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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波及全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与走势，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初见端倪。但它是否也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北京并购界和PE界人士经过多次讨论和分析，认为制造业在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立国之本，而快速提升我国主要制造行业实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与欧美国家的行业领先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深度合作。欧美公司参股中国企业比比皆是，而中国企业参股欧美大公司却屈指可数，如今这种局面可能出现转机。
金融危机——
“走出去”的难得机遇
改革开放到现在，尽管我国企业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国外相比，核心技术、管理水平的差距仍在十年到二十年。要缩小落差，必须“走出去”，通过参股国外先进企业的方式与其形成紧密的股权合作关系,靠近到这些企业身边学习长处，才能缩短两者间的差距。
但实际运作中，参股欧美实体公司的征途困难重重。首先是中国企业缺乏经验，不熟悉国外的经济、法律环境，准备不足；其次欧美国家刚开始也不愿接受这种方式，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败北的案例就是明证。
今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欧美众多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资金困境，股价一泻千里，以美国汽车行业为例：美国汽车行业龙头企业股价目前已跌至八十年来的最低，以10月9日股票价格计算，福特、通用两大汽车公司合计市值只有74亿美元！
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要求，美国能源部高官最近就公开对媒体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当前的国际市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在欧美发生金融危机、企业普遍陷入资金困境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积极参股欧美实体公司，一方面帮助这些欧美企业度过难关，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从而获得西方企业和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此获得我们想要的技术和管理要素，获得战略性资产，形成一个双赢的格局。
这种参股行为是一种中长期的战略性投资，重在形成股权的深度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期炒作式的买入卖出；同时它也不是财务投资意义上的“抄底”，而是产业投资意义上的对接。
目标企业——
三大优选类型
这一轮的参股，应以行业龙头企业、技术领先企业、资源类企业为主要选择对象。
欧美行业中龙头企业的股权是我们此次“走出去”购买的一个重要目标，如参股“世界500强”企业等。购买此类股权的目的，是争取使中国企业获得在行业龙头企业中的“话语权”，进而使我们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资源，在竞争中占据主动。由于这类企业的股权结构非常分散，因而只要我们收购其较少比例的股权即能成为其主要股东。
欧美国家技术领先企业的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的又一个目标：如软件、计算机、精密仪器、通信技术等产业中的领先企业。通过股权收购，进而取得对目标企业高端技术的学习权，以及高端技术企业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权”，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收获，是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资源类企业股权也是“走出去”收购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发展主题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对“工厂”、“制造”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改变。中国企业如能在海外收购一些资源类企业，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国内存在的资源紧缺困难。目前中石化和中海油就利用国外企业股价大跌、收购阻力减轻的时机，与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谈判收购其子企业股权事宜，谈判现已走到最后阶段。
国资民资——
各有长短需引导
国内的收购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具有资金实力强，容易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等优势；但它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如决策慢、激励约束不足、人才不足、在国外并购阻力较大等。而且目前一些国企经营作风上偏向于稳健，即使有机会也不愿外出并购。对这类企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和激励它们走出去。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处于资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势地位。但民营企业也有明显的优势：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决策快、在国外收购的阻力小等。对于资金不足、又有海外收购意图的民营企业，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帮助其迈出“走出去”步伐。
此外，企业跨国并购应该积极利用中信、光大这样的国有窗口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在国际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积累起丰富的外部经验和厚实的市场人脉，在国际上也已树立起较好的市场形象。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靠这类企业与外界接触打交道，现在也应充分发挥它们的窗口作用。
实际运作中，要引导、组织中国的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合作，组成联合体同船出海。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对投资对象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注重与标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以提升自身价值，对短期财务收益看得相对较轻；而后者则恰恰相反，更注重目标企业的财务回报。如这两类企业组成收购联合体，可以起到取长补短、规避风险，在利益上各取所需的效果。目前，中投和几大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都有合作投资的可能。
政策配套——
企业“走出去”关键
政府出台的配套措施是中国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海购买股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放宽对跨国并购的审批
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审批程序十分复杂，费时费力，这在当前国际市场剧烈动荡，机遇转瞬即逝的情况下会延误许多并购时机。在目前这种国际特殊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可适当放宽有关审批条件，对于有时间要求的跨国并购申请，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并购，只要是合法的就可以放行，支持民营企业抓住机会走出去。
设立“收购基金”，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专门设立一个“境外收购基金”，基金可由主权基金如中投公司出资或相关政府部门设立，对走出去并购的国内企业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使产融结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
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应加大对“走出去”参股境外实体公司的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那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出海并购。此外政府可考虑由银行开放“专项贷款”，用以支持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动，从而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营造一个好的投资氛围。
与地方的产业升级相结合
“产业升级”是各地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但计划的实施需要有相应可供“升级”的“产业”相匹配。如果能将这次国内企业参股欧美实体公司与地方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就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并购的积极性。
发挥PE作用
PE是我国一个新型的集合投资模式，它具有传统企业所不具备的企业制度优势，目前在市场中正茁壮成长，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极其重要的市场化投资力量。中国目前运作较好的PE都具有境外资本背景，充分利用好PE的作用，可以有效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收购。弘毅投资携手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相应中介机构应积极介入
跨国参股需要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参与。投资银行要在目标选择和投资方式设计方面尽早行动，查明国情、企情和市情，深入调研，周密策划。律师要认真研究国外法律，为参股保驾护航。
目前，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和北京PE协会正在策划和推动若干项目，如收购汽车零部件企业、参股知名IT企业和收购资源类企业等。
当然客观上，我国很多企业目前自身的日子也很难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走出去”的难度。但与国外企业相比，我们企业的困难少的多，优势也明显得多。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帮助企业挺过难关，抓住机会，乘势一跃，通过参股迅速缩小我们与欧美领先企业的距离，大幅度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水平。
金融危机——
“走出去”的难得机遇
改革开放到现在，尽管我国企业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国外相比，核心技术、管理水平的差距仍在十年到二十年。要缩小落差，必须“走出去”，通过参股国外先进企业的方式与其形成紧密的股权合作关系,靠近到这些企业身边学习长处，才能缩短两者间的差距。
但实际运作中，参股欧美实体公司的征途困难重重。首先是中国企业缺乏经验，不熟悉国外的经济、法律环境，准备不足；其次欧美国家刚开始也不愿接受这种方式，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败北的案例就是明证。
今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欧美众多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资金困境，股价一泻千里，以美国汽车行业为例：美国汽车行业龙头企业股价目前已跌至八十年来的最低，以10月9日股票价格计算，福特、通用两大汽车公司合计市值只有74亿美元！
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得不降低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要求，美国能源部高官最近就公开对媒体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对其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进行投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阻力陡然减轻。
当前的国际市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在欧美发生金融危机、企业普遍陷入资金困境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积极参股欧美实体公司，一方面帮助这些欧美企业度过难关，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从而获得西方企业和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此获得我们想要的技术和管理要素，获得战略性资产，形成一个双赢的格局。
这种参股行为是一种中长期的战略性投资，重在形成股权的深度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期炒作式的买入卖出；同时它也不是财务投资意义上的“抄底”，而是产业投资意义上的对接。
目标企业——
三大优选类型
这一轮的参股，应以行业龙头企业、技术领先企业、资源类企业为主要选择对象。
欧美行业中龙头企业的股权是我们此次“走出去”购买的一个重要目标，如参股“世界500强”企业等。购买此类股权的目的，是争取使中国企业获得在行业龙头企业中的“话语权”，进而使我们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资源，在竞争中占据主动。由于这类企业的股权结构非常分散，因而只要我们收购其较少比例的股权即能成为其主要股东。
欧美国家技术领先企业的股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的又一个目标：如软件、计算机、精密仪器、通信技术等产业中的领先企业。通过股权收购，进而取得对目标企业高端技术的学习权，以及高端技术企业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权”，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收获，是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资源类企业股权也是“走出去”收购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发展主题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对“工厂”、“制造”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依赖当然也不会改变。中国企业如能在海外收购一些资源类企业，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国内存在的资源紧缺困难。目前中石化和中海油就利用国外企业股价大跌、收购阻力减轻的时机，与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谈判收购其子企业股权事宜，谈判现已走到最后阶段。
国资民资——
各有长短需引导
国内的收购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具有资金实力强，容易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等优势；但它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如决策慢、激励约束不足、人才不足、在国外并购阻力较大等。而且目前一些国企经营作风上偏向于稳健，即使有机会也不愿外出并购。对这类企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和激励它们走出去。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处于资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势地位。但民营企业也有明显的优势：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决策快、在国外收购的阻力小等。对于资金不足、又有海外收购意图的民营企业，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帮助其迈出“走出去”步伐。
此外，企业跨国并购应该积极利用中信、光大这样的国有窗口企业。这类企业经过在国际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积累起丰富的外部经验和厚实的市场人脉，在国际上也已树立起较好的市场形象。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靠这类企业与外界接触打交道，现在也应充分发挥它们的窗口作用。
实际运作中，要引导、组织中国的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合作，组成联合体同船出海。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对投资对象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注重与标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以提升自身价值，对短期财务收益看得相对较轻；而后者则恰恰相反，更注重目标企业的财务回报。如这两类企业组成收购联合体，可以起到取长补短、规避风险，在利益上各取所需的效果。目前，中投和几大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都有合作投资的可能。
政策配套——
企业“走出去”关键
政府出台的配套措施是中国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海购买股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放宽对跨国并购的审批
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审批程序十分复杂，费时费力，这在当前国际市场剧烈动荡，机遇转瞬即逝的情况下会延误许多并购时机。在目前这种国际特殊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可适当放宽有关审批条件，对于有时间要求的跨国并购申请，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并购，只要是合法的就可以放行，支持民营企业抓住机会走出去。
设立“收购基金”，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专门设立一个“境外收购基金”，基金可由主权基金如中投公司出资或相关政府部门设立，对走出去并购的国内企业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使产融结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
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应加大对“走出去”参股境外实体公司的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那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出海并购。此外政府可考虑由银行开放“专项贷款”，用以支持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动，从而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营造一个好的投资氛围。
与地方的产业升级相结合
“产业升级”是各地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但计划的实施需要有相应可供“升级”的“产业”相匹配。如果能将这次国内企业参股欧美实体公司与地方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就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参与并购的积极性。
发挥PE作用
PE是我国一个新型的集合投资模式，它具有传统企业所不具备的企业制度优势，目前在市场中正茁壮成长，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极其重要的市场化投资力量。中国目前运作较好的PE都具有境外资本背景，充分利用好PE的作用，可以有效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收购。弘毅投资携手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相应中介机构应积极介入
跨国参股需要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参与。投资银行要在目标选择和投资方式设计方面尽早行动，查明国情、企情和市情，深入调研，周密策划。律师要认真研究国外法律，为参股保驾护航。
目前，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和北京PE协会正在策划和推动若干项目，如收购汽车零部件企业、参股知名IT企业和收购资源类企业等。
当然客观上，我国很多企业目前自身的日子也很难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走出去”的难度。但与国外企业相比，我们企业的困难少的多，优势也明显得多。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帮助企业挺过难关，抓住机会，乘势一跃，通过参股迅速缩小我们与欧美领先企业的距离，大幅度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