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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在民国政坛、文坛均负富相当时望的张默君（1884—1965）、邵元冲（1890—1936）夫妇几乎双双被两岸同时遗忘，台湾为数不多关于张默君的纪念文字、传记文章，均属国民党党史研究类型，这类“先烈先贤”追忆之作，鲜有深刻透彻的见地；内地虽曾略有以张默君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知见也未见得能深入。张默君早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任会长，继之创办《神州日报》、担任神州女校校长。1918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曾为纽约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张默君不仅诗词创作丰赡高超，被誉为南社成就最高的女诗人，“珠光剑气，英耀逼人”（冒鹤亭语），终其一生又精研中国书法、收藏古玉，并皆能造诣颇深，被誉为“诗文翰墨，冰晶玉润，古意盎然，辞旨渊远”。在现实世功层面，张默君实也是其时女性一位杰出代表，“赋性刚健，持躬清正”，历任民国政要职位。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审议委员等。
张默君、邵元冲均曾留学欧西，在他们的时代，其视野学望均不算狭隘迂执，他们对于“民族固有学术”的坚守，既基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复这一当时最迫切的现实需要，更基于他们对于深切涵泳其中的“民族固有学术”的真实体认，这一历史体认不仅形塑了他们的现世生命，更使得文化记忆的呈现以生命践行的方式鲜活而具体地得以展开。
二
张默君集中明言且集中论诗之文，首称民国二十四年（1935）于金陵女子大学所做《西北归来说中国诗教》演讲，直接昭示了张默君“诗学”的观点与主张。其中对于传统“诗教”的丰厚内涵，致意再三：
夫诗非仅消遣品也，与一代历史文化之隆替，民情风俗之浇厚，国际地位之高下，关系至巨。而诗人一生之德业志事，所系亦甚重大。
晚近我国人之视诗也，大都有二派。一以为诗固雕虫小技，无裨人文；一于诗殊感兴趣，且好为之，但平日不事研讨，不求学养，拾古人之唾余（一做“袭古诗之皮毛”），而莫窥其风骨，或鲜至性真情，漫无寄托。或自诩规唐抚宋，沽灭灵襟。甚至成砌字之工匠，韵语之僵尸。芜词滥句，摇笔即来，并徒为世诟病耳，以见中国诗教就衰，言之滋慨。
《汉书·艺文志》曰：“《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盖诗人者，三代以下直道而行之民也。能发乎情、止于礼义者也。先哲诏吾人曰：“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以为诗人尤应具操守也。盖诗人者，自有其灵的境界，自有其安慰，自有其不受外物动摇之高尚纯洁坚贞之志。
夫诗者，言之精也，志也，心之精也。诗言志，宜以至正至诚之心志，抒写至大至刚至美之诗歌，扬大汉之天声，振上古之风雅，起垂死之国魂，固吾人从事文学而负雪国耻、兴民族之责者，所当努力者也。
在此，“诗”承载了张默君一生最为關注与投入的几桩要务：历史文化之隆替是固有传统学术问题（扬大汉之天声）；民情风俗之浇厚是主体人格养成问题（振上古之风雅）；国际地位之高下是民族国家复兴问题（起垂死之国魂）。西北作为“先哲诗教昌始之疆域”，其风土醇厚让张默君一唱三叹，西行途中她有诗推许杜甫志在邦国，“天壤长留诗史在，匡时怀抱几人知”，颇有自期意味。日后在台（1956）她并曾再度赋诗，重申此旨：
媺伦成化尼山旨，辅世哀民楚屈心。
应识古今诗教理，撑持天壤此元音。
此处，张默君对诗要求的风骨性情雅正，要求的是诗人的风骨性情雅正。诗人不仅要成为“三代直行之民”，能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所当具备的不为物役时移的操守高尚，已经足以优入圣域。
张默君家学素称渊深。张父伯纯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一代贤达，热心教育，在张默君的追忆与断制中，父学根底乃在明儒王、黄、顾之学，“于姚江尤有神契”；“正人心”而“以教育培国本”乃是其父认可的当务之急，故其一生举办教育（学堂、女塾）皆以“养正”名之。尽管“笃实·力行·复仇·明耻”是父亲教书育人的宗旨，其及门弟子俊彦包括蔡锷、赵声、禹之谟、秦力山这些辛亥前后为“缔造新中国”前赴后继的豪杰之士，但“革命先革心”作为张伯纯最为响亮的主张，针对的现实乃是“今日学绝道衰，智育渐进，而德育不修，非拔本塞源，提醒其良知，则放心不收，即病根永在”。此正不同于当时流行所谓“革命”者，倒是颇有“复古”意味。（参阅张默君《湘乡谒父墓述哀》、《先考伯纯公行略》）
张母何承徽（字懿生，晚号仪孝老人）亦有名于时，诗名甚藉，湘人谭延闿称为“沈酣三唐，渊源八代，风骨既骞，芬芳自远，海内奉为女师，异国求其诗草”。“海内女师”之名并非虚誉。清末两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魏光焘先后聘请张伯纯督办两江学务，旅宁第一学校、湖南公学、养正学校、养正女学得以陆续创办于金陵，均得何氏夫人一力辅佐。彼时养正女学既设于张家铁汤池寓所，其主持人即是何氏夫人，“其时中国风气未开，江南而有吾国人自办之男女中小学，是殆其嚆矢”。后张伯纯受命监督安徽皖江中学，何氏夫人再次受聘芜湖省立第二女校国文主任，后又受聘振华女校国学讲席，均能表现卓著。何氏之兄璞元，诗名亦佳，受知于光宣诗坛祭酒陈三立，为陈家西席，日后的书画名家、陈家长子陈衡恪即其受业弟子。
“自有清刚在诗骨，欲扶正雅起骚魂”是张氏年甫十八所作诗，语出《秣陵秋兴》之二，后两句为“从来文字关兴替，放眼千秋一笑存”——张默君诗学理念之成熟，可谓早矣。日后，邵元冲在《白华草堂诗·序》中特意征引此句。谭延闿亦曾点评邵、张夫妇二人之诗，以为“翼如风期朴雅，内蕴珠光；默君骨韵清刚，兼饶剑气”。“新诗一卷见清刚”（许世英语）能成为时人对其诗风的公论要非谀辞。邵瑞彭序《红树白云山馆词》有谓：“其词雅足以称其诗，小令近阳春欧、晏，慢词近白石、西麓，举凡北宋伧率之蔽，南宋刻镂之习，靡不揃揻其尽。譬之庖丁奏刀，音中桑林之舞，沈丘禀羽，气遏郢人之锋，匪为才之高，抑亦学之纯。”
所举正是风雅之正，“才高学纯”亦是诗风的优入圣域。如道这一断制至少高度吻合张默君本人的诗学理想与诗教传统，当无疑问。同光体的诗学祭酒陈衍，亦称张诗不遗余力：“华实并茂，人无间言。余读其诗稿至闱中唱和，所以慎遗珠而勖多士者，如读欧阳永叔礼部贡院阅进士试，苏子瞻催试官考校赠李方叔诸篇，吾恐帖括取士之朝，翰苑诸君，仅习时艺试帖小楷者闻之，亦可以少愧矣。” 与此类表彰相匹配，张默君平生诗笔甚为端严，辞令稍涉狎亵即不会现于笔端，整体风格可谓一以贯之的正气郁勃、襟怀阔大，儿女情隐，风云气显，堪为其诗教理论的明证与样本。陈三立为其诗集作序，谓为“风格类其母夫人（即所谓‘规抚六朝初唐，纷披古藻，雅丽铿锵’）与舅氏，而兼负其父驰骋之才”。
张氏生性严正硬朗，可做一注脚尚有其著《中国文字源流及历代书法之演进》不讳“因人废言”：“凡有立身欠正，大节有亏，如元之赵孟頫，明之王铎辈，名列二臣者不举。”更进一步言及书法艺术之运笔用力：“顾生平为书，最恶以笔尖欹跛弄姿，侧锋取媚，致堕外道。欲免斯病，是殆非万豪齐力，纯致中锋，不为功也。”此语不仅道出她书法的好处，也是她诗作的好处。对于曾亲历辛亥之役的张默君，“轩辕裔胄之创建精神、开国儿女之信史”的刚健正直之风，“中原处处咽胡笳，等是萧条失故家。不为苍生为鬼神，毋劳虚席贾长沙”（《苍生》）式样的心忧天下、志在国族，乃其荣耀与信条，单纯而明朗，无多算计。
于是一部《大凝堂集》大音堂堂，于中时时可见张默君弘扬“中国固有之学”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努力，所谓立极、树人、诗教、母教，所谓“侧身天壤，俛仰古今，耿耿丹忱”，意均在此。而乱世托命为诗人，诗教是她一生致力承担的具体的核心。
三
尤有甚者，张默君的诗教理想还进一步开拓为文物典制的记忆与保存，发明历史，严肃礼仪，寄托身心，美化精神。
一甲子前的丙申年（1956），飘蓬在台的张默君用其最为擅长的章草写下《玉德篇》，以她一贯典则大雅、清真醇厚的诗体风格记录下玉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渊薮、典制制度、个人修身的诸种意义：
鸿蒙判庶物，石器肇优先。
玉为石之精，圭瑗形乾坤。
中字自兹成，国奠文化宣。
礼言不去身，诗咏其相僊。
虹变出玄圃，烟暖出蓝田。
黄琮以祀地，苍璧为礼天。
珑祷农旱灾，琥象肃杀权。
凭璋起军旅，举玦绝恶缘。
温其比君子，瑟彼若婵娟。
品推旁达嫩，质重方流鲜。
贾害虞叔志，无贪子罕贤。
仲尼答问玉，九德加被焉。
白虎通六瑞，典制书尤全。
文明觇嬗晋，禀节殊刚坚。
神光照溟宇，皓月辉潭川。
膏无其莹润，雨无其泽渊。
至德配天壤，仪型千亿年。
圭、瑗、琮、璧、珑、琥、璋、玦……均为古玉之形名。古玉所具备的“至德”与“仪型”的文化价值的绝对性、永恒性，无疑正是张默君一生钟情所在。既然“神皋文物看垂绝，延驻何年至道恢”，张默君对物（玉）的执着与收纳，即是对道的执着与收纳。人间秩序的建构经由这一特殊的器物的象征意义被完美地绾结。文物典章之美，于斯为盛。
来年丁酉（1957）二月，张默君更将生平收藏的三代古玉五十件，捐赠台北历史文物美术馆（今历史博物馆前身），“公诸国人，俾国人知中华真正传国之宝而共起国魂之认识”。台湾大学图书馆至今藏有《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一册，印刷年代当为张默君献玉之年，其中泰半为张氏所献诸玉图谱，居前收录文字均为一时名流对此事的随喜赞叹。
此前的1953年，张默君还曾有综论性质的《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文章专著。文中对中国古玉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展开详细说明。具体形制演变之外，尤其强调玉为“祥瑞”（“礼器信物，胥以成玉”）、君子德玉（“玉有九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诸种精神意义的承载，并转引当时法国《万象报》中论中国古玉之言，以为“代表抽象之原理，至高贵至纯粹者”。玉既然关乎德法典制、大国风度，研究古玉之人更需具备慧眼、精心、旷怀、雅趣，能够“殚哲学之真理，纵艺术之眼光”，进而“珍重开国之宝，发扬爱国之思”。有别于世间玩物丧志遑论倒手炒卖者，张默君的玉学思维甚至高至为国族立命的程度：“中国之中字，乃古玉圭璧或圭瑗并合之象征，即乾坤之象所由立，人类生生不息之义所由成也。概乾行刚健，坤德温厚，以代表人类阴阳之性，繁殖绵延之义。”
历数中国产玉之地后，更浩叹“吾产玉最美之新疆，早入俄帝魔掌，即产玉之本部蓝田、荆山，及边远青海、松花江等，亦并沦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炎黄华胄应如何明耻教战，卧薪尝胆”，匡复之志，形见乎辞。
张默君于玉学之能“所见远大，所择谨严”是为一时专家首肯的。其收藏历程似乎也有分外的文化寄托意味。例如民国二十年她首次担任高等考试典试官“为国量才”之际，即得古玉尺两端；之后并以“玉尺楼主人”之号行世，陈散原（三立）亲自为其题写楹额。张默君也特意纪之以詩，有谓“天开文运此堂堂，玉尺还凭玉手量，青眼高歌迈前古，独怜崇碬作男装”。“玉尺量才”这一美好感觉显然为张默君深所喜爱，之后包括在台，她曾经多次以此典故书写担任试官这一经历。如此对待物学的态度，也即张默君对待诗学的态度，“文物典章”即此二事，二者一脉相承，可互为诠解。张默君的物学与诗学，都有其独特意义，是特定之物，也是特定之诗，物重建历史、也承担历史，诗吟咏性情、更规约性情。
四
张、邵二人的一生大量收藏古玉至名其斋为“玄圃”（取“虹变出玄圃，烟暖生蓝田”意，见张默君《玉德篇》），自然意在“君子比德于玉”的美好象征、以君子自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腠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的自期作为信念对于张、邵始终显得真实而体贴，“达者兼善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依然是他们真诚的追求与寄托，“羁于国事，奔走半生”的同时能够“栖山枕谷，覃心学术”（《邵元冲日记》，1930年4月3日）始终是他们由来已久的怀抱与理想——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亭林之训，学人之准”（《邵元冲日记》，1933年1月1日）。邵元冲那代知识人即使有过留学欧美的经验例如邵氏本人，在选择从政之后似乎还是更多秉承了传统中国“士大夫政治”的某种特质。此亦证明一种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发生之时的必然缓慢与艰涩——晚清以降在宗法帝制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制转型之间焦灼迷茫而不自知其焦灼迷茫的中国“士夫”绝非少数。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中有谓，“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价值论基础是，不把某一人生的价值理念变成社会法权强行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之。儒家政治理想则相反，总是以儒家道德理想为天下的正道，而此道又偏偏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这里并没有给个体以人生意义自己的抉择，而是政治性地教化万民”，此意付诸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理念纠结中的知识人的入世情怀与政治处境，尤其沉重。张、邵可算典型。 张默君夫妇的文物典章之雅非止于玩玉。收藏明季文物、拜谒遗烈陈迹乃至再版明季文献同样一直是他们特有的爱好。张默君书中曾记邵元冲为熊开元（檗庵大师）捐资修墓。邵元冲身后张默君更以其卖书余资“助绍邑刊明祁忠敏公彪佳遗书行世”以“续公志”，时人亦有以祁佳彪夫人商景兰之“哭忠敏诗”拟与张默君之哭邵元冲“哀愤诗”为“异代同悲”者，所谓“寓山同调在，读罢一沾巾”（沈复庵《书张默君夫人哀愤后诗》）。邵元冲罹难之后，犹如汤国梨之于章太炎，张默君也选择了紧邻岳飞庙与张苍水墓之处作为夫婿坟茔（具体位置在杭州武林九里松石莲亭），象征与寄托不言而喻。1950年，身在台北的张默君更在邵元冲六十冥诞之际写下“差同皋羽哭西台”、“恫绝文山死国年”这样的句子，尽管这一次她用来比拟夫君的对象是宋季的英烈。
邵元冲身为国民党元老与政府要员。1925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长、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杭州市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主任等。本人理论建树外，源于妻缘，后人亦得在张氏追忆中稍稍窥见其人格性情具体行止。早逝的邵元冲对于古典“政教”的本质，较之有文化信徒意味的妻子仿佛更为清醒一些，一度试图“探民生哲学之奥，济近代政治之偏”（《玄圃遗书》张默君序）：“民族正气之培养在于教，民族正气之发挥存乎文。所谓政治，在充实民族正气。所谓教育，在培养民族正气。”
只是政教合一的愿景已经溷入末世。入世济民的热忱如果只能内敛为出世独善的高蹈，毋宁是令精神倍为感伤的。
张默君似乎没有经历这种撕裂。后人甚至不很容易判断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忍辱修行、还是诗人理想主义的单纯遮蔽？笔者的判断是，“万豪齐力，纯致中锋”的追拟圣贤气象非皮相中能得来。就张默君一生行止与诗笔通观，她的信靠与坚守便是如此纯净简洁的，“又见春回天地宽，道腴心淡倍清欢”（《岁朝偕翼公试笔》，1934）之境非强作欢颜而能得：
悲悯人天动百神，看从苦海起沉沦。
禀彝毕竟同攸好，还尔庄严自在身。
不仅张母何氏是虔诚的佛教徒，张默君本人从未否认自己亲炙佛教，出现在其作品署名中，就有“白华居士”、“无诤居士”、“慧观居士”等数处，时间贯穿其后半生。如此明确的皈依，应该跟邵元冲的横死创伤有关。她曾特意记载邵氏罹难后、印光法师对她的安慰之语。这是一种已然陌生于今日文壇学界、自然更陌生于政坛实践的生命观念。
邵元冲生前“兼耽释典”见于张默君的追忆，她的亲近佛教与此多少有关。邵元冲殁后，伤心之余张默君似乎深受华严宗吸引，文集中并有文指证邵即华严宗第五代唐圭峰“圭密”转世，所谓“髫龄依母礼佛，髣髴菩提。迨与翼如结褵，就其邺架所储，遂稍涉内典”。记载其母往生瑞相所用笔致，也是端合佛子身份。《选印金刚般若波罗蜜阿弥陀等经序》、《玄奘大师归骨志憙》诸文，涉及佛理言说亦犹如其诗，稳健典雅。但大体论之，尤其见诸行事，仍以儒家为基本，这从以“大凝堂”名其诗文集即显而易见。“三至五岁受《诗》、《书》、《孝经》于先妣仪孝老人，六至十二岁受《易》、《春秋》、诸子于先子伯公，稚齿含经，童心味道”，这是张默君一代读书人乃至此前千年中国读书人的文明“底色”与生命质料。儒学善于吸收，或正近乎玉质。内佛外儒毫无吃力成为张默君甚为妥帖的精神安置，犹如她一贯硬朗刚正的诗风，纠结困顿并不容易见诸其笔，犹如根本不曾存在，抑或这也是一种“根骨”佳处。
曾在民国政坛、文坛均负富相当时望的张默君（1884—1965）、邵元冲（1890—1936）夫妇几乎双双被两岸同时遗忘，台湾为数不多关于张默君的纪念文字、传记文章，均属国民党党史研究类型，这类“先烈先贤”追忆之作，鲜有深刻透彻的见地；内地虽曾略有以张默君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知见也未见得能深入。张默君早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任会长，继之创办《神州日报》、担任神州女校校长。1918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曾为纽约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张默君不仅诗词创作丰赡高超，被誉为南社成就最高的女诗人，“珠光剑气，英耀逼人”（冒鹤亭语），终其一生又精研中国书法、收藏古玉，并皆能造诣颇深，被誉为“诗文翰墨，冰晶玉润，古意盎然，辞旨渊远”。在现实世功层面，张默君实也是其时女性一位杰出代表，“赋性刚健，持躬清正”，历任民国政要职位。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审议委员等。
张默君、邵元冲均曾留学欧西，在他们的时代，其视野学望均不算狭隘迂执，他们对于“民族固有学术”的坚守，既基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复这一当时最迫切的现实需要，更基于他们对于深切涵泳其中的“民族固有学术”的真实体认，这一历史体认不仅形塑了他们的现世生命，更使得文化记忆的呈现以生命践行的方式鲜活而具体地得以展开。
二
张默君集中明言且集中论诗之文，首称民国二十四年（1935）于金陵女子大学所做《西北归来说中国诗教》演讲，直接昭示了张默君“诗学”的观点与主张。其中对于传统“诗教”的丰厚内涵，致意再三：
夫诗非仅消遣品也，与一代历史文化之隆替，民情风俗之浇厚，国际地位之高下，关系至巨。而诗人一生之德业志事，所系亦甚重大。
晚近我国人之视诗也，大都有二派。一以为诗固雕虫小技，无裨人文；一于诗殊感兴趣，且好为之，但平日不事研讨，不求学养，拾古人之唾余（一做“袭古诗之皮毛”），而莫窥其风骨，或鲜至性真情，漫无寄托。或自诩规唐抚宋，沽灭灵襟。甚至成砌字之工匠，韵语之僵尸。芜词滥句，摇笔即来，并徒为世诟病耳，以见中国诗教就衰，言之滋慨。
《汉书·艺文志》曰：“《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盖诗人者，三代以下直道而行之民也。能发乎情、止于礼义者也。先哲诏吾人曰：“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吾以为诗人尤应具操守也。盖诗人者，自有其灵的境界，自有其安慰，自有其不受外物动摇之高尚纯洁坚贞之志。
夫诗者，言之精也，志也，心之精也。诗言志，宜以至正至诚之心志，抒写至大至刚至美之诗歌，扬大汉之天声，振上古之风雅，起垂死之国魂，固吾人从事文学而负雪国耻、兴民族之责者，所当努力者也。
在此，“诗”承载了张默君一生最为關注与投入的几桩要务：历史文化之隆替是固有传统学术问题（扬大汉之天声）；民情风俗之浇厚是主体人格养成问题（振上古之风雅）；国际地位之高下是民族国家复兴问题（起垂死之国魂）。西北作为“先哲诗教昌始之疆域”，其风土醇厚让张默君一唱三叹，西行途中她有诗推许杜甫志在邦国，“天壤长留诗史在，匡时怀抱几人知”，颇有自期意味。日后在台（1956）她并曾再度赋诗，重申此旨：
媺伦成化尼山旨，辅世哀民楚屈心。
应识古今诗教理，撑持天壤此元音。
此处，张默君对诗要求的风骨性情雅正，要求的是诗人的风骨性情雅正。诗人不仅要成为“三代直行之民”，能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所当具备的不为物役时移的操守高尚，已经足以优入圣域。
张默君家学素称渊深。张父伯纯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一代贤达，热心教育，在张默君的追忆与断制中，父学根底乃在明儒王、黄、顾之学，“于姚江尤有神契”；“正人心”而“以教育培国本”乃是其父认可的当务之急，故其一生举办教育（学堂、女塾）皆以“养正”名之。尽管“笃实·力行·复仇·明耻”是父亲教书育人的宗旨，其及门弟子俊彦包括蔡锷、赵声、禹之谟、秦力山这些辛亥前后为“缔造新中国”前赴后继的豪杰之士，但“革命先革心”作为张伯纯最为响亮的主张，针对的现实乃是“今日学绝道衰，智育渐进，而德育不修，非拔本塞源，提醒其良知，则放心不收，即病根永在”。此正不同于当时流行所谓“革命”者，倒是颇有“复古”意味。（参阅张默君《湘乡谒父墓述哀》、《先考伯纯公行略》）
张母何承徽（字懿生，晚号仪孝老人）亦有名于时，诗名甚藉，湘人谭延闿称为“沈酣三唐，渊源八代，风骨既骞，芬芳自远，海内奉为女师，异国求其诗草”。“海内女师”之名并非虚誉。清末两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魏光焘先后聘请张伯纯督办两江学务，旅宁第一学校、湖南公学、养正学校、养正女学得以陆续创办于金陵，均得何氏夫人一力辅佐。彼时养正女学既设于张家铁汤池寓所，其主持人即是何氏夫人，“其时中国风气未开，江南而有吾国人自办之男女中小学，是殆其嚆矢”。后张伯纯受命监督安徽皖江中学，何氏夫人再次受聘芜湖省立第二女校国文主任，后又受聘振华女校国学讲席，均能表现卓著。何氏之兄璞元，诗名亦佳，受知于光宣诗坛祭酒陈三立，为陈家西席，日后的书画名家、陈家长子陈衡恪即其受业弟子。
“自有清刚在诗骨，欲扶正雅起骚魂”是张氏年甫十八所作诗，语出《秣陵秋兴》之二，后两句为“从来文字关兴替，放眼千秋一笑存”——张默君诗学理念之成熟，可谓早矣。日后，邵元冲在《白华草堂诗·序》中特意征引此句。谭延闿亦曾点评邵、张夫妇二人之诗，以为“翼如风期朴雅，内蕴珠光；默君骨韵清刚，兼饶剑气”。“新诗一卷见清刚”（许世英语）能成为时人对其诗风的公论要非谀辞。邵瑞彭序《红树白云山馆词》有谓：“其词雅足以称其诗，小令近阳春欧、晏，慢词近白石、西麓，举凡北宋伧率之蔽，南宋刻镂之习，靡不揃揻其尽。譬之庖丁奏刀，音中桑林之舞，沈丘禀羽，气遏郢人之锋，匪为才之高，抑亦学之纯。”
所举正是风雅之正，“才高学纯”亦是诗风的优入圣域。如道这一断制至少高度吻合张默君本人的诗学理想与诗教传统，当无疑问。同光体的诗学祭酒陈衍，亦称张诗不遗余力：“华实并茂，人无间言。余读其诗稿至闱中唱和，所以慎遗珠而勖多士者，如读欧阳永叔礼部贡院阅进士试，苏子瞻催试官考校赠李方叔诸篇，吾恐帖括取士之朝，翰苑诸君，仅习时艺试帖小楷者闻之，亦可以少愧矣。” 与此类表彰相匹配，张默君平生诗笔甚为端严，辞令稍涉狎亵即不会现于笔端，整体风格可谓一以贯之的正气郁勃、襟怀阔大，儿女情隐，风云气显，堪为其诗教理论的明证与样本。陈三立为其诗集作序，谓为“风格类其母夫人（即所谓‘规抚六朝初唐，纷披古藻，雅丽铿锵’）与舅氏，而兼负其父驰骋之才”。
张氏生性严正硬朗，可做一注脚尚有其著《中国文字源流及历代书法之演进》不讳“因人废言”：“凡有立身欠正，大节有亏，如元之赵孟頫，明之王铎辈，名列二臣者不举。”更进一步言及书法艺术之运笔用力：“顾生平为书，最恶以笔尖欹跛弄姿，侧锋取媚，致堕外道。欲免斯病，是殆非万豪齐力，纯致中锋，不为功也。”此语不仅道出她书法的好处，也是她诗作的好处。对于曾亲历辛亥之役的张默君，“轩辕裔胄之创建精神、开国儿女之信史”的刚健正直之风，“中原处处咽胡笳，等是萧条失故家。不为苍生为鬼神，毋劳虚席贾长沙”（《苍生》）式样的心忧天下、志在国族，乃其荣耀与信条，单纯而明朗，无多算计。
于是一部《大凝堂集》大音堂堂，于中时时可见张默君弘扬“中国固有之学”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努力，所谓立极、树人、诗教、母教，所谓“侧身天壤，俛仰古今，耿耿丹忱”，意均在此。而乱世托命为诗人，诗教是她一生致力承担的具体的核心。
三
尤有甚者，张默君的诗教理想还进一步开拓为文物典制的记忆与保存，发明历史，严肃礼仪，寄托身心，美化精神。
一甲子前的丙申年（1956），飘蓬在台的张默君用其最为擅长的章草写下《玉德篇》，以她一贯典则大雅、清真醇厚的诗体风格记录下玉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渊薮、典制制度、个人修身的诸种意义：
鸿蒙判庶物，石器肇优先。
玉为石之精，圭瑗形乾坤。
中字自兹成，国奠文化宣。
礼言不去身，诗咏其相僊。
虹变出玄圃，烟暖出蓝田。
黄琮以祀地，苍璧为礼天。
珑祷农旱灾，琥象肃杀权。
凭璋起军旅，举玦绝恶缘。
温其比君子，瑟彼若婵娟。
品推旁达嫩，质重方流鲜。
贾害虞叔志，无贪子罕贤。
仲尼答问玉，九德加被焉。
白虎通六瑞，典制书尤全。
文明觇嬗晋，禀节殊刚坚。
神光照溟宇，皓月辉潭川。
膏无其莹润，雨无其泽渊。
至德配天壤，仪型千亿年。
圭、瑗、琮、璧、珑、琥、璋、玦……均为古玉之形名。古玉所具备的“至德”与“仪型”的文化价值的绝对性、永恒性，无疑正是张默君一生钟情所在。既然“神皋文物看垂绝，延驻何年至道恢”，张默君对物（玉）的执着与收纳，即是对道的执着与收纳。人间秩序的建构经由这一特殊的器物的象征意义被完美地绾结。文物典章之美，于斯为盛。
来年丁酉（1957）二月，张默君更将生平收藏的三代古玉五十件，捐赠台北历史文物美术馆（今历史博物馆前身），“公诸国人，俾国人知中华真正传国之宝而共起国魂之认识”。台湾大学图书馆至今藏有《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一册，印刷年代当为张默君献玉之年，其中泰半为张氏所献诸玉图谱，居前收录文字均为一时名流对此事的随喜赞叹。
此前的1953年，张默君还曾有综论性质的《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文章专著。文中对中国古玉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展开详细说明。具体形制演变之外，尤其强调玉为“祥瑞”（“礼器信物，胥以成玉”）、君子德玉（“玉有九德，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诸种精神意义的承载，并转引当时法国《万象报》中论中国古玉之言，以为“代表抽象之原理，至高贵至纯粹者”。玉既然关乎德法典制、大国风度，研究古玉之人更需具备慧眼、精心、旷怀、雅趣，能够“殚哲学之真理，纵艺术之眼光”，进而“珍重开国之宝，发扬爱国之思”。有别于世间玩物丧志遑论倒手炒卖者，张默君的玉学思维甚至高至为国族立命的程度：“中国之中字，乃古玉圭璧或圭瑗并合之象征，即乾坤之象所由立，人类生生不息之义所由成也。概乾行刚健，坤德温厚，以代表人类阴阳之性，繁殖绵延之义。”
历数中国产玉之地后，更浩叹“吾产玉最美之新疆，早入俄帝魔掌，即产玉之本部蓝田、荆山，及边远青海、松花江等，亦并沦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炎黄华胄应如何明耻教战，卧薪尝胆”，匡复之志，形见乎辞。
张默君于玉学之能“所见远大，所择谨严”是为一时专家首肯的。其收藏历程似乎也有分外的文化寄托意味。例如民国二十年她首次担任高等考试典试官“为国量才”之际，即得古玉尺两端；之后并以“玉尺楼主人”之号行世，陈散原（三立）亲自为其题写楹额。张默君也特意纪之以詩，有谓“天开文运此堂堂，玉尺还凭玉手量，青眼高歌迈前古，独怜崇碬作男装”。“玉尺量才”这一美好感觉显然为张默君深所喜爱，之后包括在台，她曾经多次以此典故书写担任试官这一经历。如此对待物学的态度，也即张默君对待诗学的态度，“文物典章”即此二事，二者一脉相承，可互为诠解。张默君的物学与诗学，都有其独特意义，是特定之物，也是特定之诗，物重建历史、也承担历史，诗吟咏性情、更规约性情。
四
张、邵二人的一生大量收藏古玉至名其斋为“玄圃”（取“虹变出玄圃，烟暖生蓝田”意，见张默君《玉德篇》），自然意在“君子比德于玉”的美好象征、以君子自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腠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的自期作为信念对于张、邵始终显得真实而体贴，“达者兼善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依然是他们真诚的追求与寄托，“羁于国事，奔走半生”的同时能够“栖山枕谷，覃心学术”（《邵元冲日记》，1930年4月3日）始终是他们由来已久的怀抱与理想——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亭林之训，学人之准”（《邵元冲日记》，1933年1月1日）。邵元冲那代知识人即使有过留学欧美的经验例如邵氏本人，在选择从政之后似乎还是更多秉承了传统中国“士大夫政治”的某种特质。此亦证明一种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发生之时的必然缓慢与艰涩——晚清以降在宗法帝制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制转型之间焦灼迷茫而不自知其焦灼迷茫的中国“士夫”绝非少数。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中有谓，“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价值论基础是，不把某一人生的价值理念变成社会法权强行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之。儒家政治理想则相反，总是以儒家道德理想为天下的正道，而此道又偏偏是关乎国家社稷的，这里并没有给个体以人生意义自己的抉择，而是政治性地教化万民”，此意付诸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理念纠结中的知识人的入世情怀与政治处境，尤其沉重。张、邵可算典型。 张默君夫妇的文物典章之雅非止于玩玉。收藏明季文物、拜谒遗烈陈迹乃至再版明季文献同样一直是他们特有的爱好。张默君书中曾记邵元冲为熊开元（檗庵大师）捐资修墓。邵元冲身后张默君更以其卖书余资“助绍邑刊明祁忠敏公彪佳遗书行世”以“续公志”，时人亦有以祁佳彪夫人商景兰之“哭忠敏诗”拟与张默君之哭邵元冲“哀愤诗”为“异代同悲”者，所谓“寓山同调在，读罢一沾巾”（沈复庵《书张默君夫人哀愤后诗》）。邵元冲罹难之后，犹如汤国梨之于章太炎，张默君也选择了紧邻岳飞庙与张苍水墓之处作为夫婿坟茔（具体位置在杭州武林九里松石莲亭），象征与寄托不言而喻。1950年，身在台北的张默君更在邵元冲六十冥诞之际写下“差同皋羽哭西台”、“恫绝文山死国年”这样的句子，尽管这一次她用来比拟夫君的对象是宋季的英烈。
邵元冲身为国民党元老与政府要员。1925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长、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杭州市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主任等。本人理论建树外，源于妻缘，后人亦得在张氏追忆中稍稍窥见其人格性情具体行止。早逝的邵元冲对于古典“政教”的本质，较之有文化信徒意味的妻子仿佛更为清醒一些，一度试图“探民生哲学之奥，济近代政治之偏”（《玄圃遗书》张默君序）：“民族正气之培养在于教，民族正气之发挥存乎文。所谓政治，在充实民族正气。所谓教育，在培养民族正气。”
只是政教合一的愿景已经溷入末世。入世济民的热忱如果只能内敛为出世独善的高蹈，毋宁是令精神倍为感伤的。
张默君似乎没有经历这种撕裂。后人甚至不很容易判断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忍辱修行、还是诗人理想主义的单纯遮蔽？笔者的判断是，“万豪齐力，纯致中锋”的追拟圣贤气象非皮相中能得来。就张默君一生行止与诗笔通观，她的信靠与坚守便是如此纯净简洁的，“又见春回天地宽，道腴心淡倍清欢”（《岁朝偕翼公试笔》，1934）之境非强作欢颜而能得：
悲悯人天动百神，看从苦海起沉沦。
禀彝毕竟同攸好，还尔庄严自在身。
不仅张母何氏是虔诚的佛教徒，张默君本人从未否认自己亲炙佛教，出现在其作品署名中，就有“白华居士”、“无诤居士”、“慧观居士”等数处，时间贯穿其后半生。如此明确的皈依，应该跟邵元冲的横死创伤有关。她曾特意记载邵氏罹难后、印光法师对她的安慰之语。这是一种已然陌生于今日文壇学界、自然更陌生于政坛实践的生命观念。
邵元冲生前“兼耽释典”见于张默君的追忆，她的亲近佛教与此多少有关。邵元冲殁后，伤心之余张默君似乎深受华严宗吸引，文集中并有文指证邵即华严宗第五代唐圭峰“圭密”转世，所谓“髫龄依母礼佛，髣髴菩提。迨与翼如结褵，就其邺架所储，遂稍涉内典”。记载其母往生瑞相所用笔致，也是端合佛子身份。《选印金刚般若波罗蜜阿弥陀等经序》、《玄奘大师归骨志憙》诸文，涉及佛理言说亦犹如其诗，稳健典雅。但大体论之，尤其见诸行事，仍以儒家为基本，这从以“大凝堂”名其诗文集即显而易见。“三至五岁受《诗》、《书》、《孝经》于先妣仪孝老人，六至十二岁受《易》、《春秋》、诸子于先子伯公，稚齿含经，童心味道”，这是张默君一代读书人乃至此前千年中国读书人的文明“底色”与生命质料。儒学善于吸收，或正近乎玉质。内佛外儒毫无吃力成为张默君甚为妥帖的精神安置，犹如她一贯硬朗刚正的诗风，纠结困顿并不容易见诸其笔，犹如根本不曾存在，抑或这也是一种“根骨”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