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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希奇的国防经济论在国防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及国防经济潜力、国防财力、国防经济效益、军事联盟经济学以及核时代的战争动员等内容。本文着重从国防问题的经济角度、国防资源约束、国防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军事研发、后勤、经济战与动员等方面对希奇的思想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词：希奇；国防经济；思想
希奇认为，所有军事问题都包含着经济的侧面，即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对于经济因素的理解和解释，广义来说指的是同军事力量参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狭义来说仅指预算对军事力量的约束。例如，基辛格博士比较美国的军事战略所受到的“理念的”、“技术的”和“财政的”影响后得出结论说，财政和技术两方面的影响巨大，造成军事理念的牺牲。鲍德温也指出在西方费用考虑对于防务设计的影响，比军事逻辑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国家目前和将来可支配的资源数量；这些资源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比例；分配给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源的使用效率。
希奇所研究的是最广义的经济学，并不像某些国防经济学者只研究某类型的活动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或只是从预算编制的传统角度来看问题。希奇认为，真正讲求经济性永远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和一切活动中，总是要设法最有效地利用可支配资源。
一、国防问题的经济角度
经济和效率是看待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法。对于军工制造商或军事将领面临的是固定的预算，而又企图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或达到目的，则他们所面临的就是高效率地利用资源问题。但若生产指标或其他目的是固定的，则就成了经费缩减的优化问题。这两种问题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在一定预算下能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的选择，也是能以最小的费用达到同一目的的最优选择。因此，希奇认为，那些关心费用优化的预算编制部门与关心效率优化的军事部门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像前文基辛格和鲍德温所指的那样，认为经济因素必然和战略、理念和技术诸方面的考虑相矛盾，而且在调和时必须不能太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的看法容易产生误导作用。诚然，在决定军事预算大小时国防和其他必要用途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此时讲求经济性涉及决定牺牲多少其他东西来加强军事实力的问题。但在决定如何使用军事预算问题上，却不存在这种矛盾。战略、技术和经济不是各占适当比重的三个独立“单项”，而是同一个问题中三种互相依赖的因素。战略是使预算或资源达到军事目的的方式。技术条件决定了有可能采取的战略。经济问题则是选择最有效率的战略。
二、可用于国防的资源
资源约束是经济学研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于一切选择问题，都需要考虑力图从现有的条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利用现有的资源，以使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学研究中的效用。同军事需求相比，资源总是有限的。对国防的经济性考虑，正是要在这些约束下尽可能地取得完满的结果。
（一）具体约束与一般约束
在估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决定国防活动的规模时，如果要使限制条件起到最有意义的作用，该如何表示？希奇认为，限制条件应以预定的具体供应项目来表示，例如按熟练程度和年龄分类的人力，铝矿石和与稀土的吨数等。我们把这类个别供应项目称为“具体约束”。同时，希奇也认为，资源限制有时应该以预定可以支出的金钱来表示，这个数目使总的活动受到限制，但并不限制可以利用的具体资源的多寡。把这种总的限制称为“一般约束”。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以哪种形式来表示约束呢？对于外界强加的实际限制，哪种反映的更为准确？
在某些问题中，约束无疑应以具体产品的明确数量来表示。例如，对于一只将要进行海战的航母战斗群的司令官来说，必须竭力从他所能支配的特殊资源项目中谋求最大的结果。对于这种不能够将基本资源从生产项目之间任意划拨的情况，希奇认为，数量有限的各种具体资源，才是真正地限制，应该以具体约束的形式来表示。这时，研究此类问题的方法可以采用运筹学等分析工具，将具体的资源约束置于规划问题之后，以求得最优的解决方法。
在另一些问题中，具体资源的供应并不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具体约束来表示限制就不恰当了。当面对的问题为整个海军在下一年要购置多少设备的问题为例。虽然仍然会遇到具体的约束问题，如航空母舰的建造数目，但是主要约束将是预算。在这一预算范围内，实际上将可能获得许多项数量可以变动的资源，如增加作战训练和增购电子设备、增加装备和增加人員等可以互相替代的对具体约束的灵活选择，从更高的高度增加了未来具体约束的可能性。
可见，只要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通常能够以牺牲其他项目的方法来获得某一项资源。只要时间和技术容许进行调整，国家就不会受到某资源的固定供应量的限制。因此真正的约束，是极其复杂和难以衡量的，它包括一个国家的所有国防科技基础。如技术状态与工艺、人才和技术储备、各种推动和促进力量、资本和人力的供应等之和。希奇认为，这个总额可以是国民收入，也可以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总体约束。
（二）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能够支配资源用于国防的根本约束
希奇认为，真正的基本资源不仅包括资本和人力的供应，还包括制度安排和最新技术。这些因素都是人们在设法估计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或构想可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政策时应该考虑的基本决定因素。
就预算编制中预算第一还是需求第一、是按计划预算还是项目预算的争论中。希奇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国防预算的规模时，应该将其分为若干大计划，分别考察其增减；应该充分注意计划的定义，以便能够据以做出全面的判断。对于具体的项目也要注意，使其有助于决定完成计划的效率。
三、国防资源的使用效率
国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之所以是国防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与私人领域不同，国防领域不具有自身提高效率的内在机制。在政府内部，既没有能够为提高效率指明方向的价格机制，又缺乏竞争力量促使政府各部门以最低代价履行职责。在利益驱动和破产的压力下，私营企业都不断追求有利可图的革新和有效的治理方法。相比之下，政府中就不存在这样的动力。官员的晋升或加薪是不以利润为转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效率的客观标准是不容易确定的。即使有客观标准，也没用强烈的激励因素去促成政府主导的国防部门追求革新和有效的治理方法。因此即使选择了没有效能的政策，所受损失对选择者也并无影响，这便导致了这类组织的“帕金森定律”、个人主义和官员们的不注重经济的偏向仍有较大的存身之地。 希奇认为，对于淘汰这类臃肿的政府部门来说，自然选择即使起作用也是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中既不存在足以揭示以最低代价完成公共职责的价格体系，又不存在任何能够激励或迫使政府采取这种方法的力量。针对这类问题，希奇提出三个原则性的解决途径：
一、改进政府内部的制度安排以提高效率，改进预算办法和会计制度，努力强化激励作用并改组决策机构。二、依靠系统数量分析以确定各种最有效的分配方法和工作方法。三、军事决策不论是否包括预算分配，都包括经济决定这个重要方面。若所设决策问题不当，若不正确选择用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各种解决办法，若不使用经济标准从中选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军事力量和国家将会受到损失。
就制度安排而言，希奇认为，私人经济主要依靠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而且企业家的自发趋利行为，会使生产领域趋向于更强有力的高效局面，而这一高效局面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为了提高自由企业经济的效率，应该适当地致力于提供适当的政策环境和改善制度环境，而不是自己作为主体来寻求分配、产生和经营方法的高效解法。
关于系统的定量分析，希奇认为，其对于军事决策的作用，要远比私营经济领域更重要。私营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和自然淘汰的途径来提高效率，尽管形式千差万别，但效果总是有保证的。但在政府中就不存在这种途径，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有意识地选择有效的技术和政策，因为很多问题的有关因素错综复杂，单靠直觉无法权衡轻重做出有效的决定。希奇指出，健全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发现有效的行动方针，还能强化激励；这种分析的存在，加以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可以让做出不经济的决策的人为之付出更多代价；健全的分析和部门间的相互竞争，会促进各个部门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对于军事决策来说，由于军用产品与劳务的价值本身就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因此必须预料到任何部门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发现最优体制，在理论不完备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务实的行动来对目前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的改进。
在给出上述问题具体政策建议的同时，希奇还提出应进一步考量国防经济因素分析的标准问题，提出了面对不可比因素、不确定性时的应付策略，而且提出要从经济学中的贴现率出发，来考虑投入产出的分析。
四、军事研发、后勤、经济战与动员
（一）军事研发。军事技术的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今世界，技术竞赛中的优势，并不能成为安全的保障，重要的是把技术用于实战装备，并巧妙而机智地加以部署和运用。由于科学技术上的发现都迅速成为各国科学界的共同财富。若一个国家的民用经济利用研究成果提高了生产率，即使其他国家竞相效仿，它仍将从生成率的提高中不断获益。一般来说，当一国因一项新的科学理念而领先时，必须认为对手也会因此受益。
对于一项成功的军事开发，尽管最多只有几年的纯收益，但领先数年的优势，仍具有决定性意义。希奇认为，军事研究开发上的领先不仅仅只使一国在时间上占有优势，而是足以防止或“打赢”一场战争，对于采取战略防御的国家，领先时避免失败所必须的条件。
（二）后勤研究。希奇提出，为了预测备选的各种方针和方案的后果，可以使用模拟研究。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必须用经济标准来考察各种选择，应该把这些选择看作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即利用有限资源获得最大能力的问题。
（三）经济战和援助。经济战的目的在于破坏敌人进行经济动员或生产军品的能力。经济战可以成为谈判中的一项筹码，可以表达不满的态度，通过经济战和援助来鼓动盟邦和本国人民，或者在中立国家中争取友谊。
在某种意义上，保有进行经济战的能力同保有应对有限战争的兵力有相似的好处：若拥有在规模上足以对付小规模侵略，又不至于引起全面战争的武力。与此类似，如果能以某种不至于引发有限战备的手段，对付比较微妙的威胁，也是非常理想的。经济战也许能够防止某种威胁并又不至于引发有限战争。
（四）动员、民防和战后恢复。希奇认为，在核时代过分热衷于动员基础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导致把许多资源投进无用的行动，还会模糊对关键问题的认识，使人们难以更新观念和措辞。希奇指出，针对热核战争这种巨大灾难，并不能指望任何大规模的战时生产计划，因此必须考虑的是防止灾难的辦法，或者是考虑在核战争后如何恢复国力的基础。就有限战争来说，需要的是现有部队和能够迅速召集的灵活后背兵力，而不是大规模的动员基础。（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Barry D. Watts and Todd Harrison . “SUSTAINING CRITICAL SECTORS OF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1.
[2] 查尔斯·J·希奇，罗兰·麦基恩.《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希奇；国防经济；思想
希奇认为，所有军事问题都包含着经济的侧面，即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对于经济因素的理解和解释，广义来说指的是同军事力量参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狭义来说仅指预算对军事力量的约束。例如，基辛格博士比较美国的军事战略所受到的“理念的”、“技术的”和“财政的”影响后得出结论说，财政和技术两方面的影响巨大，造成军事理念的牺牲。鲍德温也指出在西方费用考虑对于防务设计的影响，比军事逻辑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国家目前和将来可支配的资源数量；这些资源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比例；分配给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源的使用效率。
希奇所研究的是最广义的经济学，并不像某些国防经济学者只研究某类型的活动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或只是从预算编制的传统角度来看问题。希奇认为，真正讲求经济性永远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和一切活动中，总是要设法最有效地利用可支配资源。
一、国防问题的经济角度
经济和效率是看待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法。对于军工制造商或军事将领面临的是固定的预算，而又企图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或达到目的，则他们所面临的就是高效率地利用资源问题。但若生产指标或其他目的是固定的，则就成了经费缩减的优化问题。这两种问题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在一定预算下能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的选择，也是能以最小的费用达到同一目的的最优选择。因此，希奇认为，那些关心费用优化的预算编制部门与关心效率优化的军事部门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像前文基辛格和鲍德温所指的那样，认为经济因素必然和战略、理念和技术诸方面的考虑相矛盾，而且在调和时必须不能太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的看法容易产生误导作用。诚然，在决定军事预算大小时国防和其他必要用途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此时讲求经济性涉及决定牺牲多少其他东西来加强军事实力的问题。但在决定如何使用军事预算问题上，却不存在这种矛盾。战略、技术和经济不是各占适当比重的三个独立“单项”，而是同一个问题中三种互相依赖的因素。战略是使预算或资源达到军事目的的方式。技术条件决定了有可能采取的战略。经济问题则是选择最有效率的战略。
二、可用于国防的资源
资源约束是经济学研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于一切选择问题，都需要考虑力图从现有的条件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利用现有的资源，以使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学研究中的效用。同军事需求相比，资源总是有限的。对国防的经济性考虑，正是要在这些约束下尽可能地取得完满的结果。
（一）具体约束与一般约束
在估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决定国防活动的规模时，如果要使限制条件起到最有意义的作用，该如何表示？希奇认为，限制条件应以预定的具体供应项目来表示，例如按熟练程度和年龄分类的人力，铝矿石和与稀土的吨数等。我们把这类个别供应项目称为“具体约束”。同时，希奇也认为，资源限制有时应该以预定可以支出的金钱来表示，这个数目使总的活动受到限制，但并不限制可以利用的具体资源的多寡。把这种总的限制称为“一般约束”。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以哪种形式来表示约束呢？对于外界强加的实际限制，哪种反映的更为准确？
在某些问题中，约束无疑应以具体产品的明确数量来表示。例如，对于一只将要进行海战的航母战斗群的司令官来说，必须竭力从他所能支配的特殊资源项目中谋求最大的结果。对于这种不能够将基本资源从生产项目之间任意划拨的情况，希奇认为，数量有限的各种具体资源，才是真正地限制，应该以具体约束的形式来表示。这时，研究此类问题的方法可以采用运筹学等分析工具，将具体的资源约束置于规划问题之后，以求得最优的解决方法。
在另一些问题中，具体资源的供应并不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具体约束来表示限制就不恰当了。当面对的问题为整个海军在下一年要购置多少设备的问题为例。虽然仍然会遇到具体的约束问题，如航空母舰的建造数目，但是主要约束将是预算。在这一预算范围内，实际上将可能获得许多项数量可以变动的资源，如增加作战训练和增购电子设备、增加装备和增加人員等可以互相替代的对具体约束的灵活选择，从更高的高度增加了未来具体约束的可能性。
可见，只要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通常能够以牺牲其他项目的方法来获得某一项资源。只要时间和技术容许进行调整，国家就不会受到某资源的固定供应量的限制。因此真正的约束，是极其复杂和难以衡量的，它包括一个国家的所有国防科技基础。如技术状态与工艺、人才和技术储备、各种推动和促进力量、资本和人力的供应等之和。希奇认为，这个总额可以是国民收入，也可以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总体约束。
（二）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能够支配资源用于国防的根本约束
希奇认为，真正的基本资源不仅包括资本和人力的供应，还包括制度安排和最新技术。这些因素都是人们在设法估计未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或构想可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政策时应该考虑的基本决定因素。
就预算编制中预算第一还是需求第一、是按计划预算还是项目预算的争论中。希奇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国防预算的规模时，应该将其分为若干大计划，分别考察其增减；应该充分注意计划的定义，以便能够据以做出全面的判断。对于具体的项目也要注意，使其有助于决定完成计划的效率。
三、国防资源的使用效率
国防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之所以是国防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与私人领域不同，国防领域不具有自身提高效率的内在机制。在政府内部，既没有能够为提高效率指明方向的价格机制，又缺乏竞争力量促使政府各部门以最低代价履行职责。在利益驱动和破产的压力下，私营企业都不断追求有利可图的革新和有效的治理方法。相比之下，政府中就不存在这样的动力。官员的晋升或加薪是不以利润为转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效率的客观标准是不容易确定的。即使有客观标准，也没用强烈的激励因素去促成政府主导的国防部门追求革新和有效的治理方法。因此即使选择了没有效能的政策，所受损失对选择者也并无影响，这便导致了这类组织的“帕金森定律”、个人主义和官员们的不注重经济的偏向仍有较大的存身之地。 希奇认为，对于淘汰这类臃肿的政府部门来说，自然选择即使起作用也是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中既不存在足以揭示以最低代价完成公共职责的价格体系，又不存在任何能够激励或迫使政府采取这种方法的力量。针对这类问题，希奇提出三个原则性的解决途径：
一、改进政府内部的制度安排以提高效率，改进预算办法和会计制度，努力强化激励作用并改组决策机构。二、依靠系统数量分析以确定各种最有效的分配方法和工作方法。三、军事决策不论是否包括预算分配，都包括经济决定这个重要方面。若所设决策问题不当，若不正确选择用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各种解决办法，若不使用经济标准从中选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军事力量和国家将会受到损失。
就制度安排而言，希奇认为，私人经济主要依靠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而且企业家的自发趋利行为，会使生产领域趋向于更强有力的高效局面，而这一高效局面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为了提高自由企业经济的效率，应该适当地致力于提供适当的政策环境和改善制度环境，而不是自己作为主体来寻求分配、产生和经营方法的高效解法。
关于系统的定量分析，希奇认为，其对于军事决策的作用，要远比私营经济领域更重要。私营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和自然淘汰的途径来提高效率，尽管形式千差万别，但效果总是有保证的。但在政府中就不存在这种途径，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有意识地选择有效的技术和政策，因为很多问题的有关因素错综复杂，单靠直觉无法权衡轻重做出有效的决定。希奇指出，健全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发现有效的行动方针，还能强化激励；这种分析的存在，加以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可以让做出不经济的决策的人为之付出更多代价；健全的分析和部门间的相互竞争，会促进各个部门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对于军事决策来说，由于军用产品与劳务的价值本身就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因此必须预料到任何部门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发现最优体制，在理论不完备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务实的行动来对目前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的改进。
在给出上述问题具体政策建议的同时，希奇还提出应进一步考量国防经济因素分析的标准问题，提出了面对不可比因素、不确定性时的应付策略，而且提出要从经济学中的贴现率出发，来考虑投入产出的分析。
四、军事研发、后勤、经济战与动员
（一）军事研发。军事技术的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今世界，技术竞赛中的优势，并不能成为安全的保障，重要的是把技术用于实战装备，并巧妙而机智地加以部署和运用。由于科学技术上的发现都迅速成为各国科学界的共同财富。若一个国家的民用经济利用研究成果提高了生产率，即使其他国家竞相效仿，它仍将从生成率的提高中不断获益。一般来说，当一国因一项新的科学理念而领先时，必须认为对手也会因此受益。
对于一项成功的军事开发，尽管最多只有几年的纯收益，但领先数年的优势，仍具有决定性意义。希奇认为，军事研究开发上的领先不仅仅只使一国在时间上占有优势，而是足以防止或“打赢”一场战争，对于采取战略防御的国家，领先时避免失败所必须的条件。
（二）后勤研究。希奇提出，为了预测备选的各种方针和方案的后果，可以使用模拟研究。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必须用经济标准来考察各种选择，应该把这些选择看作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即利用有限资源获得最大能力的问题。
（三）经济战和援助。经济战的目的在于破坏敌人进行经济动员或生产军品的能力。经济战可以成为谈判中的一项筹码，可以表达不满的态度，通过经济战和援助来鼓动盟邦和本国人民，或者在中立国家中争取友谊。
在某种意义上，保有进行经济战的能力同保有应对有限战争的兵力有相似的好处：若拥有在规模上足以对付小规模侵略，又不至于引起全面战争的武力。与此类似，如果能以某种不至于引发有限战备的手段，对付比较微妙的威胁，也是非常理想的。经济战也许能够防止某种威胁并又不至于引发有限战争。
（四）动员、民防和战后恢复。希奇认为，在核时代过分热衷于动员基础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导致把许多资源投进无用的行动，还会模糊对关键问题的认识，使人们难以更新观念和措辞。希奇指出，针对热核战争这种巨大灾难，并不能指望任何大规模的战时生产计划，因此必须考虑的是防止灾难的辦法，或者是考虑在核战争后如何恢复国力的基础。就有限战争来说，需要的是现有部队和能够迅速召集的灵活后背兵力，而不是大规模的动员基础。（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Barry D. Watts and Todd Harrison . “SUSTAINING CRITICAL SECTORS OF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1.
[2] 查尔斯·J·希奇，罗兰·麦基恩.《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