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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告有所不告
巴里·兰60岁，秃头，矮个儿，大嗓门。他的形象简直就是医疗事故官司中原告律师的典型，当然有一点除外：巴里·兰过去是个医生。
他曾经当过23年的整形外科医生，事业相当成功，尤以儿科整形见长。他甚至担任过法庭上的专家证人。后来，他一扭头进了法学院，放弃了自己的医疗工作，展开了一项新的事业———控告医生。望着他，我心想，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对医生的责任萌生了与我们这些当局者不同的理解？
兰说他每天会接到10～12通电话，大部分都是患者或家属打来的。多数官司他都拒绝接手，他说自己想要打好的官司。一个好的官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医生必须是有过失的。第二，医生必须造成了损害。很多官司并不具备这两点，“有一回我接到一个家伙的电话，他说：‘我在急诊室里等了4个小时，别人都比我先得到治疗，而且我病得很厉害。’我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没事。不过他们也不应该让我等上4个小时啊。’哦，这可真是荒唐！”
有些时候，医生提供治疗时确实犯了过失，但这种过失却没造成什么伤害。典型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位女士去医生那里检查乳房里的肿块，医生告诉她不需要担心。她不放心，又去看了第二个医生，做了活检，得知患的是乳腺癌。“因此她打电话给我，说想要告第一个医生。”兰说，“没错，第一个医生是疏忽大意了，但造成了什么损害吗？她最终还是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没有任何损害。”
揪着过失不放
在每周打来电话的60个人里，巴里·兰可能会跟进其中两个，着手审阅那些医疗记录，寻找治疗过失的有力证据。许多律师事务所都专门聘请护士或护理专家来初审资料，但兰全靠自己一个人收集所有记录，按时间排序，然后逐页阅读，细细研究。
在法律上，“过失”这个词有其特殊定义，指一名医生没有履行自己的医疗责任。不过我想知道兰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他说，假如他发现在医疗过程中存在导致患者损害的失误，而这个失误又是医生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名医生就是犯有过失。
对大部分医生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定义。我们会遇到很多疑难问题，比如无法明确诊断结果，手术过程复杂精密等，都可能导致本来也许可以避免的严重过失。我给兰列举了我的几名病人的情况：一个男人在腹腔镜肝脏手术后大出血，一位患者在甲状腺手术后永久性嗓音嘶哑，还有一位女性患有乳腺癌，可我在几个月后才诊断出来。这些都是疑难病例，但是过后回顾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应该能找出更好的治疗办法。他会对我提出指控吗？
“要是我能在陪審团面前证明，你本来有可能避免损害，而且患者的损害又很严重，我会立刻对你提出指控。”他说。那么，要是我在外科医生中享有良好声誉，治疗成果一贯优异，而且一向尽职尽责呢？“那没什么意义。”他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在被审议的病例中做了什么。道理就跟开车一样，我的驾驶记录可能本来完美无缺，但有一天我闯了红灯并撞倒了一个小孩，那就是犯了过失。
并非讨伐医生
兰坚持认为他并不是在讨伐医生。他还是一名外科医生的时候，也经历过三次医疗失当的官司。有一次，一位年轻女性由于运动伤害导致膝盖软骨撕裂，他给她实施了关节内窥镜手术。几年后，她把他告上了法庭，因为她的膝盖得了关节炎。众所周知，这是术后几乎无法避免的后遗症。然而保险公司不顾兰的反对，与患者达成庭外和解，偿付了大约5000美元。因为这个数额比真正出庭打官司的花费要少，兰把这笔赔偿称为“多此一举”。
还有一次，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手腕受伤，导致三根手指麻木。他把兰告上法庭，是因为兰为他做了尝试修复的手术后，反而加重了他的麻木，让他没办法工作。兰说他已经警告过那位患者，手术风险很高。他打开患者伤处的时候，发现主要的神经都被一个厚厚的伤疤包裹住了，把它们弄出来是极其困难的。“就像把透明胶带从墙纸上剥下来一样，”他说，“肯定有一部分神经纤维要被扯断。”但保险公司不确定这个论据会不会在法庭上生效，于是以赔偿30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这两次的赔偿都是不应该的，兰像其他医生一样感觉十分恼火。
不过，第三起官司却是明显的失误造成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他依然为此懊恼。他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兰打算为他做膝关节置换术。手术前几天，老人到他的办公室抱怨自己的小腿疼痛。当时兰考虑到了深度静脉血栓（D.V.T.）———腿部有血液凝块的可能性，但他觉得可能性不大，就没有让病人做进一步检查。结果，那位病人的确有D.V.T.，两天后，血块移动位置，直达病人的肺部，病人因此死亡。兰的保险公司为和解这宗官司，赔偿了大约40万美元。
“假如我自己处在原告的立场上，会因为那个过失提出指控吗？”他说，“一定会。”
为过错负责
被患者指控“让人窝火”，兰回忆起以前的感受时说：“感觉糟透了，没有哪个医生会故意伤害病人。”但他强调，即使在诉讼当时，他还是保持着达观的态度，“遭到指控虽然可能让你从里到外都不爽，但你得明白，这也是做事情的成本。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有失误的时候，不管你是医生、汽车修理工还是个会计。可能会出现失误，这就是你要买保险的原因。比如你在家忘了关炉子，结果家里着火了，你就是犯了过失，但并不代表你是个罪犯。”在他看来，公众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医生由于不规范的治疗，或明显的错误，给某人造成严重损害，那就应该为后果承担责任。
在我眼中，兰行医时经历的三起官司，就是有关医疗过失的一切纷争的缩影。三起诉讼之中，两起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这类状况，医疗系统在金钱和信心方面付出了不少代价，也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而另一起却牵涉一个真正的错误，让病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难道不觉得对患者和家属有所亏欠吗？
巴里·兰60岁，秃头，矮个儿，大嗓门。他的形象简直就是医疗事故官司中原告律师的典型，当然有一点除外：巴里·兰过去是个医生。
他曾经当过23年的整形外科医生，事业相当成功，尤以儿科整形见长。他甚至担任过法庭上的专家证人。后来，他一扭头进了法学院，放弃了自己的医疗工作，展开了一项新的事业———控告医生。望着他，我心想，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对医生的责任萌生了与我们这些当局者不同的理解？
兰说他每天会接到10～12通电话，大部分都是患者或家属打来的。多数官司他都拒绝接手，他说自己想要打好的官司。一个好的官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医生必须是有过失的。第二，医生必须造成了损害。很多官司并不具备这两点，“有一回我接到一个家伙的电话，他说：‘我在急诊室里等了4个小时，别人都比我先得到治疗，而且我病得很厉害。’我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没事。不过他们也不应该让我等上4个小时啊。’哦，这可真是荒唐！”
有些时候，医生提供治疗时确实犯了过失，但这种过失却没造成什么伤害。典型的情形是这样的：一位女士去医生那里检查乳房里的肿块，医生告诉她不需要担心。她不放心，又去看了第二个医生，做了活检，得知患的是乳腺癌。“因此她打电话给我，说想要告第一个医生。”兰说，“没错，第一个医生是疏忽大意了，但造成了什么损害吗？她最终还是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没有任何损害。”
揪着过失不放
在每周打来电话的60个人里，巴里·兰可能会跟进其中两个，着手审阅那些医疗记录，寻找治疗过失的有力证据。许多律师事务所都专门聘请护士或护理专家来初审资料，但兰全靠自己一个人收集所有记录，按时间排序，然后逐页阅读，细细研究。
在法律上，“过失”这个词有其特殊定义，指一名医生没有履行自己的医疗责任。不过我想知道兰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他说，假如他发现在医疗过程中存在导致患者损害的失误，而这个失误又是医生本来可以避免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名医生就是犯有过失。
对大部分医生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定义。我们会遇到很多疑难问题，比如无法明确诊断结果，手术过程复杂精密等，都可能导致本来也许可以避免的严重过失。我给兰列举了我的几名病人的情况：一个男人在腹腔镜肝脏手术后大出血，一位患者在甲状腺手术后永久性嗓音嘶哑，还有一位女性患有乳腺癌，可我在几个月后才诊断出来。这些都是疑难病例，但是过后回顾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应该能找出更好的治疗办法。他会对我提出指控吗？
“要是我能在陪審团面前证明，你本来有可能避免损害，而且患者的损害又很严重，我会立刻对你提出指控。”他说。那么，要是我在外科医生中享有良好声誉，治疗成果一贯优异，而且一向尽职尽责呢？“那没什么意义。”他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在被审议的病例中做了什么。道理就跟开车一样，我的驾驶记录可能本来完美无缺，但有一天我闯了红灯并撞倒了一个小孩，那就是犯了过失。
并非讨伐医生
兰坚持认为他并不是在讨伐医生。他还是一名外科医生的时候，也经历过三次医疗失当的官司。有一次，一位年轻女性由于运动伤害导致膝盖软骨撕裂，他给她实施了关节内窥镜手术。几年后，她把他告上了法庭，因为她的膝盖得了关节炎。众所周知，这是术后几乎无法避免的后遗症。然而保险公司不顾兰的反对，与患者达成庭外和解，偿付了大约5000美元。因为这个数额比真正出庭打官司的花费要少，兰把这笔赔偿称为“多此一举”。
还有一次，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手腕受伤，导致三根手指麻木。他把兰告上法庭，是因为兰为他做了尝试修复的手术后，反而加重了他的麻木，让他没办法工作。兰说他已经警告过那位患者，手术风险很高。他打开患者伤处的时候，发现主要的神经都被一个厚厚的伤疤包裹住了，把它们弄出来是极其困难的。“就像把透明胶带从墙纸上剥下来一样，”他说，“肯定有一部分神经纤维要被扯断。”但保险公司不确定这个论据会不会在法庭上生效，于是以赔偿30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这两次的赔偿都是不应该的，兰像其他医生一样感觉十分恼火。
不过，第三起官司却是明显的失误造成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他依然为此懊恼。他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兰打算为他做膝关节置换术。手术前几天，老人到他的办公室抱怨自己的小腿疼痛。当时兰考虑到了深度静脉血栓（D.V.T.）———腿部有血液凝块的可能性，但他觉得可能性不大，就没有让病人做进一步检查。结果，那位病人的确有D.V.T.，两天后，血块移动位置，直达病人的肺部，病人因此死亡。兰的保险公司为和解这宗官司，赔偿了大约40万美元。
“假如我自己处在原告的立场上，会因为那个过失提出指控吗？”他说，“一定会。”
为过错负责
被患者指控“让人窝火”，兰回忆起以前的感受时说：“感觉糟透了，没有哪个医生会故意伤害病人。”但他强调，即使在诉讼当时，他还是保持着达观的态度，“遭到指控虽然可能让你从里到外都不爽，但你得明白，这也是做事情的成本。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有失误的时候，不管你是医生、汽车修理工还是个会计。可能会出现失误，这就是你要买保险的原因。比如你在家忘了关炉子，结果家里着火了，你就是犯了过失，但并不代表你是个罪犯。”在他看来，公众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医生由于不规范的治疗，或明显的错误，给某人造成严重损害，那就应该为后果承担责任。
在我眼中，兰行医时经历的三起官司，就是有关医疗过失的一切纷争的缩影。三起诉讼之中，两起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这类状况，医疗系统在金钱和信心方面付出了不少代价，也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而另一起却牵涉一个真正的错误，让病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难道不觉得对患者和家属有所亏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