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的感悟、胡兰成与道家的圆教--兼议汉文明道在器中、即器修道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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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非有情非无情的感情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熟悉黄老之术的胡兰成,感情观恰与之一致。本文旨在表明道足以应物,举出道应于人事之一例,管中窥豹。汉文明中,道不仅见于人事,也见于制器、技艺,遍及百姓日用,中国人的人生因此成为修道的过程,人性的超越维度就此保住,因此中国无宗教。当下重建中国文明,应洄复日常修行这一传统。洄复的关键,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要钩沉出道究竟如何见于人事、制器与技艺?这里是一点初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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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病”原指一国由于过度依赖单一产品或服务的出口而导致经济先繁荣后急剧萎缩的现象。本文将此概念拓展,认为此类“荷兰病”可以在任何产业中发生,其本质是追求现期利润而导致的产业过度集中,从而使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整体不确定性。通过分析此种经济模式的内在“荷兰病”趋势带来的不稳定性,说明了这种表面的经济繁荣是以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风险为代价的。本文发现,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可能无法全部反映行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在引导产业结构形成时的局限性,警惕此类信号的误
内容提要我们对唐宋城市变革发生以前,中国中古的城乡关系、城乡区别与联系,目前还缺乏明朗的认知。虽然有学者讨论了唐都长安与其近郊地理单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但专及长安城乡人口流动及相关问题的论著甚少。本文以文人官员自居易为例,关注其元和初年在长安近郊益屋任县尉及此前后在长安任职的经历、行踪,通过诗文揭示的他的思想、言论、视野,探讨士人的长安城乡流动以及城乡观念,并深入中唐社会变革背景下的长安城市与乡村,从负责“收率课调”的县尉之视角,了解两税法下新的财税政策在基层执行的实况与问题。
作为庶族地主利益的代表,东林党人凭据君子人格的张扬、以“天下之公”的名义抗礼王权,希望通过将君主符号化限制其私权的肆意发挥,这对王权的整体性和天然合法性造成了伤害,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种罪责——“忠君”是道德君子必须固守的核心价值——而深怀歉疚与不安,因而不断标榜对君主的“忠心”再三提醒和确认自己的人臣本分,以期摆脱精神背叛者的道德困境并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因此东林党人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身心透明的道德标本,他们同社会大众一样,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内心充满张力和冲突。
本文详析朱子对于《论语》总章四O二的注解,指出其间有未尽之意。倘若结合朱子在别处对于本章的讨论加以补述,对本章作一个有根柢有从来的推明,则可见:由于儒家因确知善恶而作出的当其实之是非,都是本诸知道理之当然,知是物之当然而然亦知其不当然而然说下来的,圣人“如有所誉”所彰显的善善从长之意,不但与“谁毁谁誉”所彰显的是是非非截然方正同为道理之直一发见,且作为元、仁发见之证验,于智端所括之是是非非更为在先。不本诸善善从长而论是非,则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实,鲜不为毁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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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及其追随者哈特曼提出了质料价值伦理学说。该理论立足于现象学对西方伦理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主张对德性之立足根基的价值本身进行探察。价值的认知与价值的功能化滞后于价值洞见,而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内容,或“质料”。价值洞见从根本上发端于情感的家园——心灵,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情感现象学得到理解。立足于情感现象学,舍勒提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探察异质文化价值之根基,从而同情、容忍直至接受异己文化范式,最终实现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谐调”。舍勒的思想能够在佛教学说中得到回应。
印度古代吠檀多派哲学的最早经典《梵经》认为至高无上的梵既是世界的动力因,又是世界的质料因,既是创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又是创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且,梵还是在一种游戏状态中通过无特定目的的活动而实现其创造行为的。在与之相关的论述中深刻揭示了宇宙、宇宙事物整体统一的系统存在性,以及无目的、自创生、自组织演化的复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