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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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高考历史试题,历史评价,实事求是,几点建议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12—04
  
  历史评价是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历史高考的基本要素之一。通过试题检测应试者历史评价的能力和水平,是历史科高考的目的之一。不过,试题首先反映的实际上是命题者历史评价的能力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高考首先是“考”命题者。
  历史评价应该实事求是。这既可以说是历史评价的底线,又可以说是历史评价的最高境界。综观历届高考历史试题,应该说命题者主观上都希望通过材料的引用、问题的设置、参考答案的提供等手段,引导应试者以及广大中学生实事求是地评价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首先要求命题者认真审视,自己设计的问题有没有实事求是的对待历史。实际情况是,一些题目离实事求是的要求还有一定甚至很大的距离,历史评价偏高或偏低的题目时有出现。20世纪的高考历史试题这里不去讨论,下面举出近年的一些题目试作评价说。
  先看历史评价偏低的题目。
  2006年“文综”全国卷Ⅰ第12题:“总理衙门的设立到其改为外务部,这一变化反映了(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此题对清朝设置总理衙门及其改外务部,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而我们知道,总理衙门设置于洋务运动初期,总理衙门改外务部是清末新政的措施之一。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两件大事,总理衙门设置及其改为外务部是当时中国国家机构近代化的具体表现,并适应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具有政府机构改革的性质。因此,它不仅是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反映,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反映,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至少不够全面。比之纹丝不动的保持原有机构,设置总理衙门以及将其改为外务部,毕竟是一个小小的历史进步。
  2006年历史广东卷第28题引用了1802年英国工厂法条例和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等材料,要求应试者“评价英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为”。参考答案写道:“①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英国政府进行更多的社会改革和福利立法来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②英国政府出台各项法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未得到实际保障,其他社会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笔者认为,答案要点①只概述了英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为”,而未“评价”。要点②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们应该看到,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拿1802年的英国工厂法条例来说,这是世界最早的童工保护法,在世界劳动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题材料一也说:“这项法令创立了一个在英国19世纪期间起了很大作用的制度,而且文明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制度,即对工厂的监督。”这个评价绝非夸大之辞。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大多倾向此说。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法规尽管在改善童工工作时间方面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这是为保护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它标志着劳动法的产生。”此题的参考答案却没有这方面内容,其评价显然偏低。
  再说历史评价偏高的题目。
  2004年“文综”天津卷第14题:“元朝统一后,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D.①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②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③入居黄河流域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与汉族相融合④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此为组合选择题,答案所包含的①②③没有问题,但④有商榷的必要。命题者实际认为,元朝统一后(或者说元朝时)“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命题者对元朝统一的历史作用,评价偏高。元史专家邱树森等认为:“元代回回人……为回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明代是回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界一般认同以下说法:“元朝时更有大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和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通婚,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由此可见,元统一后(或者说元朝时),回族是开始形成。而此题将符合历史事实的“开始形成”变成了“形成”,评价就偏高了。
  2004年历史江苏卷第26题可简称为郑和下西洋评价题,此题提供两段材料,设置四个问题,要求考生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前提条件、特点并评价其历史地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参考答案是:“寻找建文帝;弘扬国威;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参考答案是:“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是世界航海活动的先驱;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外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笔者认为,参考答案对郑和下西洋目的的分析,客观全面,而对郑和下西洋历史地位的评价,总的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只肯定积极的一面,完全回避其历史局限性,“传统观点”的味道太浓。别的不说,既然命题者认为“弘扬国威”和“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也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那么,郑和下西洋的后果和影响,怎么会完全是积极的,而无消极的一面呢?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此题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偏高了。
  2004年“文综”全国卷Ⅲ第41题考“三线建设”,全题提出四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要求考生概括三线建设的意义。参考答案是:“推动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发展;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工业城市;初步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综观全题,可以看出对三线建设评价是很高的,而对三线建设的不足及其留下的教训一点也未涉及。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无助于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全面评价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毛泽东根据准备早打仗、打大仗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但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明显的偏差。三线建设主要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进行的,加之仓促上马,急于求成,摊子太大,过分强调“进山、分散、入洞”,不讲究经济效益,忽视经济规律,因而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取得很大成绩,留下宝贵经验的同时,也留下深刻的教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三线企业有的迁往大中城市,有的停产下马,有的破产倒闭,留在山沟里和山洞中的已不多了,这也可以反证三线建设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味赞誉,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2004年“文综”全国春季卷第37题:“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思想家洛克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并要求考生指出“洛克‘三权分立’学说的基本内容”。无巧不成书,2007年“文综”天津卷第37题也以洛克为考查的一个内容。该题要求考生概括洛克的思想,指出其与孟德斯鸠主张的差异。其相关参考答案写道:“洛克提出了分权说。孟德斯鸠明确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 权分立的原则。”比较两题,很容易发现,2004年“文综”全国春季卷第37题对洛克的评价显然偏高了。一些西方思想史研究者明确指出,虽然洛克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和处理外交事务权分立,但处理外交事务权也是一种行政权,所以,洛克的主张实质上是“两权分立”。因此,说“思想家洛克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至少不够严谨。
  2006年“文综”天津卷第19题:“关于平型关战役属性的正确表述是(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战场的战役)。”从规模、交战时间、作战方式、战果和影响等来看,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伏击日军的一次重要战斗。将“战斗”提升为“战役”,也是评价偏高了,它是太原会战的组成部分。
  2007年“文综”四川卷第16题认为,“三反”“五反”的作用之一是“纠正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个评价也偏高了。事实上,这两个运动(主要指“三反”运动)只是遏制了官僚主义作风,而不是“纠正了官僚主义的作风”。谁都知道,无论是在此次运动进行过程中还是运动结束之后,官僚主义作风都是存在的,距“纠正”还有很大距离。
  2007年历史上海卷第37题在介绍了“最近,国外一位学者提出了‘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的观点”’后,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1)是“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2)是“为什么中国的1978年会被视为21世纪开始的标志?”标准答案:“(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从中国的视角看,如:1978年后确立了对内改革的战略决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等;从世界的视角来看,如:1978年后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融入世界,加入WTO等;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如:21世纪全球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成为21世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国际格局变化以及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源于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等。注:标准答案仅供参考,答案不必全部符合标准答案。考生也可以从个体的视角梳理、分析、综合后,进行回答。”
  在历史评价偏高的高考历史题目中,此题最为典型,有讨论的必要。
  此题的关键在于,实际上提出了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21世纪开始的标志的观点。国外那位学者可以这样看,命制此题的历史专家也可以这样看,问题在于,第一,应试者是否也必须这样看?第二,这个评价是否实事求是?虽然命题者在“标准答案”的“注”中也说“仅供参考”。但同时又说:“答案不必全部符合标准答案。”言外之意,答案至少要部分符合“标准答案”。那么,如果考生不赞成这一观点,答案与“标准答案”的立意完全不同,能得分吗?从一定程度上说,此题有把“国外一位学者”的观点强加给应试者之嫌。“标准答案”虽从三个视角论证了“21世纪始于中国1978年”这一观点,但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只有一个视角,也就是“中国的视角”,因为“标准答案”所说的“世界的视角”和“21世纪的视角”其实也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名实不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我们通常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作为诗句,应该是可以的,但作为历史评价和史学观点,则未必能成立。而如果要求应试者都接受这一观点(评价),就更不合理了。最后,笔者还想指出的是,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始于2001年,这个说法(观点)虽平实无华,但却是令人信服的平凡的真理。
  以上是笔者从历史评价的角度对若干高考历史题目的评析,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说以往的一些高考历史题目在历史评价方面存在欠缺,却是有充足的事实作为根据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命题者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其中,阶级斗争史范式的束缚、中学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的脱节、个人情感的影响、命题时间紧迫等,则是直接原因。有鉴于此,为改进高考历史试题的历史评价,提高试题的质量,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更新史学范式。
  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史范式主导着我国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这种范式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如不扬长避短,机械地教条式地运用,历史评价则极易产生片面性。上举例子中,之所以有的题目忽视总理衙门设置及其改为外务部合理的一面,有的题目只强调英国通过立法解决社会问题“主要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敢肯定其进步性,关键原因即在命题者是按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范式进行历史评价的,而如果我们跳出籓篱,运用现代化范式和文明史范式来评价,则可以得出与以往看法有别的新的结论,使我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更全面更客观一些。这就说明用以指导设计高考历史试题的史学范式尚需进一步更新。今后,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和运用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等新范式来指导试题设计,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完善阶级斗争史范式,更科学地运用这一范式来进行历史评价,克服其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笔者认为,以文明史范式为核心的综合范式应是历史评价的基本范式。范式问题首先是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视角问题,只从一个视角去观察多维的立体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得出的结论很难客观。
  
  第二,注意吸收学术研究新成果。
  上举题目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郑和下西洋评价问题、总理衙门设置及其改为外务部评价问题、三线建设的成就与不足问题、西方近代劳动立法和社会保障立法的阶级性和进步性问题等,学术界已提出一些区别于以往中学历史教科书说法的新观点,有的观点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共识。如我国的西方法律史研究者现在一般认为,1802年英国工厂法条例,亦即《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是“资产阶级‘工厂立法’的开端,是“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产生的标志”。一些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在肯定“三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我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又指出,三线建设“留下许多短时期不易解决甚至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如果设计高考历史试题时,注意到了这些观点,那么,试题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评价一定会更客观更全面一些。
  
  第三,更全面地运用历史材料。
  历史材料是历史评价的依据。“论从史出”,历史评价的结论应根据历史材料得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可靠、全面、尽可能充分,是历史学对历史材料的基本要求。历史现象往往很复杂,具有“多面性”,如果仅注意并使用某一方面的材 料,并据此进行历史评价,其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客观的。如英国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的内容,除2006年历史广东卷第28题材料二介绍的一些不利于受救济者的条款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如该法案规定:“成立中央济贫法实施委员会,实行中央督导制,将济贫的执行权集中到中央,从而改进济贫管理督导机制,将济贫权由分散到集中,避免了地方济贫中的腐败现象。”如依据这一材料去评价《济贫法(修正案)》,得出的结论定会有所不同。因此,设计高考历史试题时,一定要考虑材料的可靠性、典型性和全面性,这是命题者自己也是应试者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评价的基础和前提。
  
  第四,更理智地进行历史评价。
  笔者反复想过,为什么上列试题会过高评价郑和下西洋、平型关之战和三线建设?为什么命题者会赞赏“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一观点,并引导乃至要求应试者接受这一观点?这恐怕与某种情感情绪有关。命题者也许认为,只有这样评价才能表达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但对历史评价来说,理智比情感更重要。进行历史评价一定要实事求是,而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因为自己喜欢谁,评价时就尽量拔高;讨厌谁,评价时就尽可能贬低。培养年轻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实事求是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理”,最站得住脚的“理”。否则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会造成逆反心理。这种教训已经很多了。
  
  第五,更认真地推敲试题的文字表述。
  上述某些高考历史试题的偏低或偏高评价,很可能并不是历史认识和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而可能是文字表述的疏忽之所致。如2004年天津卷第14题关于元朝统一对回族形成的作用题,说不定命题者也认为元朝时,回族才开始形成,只是因命题时匆忙,遗漏了“开始”二字,才形成评价偏高的后果。又如2007年“文综”四川卷第16题的命制者,可能也是因文字推敲不够,匆忙之中,将“纠正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作为“三反”运动的作用之一,无意间“拔高”了对“三反”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的作用的评价。如果当时多斟酌一下,不用“纠正”,而用“遏制”或其他类似的词语来表达,评价偏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简介]冯一下,男,1939年生,四川蓬溪人,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和历史教育学。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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