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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到春天,几部浪漫喜剧片总会不期而至。剧中男女主人公的问题跟我们生活里的家长里短可不一样。她沉着冷静,独自一人在职场拼搏,小有成就;他敏感而富有创造力,独自居住在一间偌大的公寓。他们拥有优渥的生活,内心的孤独感却没能有丝毫减轻。于是他开始烹饪,她开始收集老唱片;他在与朋友插科打诨中寻找真爱,她在办公室通宵达旦地加班工作。终于有一天,她最好的朋友(居然刚巧是她离异的母亲),冷冰冰地告诉她一个事实:她浪费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她将孑然一身地度过这一生。而跟他住在同一个镇上的朋友——一个已经结婚的哥们儿,喋喋不休地跟他说自己的妻子Debbee是多么贤淑,婚后生活是多么幸福。
这一切无济于事。就像一部在开头就能猜得着结尾的电影,通过影片的第一幕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出女主人公的生活:蜷缩在沙发上,穿着宽松的睡裤,拿起第三杯红酒一饮而尽,另一只手在一大桶Drever’s冰激凌里剜上一勺。她与他看的是同一部电视剧(他面前咖啡桌上放着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膝羔上还有一份没吃完的中餐外卖)。尽管这一幕看上去有几分浪漫,但是对于故事的男女主角而言就是冷暖自知了。他们孤单地生活,境遇并不乐观。从电视屏幕上爆炸的火光来看,他们似乎都在看—部有关波兰遭受入侵的影片。
几乎没有比“独居”更加尴尬的字眼了。对很多人而言,这代表着一种充满失败感的生活方式,而且让人联想到Ted Kaczvnski(美国一名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和怪物史莱克这样的怪胎。但是独居真的这么惨吗?除了僧侣那样的人——虽然他们也是住在一起的——其他独居的人都会被人们施以怜悯的目光,惹人艳羡的独居者似乎并不是真正在独居,比如亨利·载维·梭罗,他大力鼓吹独居的好处,但他自己也会经常光顾Concord享受一顿妈妈做的饭菜,更别说泡在数不清的小酒馆了。同时,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在讴歌群居生活的美好,比如一家人和乐融融的电影《脱线家族》、华盛顿大游行、2009年取得世界冠军的纽约洋基队等等。在这个世界里,在世人眼中,独居似乎只是失败者的选择。
但是如今人们对单身生活的看法更为复杂,主要是因为构成单身生活的重要因素——财务自由、精神独立、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提倡的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最近凋查数据显示,独居现象并没有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而减少,而是呈上升的趋势。1950年,美国约有400万独居者,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8倍,达到3100万。美国人晚婚现象越来越常见(男人通常平均在28岁开始第一段婚姻),婚姻生活也趋于不稳定(约有一半夫妻最终以离婚收场)。目前,超过50%的美国居民仍是单身,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名家庭成员,年龄小于35岁的单身人口约有500万。这可能是《周六夜现场》收视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Eric Klinenberg是纽约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他在过去数年时间中对独居状况进行研究,在他最新撰写的一本名为《单身社会:单身主义的流行与诱惑》的书中分析了这一困惑人们许久的现象。Klinenberg在凋查1995年芝加哥热浪事件中第一次接触到独居群体,在那场灾难中,数百独居者丧生,不仅仅是因为高温逼仄,更重要的一点是长期独居的身份令他们缺乏发出求生信号的人际网络。“寂静的、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构成城市调查员口中那一种‘独来独往的秘密群体’。”Klinenberg写道。
《单身社会》是他试图探究独居群体在除了面对自然灾害外,还会受到什么因素影响的一个尝试。Klinenberg和他的凋研团队用了7年采访了趟过300名独居者,还有那些促成独居现象形战的疗养院工作人员、规划师、设计师等。他们的样本也包罗万象,从小旅馆到养老设施,他们还在7个城市做了田野凋查: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和斯德哥尔摩。
而结果出乎人们意料。Klinenberg调查的数据显示,独居现象并不是社会失常的结果,而是日渐普及的自由价值观带来的必然副作用。妇女解放运动、城市化扩张、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人们逐渐延长的寿命——这四个趋势大致描绘了一幅时代轮廓,并促成了独居生活形态在其中黯然滋生。女人的命运不再被紧紧地拴在家庭和子女身上,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另一半,时机合适就结婚,感情不和便分手。以电话和随后出现的Facebook等社交软件为特征的“信息通信革命”时代的到来消解了独居与社会生活的分界线。城市文化迎合单身人士——无论是在社交多元性还是设施便捷性——健身房、咖啡馆、外卖、自助洗衣店,这些都大大减少了独居生活的不便之处。同时,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寿命延长,独居老人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00年,约有62%的丧偶老人独自生活,这个数字可以预见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这一人口统计数据之所以能够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人们“追求幸福”的因素:一般说来,那些独居的人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不得已而为之?Klinenberg指出一点,独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孤独”,它能够有效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采访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从独居生活中受益或得到重塑。他们缺乏安全感,骄傲于自己广泛充足的自由,却同时因为社交狭窄而焦虑,他们时而妄自菲薄,时而自怨自艾——简单地说,这种复杂悄绪,即使是非独居的人也曾有过体会。
Kimberly是纽约一位电影工作者,她坦承在发现自己已过30岁却仍是单身这个事实后,她经历过一阵危机感空前的煎熬。她忘我地投入工作,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只能靠无尽的电视剧来麻木自己。“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明白,”她告诉Klinenberg,“工作跟学校完全不同,不会有人常来关心你过得怎样。”
事情在她作出买下一套公寓的决定后有了改变。这对她意味着她将调整心态,接受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单身这个事实。她开始在家里办派对、做自由职业者、尝试线上约会,并且联系了“单身母亲”这个机构,为领养一个孩子做准备。这究竟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暴自弃?Kimberly承认,“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挂窗帘,我也希望这种时候能有一个伴侣帮我一起处理生活琐事。”尽管独身的确给她带来了一些好处,部分原因是她不至于担心在事业上跟不上同龄人的步伐。 与Kimberly不同,有些人则是因为不想安定下来才保持单身。Justin,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的一位普通年轻人,他发现独自居住很难结识新朋友后,果断搬来与朋友同住。但是,当他不再依赖室友来拓展社交圈并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后,他发现与室友相处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他感到自己的私人生活被打扰了。(“你带一个女孩回家,不仅是女孩在观察你的室友,你的室友也在看那女孩。”)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自己一个人件了。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他们应当为自己的世界制定规则,从而创造自己的世界。这种信念——Klinenberg把它称之为“个人崇拜”,大慨是最接近美国文化内核的思维观念,很多独居者也是根据这一点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野心勃勃地想要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那么仅仅是保持单身就能助你迅速达到自己的目标。独居者了无羁绊(工作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刻搬家),时间灵活(家里没有人等他们吃晚餐)。他们多半也财务自由,因为他们不需要依靠收入养家。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对于特别希望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来说,过早地组建家庭通常是有风险的:假如对方并没有做好与你同甘苦、共患难的准备,那么这段关系可能也会过早结束。“对于正在成长的这一代来说,他们大多心怀事业心,20岁或30岁出头,这个年龄节点对他们而言并不适合成家。”Klinenberg观察后得出结论。
Klinenberg认为我们对独居的观点已经有些落后了。单身生活并不意味着与社会脱节,恰恰相反,单身生活可以为人们注入向上爬的动力,因为单身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事无巨细地处理生活中的所有事。此外,单身人群越是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越是意味着他们离集体生活越远。这主要是因为单身生活本质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它需要你对自己的生活负全责,从大方面(比如财务自主性)到生活琐事(买洗洁精)。独居者不需要处理和伴侣的关系,不需要分担家庭责任,从这种层面上来说,抵消了一部分独居的孤独感。
对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是放到整个社会层面上看,这就战为了一个问题。哈怫大学一位政治科学家Robert D.Putnam曾在2000年做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名为“独居趋势”。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数据,“社会资本”这项指标在过去30年间不断下降。“社会资本”指的是把人们相联系、共同完成社会分工的互惠体系。他发现,无论是参加学校里家长会的人数,还是参与各类饭局的人数,或是被人们用来打发时间玩纸牌游戏的人数——都在减少。据此,他得出核心结论: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呈衰减趋势。在1973年到1994年间,在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年龄低于35岁的报纸读者急剧减少,参与选举的人数也呈现相似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Putnam指出这是因为在二战后那一代人之间发生了文化转移。娱乐自主化趋势(比如电视机进入日常生活),还有通勤影响的出行方式的变化,部分人开始兼职带来的工作方式上的变化,以及单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转移的发生。“由于科技技术、经济发展还有社会进步,旧的社会关系正在逐步拆解,或者说,正在消失。”Putnam写道。
换句话说,Putnam认为个人主义思潮不仅造成了不断攀升的独居者人数,还是造成公共机构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而Idinenberg却始终对独居现象保持乐观态度,因为他对科技在其中的作用力持乐观态度。Putnam相信仅仅停留在屏幕上的通信方式会造成人们沟通能力倒退,而现实中良好的沟通能力是网络社交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他指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联系,却在杂货店里撞上网友——这是不现实的。互联网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怪异的。除此以外,“在现实中与他人交谈要求我们展示不同的侧面,才能完整地了解一个人,而在互联网上,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的某一面。”人们会因此失去维持联系的能力或兴趣,而这恰恰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发展的确会减少我们的孤独感,但是并不能改变我们孤独的事实。
“独居趋势”在十年前面世——对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来说,十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然而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却强化了Putnam的担忧。最近出版的一些图书同样表达了他们对“Facebook时代”的担心,其中一本是《独居时代:为什么对科技愈发渴求,却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2011),作者是麻省理丁学院的心理学家Sherry Tuflde,讲述了数码时代里社交的基本原则。她认为数码时代并没能让人们更加亲密,相反,人们的生活被“网络关系”占满了,构成了一幅虚幻的社交生活图景。
Tyrkle骨子里并不是典型的科技怀疑论者。她曾经出版的两本书《第二自我》(1984)和《屏幕生活》(1995),表达了对数字时代乐观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她的热情消减了。如今,她开始对用短信替代电话的下一代和在课上回复邮件的学生感到隐隐担忧,还有玩Furbies游戏的玩家和最近出版的名为《与机器人的爱与性》。她认为科技在日益发展、丰富的同时也在破坏我们的社交成就感,而且影响我们感受孤独的能力。“如果你想要真正地感受孤独,你必须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她写道,“很多人已经习惯被互联网包围,即便是在安静的湖边、海滩或是远足的时候,都无法体验真正的孤独。”
Turkle研究的前提是,通过科技手段来社交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另一种选择在哪儿?在其他几项调查报告中,她极力主张面对面地交流。在《共同相处:仪式、愉悦和相处哲学》(耶鲁出版)中,Pichard Sennett指出,学会与他人合作是一种每一位战年人都必须掌握的能力。但是如今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缺乏挑战性,形式单一,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学校都是如此,这令人们缺乏与他人合作锻炼的机会,这正是Richard Sennett最担心的地方。“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新型人格的群休:他们无法应对复杂的、高要求的社交活动,索性直接退出社交圈子。”他写道。这本书一上市便引起注目,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Sennett选错了社交场所,那该怎么办呢?《共同相处:仪式、愉悦和相处哲学》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复杂、有内容的交流的情况,这在维基百科上是找不着的。 考虑到我们已经身处数码时代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利用科技缓解我们的孤独感,而是如何利用。去年10月的一天,一名叫作Jeff Ragsdale的纽约人在曼哈顿街头派传单。他刚刚被女友甩了,而且经历的倒霉事不止这一件。传单上写着“如果你想与我聊聊,拨打这个电话吧”,他附上自己的电话号码。仅仅在一天之内,他接到至少一百个电话和短信。有人把传单拍下来,传到Reddit(一个社交新闻网站)上之后,这个数字立刻飙升至每天700个电话和1000个短信。这件事(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随后被写入《Jeff,一个孤独的人》(亚马逊)这本书中,编辑是David Shields和Michael Logan。与Jeft联系的人千奇百怪,既有难过的人(“我是抑郁之王”),也有已经订婚的人(“我不会爱上另一个人,我只爱爵士乐”),还有令人费解的人(“我刚刚破产,目前我想从事金融业重新开始”),还有一些埋藏在心底的悲惨心事浮上水面,比如这条:
“爸爸打了我、妹妹还有我妈妈,现在他被逮捕了。他去了监狱,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曾经被几个家庭收养……他曾经在脸书上联系我,但我没有回复……我在17岁那年试着自杀,吞下大量安眠药,最后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又比如:
“结束了9年的军人生活后,我来到一家医院的放射科做了一名X光技术人员。我觉得我要在这儿丧失对人性的信心了……有一个晚上我喝了12瓶酒,当一个流浪汉闯进来的时候我彻底晕了,他的头发里布满虱子,还把酒精倒到脏兮兮的头发上,然后点了一根烟,吹了一下。”
Trurkle认为这种告白是一种转移矛盾的方式:向一个陌生人(或者一群陌生人)表露心声,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秘密,要比向身边熟悉的人说出口容易得多。但是人们的“黑匣子”情结在计算机时代并不陌生,让Jeff区别于神父或者心理咨询帅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不是专业人士,他缺乏系统的训练。跟他打电话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尝试过向专业人士咨询意见,现在他们只想把心里的话说给愿意听的人,尽管这个人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他愿意去了解他们的内心,这就够了。事实上,这些孤独的人会联系自己的朋友,也会在书店闲逛,在咖啡馆坐下工作,他们与室友住在一起,上OKCupid约会网站,无人时跳上一段Tecktonik。他们会做Klinenberg书中主人公Kimberly会做的一切,拥有社交生活。然后他们给Jeff发短信。他们并不是那种整月盯着咖啡桌无所事事的人。
生活中真正危险的是具体而微的东西,尤其当人们独居的时候。Klinenberg想通过研究打消他关于“独居是一种糟糕的生活”这种下意识的观点。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又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确就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一旦发生意外,独居者就会面临无人救援的困境,这对独居的老人来说尤其危险。当他们的伴侣去世,他们抵御健康风险的成本就会直线上升。
Klinenberg对这些可能发生的不测提出了很多建议,有些理由充分(比如建立养老基金,雇佣更多陪护照看老人),有些听上去有些不切实际(比如他真的希望社交机器人能早日研发出来),不过,即便独居是人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做出的选择,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也不会有丝毫缓解。在这个十年,我们迎来的一代老龄群休——他们受6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他们是在婴儿潮中诞生的一代,如今到了需要领取社会保险的年纪。到了下一个十年,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代视独居为一种选择、一种身份和自由象征的老人们。有关养老关怀的伦理将会被颠覆。如果你的母亲已经独自一人顺利地、舒心地居件了40年,那么当她已经到了轻易忘记付煤气费的年纪的时候,你是否有义务让她搬来与你或其他家庭战员同住呢?或者说,这是否对她经营多年的成年独立生活造成了冒犯?
对于这一点,Klinenberg举了Dee的例子,她是一名90岁的寡妇,在过去29年间独自居件在纽约哈林区的一处公寓里,而且从没产生过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的房子。”她有理有据地说,“那些养老院什么的,噢还有有人看护你生活的地方,我想都不敢想,太可怕了。”如今,像Dee这样的一代人的头脑中对“独居”的认识已经悄悄发生改变了,三十年后,这种想法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就像社会学家研究证明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上独居生活,源于社交成就感的驱动,这证明他们能够把生活处理得很好。至于那些饱受孤独感侵扰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最需要被人照顾的那一类。独居最体面的地方在于,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孤身一人。丧偶的男人能够在教堂或者俱乐部找到朋友,单身母亲也可以组建互助社团,就连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们也能在观众的掌声中找到真爱。随着剧情的展开,他们不再孤独,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孤独。
这一切无济于事。就像一部在开头就能猜得着结尾的电影,通过影片的第一幕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出女主人公的生活:蜷缩在沙发上,穿着宽松的睡裤,拿起第三杯红酒一饮而尽,另一只手在一大桶Drever’s冰激凌里剜上一勺。她与他看的是同一部电视剧(他面前咖啡桌上放着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膝羔上还有一份没吃完的中餐外卖)。尽管这一幕看上去有几分浪漫,但是对于故事的男女主角而言就是冷暖自知了。他们孤单地生活,境遇并不乐观。从电视屏幕上爆炸的火光来看,他们似乎都在看—部有关波兰遭受入侵的影片。
几乎没有比“独居”更加尴尬的字眼了。对很多人而言,这代表着一种充满失败感的生活方式,而且让人联想到Ted Kaczvnski(美国一名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和怪物史莱克这样的怪胎。但是独居真的这么惨吗?除了僧侣那样的人——虽然他们也是住在一起的——其他独居的人都会被人们施以怜悯的目光,惹人艳羡的独居者似乎并不是真正在独居,比如亨利·载维·梭罗,他大力鼓吹独居的好处,但他自己也会经常光顾Concord享受一顿妈妈做的饭菜,更别说泡在数不清的小酒馆了。同时,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在讴歌群居生活的美好,比如一家人和乐融融的电影《脱线家族》、华盛顿大游行、2009年取得世界冠军的纽约洋基队等等。在这个世界里,在世人眼中,独居似乎只是失败者的选择。
但是如今人们对单身生活的看法更为复杂,主要是因为构成单身生活的重要因素——财务自由、精神独立、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提倡的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最近凋查数据显示,独居现象并没有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而减少,而是呈上升的趋势。1950年,美国约有400万独居者,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8倍,达到3100万。美国人晚婚现象越来越常见(男人通常平均在28岁开始第一段婚姻),婚姻生活也趋于不稳定(约有一半夫妻最终以离婚收场)。目前,超过50%的美国居民仍是单身,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名家庭成员,年龄小于35岁的单身人口约有500万。这可能是《周六夜现场》收视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Eric Klinenberg是纽约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他在过去数年时间中对独居状况进行研究,在他最新撰写的一本名为《单身社会:单身主义的流行与诱惑》的书中分析了这一困惑人们许久的现象。Klinenberg在凋查1995年芝加哥热浪事件中第一次接触到独居群体,在那场灾难中,数百独居者丧生,不仅仅是因为高温逼仄,更重要的一点是长期独居的身份令他们缺乏发出求生信号的人际网络。“寂静的、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们构成城市调查员口中那一种‘独来独往的秘密群体’。”Klinenberg写道。
《单身社会》是他试图探究独居群体在除了面对自然灾害外,还会受到什么因素影响的一个尝试。Klinenberg和他的凋研团队用了7年采访了趟过300名独居者,还有那些促成独居现象形战的疗养院工作人员、规划师、设计师等。他们的样本也包罗万象,从小旅馆到养老设施,他们还在7个城市做了田野凋查: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和斯德哥尔摩。
而结果出乎人们意料。Klinenberg调查的数据显示,独居现象并不是社会失常的结果,而是日渐普及的自由价值观带来的必然副作用。妇女解放运动、城市化扩张、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人们逐渐延长的寿命——这四个趋势大致描绘了一幅时代轮廓,并促成了独居生活形态在其中黯然滋生。女人的命运不再被紧紧地拴在家庭和子女身上,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另一半,时机合适就结婚,感情不和便分手。以电话和随后出现的Facebook等社交软件为特征的“信息通信革命”时代的到来消解了独居与社会生活的分界线。城市文化迎合单身人士——无论是在社交多元性还是设施便捷性——健身房、咖啡馆、外卖、自助洗衣店,这些都大大减少了独居生活的不便之处。同时,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寿命延长,独居老人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00年,约有62%的丧偶老人独自生活,这个数字可以预见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这一人口统计数据之所以能够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人们“追求幸福”的因素:一般说来,那些独居的人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不得已而为之?Klinenberg指出一点,独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孤独”,它能够有效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采访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从独居生活中受益或得到重塑。他们缺乏安全感,骄傲于自己广泛充足的自由,却同时因为社交狭窄而焦虑,他们时而妄自菲薄,时而自怨自艾——简单地说,这种复杂悄绪,即使是非独居的人也曾有过体会。
Kimberly是纽约一位电影工作者,她坦承在发现自己已过30岁却仍是单身这个事实后,她经历过一阵危机感空前的煎熬。她忘我地投入工作,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只能靠无尽的电视剧来麻木自己。“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明白,”她告诉Klinenberg,“工作跟学校完全不同,不会有人常来关心你过得怎样。”
事情在她作出买下一套公寓的决定后有了改变。这对她意味着她将调整心态,接受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单身这个事实。她开始在家里办派对、做自由职业者、尝试线上约会,并且联系了“单身母亲”这个机构,为领养一个孩子做准备。这究竟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暴自弃?Kimberly承认,“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挂窗帘,我也希望这种时候能有一个伴侣帮我一起处理生活琐事。”尽管独身的确给她带来了一些好处,部分原因是她不至于担心在事业上跟不上同龄人的步伐。 与Kimberly不同,有些人则是因为不想安定下来才保持单身。Justin,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的一位普通年轻人,他发现独自居住很难结识新朋友后,果断搬来与朋友同住。但是,当他不再依赖室友来拓展社交圈并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后,他发现与室友相处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他感到自己的私人生活被打扰了。(“你带一个女孩回家,不仅是女孩在观察你的室友,你的室友也在看那女孩。”)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自己一个人件了。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他们应当为自己的世界制定规则,从而创造自己的世界。这种信念——Klinenberg把它称之为“个人崇拜”,大慨是最接近美国文化内核的思维观念,很多独居者也是根据这一点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野心勃勃地想要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那么仅仅是保持单身就能助你迅速达到自己的目标。独居者了无羁绊(工作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刻搬家),时间灵活(家里没有人等他们吃晚餐)。他们多半也财务自由,因为他们不需要依靠收入养家。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对于特别希望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来说,过早地组建家庭通常是有风险的:假如对方并没有做好与你同甘苦、共患难的准备,那么这段关系可能也会过早结束。“对于正在成长的这一代来说,他们大多心怀事业心,20岁或30岁出头,这个年龄节点对他们而言并不适合成家。”Klinenberg观察后得出结论。
Klinenberg认为我们对独居的观点已经有些落后了。单身生活并不意味着与社会脱节,恰恰相反,单身生活可以为人们注入向上爬的动力,因为单身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事无巨细地处理生活中的所有事。此外,单身人群越是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越是意味着他们离集体生活越远。这主要是因为单身生活本质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它需要你对自己的生活负全责,从大方面(比如财务自主性)到生活琐事(买洗洁精)。独居者不需要处理和伴侣的关系,不需要分担家庭责任,从这种层面上来说,抵消了一部分独居的孤独感。
对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是放到整个社会层面上看,这就战为了一个问题。哈怫大学一位政治科学家Robert D.Putnam曾在2000年做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名为“独居趋势”。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数据,“社会资本”这项指标在过去30年间不断下降。“社会资本”指的是把人们相联系、共同完成社会分工的互惠体系。他发现,无论是参加学校里家长会的人数,还是参与各类饭局的人数,或是被人们用来打发时间玩纸牌游戏的人数——都在减少。据此,他得出核心结论: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呈衰减趋势。在1973年到1994年间,在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年龄低于35岁的报纸读者急剧减少,参与选举的人数也呈现相似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Putnam指出这是因为在二战后那一代人之间发生了文化转移。娱乐自主化趋势(比如电视机进入日常生活),还有通勤影响的出行方式的变化,部分人开始兼职带来的工作方式上的变化,以及单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转移的发生。“由于科技技术、经济发展还有社会进步,旧的社会关系正在逐步拆解,或者说,正在消失。”Putnam写道。
换句话说,Putnam认为个人主义思潮不仅造成了不断攀升的独居者人数,还是造成公共机构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而Idinenberg却始终对独居现象保持乐观态度,因为他对科技在其中的作用力持乐观态度。Putnam相信仅仅停留在屏幕上的通信方式会造成人们沟通能力倒退,而现实中良好的沟通能力是网络社交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他指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联系,却在杂货店里撞上网友——这是不现实的。互联网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怪异的。除此以外,“在现实中与他人交谈要求我们展示不同的侧面,才能完整地了解一个人,而在互联网上,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的某一面。”人们会因此失去维持联系的能力或兴趣,而这恰恰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发展的确会减少我们的孤独感,但是并不能改变我们孤独的事实。
“独居趋势”在十年前面世——对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来说,十年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然而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却强化了Putnam的担忧。最近出版的一些图书同样表达了他们对“Facebook时代”的担心,其中一本是《独居时代:为什么对科技愈发渴求,却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2011),作者是麻省理丁学院的心理学家Sherry Tuflde,讲述了数码时代里社交的基本原则。她认为数码时代并没能让人们更加亲密,相反,人们的生活被“网络关系”占满了,构成了一幅虚幻的社交生活图景。
Tyrkle骨子里并不是典型的科技怀疑论者。她曾经出版的两本书《第二自我》(1984)和《屏幕生活》(1995),表达了对数字时代乐观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她的热情消减了。如今,她开始对用短信替代电话的下一代和在课上回复邮件的学生感到隐隐担忧,还有玩Furbies游戏的玩家和最近出版的名为《与机器人的爱与性》。她认为科技在日益发展、丰富的同时也在破坏我们的社交成就感,而且影响我们感受孤独的能力。“如果你想要真正地感受孤独,你必须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她写道,“很多人已经习惯被互联网包围,即便是在安静的湖边、海滩或是远足的时候,都无法体验真正的孤独。”
Turkle研究的前提是,通过科技手段来社交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另一种选择在哪儿?在其他几项调查报告中,她极力主张面对面地交流。在《共同相处:仪式、愉悦和相处哲学》(耶鲁出版)中,Pichard Sennett指出,学会与他人合作是一种每一位战年人都必须掌握的能力。但是如今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缺乏挑战性,形式单一,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学校都是如此,这令人们缺乏与他人合作锻炼的机会,这正是Richard Sennett最担心的地方。“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新型人格的群休:他们无法应对复杂的、高要求的社交活动,索性直接退出社交圈子。”他写道。这本书一上市便引起注目,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Sennett选错了社交场所,那该怎么办呢?《共同相处:仪式、愉悦和相处哲学》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复杂、有内容的交流的情况,这在维基百科上是找不着的。 考虑到我们已经身处数码时代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利用科技缓解我们的孤独感,而是如何利用。去年10月的一天,一名叫作Jeff Ragsdale的纽约人在曼哈顿街头派传单。他刚刚被女友甩了,而且经历的倒霉事不止这一件。传单上写着“如果你想与我聊聊,拨打这个电话吧”,他附上自己的电话号码。仅仅在一天之内,他接到至少一百个电话和短信。有人把传单拍下来,传到Reddit(一个社交新闻网站)上之后,这个数字立刻飙升至每天700个电话和1000个短信。这件事(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随后被写入《Jeff,一个孤独的人》(亚马逊)这本书中,编辑是David Shields和Michael Logan。与Jeft联系的人千奇百怪,既有难过的人(“我是抑郁之王”),也有已经订婚的人(“我不会爱上另一个人,我只爱爵士乐”),还有令人费解的人(“我刚刚破产,目前我想从事金融业重新开始”),还有一些埋藏在心底的悲惨心事浮上水面,比如这条:
“爸爸打了我、妹妹还有我妈妈,现在他被逮捕了。他去了监狱,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曾经被几个家庭收养……他曾经在脸书上联系我,但我没有回复……我在17岁那年试着自杀,吞下大量安眠药,最后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又比如:
“结束了9年的军人生活后,我来到一家医院的放射科做了一名X光技术人员。我觉得我要在这儿丧失对人性的信心了……有一个晚上我喝了12瓶酒,当一个流浪汉闯进来的时候我彻底晕了,他的头发里布满虱子,还把酒精倒到脏兮兮的头发上,然后点了一根烟,吹了一下。”
Trurkle认为这种告白是一种转移矛盾的方式:向一个陌生人(或者一群陌生人)表露心声,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秘密,要比向身边熟悉的人说出口容易得多。但是人们的“黑匣子”情结在计算机时代并不陌生,让Jeff区别于神父或者心理咨询帅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不是专业人士,他缺乏系统的训练。跟他打电话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尝试过向专业人士咨询意见,现在他们只想把心里的话说给愿意听的人,尽管这个人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他愿意去了解他们的内心,这就够了。事实上,这些孤独的人会联系自己的朋友,也会在书店闲逛,在咖啡馆坐下工作,他们与室友住在一起,上OKCupid约会网站,无人时跳上一段Tecktonik。他们会做Klinenberg书中主人公Kimberly会做的一切,拥有社交生活。然后他们给Jeff发短信。他们并不是那种整月盯着咖啡桌无所事事的人。
生活中真正危险的是具体而微的东西,尤其当人们独居的时候。Klinenberg想通过研究打消他关于“独居是一种糟糕的生活”这种下意识的观点。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又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确就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一旦发生意外,独居者就会面临无人救援的困境,这对独居的老人来说尤其危险。当他们的伴侣去世,他们抵御健康风险的成本就会直线上升。
Klinenberg对这些可能发生的不测提出了很多建议,有些理由充分(比如建立养老基金,雇佣更多陪护照看老人),有些听上去有些不切实际(比如他真的希望社交机器人能早日研发出来),不过,即便独居是人们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做出的选择,老龄社会带来的问题也不会有丝毫缓解。在这个十年,我们迎来的一代老龄群休——他们受6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他们是在婴儿潮中诞生的一代,如今到了需要领取社会保险的年纪。到了下一个十年,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代视独居为一种选择、一种身份和自由象征的老人们。有关养老关怀的伦理将会被颠覆。如果你的母亲已经独自一人顺利地、舒心地居件了40年,那么当她已经到了轻易忘记付煤气费的年纪的时候,你是否有义务让她搬来与你或其他家庭战员同住呢?或者说,这是否对她经营多年的成年独立生活造成了冒犯?
对于这一点,Klinenberg举了Dee的例子,她是一名90岁的寡妇,在过去29年间独自居件在纽约哈林区的一处公寓里,而且从没产生过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的房子。”她有理有据地说,“那些养老院什么的,噢还有有人看护你生活的地方,我想都不敢想,太可怕了。”如今,像Dee这样的一代人的头脑中对“独居”的认识已经悄悄发生改变了,三十年后,这种想法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就像社会学家研究证明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上独居生活,源于社交成就感的驱动,这证明他们能够把生活处理得很好。至于那些饱受孤独感侵扰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最需要被人照顾的那一类。独居最体面的地方在于,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孤身一人。丧偶的男人能够在教堂或者俱乐部找到朋友,单身母亲也可以组建互助社团,就连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们也能在观众的掌声中找到真爱。随着剧情的展开,他们不再孤独,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