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模型的人才发展环境评价分析

来源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illydally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人才发展环境影响着人才开发与利用的效能。从人才结构环境、经济发展环境、人才生活与服务环境三个维度,运用AHP分析法,对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进行分层、分类分析,构建出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判断各项指标的影响效度,创建了人才综合发展环境评价模型,并以贵州省为例进行了综合评价验证。研究发现专业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人均GDP与地区经济总量、基础教育投入规模与在职职工工资水平等对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环境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应当推进人才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提升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比重,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经济总量和人均财富的發展水平、加大对基础教育与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促进人才环境的优化与改善。
  关键词:人才发展环境评价;AHP;贵州
  文章编号:2095-5960(2019)01-0103-08;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
  人才环境,是人才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综合体,包括影响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各种外部要素总和,影响着人才开发与利用效能、人才需求的满足、人才发展与人才自我价值的实现。人才环境内涵广泛,由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科技、教育、人文、地理等多因素交织而成。然而,多要素交织的人才环境是怎样影响人才发展的?哪些要素影响效度更大?如何总体评价某一特定区域、某类特定人才的发展环境,人才环境的评价指标如何界定?贵州省的人才发展环境如何?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各地政府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才开发与利用效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本文试图将人才发展环境中的人才结构、经济发展、生活与服务三个子环境维度,分层分类设计相关指标,测度各项子指标对综合发展环境影响(贡献)情况,以便为人才发展环境的优化与改善指明方向。
  一、文献回顾
  学界在人才发展内涵、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与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人才发展内涵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了人才流动的动因和效应问题:魏浩等(2009)对国际间人才跨域流动的内外动因进行分析后指出,人才跨域流动的主要源于内在因素(个人经济收益、个人成功等)和外部因素(环境、人才政策等)两大方面的影响[1];陈韶光等(2004)基于国际性人才流动趋势分析后指出,人才跨国流动绩效在人才流失期、人才回流期和人才互动交流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发展态势,并且分析了不同态势下人才跨国流动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影响[2]。谢非、聂宇贤(2018)[3]、穆桂斌、黄敏(2018)[4]、崔宗超(2018)[5]则从人才集聚的角度分析了人才流动的规律、人才培养模式和优化策略。另一些学者则从人才开发工作的不同环节展开研究:在人才引进和培育环节方面,朱军文等(2013)基于我国省级政府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文本,从人才的引进规模、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省际比较,并给出了提升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绩效的若干建议[6];韩利红(2014)还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人才红利趋于消失的现实境遇指出,低龄老年人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应当重视离退休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再利用[7]。在人才评价环节方面,文魁等学者(2005)认为,科学、准确地评价和鉴别人才是人才工作的关键环节,而科学的人才评价方法是鉴别和选拔人才的重要保证,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人才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
  关于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的研究。在评价指标建构研究方面:王顺(2004)、刘亦晴(2011)等梳理了人才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的理论,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生活等宏观环境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9][10];梁文群等(2014)将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细分为经济、生活、自然、科技、社会和人才市场等多个子环境[11];司江伟等(2015)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层面构建了人才发展环境的系统评价体系[12];柳杰(2017)则从事业、安居、文化、法制等多个维度进行解析,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科技、教育等多方面构建了人才评价环境指标[13]。在评价指标影响效度研究方面:张杉杉(2013)基于北京市当代人才的心理需求分析结果指出,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应集中对事业发展平台和公共服务质量两大方面现实需求的满足,具体包含了政策、市场环境、薪酬福利、发展前景、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方面[14];刘瑞波等(2014)指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是影响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因素,他在分析科技人才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针对科技人才社会生态环境构建了包含科技发展环境、生存空间环境等五大类指标的评价体系[15];翁清雄等(2014)认为,区域间人才竞争的能力更多地取决于保留和发展人才的能力,并从经济、生活、人文和人才政策四大层面来实证检验区域人才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影响[16]。
  关于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方法的研究。石金楼(2007)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人才环境从经济、科教、社保等五方面进行评价分析[17];李朋林(2008)基于神经网络模型对人才环境进行了分析[18];许馨苓(2010)运用灰色动态模型对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和分析[19];黄苏萍等(2011)利用层次分析法从新的视角对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地方政府除关注外部环境之外,还应该注重内部人才环境的经营[20];焦清亮等(2012)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环境进行了研究[21];王亮等(2015)运用熵值法对各省高层次人才发展环境进行了对比评价[22]。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学界对于人才发展环境的分类标准与评价指标界定并不统一,同时对人才发展环境指标的影响效度差异方面的研究则较少涉及;部分学者基于经验给出了人才评价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却较少解释各项指标权重的合理性;此外,关于人才开发的引进、培养、使用等环节方面的研究较多,对人才发展环境的宏观、系统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基于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又称层次分析法)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贵州的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方面,现有文献则暂未涉及。毋庸置疑,诸多学者的前期研究为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的综合评价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借鉴。本文试图运用AHP分析法,对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进行分层、分类分析,构建了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进而为政府有效提升人才发展环境提供一些建议与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方法
  前述学者的研究表明,人才发展环境由硬环境与软环境、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交织而成,包括了人才发展所依赖的内外部环境,涉及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科学构建评价体系和合理选择评价指标是人才发展环境有效评价的基础,因此,需要基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现实与贵州省情,对人才发展环境的构成维度与评价指标进行梳理与建构。
  (一)人才发展环境分析维度与指标选取
  基于贵州省人才发展实际,本文在王顺(2004)、石金楼(2007)、梁文群(2014)、司江伟(2015)等学者对人才发展环境分类基础上,将人才发展环境分为人才结构环境、经济发展环境、人才生活与服务环境三类:
  1.人才结构环境。在众多因素中,人才结构环境可以反映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合理程度,人才结构的合理性将影响人才使用效能,一般分为地域结构、行业结构、年龄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等。本文在参照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贵州省实际的基础上,主要从人才类型结构维度,选取高技能人才指数、农村实用人才指数、社会工作人才指数、专业技术人才指数、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指数和党政人才指数六个指标对人才结构环境进行分类评价。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不同,对人才类型的需求量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技术的内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2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的转型的中后期阶段,专业技术、高技能和经营管理等类型人才的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2.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环境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技术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平台与载体。因此,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该地区专业人才发展环境的基本状况。贵州省经济总量较小、人均GDP不高,但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本文在参照以往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人均GDP、经济增长率、经济总量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四个指标来评价经济发展环境。
  3.人才服务与生活环境。人才服务与社会生活环境是人才发展的重要支撑,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现代化水平和生活的便利程度,也反映了人才发展的社会与政府保障水平,是吸引人才流入和稳定现有人才的重要因素。本文将生活环境分为有形可视的“硬”环境和无形或不可视、但可感知的软环境两大类。在“硬”环境方面,基于人才对住房、城市绿化、社会生产与生活便利性、空气质量等因素的关注程度较高,设置了住房指数、城市绿化指数、水资源指数、全年空气优良天数指数(AQI)共四个指标;在“软”环境方面,基于人才对子女教育、个人价值体现(薪酬)、家庭与个人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因素的关注度较高,本文选取了基础教育投入指数、在职职工工资指数、医疗设施指数、人口净流入指数共四个指标,总计八个指标。
  4.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数据获取便利性、代表性与简化计算的考量,本文运用AHP模型,以人才发展环境为目标,以人才结构环境、经济发展环境、人才服务与生活环境三大子环境为准则,对选取的18项评价指标的数值进行归一化、简化处理,作为人才发展环境测评的具体指标。此外,由于并未涉及方案层,因此本文略去了方案层的设置。综合评价体系内各层次间的具体隶属关系参见表1。
  (二)各项指标权重的设置
  指标权重是衡量指标体系中各层次之间、层次内部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比重值。本文首先基于多位专家对人才发展环境的个人理解与贵州省省情实际,按照1-9标度法对各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予以评分排序,然后借助于yaahp10.3层次模型软件构建出判断矩阵(参见表2)。
  1.以人才发展环境为目标层,以人才结构、经济发展、人才服务与生活等三大子环境为准则层,按1-9标度构造出判断矩阵(表2-1),其(C.R.=0.0516<0.1;对总目标的权重:1.0000)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依据各准则层子环境对总目标的权重值大小,可得出以下结论:人才结构环境(Wi=0.3108)和经济发展环境(Wi=0.4934),比人才生活与服务环境(Wi=0.1958)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的贡献度更高。
  2.以人才结构环境为准则层,以高技能人才指数等6方面为指标层,按1-9标度构造出判断矩阵(表2-2),其(C.R.=0.0301<0.1; 对总目标的权重:0.3108)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依据准则层子环境下各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值排序结果显示:专业技术人才(Wi=0.3123)、高技能人才指数(Wi=0.1956)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指数(Wi=0.2471)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影响更大,而社会工作人才指数(Wi=0.0728)和农村实用人才指数(Wi=0.0802)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3.以经济发展环境为准则层,以人均GDP、经济增长率等4方面为指标层,按1-9标度构造出判断矩阵(表2-3),其(C.R.=0.0695<0.1; 对总目标的权重:0.4934)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依据准则层子环境下各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值排序结果显示:人均GDP(Wi=0.34)、经济增长率(Wi=0.2370)、经济总量(Wi=0.2873)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影响较大,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Wi=0.1357)对人才综合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4.以人才服务与生活环境为准则层,以教育投入指数、职工工资指数等8方面为指标层,按1-9标度构造出判断矩阵(表2-4),其(C.R.=0.0319<0.1; 对总目标的权重:0.1958)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依据准则层子环境下各指标对总目标的權重值排序结果显示:在职职工工资指数(Wi=0.2009)、基础教育投入指数(Wi=0.2462)、住房指数(Wi=0.1349)、医疗指数(Wi=0.1246)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影响较大,而城市绿化指数(Wi=0.0643)、水资源指数(Wi=0.0516)对人才综合发展环境影响较小。   (三)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本文将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分别设为X1,X2,…,XN,转换后的各指标值为Z1,Z2,…,ZN,并对各项指标分别赋权为W1,W2,…,WN,最终以综合评价值(S)作为判别人才发展环境综合水平的依据,其计算公式为:
  本文以各项指标的全国平均值作为基准,计算出的综合评价值作为良好水平(即S=0.6)的基准,同时在借鉴国内外关于综合评价值的分级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阈值原则给出了最终判别标准。
  三、数据实证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各省市统计年鉴2016》,以及各级政府门户网站的公开数据。首先分别计算出分位值指数(Zi)与各项指标的综合评价贡献值(Si),然后对综合评价贡献值Si求和,得出贵州省人才综合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指数(S)。
  (一)贵州省各项分位值计算
  首先,对数据进行汇总并计算出样本数据的平均值。然后依据各指标汇聚的值域,测算出贵州省的各项统计数据在值域(x,y)的截距占比(zi=(xi-x)/(y-x)) ,即为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各影响指标的分位值指数(Zi)(参见表3)。
  分位值指数计算结果显示,贵州省的经济增长率、基础教育投入、AQI等指标表现良好,而其他指标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这为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改善指明了方向。
  (二)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综合评价明细表
  根据表2计算出的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依据表3计算出的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子指标所处的分位值(Zi),则Si=Wi×Zi,结果详见表4。
  贵州省的综合环境评价值(S)为:
  综合表4和上述计算结果可知,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当前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十二五”以来,贵州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进了人才强省战略,人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才发展环境改善明显。同时,相关指标值显示,除经济增长速度、医疗设施等少数几个指标外,贵州省专业技术与专业技能人才、人均GDP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基础教育投入规模、在职职工工资水平、人口净流入量等指标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此外,通过计算各指标(Xi)对综合发展环境的评价贡献值(Si),可以为“十三五”时期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改善指明方向。
  表4中各子环境下指标的综合评价值(Zi)大小,实际表现为对贵州省人才发展环境的贡献度大小。依据综合评价值(Zi)与权重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提升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规模,推动贵州省人才结构环境快速改善。虽然专业技术人才(Wi=0.0971)、高技能人才(Wi=0.0608)对人才发展环境影响较大,但贡献值(Zi分别为0和0.0154389)不及经管管理人才(Zi=0.02351616)和社会工作人才(Zi=0.0102152)。因此,提升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规模,提高两类人才在贵州省人才规模占比,有利于快速改善人才结构子环境,进而推进人才综合发展环境的改善。
  2.发展经济总量、提升人均GDP、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贵州省人才发展的经济环境。历史经验与表5的数据表明,人均GDP(Wi=0.1677)对人才发展环境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总量(Wi=0.1418)。因为,人均GDP体现了人才密度与人才价值贡献,经济总量体现了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强弱,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则关系人才载体的拓展能力大小。贵州省的经济增长速度(Zi=0.9625)较快,对人才经济环境的改善(Si=0.11251625)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人均GDP和经济总量相对较低,对人才环境的改善制约(Si分别为0.0075465、0.02074534)作用也十分显著。
  3.在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提升人均住房面积和在职职工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扩大人口净流入规模,推动贵州省人才生活与服务环境的快速改善。依据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排序结果表明,基础教育投入(Wi=0.0482)、人均住房面积(Wi=0.0264)、在职职工工资水平(Wi=0.0393)、医疗资源(Wi=0.0244)、人口净流入(Wi=0.024)对人才的生活与服务子环境的影响度更大。从贡献值(Si)排序的结果显示,AQI(Si=0.01853019)、人均住房面积(Si=0.0087033)、医疗资源(Si=0.01952416)、人口净流入(Si=0.0085992)对人才生活与服务子环境的实际贡献度更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获得了以下主要结论:①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人才规模而言,专业技术类人才与企业经营管理类人才的规模对人才结构环境的改善贡献度更高;②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发展环境贡献度越大;③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状况下,经济总量对人才环境的贡献作用较小; ④基础教育投入是比在职职工工资水平更重要的人才环境指标,说明相对于薪资水平,人才更关注子女教育与人才供给能力;⑤AQI成为影响人才环境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作为高端人群的人才整体需求层次已从低层次的纯物质追求向更高层次跨越。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①对专业技术人才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规模的提升,应当是各级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推进人才结构环境改善的重点发力方向;②相对于大幅提高各类人才的薪资水平而言,为其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更有利于引才与留才;③贵州省等欠发达地区应当充分宣传与利用空气优良的自然环境,吸引與保留各类人才;④通过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口净流入规模,进而为地区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和支撑。
  参考文献:
  [1]魏浩,赵春明,申广祝.全球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效应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19-26.   [2]陈韶光,袁伦渠.人才国际流动的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4(10):147-148.
  [3]穆桂斌,黄敏.美国硅谷人才集聚规律及对雄安新区的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63-69.
  [4]崔宗超.基于效应的高层次人才培育模式与优化策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5-79.
  [5]谢非,聂宇贤.人才集聚对金融业发展的机理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8(1):48-56.
  [6]朱军文,沈悦青.我国省级政府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1):59-63+88.
  [7]韩利红.对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再使用问题的思考[J].河北学刊,2014,34(2):162-164.
  [8]文魁,谭永生.试论我国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2):5-8.
  [9]王顺.我国城市人才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 (3):148-151.
  [10]刘亦晴,于晶.中西部地区人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企业活力,2011(2):44-47.
  [11]梁文群,郝时尧,牛冲槐.我国区域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环境评价与比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9):147-151.
  [12]司江伟,陈晶晶.“五位一体”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2):27-30+57.
  [13]柳杰.中国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5):96-103.
  [14]张杉杉.当代人才发展环境需求特点的实证研究——以北京A区个体需求调查数据为基础[J].特区经济,2013(2):44-47.
  [15]刘瑞波,边志强.科技人才社会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07):133-139.
  [16]翁清雄,杨书春,曹威麟.区域环境对人才承诺与根植意愿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4,35(06):154-160.
  [17]石金楼.基于因子分析的江苏省人才环境评价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7(5):153-159.
  [18]李朋林.人才环境及基于神经网络的陕西经济发展预测模型研究[J].管理学报,2008(5):733-736+750.
  [19]许馨苓.灰色动态模型及其在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预测上的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11):192-194.
  [20]黄苏萍,彭希哲,朱咏.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人才集聚竞争力效果评估——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1(2):57-63.
  [21]焦清亮,姚艳玲,谷辈.基于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的新疆高层次科技人才环境评价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2012(3):85-88.
  [22]王亮,马金山.基于熵值法的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环境評价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5(3):1-3.
  [23]葛扬.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理论视野,2010(4):45-46.
其他文献
摘要:以201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Bootstrap法检验金融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股权、债权和控制权三类代理成本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关联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股权代理成本及债权代理成本在金融关联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控制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三类代理成本在金融关联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
期刊
摘 要:在理论分析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的方法来探寻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转换特征。当经济金融化水平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以前,对该区域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其跨越“U”型曲线的顶点后,对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
期刊
摘要: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
期刊
摘 要:技术标准作为“统一”的市场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贡献,在同一个市场内被认为是一致的。采用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实证研究了技术标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层次的市场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在全国层面,技术标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区域层面,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越高,标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
期刊
摘 要:  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集聚带来了金融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资本的逐利驱动也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随着区域间经济交易活动往来的日趋频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发明显。通过收集我国30个地区市(2006—2015)的截面数据,展开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研究,从而优化金融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为如何协调区域
期刊
摘要:基于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风险与我国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出口存在双向抑制作用,即工资上涨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也无法促进工资增长率的上升,但出口显著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汇率变动对出口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交替,呈现出不确定性,出口对汇率变动产生了超调现象;我国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且出口也能
期刊
摘 要:基于中国1984—2015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外商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外商投资对缩小城乡收入持续有着积极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
期刊
摘 要:  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
期刊
摘要:利用2001—2013年的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土地供给对房价的空间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中国房价快速上涨的成因。研究发现:首先,从全国来看,房价对土地供给的总弹性为-00532,说明土地供给减少推高房价;土地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将会高估土地供给对房价的直接效应。其次,土地供给的空间效应还存在时空差异,2003年后东部土地供给的空间
期刊
摘要: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4年上市企业的数据,探讨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以及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R&D投入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民营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将显著调节女性高管参与对R&D投入的抑制效应。  关键词:女性高管;R&D投入;所有权性质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94-07  中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