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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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现代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含混多义.从词源来看,其主要含义包括使不在场者在场、影像和回忆.想象的其他指向都由这三个基本含义延伸而来.17至19世纪是想象观念展开的关键时期.笛卡尔把想象带到了认识论的轨道上来,康德再生性想象和生产性想象的划分,以及道德哲学领域休谟和斯密从人性角度对同情想象的探讨等,都为想象观念的扩容和转型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张力.这些思考最终汇聚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们的笔端,这批人从文学艺术突围,将想象视为文学艺术的本体,赋予其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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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分析美学关键词与当代中国美学话语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XZX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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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现代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含混多义.从词源来看,其主要含义包括使不在场者在场、影像和回忆.想象的其他指向都由这三个基本含义延伸而来.17至19世纪是想象观念展开的关键时期.笛卡尔把想象带到了认识论的轨道上来,康德再生性想象和生产性想象的划分,以及道德哲学领域休谟和斯密从人性角度对同情想象的探讨等,都为想象观念的扩容和转型提供了新的维度和张力.这些思考最终汇聚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们的笔端,这批人从文学艺术突围,将想象视为文学艺术的本体,赋予其以新的真理表现形式的新内涵.从此,想象不再是幻象、影子,而成了创造性和自由的集中体现,从而完成了想象从被轻视和贬低到被重视和抬高,甚至成为最高真理的栖身之所的现代转变.相应地,与想象融为一体的艺术和文学也被论证为真理的家园.
其他文献
历代以海为题材的赋体文学创作构成了久远的传统,在递承中显出嬗变,表现为各时代的观念、知识对文本的渗透.汉魏以降,相对于方位、蛮荒、诡怪、神仙等观念或想象的消长,知识的增益乃至反拨一直存在,并在近代全球视域中达到顶点.然而,当晚清士人努力清除"荒谬"的四海观念时,一种新的且错位的四海观念却借助知识的"神圣"与"科学"而得到确立巩固.循此省察,知识并不中立,有时只是观念的伪装;观念也绝不是知识的简单反映,在可能的时候,总是对知识表现出敌意,二者间充满了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20世纪60—80年代,乔治·迪基与门罗·比尔兹利在审美经验、审美对象、艺术体制等问题上有过多次论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理论发展.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审美经验之争促进了比尔兹利对其审美经验论的修订.这些交锋也直接推进了迪基的艺术定义构想:一是通过驳斥比尔兹利对审美对象的看法,艺术体制论得以形成;二是比尔兹利对艺术体制性的否认影响了迪基的后期艺术定义.迪基—比尔兹利之争亦反映出他们各自的理论立场:比尔兹利坚决捍卫审美的独特地位,以此来解答"艺术何为"这一价值问题,迪基则为了弥合传统和当代艺术
20余种晚清小说专刊构成了从幼稚简陋经不断摸索终至定型的发展序列.对其作系统观照,关注各刊间承袭或影响,可勾勒其整体运动的行进轨迹,并发现在从强调政治功利到承认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职业作家脱颖而出,翻译小说进入繁盛状态,短篇小说重又复兴,以及稿酬制度逐渐规范等方面,小说专刊均有引领之功,在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过渡过程中起了相当关键作用.
诗是最精粹的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的语言母题与当代汉诗的家园形塑具有意味深长的呼应关系.与语言存在论相对应,当代汉诗的家园抒写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基于汉字的家园属性,开展重新发明汉字,从中寻求认同的"字思维"写作;二是鉴于大地的家园本质,形成一股抒写大地、"制造大地"的乡土写作潮流;三是从诗的"民族元语言"功能出发,展开对山川名物和历史废墟的"创建性命名".当代诗人的这种家园抒写,不仅为人们奉献了一帧帧美的表象,而且还形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家和存在之所,起到了凝聚国族、增强认同的重要作用,具有
对于“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复兴现代文学传统和接受人民文艺被视为两种常见的研究思路.事实上,长期被忽略的谈艺文体或可为我们提供一重新的视野.作为贯穿汪曾祺一生、从未中断写作的文体,谈艺文的历史变化形成了汪曾祺文艺观的流变.在谈艺文的脉络中,汪曾祺“唯求俗可耐”的语言追求,是理解他超越现代主义、摆脱时代汉语工具化倾向、提倡语言的艺术功能,以及形成汉语本位的人文主义语言观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当代中国的乡村叙述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规划中,农民、农村、农业结合为"三位一体"的集体性存在,对于其的叙述有着确定性的目的论与宣传鼓动色彩.伴随着工业发展和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身份差异、机会平等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多重张力关系,影响到"三农"的文学形象与表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叙述显示了由市场经济与实用理性所产生的"流动的现代性"而导致的美学不确定性.新世纪的城镇书写、基层乡村微观权力刻画、城市底层文学及非虚构写作呈现出变化了的现实中的多元样貌.乡村
《京兆府小学规》表明唐律绝选本是宋初各类学校的基础教材.这些选本多由唐末传承下来,唐末五代至宋初是抄印转换的初期,也是白体、晚唐体的风行时期,两事密切相关.元、白之后诗人对传播效应有了自觉意识,主动利用刻石、题壁、拓印、雕印等技术出版各类诗集,提升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以科场名家为范本的传统与现实的市场效应,使唐末诗家小集与选本多成为各种层次的诗学教材,在商品化的作用下,这类教材类抄本最早转化成印本,加速了晚唐体审美范式的传播,固化了其诗学理念.因此,教材的印本化与商品化客观上传承了晚唐以来形成的诗学传统,建
北宋中期士人在上尊官书中普遍采用称美誉望以劝讽有为的复合型言说方式,督责言官或宰执得位行道.这拓展了讽喻书写的可能性,昭示唐宋书体文谱系中一种创作新范式的兴起.该书写现象始于明道二年欧阳修、石介的上言官书.他们承续元和士人居官守道的原则,提出以言行道的理念,作为言官进言及自身上书的依据.自此,中下层士人往往不在其位则行其言,经由致信得位者实现自下而上的人际互动和政治实践.这类以美为劝的书信折射出北宋新型士人群体作为行道共同体的责善风气、理想主义、舆论意识和公共观念.他们在书写时将声望用作联结美劝的核心概念
刘师培《论文杂记》第12则提出的"反集为子"说,在章学诚和谭献旧说的基础上,论证了后世文集因学术各有专门而得以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旨意相通."反集为子"说成立的理据在于以唐宋大八家为代表的文章著作,在宗旨和风格上与诸子九流百家有相通之处,亦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文集形态.作为一种学术批评话语,"反集为子"包含着"举本统末"的思维方式与批评方法,在厘清学术史脉络的同时,又建构出四部之间具有隐喻性质的关系.刘师培以考据学为名家,将其纳入"反集为子"说,凸显清代学术最重要的特质,使这一命题最终超越囿于义理与辞章之学的旧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试图通过对哈尔滨的城市景观及世俗生活的呈现重建哈尔滨城市主体,但将小说置于迟子建的"哈尔滨叙事"、现代与当代文学中的"哈尔滨叙事"及当代城市文学史中去勘察,小说在重建城市主体上仍存在某些限度:城市景观的怀旧书写淡化了城市景观作为"精神事件"的意义;城市与人没能紧密贴合,无法实现内在精神的互动;城市世俗生活无法为城市主体重建提供精神资源.《烟火漫卷》对城市主体表述的偏差并非个案,而是当代城市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当代城市文学的城乡叙事框架和"反城市"的叙事传统相关,也与中国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