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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屯垦是我国用于治理边疆的一项特殊的手段，在古代西域的稳定和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中总结了从西汉至清代各代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认为屯垦地点多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军事扼要之地，受西域内外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屯垦的重心逐渐由南疆向北疆转移，如此的空间转移也带动了清代以后北疆城镇群带的兴起。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是屯垦发生的两类动力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认为这两类因素是古代新疆屯垦规模之大、屯垦时间之长、屯垦成效之明显的核心动力。
关键词：屯垦；时空分布；动力机制；古代新疆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56－06
屯垦，又称屯田，是我国历代政府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国策之一。中国历史上屯垦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明显，当数新疆。新疆的屯垦历史从公元前105年开始，至今已有2 100年了，先后有17个政府在新疆实行过屯垦。左宗棠曾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划长远。”屯垦不仅为戍边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维护了边疆的国防，还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
一、历代屯垦概述
我国古代的屯田史始于西汉时期，据史料记载，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汉朝军队在取得大宛战争的胜利后，首先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渠犁、轮台一带屯田。细君公主出嫁以后，汉朝军队又在乌孙北部的舷雷一带屯田。真正大规模的屯田是在地节二年（公元前86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负责渠犁屯田事务，翌年，郑吉又率士兵屯田车师，长罗候常葸带领三校（2 400人）屯田乌孙赤谷城。［1］
西汉以后,屯垦便在西域快速发展起来。在唐王朝前后长达160多年的统治期间，屯田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分布地点之广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屯垦的兴盛，唐代在新疆的统治颇为成功，边疆的安定，国力的强盛，反之又促进屯垦的发展。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相互对峙，战乱频发，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两汉王朝，屯田的分布地点和规模也难以和前代相比。元朝的屯垦是比较发达的，规模大、分布广，但元朝的屯垦主要集中在内地，在西域的屯垦时间较短，规模也不大。宋明两朝均未在西域屯田。清代的屯垦是历代王朝中最为成功的。
由表1可见，清代的屯垦的人数众多，面积广大，历时长，形式多样。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对于边防建设所起的作用巨大，不仅巩固了军事边防和统治体制的建立，还开发了农业经济，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繁荣。
屯垦发展的初因多是由于军事边防的需要，自给自足，供应内需。但是其影响却远不局限在军事上。西域屯垦的特点主要有：（1）时间长。屯垦在中国已有2 100年的历史了，西汉、东汉、唐、清等朝代的屯垦时间超过100年。有的朝代屯垦的时间与其王朝统治时间相差无几。（2）人数多。西汉时的屯军两万余人，东汉屯军伍千，唐朝时屯垦军民五万多人，清朝前期的屯丁足有十二万人。（3）范围广。清朝在西域的屯垦，东起哈密，西到喀什噶尔、南抵和田、北至阿尔泰，共24个屯区，几乎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4）种类全。清以前的屯垦主要以军屯为主，伴以少量的民屯、犯屯。清朝时期不仅兴办了军屯、民屯、犯屯，还增加了旗屯、商屯、回屯。［2］屯垦的发展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各朝各代呈现的特点均不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历代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探求其动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新疆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 空间上分布依附丝绸之路，军事防御目的明显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亚欧大陆、非洲的陆上通道,从长安出发,在新疆境内称为西域段，分为三条路线,南线: 经若羌、且末、和田、库尔干、莎车到喀什，进入印度；中线：自楼兰、吐鲁番、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直到波斯和地中海；北线：经哈密、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宁，直到罗马。［4，5］从西汉至清朝，因为战争、自然等众多原因，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但是它对中国古代西域的城镇发展、戍边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各朝屯田的地点几乎全部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对当时的军事防御政策也有影响。车师位于匈奴进入西域的咽喉之地，西汉、东汉时期为了遏制匈奴的势力，在车师驻兵屯田。渠犁和轮台位于西域中部，兼顾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军事地位显著，西汉政府在此屯田。东汉时期伊吾庐（今哈密附近）为中原和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防御匈奴、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疏勒（今喀什地区）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地的枢纽，东汉屯田戍守的重要地区。魏晋时期的高昌（即车师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各朝屯田戍守的重点。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魏晋王朝将其作为屯田的重要地区。
唐代的屯田重点在安西四镇和北庭地区［2］，四镇之一的龟兹（今库车）位于西域中部，丝绸之路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庭地区的庭州位于今吉木萨尔附近，是天山东段的交通枢纽，由于北方多游牧民族部落，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唐王朝重点戍守地区，也是当时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伊吾由于地处唐王朝进入西域的门户，所以是唐王朝最早进行屯田的地区。清海为玛纳斯河冲击平原西部，气候温和，水源充沛，土地肥美，非常适合屯田，加之又处于边疆东西交通的要冲，因而唐王朝清海军在戍守该地的同时也广开屯田。
元代的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地区），哈密力（唐伊吾地区）和曲先（今库车）也同样是交通枢纽、军事敏感之地，更是当时屯田戍边的重点地区。清代以后屯垦的重点虽然转向了北疆地区，但是一些军事地位突出的交通要冲之地的屯垦依然没有偏废，如喀什地区，哈密地区、伊犁地区等。
由上述可知，各朝各代虽由于当时的国情和边疆治理的政策的差异，屯垦地点和规模有所不同，但是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却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关注的地区，空间分布上具有较明显的统一性。喀什位于中东地区进入我国的门户，作为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的交汇点，属军事扼要之地，东汉、唐代、元代、清代均在此地屯田。哈密地区是内陆进入天山地区的必经之处，军事地位突出，西汉、东汉、魏晋、唐、元、清时期都在此屯田。
（二）屯垦地点随时代变迁，形成南北疆空间转移
雄伟的天山横贯新疆,地域上把其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片区,是南北疆分界线，同时使南北疆自古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由于北疆地区长期被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占据，加上天山的自然阻隔，统一大业很难维持。因此，自西汉时期开始的屯垦，历代政府的屯田重点几乎都放在南疆，除了少数几个朝代在统一西域的情况下，有对北疆屯田的记载，如唐代、清代。由表3可以看出，车师是中原和北疆进入西域的交通要冲，各朝政府为了维护西域的安定，均在车师驻军屯田。除此之外，唐代以前的各朝各代没有在北疆屯田的记录。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完成了西域的统一大业，并在其广大地区开始了屯田戍守，是继西汉之后，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王朝。唐代屯田的范围逐渐深入到北疆地区，庭州（今吉木萨尔附近）是当时唐王朝戍守屯田的重要地区，也是当时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尽管如此，唐朝及元朝的屯垦的重点还是在南疆地区。因为长期的历史、政治、自然原因，造成了新疆北牧南农的局面，南疆相对于北疆来说，政局较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好，各朝代屯田的重点一直都在南疆地区。清朝时期，在左宗棠收复西域，并在西域建省之后，屯垦再度兴起,并将屯田的重点放在北疆地区,在今巴里坤、木垒、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奎屯、乌苏、玛纳斯、精河、塔城地区屯田。由表1可见，清代屯垦的持续时间、屯垦的面积、参与的人数都相当可观。清政府在北疆地区广泛开展屯田事业，对当今北疆城市群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清政府在新疆的屯田不仅在规模和范围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在屯垦的形式和管理制度上也有突破。前代的屯田形式一般以军屯为主，伴以少量的犯屯和民屯。到了清代，屯垦主要是以民屯为主，还增加了旗屯、商屯、回屯，这有效地发动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使得屯田成为一项不仅具有军事目的活动。在管理制度上，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使得西域的管理制度，越来越趋向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清代在新疆的屯垦，在历朝历代中是最成功的，不仅为统一新疆和统治新疆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和人员基础；还促进了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
（三）屯田的空间分布受当朝的经营西域的军事政策和内外部政治局势的双重影响
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政策的重点在于加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和亲乌孙，夹击匈奴。西汉时期匈奴是我国北疆地区势力强劲的北方游牧民族，对西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很大的威胁。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部）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必经之地，为此西汉与匈奴争夺其统治权，车师的屯田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兴起的。西汉还在渠犁（今库尔勒、尉犁一带）和轮台地区屯田，为争夺车师提供可靠的后备资源。同时，西汉和亲乌孙，以便联合力量针对匈奴，并在乌孙势力范围的伊犁地区屯田。
唐朝的屯田是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初期，西域的伊吾、高昌地区均属于突厥，西域的局势尚不稳定，唐王朝势力尚未深入西域内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二月，唐王朝统一了东突厥各部，屯田也由此展开了。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唐“披其地(高昌)皆州县之，号西昌州”，后改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唐王朝屯田的安西四镇，均是重要的军镇。考虑在北庭地区屯田，也是唐王朝在统一西域后管理经营政策的一部分。据《唐六典•屯田郎中》记载：“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可证庭州地区是唐王朝在西域屯田的第二大区域，也是屯田卓有成效的地区，开垦了二十屯，即10万亩的良田。［2］
明朝自1369年建立之后，一直没有完全地统一西域，西域的各个民族与明朝保持着一种朝贡的关系，所以明王朝没有在西域开设屯田，也无经营西域的明显记载，只是在河西地区利用戍守的军队，及内徙的哈密部众进行了屯垦活动。［2］
清王朝时期，西域境内的准噶尔是清朝统一西域的一大障碍，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间，清朝和准噶尔时战时和，清朝的势力仅进入新疆东部地区，屯田的地区也仅局限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一带，并且时屯时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后，清王朝完成了西域的统一大业后，安定的政治局势对屯田的发展十分有利，所以新疆的屯田开始大规模的展开。道光二十年（1840年），新疆面临着来自沙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一度被摧毁，屯田事业也遭到破坏。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屯田又再度兴起了。
三、新疆屯垦的动力机制分析
新疆屯田的历史悠久，规模浩大，但是在新疆地区屯田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在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的双重影响下，屯垦规模、屯垦时间的变化均呈现不同规律，从而影响屯垦成效。屯田产生的动力因素和其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一）自然影响力
新疆屯垦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个自然因素影响的过程，各朝各代在新疆屯田不是心血来潮的表现。自然因素的作用是一个相对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因素。影响新疆屯垦的自然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形地貌、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由于新疆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在新疆屯田方面的自然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时空分布上表现为屯垦地点主要依托绿洲,重点沿交通线展开。
1.地形条件。新疆整体的地貌呈现“三山夹两盆”的格局，北有阿尔泰山，中有天山横贯，南接昆仑山。众多高山和大面积的荒漠夹着面积狭小的盆地和绿洲，可耕地面积约3亿亩，约占总面积的12%。恶劣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新疆的农业发展不能延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屯垦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本地居民生存生产的压力，对新疆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天山是阻隔南北疆联系的天然屏障，在少数民族雄踞天山以北地区的时期，各朝将屯垦重点放在广大的南疆地区和一些南北向交通联系的地区。
2.交通区位。新疆地处亚欧大陆桥的中部，是联系我国与欧洲、中亚、非洲的陆上交通线的必经之地。有名的丝绸之路就在此分成南、北、中三路通过。由于这样特殊的交通条件，决定了古时西域特殊的交通、军事地位，加上西域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聚集，时时影响边疆的稳定，因此各朝各代都很重视西域的政局稳定，不同规模地派兵驻守西域。新疆地处内陆，与中原的联系不便，军需的粮草物资如果仅从内陆运输，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屯垦的出现的初因是为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备保障，减轻中央的财政压力。
3.资源禀赋。新疆的山地、沙漠、戈壁的面积广阔，但是绿洲却具有优良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和生物资源等，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新疆自然条件的多样性适宜多种栽培植物的生长，加之新疆地处东西交通的要道，东西方的众多物种被引入了新疆，所以生物种类繁多。早在4 000年前农业就在新疆出现，并具有相当的规模。［2］如此优越的资源状况，使屯田成为可能，为西汉以后的屯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治驱动力
政治驱动力是政策坏境和内外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复合影响力。政治驱动力相对于自然因素来说，是一种人为的影响力，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由于屯垦是一项政府行为，因此政治驱动力的作用比自然影响力的作用明显，表现在屯垦方面就是屯田的地点、规模、时间、成效等方面的差异。
屯垦从西汉时期在新疆大规模的展开，随后各朝代的政策倾向和所处的政治局势各不相同，导致了屯田的效果和影响也不相同。西汉时期屯田大规模的出现，与当时对匈奴、乌孙的军事政策密切相关，使得屯田的地点集中在车师、渠犁、轮台和伊犁地区；西汉的帝王对屯田事业也相当重视，促使西汉对西域的统治相当有效。东汉时期的国力不如西汉时期强大，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三通三绝”，政策缺乏连续性，使得东汉时期屯垦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汉时期。明朝时期的实力尚未深入西域地区，并且与当时的西域诸国保持一种朝贡的关系，影响了屯垦在新疆的发展。唐朝和清朝均是我国古代国力最为强大的两个朝代，两朝的统治者对西域的安定都十分重视，当时的内外政治局势也相对稳定。两朝在完成了西域的统一之后，将屯田的范围扩大到北疆地区，并且在屯田的形式上和管理体制上也有所突破。清朝当时奉行的是“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经济政策。［6］
西域地处内陆、亚洲腹地，远离中央集权的管理，疆域界限长，邻国众多，边疆局势多不稳定。该区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对西域的政局稳定有一定影响。如西汉时期的匈奴、唐时期的突厥、元时期的蒙古、清时期的准噶尔等少数民族部落的频频挑衅和侵略使得西域的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停滞。当朝政府统治西域的前提就是平定政乱，屯田养军。内外部的双重政治局势成为屯田出现和兴起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结语
屯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边疆的政策，几千年的屯垦历史造就了边疆尤其是西域的繁荣安定。各朝代由于管理方式和政治形势的差别，屯垦的经营的模式和效果也不相同。但是分布特点很明显，多分布在交通枢纽和军事地位显赫地区；屯垦重点在南疆，清代以后北疆的屯垦兴起；内外局势的安定与否和经营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屯垦的分布地点。屯田的动力影响因素大致分为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两大类，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新疆屯垦的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壤和土地资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5-105.
［2］ 马大正.新疆史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63-432.
［3］ 薛宗正,马国荣,田卫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4-53.
［4］ 巫新华.西域丝绸之路——孕育文明的古道［J］.中国文化遗产，2007(1):24-32.
［5］ 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J］.文明，2007(1):10-13.
［6］ 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72-97.
关键词：屯垦；时空分布；动力机制；古代新疆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1－0056－06
屯垦，又称屯田，是我国历代政府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国策之一。中国历史上屯垦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明显，当数新疆。新疆的屯垦历史从公元前105年开始，至今已有2 100年了，先后有17个政府在新疆实行过屯垦。左宗棠曾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于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划长远。”屯垦不仅为戍边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维护了边疆的国防，还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
一、历代屯垦概述
我国古代的屯田史始于西汉时期，据史料记载，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汉朝军队在取得大宛战争的胜利后，首先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渠犁、轮台一带屯田。细君公主出嫁以后，汉朝军队又在乌孙北部的舷雷一带屯田。真正大规模的屯田是在地节二年（公元前86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负责渠犁屯田事务，翌年，郑吉又率士兵屯田车师，长罗候常葸带领三校（2 400人）屯田乌孙赤谷城。［1］
西汉以后,屯垦便在西域快速发展起来。在唐王朝前后长达160多年的统治期间，屯田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分布地点之广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屯垦的兴盛，唐代在新疆的统治颇为成功，边疆的安定，国力的强盛，反之又促进屯垦的发展。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相互对峙，战乱频发，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两汉王朝，屯田的分布地点和规模也难以和前代相比。元朝的屯垦是比较发达的，规模大、分布广，但元朝的屯垦主要集中在内地，在西域的屯垦时间较短，规模也不大。宋明两朝均未在西域屯田。清代的屯垦是历代王朝中最为成功的。
由表1可见，清代的屯垦的人数众多，面积广大，历时长，形式多样。清王朝在新疆的屯田对于边防建设所起的作用巨大，不仅巩固了军事边防和统治体制的建立，还开发了农业经济，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繁荣。
屯垦发展的初因多是由于军事边防的需要，自给自足，供应内需。但是其影响却远不局限在军事上。西域屯垦的特点主要有：（1）时间长。屯垦在中国已有2 100年的历史了，西汉、东汉、唐、清等朝代的屯垦时间超过100年。有的朝代屯垦的时间与其王朝统治时间相差无几。（2）人数多。西汉时的屯军两万余人，东汉屯军伍千，唐朝时屯垦军民五万多人，清朝前期的屯丁足有十二万人。（3）范围广。清朝在西域的屯垦，东起哈密，西到喀什噶尔、南抵和田、北至阿尔泰，共24个屯区，几乎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4）种类全。清以前的屯垦主要以军屯为主，伴以少量的民屯、犯屯。清朝时期不仅兴办了军屯、民屯、犯屯，还增加了旗屯、商屯、回屯。［2］屯垦的发展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各朝各代呈现的特点均不相同。本文旨在分析历代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探求其动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新疆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
（一） 空间上分布依附丝绸之路，军事防御目的明显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亚欧大陆、非洲的陆上通道,从长安出发,在新疆境内称为西域段，分为三条路线,南线: 经若羌、且末、和田、库尔干、莎车到喀什，进入印度；中线：自楼兰、吐鲁番、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直到波斯和地中海；北线：经哈密、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宁，直到罗马。［4，5］从西汉至清朝，因为战争、自然等众多原因，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但是它对中国古代西域的城镇发展、戍边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各朝屯田的地点几乎全部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对当时的军事防御政策也有影响。车师位于匈奴进入西域的咽喉之地，西汉、东汉时期为了遏制匈奴的势力，在车师驻兵屯田。渠犁和轮台位于西域中部，兼顾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军事地位显著，西汉政府在此屯田。东汉时期伊吾庐（今哈密附近）为中原和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防御匈奴、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疏勒（今喀什地区）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地的枢纽，东汉屯田戍守的重要地区。魏晋时期的高昌（即车师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各朝屯田戍守的重点。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魏晋王朝将其作为屯田的重要地区。
唐代的屯田重点在安西四镇和北庭地区［2］，四镇之一的龟兹（今库车）位于西域中部，丝绸之路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庭地区的庭州位于今吉木萨尔附近，是天山东段的交通枢纽，由于北方多游牧民族部落，战略地位重要，成为唐王朝重点戍守地区，也是当时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伊吾由于地处唐王朝进入西域的门户，所以是唐王朝最早进行屯田的地区。清海为玛纳斯河冲击平原西部，气候温和，水源充沛，土地肥美，非常适合屯田，加之又处于边疆东西交通的要冲，因而唐王朝清海军在戍守该地的同时也广开屯田。
元代的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地区），哈密力（唐伊吾地区）和曲先（今库车）也同样是交通枢纽、军事敏感之地，更是当时屯田戍边的重点地区。清代以后屯垦的重点虽然转向了北疆地区，但是一些军事地位突出的交通要冲之地的屯垦依然没有偏废，如喀什地区，哈密地区、伊犁地区等。
由上述可知，各朝各代虽由于当时的国情和边疆治理的政策的差异，屯垦地点和规模有所不同，但是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却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关注的地区，空间分布上具有较明显的统一性。喀什位于中东地区进入我国的门户，作为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的交汇点，属军事扼要之地，东汉、唐代、元代、清代均在此地屯田。哈密地区是内陆进入天山地区的必经之处，军事地位突出，西汉、东汉、魏晋、唐、元、清时期都在此屯田。
（二）屯垦地点随时代变迁，形成南北疆空间转移
雄伟的天山横贯新疆,地域上把其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片区,是南北疆分界线，同时使南北疆自古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由于北疆地区长期被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占据，加上天山的自然阻隔，统一大业很难维持。因此，自西汉时期开始的屯垦，历代政府的屯田重点几乎都放在南疆，除了少数几个朝代在统一西域的情况下，有对北疆屯田的记载，如唐代、清代。由表3可以看出，车师是中原和北疆进入西域的交通要冲，各朝政府为了维护西域的安定，均在车师驻军屯田。除此之外，唐代以前的各朝各代没有在北疆屯田的记录。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完成了西域的统一大业，并在其广大地区开始了屯田戍守，是继西汉之后，经营西域卓有成效的王朝。唐代屯田的范围逐渐深入到北疆地区，庭州（今吉木萨尔附近）是当时唐王朝戍守屯田的重要地区，也是当时北疆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尽管如此，唐朝及元朝的屯垦的重点还是在南疆地区。因为长期的历史、政治、自然原因，造成了新疆北牧南农的局面，南疆相对于北疆来说，政局较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好，各朝代屯田的重点一直都在南疆地区。清朝时期，在左宗棠收复西域，并在西域建省之后，屯垦再度兴起,并将屯田的重点放在北疆地区,在今巴里坤、木垒、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奎屯、乌苏、玛纳斯、精河、塔城地区屯田。由表1可见，清代屯垦的持续时间、屯垦的面积、参与的人数都相当可观。清政府在北疆地区广泛开展屯田事业，对当今北疆城市群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清政府在新疆的屯田不仅在规模和范围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在屯垦的形式和管理制度上也有突破。前代的屯田形式一般以军屯为主，伴以少量的犯屯和民屯。到了清代，屯垦主要是以民屯为主，还增加了旗屯、商屯、回屯，这有效地发动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使得屯田成为一项不仅具有军事目的活动。在管理制度上，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使得西域的管理制度，越来越趋向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清代在新疆的屯垦，在历朝历代中是最成功的，不仅为统一新疆和统治新疆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和人员基础；还促进了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
（三）屯田的空间分布受当朝的经营西域的军事政策和内外部政治局势的双重影响
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政策的重点在于加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和亲乌孙，夹击匈奴。西汉时期匈奴是我国北疆地区势力强劲的北方游牧民族，对西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很大的威胁。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部）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必经之地，为此西汉与匈奴争夺其统治权，车师的屯田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兴起的。西汉还在渠犁（今库尔勒、尉犁一带）和轮台地区屯田，为争夺车师提供可靠的后备资源。同时，西汉和亲乌孙，以便联合力量针对匈奴，并在乌孙势力范围的伊犁地区屯田。
唐朝的屯田是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唐王朝初期，西域的伊吾、高昌地区均属于突厥，西域的局势尚不稳定，唐王朝势力尚未深入西域内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二月，唐王朝统一了东突厥各部，屯田也由此展开了。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唐“披其地(高昌)皆州县之，号西昌州”，后改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唐王朝屯田的安西四镇，均是重要的军镇。考虑在北庭地区屯田，也是唐王朝在统一西域后管理经营政策的一部分。据《唐六典•屯田郎中》记载：“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可证庭州地区是唐王朝在西域屯田的第二大区域，也是屯田卓有成效的地区，开垦了二十屯，即10万亩的良田。［2］
明朝自1369年建立之后，一直没有完全地统一西域，西域的各个民族与明朝保持着一种朝贡的关系，所以明王朝没有在西域开设屯田，也无经营西域的明显记载，只是在河西地区利用戍守的军队，及内徙的哈密部众进行了屯垦活动。［2］
清王朝时期，西域境内的准噶尔是清朝统一西域的一大障碍，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间，清朝和准噶尔时战时和，清朝的势力仅进入新疆东部地区，屯田的地区也仅局限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一带，并且时屯时罢。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后，清王朝完成了西域的统一大业后，安定的政治局势对屯田的发展十分有利，所以新疆的屯田开始大规模的展开。道光二十年（1840年），新疆面临着来自沙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一度被摧毁，屯田事业也遭到破坏。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屯田又再度兴起了。
三、新疆屯垦的动力机制分析
新疆屯田的历史悠久，规模浩大，但是在新疆地区屯田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在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的双重影响下，屯垦规模、屯垦时间的变化均呈现不同规律，从而影响屯垦成效。屯田产生的动力因素和其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一）自然影响力
新疆屯垦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个自然因素影响的过程，各朝各代在新疆屯田不是心血来潮的表现。自然因素的作用是一个相对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因素。影响新疆屯垦的自然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形地貌、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由于新疆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在新疆屯田方面的自然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时空分布上表现为屯垦地点主要依托绿洲,重点沿交通线展开。
1.地形条件。新疆整体的地貌呈现“三山夹两盆”的格局，北有阿尔泰山，中有天山横贯，南接昆仑山。众多高山和大面积的荒漠夹着面积狭小的盆地和绿洲，可耕地面积约3亿亩，约占总面积的12%。恶劣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新疆的农业发展不能延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屯垦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本地居民生存生产的压力，对新疆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天山是阻隔南北疆联系的天然屏障，在少数民族雄踞天山以北地区的时期，各朝将屯垦重点放在广大的南疆地区和一些南北向交通联系的地区。
2.交通区位。新疆地处亚欧大陆桥的中部，是联系我国与欧洲、中亚、非洲的陆上交通线的必经之地。有名的丝绸之路就在此分成南、北、中三路通过。由于这样特殊的交通条件，决定了古时西域特殊的交通、军事地位，加上西域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聚集，时时影响边疆的稳定，因此各朝各代都很重视西域的政局稳定，不同规模地派兵驻守西域。新疆地处内陆，与中原的联系不便，军需的粮草物资如果仅从内陆运输，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屯垦的出现的初因是为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备保障，减轻中央的财政压力。
3.资源禀赋。新疆的山地、沙漠、戈壁的面积广阔，但是绿洲却具有优良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和生物资源等，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新疆自然条件的多样性适宜多种栽培植物的生长，加之新疆地处东西交通的要道，东西方的众多物种被引入了新疆，所以生物种类繁多。早在4 000年前农业就在新疆出现，并具有相当的规模。［2］如此优越的资源状况，使屯田成为可能，为西汉以后的屯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治驱动力
政治驱动力是政策坏境和内外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复合影响力。政治驱动力相对于自然因素来说，是一种人为的影响力，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由于屯垦是一项政府行为，因此政治驱动力的作用比自然影响力的作用明显，表现在屯垦方面就是屯田的地点、规模、时间、成效等方面的差异。
屯垦从西汉时期在新疆大规模的展开，随后各朝代的政策倾向和所处的政治局势各不相同，导致了屯田的效果和影响也不相同。西汉时期屯田大规模的出现，与当时对匈奴、乌孙的军事政策密切相关，使得屯田的地点集中在车师、渠犁、轮台和伊犁地区；西汉的帝王对屯田事业也相当重视，促使西汉对西域的统治相当有效。东汉时期的国力不如西汉时期强大，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三通三绝”，政策缺乏连续性，使得东汉时期屯垦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汉时期。明朝时期的实力尚未深入西域地区，并且与当时的西域诸国保持一种朝贡的关系，影响了屯垦在新疆的发展。唐朝和清朝均是我国古代国力最为强大的两个朝代，两朝的统治者对西域的安定都十分重视，当时的内外政治局势也相对稳定。两朝在完成了西域的统一之后，将屯田的范围扩大到北疆地区，并且在屯田的形式上和管理体制上也有所突破。清朝当时奉行的是“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经济政策。［6］
西域地处内陆、亚洲腹地，远离中央集权的管理，疆域界限长，邻国众多，边疆局势多不稳定。该区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对西域的政局稳定有一定影响。如西汉时期的匈奴、唐时期的突厥、元时期的蒙古、清时期的准噶尔等少数民族部落的频频挑衅和侵略使得西域的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停滞。当朝政府统治西域的前提就是平定政乱，屯田养军。内外部的双重政治局势成为屯田出现和兴起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结语
屯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边疆的政策，几千年的屯垦历史造就了边疆尤其是西域的繁荣安定。各朝代由于管理方式和政治形势的差别，屯垦的经营的模式和效果也不相同。但是分布特点很明显，多分布在交通枢纽和军事地位显赫地区；屯垦重点在南疆，清代以后北疆的屯垦兴起；内外局势的安定与否和经营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屯垦的分布地点。屯田的动力影响因素大致分为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两大类，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新疆屯垦的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壤和土地资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5-105.
［2］ 马大正.新疆史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63-432.
［3］ 薛宗正,马国荣,田卫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4-53.
［4］ 巫新华.西域丝绸之路——孕育文明的古道［J］.中国文化遗产，2007(1):24-32.
［5］ 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J］.文明，2007(1):10-13.
［6］ 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7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