾。我一再强调李文华到广播说唱团为侯宝林先生捧哏的重要性，将来厂里出了这样一位演员，也是厂里的光荣，等等。部长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支援中央单位。不过，我们培养一个文艺骨干也不容易。他是我们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曾作为文艺代表出席过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于1958和1960年两次出席北京市第三届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不是一般的文艺骨干，他是我们厂的政治骨干，这样的人我们是不能轻易放走的。不过，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要求向党委汇报，过些天给你们答复。’就这样，我本想看看李文华的档案，摘抄一些材料便正式上报审批，这个打算落空了。” “回团后，我左等不见答复，右等不见回音，知道情况不妙，于是第二次来到兴平机械厂。上次见面的那位部长不在，由另一位同志接待。他很客气地递过一杯开水，抱歉他说：‘这事我们向党委汇报了，经过慎重研究，都不同意李文华同志调走，请你们谅解。’我预感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要求直接见党委书记或厂长，当面陈述我们的理由和要求。接待人员婉转地讲：‘领导正在开会，我可以把你们的意思转达给领导，不过，这事看来不太好办。’就这样，我第二次碰壁而归。”
“回来后，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请马季找李文华，劝说他向厂里提出请调报告。可文华觉得这样做不妥，容易给领导造成不安心工作的印象。但他一再表示，只要厂里放，他是愿意到广播说唱团工作的。二是请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干部处派人陪我再去一次，以提高商谈的级别。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还真有进展。除那位宣传部长外，还有一位厂领导出面接待。我们再三申述李文华作为侯寶林捧哏的重要性之后，厂领导说：‘我们很理解。只是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李文华同志的工作。这样吧，你们不要着急，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让李文华再为我们厂培养一批文艺骨干，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个时间物色接替他工作的人。等条件成熟了，我们一定放他走。但希望在这期间，你们不要直接和李文华接触，以便他安心工作。’我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厂领导回答：‘怎么也得一年半载的吧！’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们也只能表示感谢了。”
“两年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厂方同意放人的信息。于是，我又第四次出动。这次我带去两件‘礼物’：一是为了感谢厂方对我们的支持，拟派马季等演员去厂慰问演出；二是向厂里领导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厂里文艺骨干的辅导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慰问演出，感动了厂领导，特别是马季现身说法，使厂领导当场表态，同意李文华调广播说唱团。自此李文华从业余走向了专业，成为一名他梦寐以求的专业相声演员！”
我像个孩子似的问这问那，也把王力叶说的“四请诸葛”的事讲给他听。他笑着回忆：“那时候我当俱乐部主任，如果想当干部现在怎么也混个副厂长喽！不过，也别说，也不净是好事。‘文革’中工厂有人揭发我当过特务，那时候，我正在干校当司务长管伙食，我都不知道这事。结果，组织上外出调查了一个多月，纯属无中生有。后来，我知道了这事以后说：‘你们也是瞎调查，我要真是特务，我早在饭锅里下毒了！’”李文华的幽默把我逗得“咯儿咯儿”乐个不停，我心里想：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