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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当代文学走出政治运动的泥沼并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散文便开始在艺术探索中努力寻求自身对于传统思维模式及其创作方法的突破，历经二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创新实践，它以更为稳健更加丰富更显开放的美学姿态不断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迈进，也由此积淀了非常丰厚的创作经验、取得了十分丰硕的艺术成果。深入细致的进行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散文美学维度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果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散文观念的巨大变化，新时期文学以来不断升温的外国文论、美学理论著述译介，令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理论蜂拥而入，中国散文作家在这些新的观念、思想、理论的不断冲击下，渐渐意识到自身在散文创作中所存在着的诸多局限，只有首先对这些略显陈旧的观念、思想、理论等进行全面改造和现代重构，中国的当代散文才会生发出新的生长动能和活力，也才能够在本质意义上同世界散文的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发展，因而在散文观念上的革命便不可避免，新的散文思想、散文理论得以不断地催生也就理所当然。二是散文题材的发掘和思想内容的表达愈发丰富，既有着对于自然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文明的传统书写，也有对于民族历史文化、当代社会万象的现代观照，更富有对于历史文明的深层、国族思想的深度、人类社会的深邃、人性人文的深广、生命本体的深奥等的全力探寻。三是散文文体已然进入丰繁的多元化时代，抒情性散文、叙事性散文、议论性散文这些传统意味浓厚的散文文体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都市散文、女性散文、新乡土散文这些富有现代气韵的散文文体则异军突起、各领风骚，一些致力于对传统散文与现代散文的打通，着意于新型建构的各种新散文文体更是层出不穷。四是散文的艺术表达更为丰富、散文的风格更加趋向现代，就散文的艺术表达而言，对小说、诗歌、戏剧、新闻、摄影、电影等多种艺术表达方式的大量引入，一方面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美学内涵，另一方面则使散文艺术具有了较强的立体感；就散文的风格而言，由于创作者主体的全面性和深度性的介入，他们所具有的个性特质、话语方式、文化内力、知性水平、心理能量、灵魂意向等都不同程度融与和渗透到散文创作中，这使得散文的风格凸显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鲜明的个性化与极大的自由度、无限的开放性与恣意的多元化，则是它最为主要的基质和色调。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已然发生了内在性的质的飞跃，中国当代散文的美学系统正在经历着一个整体重构的新阶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丰繁姿仪和良性趋势稳步前行，渐渐成为世界散文版图上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将考察的目光聚集于《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刊载的散文作品，探寻它在文体的多元化尝试以及在散文品牌维度的建构，以推进四川散文创作更上高阶。
一
《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刊载的众多散文作品中，周闻道先生的《丽江三题》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的篇章之一，这种优秀既可以说是作家对于丽江的新发现，也可谓是作家对丽江的新书写。作为一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内陆城市，丽江的自然山水风光及其特有的少数民族风物风情，毋容置疑的是一种享有世界声誉的自然文化遗产或物质文明，难以数计的中外游人之所以纷纷前往，无不是对这种自然文化遗产或物质文明的特别钟情，这些人中并不乏作家，甚至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但为数不少的作家对于丽江的发现以及对于丽江的书写，都不过是一种表象的浅层的，失之于对丽江内部的深层的进入。周闻道先生之于丽江的文学书写和审美表达，则是基于一个在场主义作家的立场，以亲临丽江城及其周围的地理环境、自然山水、人文宗教等所直接获得的在场感为主导，辅以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多方查寻和详细解读并得出的结论，着力于对丽江的历史內腹、人文气象、自然景观的深沉穿越和考量。
《丽江三题》主要由《有丽为羌》、《看一棵树修成府》、《问一问那时的羌人》三个更为细小的篇章组成。《有丽为羌》是作家对于丽江这个地域文化符号密码的历史缘起、纳西族人经受的历史征程及其所富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重新解读和审美书写。第一次解读丽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因为作家所供职的县政府要组织有关人员前往丽江对其少数民族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而临行前的相关资料准备又落在了作家的肩上，他便一头扎进众多的文献史料中，也正是因了这第一次的快速阅读，他意外地探知到了丽江之所以为丽江的隱秘历史所在：因为两条历史之路的缘故而产生，一条是汉唐、宋元时期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辖这个西域边陲而设置了一个名为“丽江路”的治式机构，流经此处的金沙江又被命名为丽水；另一条则是古羌人的迁徙之路，他们从兵燹连连的中原大地出发，徒步千里、历尽艰辛最终到达这里，因为此处的自然幽静、山水宜人并且远离战乱的祸害，便认为这里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存福地和心灵家园。但流经此处的金沙江为何被称之为丽水？古羌人又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纳西人？历史文献上的说法则显示出几多的牵强附会而引人生发深深的怀疑，作家对丽江的第一次探秘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地被冠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作家的再度探寻是在一个羊年的深秋，他沿着蜿蜒崎岖、高峻奇险的川藏线同金沙江比肩而行，最后顺利抵达终点丽江，因为一路上亲眼目睹了金沙江由一个洪流汹涌、湍急险恶、昂首挺立的悍妇慢慢演变成为一名温文尔雅、细腻柔婉、清丽安静的淑女的全过程，认为促使金沙江的性格产生如此剧烈的前后变化，并且一跃成为丽水，正是因为丽江区域的自然环境、山水风光以及蕴涵其间的历史文明、宗教文化、民族精神的合力作用所致，于是乎作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丽江的江也许原本不叫江，而叫羌”这样的慨叹。据此出发，作家睿智的目光再度穿越于那些丰繁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通过对它们更加深入和更为详尽的解读，方彻底知晓了古羌人改变自己的族姓、从羌族而为纳西族的根由所在：不仅仅是因为魅力奇特的丽江和神圣化身的玉龙雪山使然，更在于他们寻找到了自己这个民族得以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家园。《看一棵树修成府》主要是叙写作家对充满王者气度的木府的在场性感知和领悟，抑或说是作家从另一种角度来展开对丽江的审美书写和精神观照。因为身心的亲临和强烈的在场感获得，由此引发了作家一系列深刻的感触，因而在他看来，“不到木府，就不了解纳西人，就不了解东巴文化”，而木府与木以及树与木的高度关联性，既是形式与物质层次的，又是宗教文化与历史文明层面的，更是精神与灵魂层级的，所以纳西族人才能够将木视为一种可以同太阳齐名的图腾，以致成为木府最为重要的物质基座。如果不是导游的刻意介绍，那株伸长了颈脖、肤色呈灰白、枝杈稀疏和干瘪的古柏，完全可能被作家以游人一样的眼光匆匆掠过。导游的刻意之言立即引起作家的高度关注，他细细地谛视着这株古柏，尽管这株古柏已在岁月沧桑的巨变中显现出几许的老态龙钟，但它的那种浸渍血脉、透彻骨髓的神宇气势，非经百年千年的风雨修炼岂可以成就；不远处的木府之所以能够成为木府，成为纳西族人的一种无法更改、历久弥新的精神寄寓和民族象征，全部的文化秘密、精神能量、哲学意蕴或许便是源自于这样的古柏，因而“木府之木，无不蕴含着木的生命哲学——”。相对而言，《问一问那时的羌人》则更多地赋予了作家的激情书写和叙议结合的特点。在此篇什里，作家竭力将自己探寻丽江秘密的目光引向更为深邃的历史之中，试图通过对纳西族人历史足迹的追寻、族群意识的演进、生命意志的坚定、宗教文化的确立、精神信仰的守护，以此表达自己对于丽江大美的深情讴歌，对于纳西族人的坚韧意志和精神品质的极力颂赞。 综观《丽江三题》这篇散文，周闻道先生对于丽江的审美书写表现出一种相当清晰的思维路径和内容组构——以探寻丽江的地域文化密码作为起始，进而展开对古羌人成为纳西族人的历史演变的深层考量，再到对历史文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发掘和颂扬——这足以说明作家对于这篇散文作品的营构，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思考成熟，充分显示出一个老到的散文作家慧眼别识、匠心独运的艺术才能，为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成功示范。值得商榷的在于，散文创作的审美想象与学术研究的严谨逻辑毕竟存在着些许明显的别异，如果我们仅仅依持主观意态的文学想象或是在场性的瞬间感悟，并未经过充分的准确的真实史料记载予以确定，或者是未经学术研究的缜密逻辑推断，从而缺失了对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存在本质的精准性明证，所得出的结论就会难免有失，乃至衍化出另一些误传。
源远流长而浩瀚丰赡的文学写作历史告诉我们，置身于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一些作家总是能够在某个共时点上达成心灵意象和审美观照的共契，产生对同一种社会存在现象或者相似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审美兴味，进而予以艺术表达，正如同为当代散文作家的陈霁先生之于周闻道先生，因而悉心地阅读陈霁的散文《厄里：一个白马村寨的前世今生》，它虽然在叙写的具体对象上有所不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与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审美发现的深度和思想表达的力度也不尽一致，却与周闻道的散文《丽江三题》富有这样的心灵共契。
作为一个肩负着文学使命的当代散文作家，陈霁在平武白马藏族村寨足足呆了两年多时间，这种整个身心的全部融入和近距离的观察、审视、考量，无不使他对这个一直充满神秘感的少数民族怀着深深的敬意，也不断生发出欲意进行审美观照和大力书写的强烈沖动，他发表在《四川文学》2016年7期上的这篇散文仅仅只是其系列散文中的一个小小篇章。在陈霁先生情感摇曳的笔下，无论是作为真实存在的白马藏族村寨厄里，还是作为审美观照和艺术描写对象的厄里，都焕发出了别有韵致的勃勃生机和美感享受。“我”的第一次进入厄里，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前一年的那个秋天，因为完全是以一个游人身份的进入，“除了新鲜空气、莽莽大山、腊肉、野菜、白马歌舞甚至流行歌曲”，并没有给作家留下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远非如外界传扬得那么极具神秘气息和充满巨大的魅惑。“我”的再一次进入厄里，已是数年以后的马年初春，以一个挂职干部的身份来这里体验生活，也由此走进了厄里这个藏于高山峻岭深处的白马村寨的深邃历史之中，以及它那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代变迁。因为抵达厄里的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五，恰逢白马人自己的大年三十、狂欢节日，“我”就像一个莅临此地的贵宾被厄里人盛情地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各种热闹而丰富的民俗活动和民族宗教仪式：做祭品、扎纸山神、剪风马旗、杀羊敬神、戴假面、跳曹盖舞、围着火堆吃羊肉喝羊汤……此番热闹之后，“我”又被村支书格汝带着在寨子里随意地溜达，最后走进业已废弃、荒芜的旧时厄里。正是在这座旧时的厄里中，“我”得以觅见白马人的前世今生。白马人原来并非居住在这个地理位置偏远、崇山峻岭环绕、气候较为寒冷、土地极其贫瘠的夺补河边的狭长地带，而是在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风光秀美的江油平坝地区。白马人的这场历史大迁移的发生，完全是源自于古时汉代的那场精心骗局，或者说是因为那个时代汉夷之间激烈的土地之争，从富饶的平坝到贫瘠的峰峦，其间其里的艰难征程、内心酸楚、灵魂疼痛，只有白马人自知。为了彻底统治和严管白马人，一代又一代旧时的统治者，先是设置平武藏区、建立土司制度，后再命名番官、举立头人，数百年沧桑历史中的白马藏乡便在这样的统治与管辖之下，见证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自然轮转，也领受了偶尔的土匪抢劫祸害和军人的血腥屠杀，以及社会、时代变迁之风的强劲或微弱，但总体而言，因为这里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自然、自在、自得、自由地生长和发展依然是其主调，因而在这个相对自由自主的王国里，就难免生发出某些畸形或病态，诸如偷偷种植烟土、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无论官职高低的男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这样的嗜好。在白马藏乡一代又一代的众多番官里，只有杨汝才配得上一代白马枭雄的称号，因为在这个男人的身上，白马人不仅看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低等下人是如何成功登上白马番官的宝座，是如何导演了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惊人大戏，以及怎样完成了对白马藏乡数十年的牢固统治，而且见证了这位男人从最后的白马番官到新政权官员的华丽转身。当然，白马人不仅仅见证了自己民族的一代枭雄的人生成长史，也同时见证了他们自身是怎样摆脱旧时代旧政权的奴役而成功进入新社会新时代的天清气朗的历史性跨越。在作家既详尽、细腻又简略、跃动的笔下，白马村寨厄里的前世今生便次第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深感其民族文明的遥远与深邃、社会历史变迁的漫长与复杂。
尽管陈霁先生在《厄里：一个白马村寨的前世今生》这篇散文里纵笔写出了厄里乃至整个白马藏乡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演绎，但较之于周闻道先生的散文《丽江三题》，仍然显现出了它的某些不足和欠缺，譬如创作主体对于白马村寨历史的深度介入的不足、对散文作品思想意蕴的深沉发掘的欠缺。细细考量陈霁的这篇散文，它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不足和欠缺，最根本的还在于作家把创作这篇散文的着力点过多地集中在对事件和事实的叙写、对场面和情景的描述、对环境的烘托渲染、对细节的刻意追求，并没有以更为深沉的发掘、更加深刻的考量、更显劲道的表达对厄里的前世今生进行全景式、重点性的穿越和透析，从而表现出描述的快感强于思想的表达、叙事的热望胜于议论的质重、细节的展现浓于整体的构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也正是当下不少散文创作者主体介入深度的有限性所导致的通病。
二
对于文学接受思想甚是深湛、周至并富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读者和散文研究者而言，他们不难发现《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所刊载的散文作品，从总体上进行考察，其散文艺术美学的观念和思想更为新颖，散文题材的丰富程度更加明显，散文文体的多元化态势更趋明朗，散文品牌建构的力度更显巨大。在这为数众多的散文篇什中，散文作家们或钟情于对自我的内心情感与内在思想的深沉发抒和全力表达，比如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言子的《雪山》、亚男的《人间叙事》、康晓蓉的《康晓蓉散文四题》等；或是致力于对某些仍然处于隐秘、遮蔽状态的历史进行深度发掘和现代讲述，比如黎民泰的《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南村的《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龚静染的《南怀瑾在五通桥》、白郎的《瓦拉纳西，恒河之境》、曾训骐的《钓鱼城遐想》、傅全章的《龙泉驿记忆》、岳定海的《绵州历史上的几个女人》等；或者是专注于对乡土中国内蕴的广度、深度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考量和重点书写，诸如李存刚的《正西街记》、召唤的《折不断的炊烟》、范光耀的《我的二父三母》、赵天秀的《灌中药》、唐远勤的《乡愁》、唐毅的《琴台故径》、龙启权的《童年在古镇》、江树的《何处是故乡》、郭毅的《从自然中来（外二章）》等；抑或是聚思于对世界存在、人类社会、时代现象、生命求索的整体性探究和美学阐释，诸如意西泽仁的《走过阿尔勒（外二篇）》、廖全京的《青葱回归路——从普利斯文到利奥波德》、鄢然的《忆与思——我的藏戏之眼》、李加建的《随笔一束》、何永康的《丙申走笔》、袁媖的《记住松潘的可能》等。有鉴于这些散文作品的数量巨大和本文篇幅的限制，论者只能遴选出其中较为优秀的或者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部分作品加以分析和评述，同时为了使这样的分析和评述显得更具有层次感和思路的清晰，主要从独语意识、历史叙事、乡土叙事这样三个维度来进行，探索四川当代散文在过去一年中的积极变化与进步幅度，以及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和不足，使四川的散文作家既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变化，也要正待这些问题和自己的不足。 毋庸置疑，自新时期文学伊始到当下的新世纪文学，中国当代散文已然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新动向和新面貌，诸如散文的独语意识的出现和深化。散文的独语意识其实是一种高度融合了现代思想表达和传统抒情方式，富有浓郁现代美学意味的写作方法，既适用于思想和观念较为传统的散文作者的创作，又积极应合了现代意识强烈的散文作家对于散文艺术发展和变革的思想求索，可谓是传统抒情方式与现代思想意识的一种优势组合，不少当代散文作家之所以将其作为自己的首选，莫不是因为它的这种优势所驱使的结果。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言子的《雪山》便是如此。
王林先的散文《命运的消息》，读后令人甚感有些沉重。因为突然降临的不名病情的缘故，作者被送进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顿时便“感觉有一丝冷冽的炽热慢慢进入身体”，又看见那些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们一派的忙忙碌碌，各位病友们神色不一的痛苦表情，他的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可想而知，纷乱的思想便如春天的柳絮飞速地生长。思想什么，什么又才算得上是思想，思想的远方是否都是诗意的栖居所在？这仿佛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身体上的突病告知了他一种命运的消息。所以一出医院的作者便立即向单位交了假条，然后一路朝着老家的方向急速前行，那些清晰的模糊的、有序的无序的、彩色的无色的、跳跃的静止的、形而上的形而下的思想，也随作者一路朝前狂奔。抵达宁静而祥和的老家，身体和灵魂复归于亲情的生态圈中，那些纷乱的思想便杳无踪迹。虽然如此，作者也深知自己仍然要回到他生活着的那座城市，仍然要回到自己的那个小书房里，但这一趟的老家之行却改变了他生命中的那些已显固化的思想，也领悟到了“有一种美，是在内心找一个地方，不求甚解地接受自己命运的消息”的真谛。作者以洋洋洒洒的万余言字来独语畅抒自己的生命参悟和思想领解，真可谓用心良苦、用情深沉、用意深刻。何洁的散文《与青山共白头》是以另一种独语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选择及其灵魂净化的心路历程。由于作者长期与世俗逆行，就难免同周围那些世俗之人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由此造成的内心苦恼、精神痛楚及其生命存在的不易便不难想象。用什么方法或生存方式才能彻底摆脱当下人生的苦恼和困境？许多人的选择是比世俗还要世俗、比当下更加当下，作者的选择则与之大相径庭——从容镇定地步入幽秘而宁静的青山，通过身心的归隐山林，或者说对宗教情怀义无反顾地进入，因而作者才能够将自己余后的主要生命精力和整整十年的心血投身于青峰书院的建造及其完善。随着青峰书院的伫立起来，作者的内心和灵魂仿佛也被彻底地淘洗、滤化了一遍，世俗的沉渣被荡涤，现实的扰攘被排除，塞满人魂魄的皆是浓浓的人性善美和宗教情怀，作者的生命和灵魂也由此完成了一场大蜕变，从而揭示出另一种人生存在和意义探索的价值。言子的散文《雪山》则通过对作者自己的一次雪山之旅的叙写，道出了现实人生之旅的某些艰辛，因为在这样的人生旅程里，不仅仅有一路的崎岖坎坷和险峻、高拔雪山的异常寂静和寒冷、满目震后的疮痍和陨落的生命，更有身体层面的疲惫、生命现实的无助、情感内在的惶惑、心灵深处的困窘，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一齐朝着这个柔弱的生命碾压过来，其旅程可谓不能不充满艰辛。但由于作者过多地玩味于自己的小情小绪、纵情于浅表的感觉，没有将思想的表达引向更为邃远的深沉，所以较之于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她的这篇《雪山》便缺失了应有的思想力度和意蕴深刻，显出某些空洞意义的能指，这只能寄望于作者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所醒悟和提升。
对历史叙事的增量和力度的加大，无疑是《四川文学》2016年度在散文作品刊载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作为整个文学叙事系统里的一種重要方式，历史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通过作家对某些历史的重新讲述，寻觅到人类进入历史的新视觉，发现其中被人类自身进行有意无意遮蔽的真相，还历史事实和历史本质以本来的面目，另一方面则可以给真实的历史以美学意义和价值的重装，使人们能够从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方法认知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因而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觑。在这方面，黎民泰的《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南村的《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龚静染的《南怀瑾在五通桥》等，都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和可资分析的意义。《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一文，作者以对明末时期发生的一段历史往事的叙述，揭秘了随张献忠一同撤出成都的那份巨大财宝最后的真正去处——对于普照寺的建造。在作者灵动自如的笔下，这段历史往事可谓充满强烈的诡秘性：一份巨大的财宝怎么会无缘无故在大地上消失，而且消失得如此的无影无踪，就仿佛一个永远的哑谜。因为这个哑谜一直没有被破解，随后的历朝历代便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疯狂的寻宝热潮，各种坊间传言、市井说法纷至沓来，令古往今来的人们始终猜谜不止。为了彻底廓清一直罩在这桩历史事件上的种种迷雾，还之以本有的真相，作者一方面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史料记载，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种传言、说法进行独立分析和判断，最终认为这份巨大的财宝是被一个叫心莲和尚的人秘密潜回青峰山后找到的，因为八王张献忠早已死去、大顺王朝也不复存在、众人都在疯狂寻宝，作为张献忠曾经的部下、现在的心莲和尚，只能将这份财宝非常隐秘、分批分批地慢慢取出，一步步来建造佛庙普照寺，或者说以对佛学文化的继续传扬和以对人们向善的积极引领的宗教仪式的铸就，极力彰显其当然的归宿及其重要价值。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既是作者基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真实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又是作者善情善心的一种真实而形象化的表述，同样彰显出对于善与美的艺术表达和精神追寻。在《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一文里，作者以对纳西族名将和耀曾的戎马一生和主要历史贡献为叙事对象，用板块结构方式细致刻画了这位将军在晚清时期面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西北边陲的封建割据和外敌入侵时，面无惧色、勇猛无比、指挥若定，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壮美英雄形象；以及这位将军在担任镇远总兵时，为了建设好偏远又贫穷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治理军队、建设义仓、兴盛基建、创办义学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南怀瑾在五通桥》一文则是作者对南怀瑾先生曾经的一段乐山五通桥之行以及他的思想情感变化、人生动态轨迹的记述，既显现出浓浓的缅怀之情，又富有某种意义的揭橥，但比之于上述两文，似乎缺少了对历史的深入和在叙事方面的丰富与力度。 乡土叙事既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显著优势，又是当代四川文学的特别擅长，不少四川当代作家中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具有全国或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奖，可以说大多与此有着深刻的关联。为了更好地承继和发扬光大这样的乡土叙事传统，近几年来的《四川文学》编辑者们一直努力坚持着在这方面的大力拓展和有效精进，就《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所选发的散文作品而论，几乎有近半数的文章都可以归属为此类叙事散文，而李存刚的《正西街记》、召唤的《折不断的炊烟》等则可谓其中的代表。李存刚的散文《正西街记》主要由《长满荒草的院落》、《八月之光》、《交通旅馆》三个小篇章连缀而成，分别叙写了一个曾为县文化馆的地方由盛而衰的嬗变，少年时代的“我”与父亲在一个炽热的八月天同去卖粮换学费的难忘往事，以及在正西街上一个名为交通旅馆的新旧变迁。曾经作为文化精神象征的县文化馆可谓是一个人才云集、文事热闹、众心瞩目的所在，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被异地重建，文化馆旧址一下子无人问津，楼宇日益残破、荒草长满院落，令再度走进此地的作者倍感凄清和孤寂，于是他只有通过对往日情景、故人旧事的回忆与追思，方能寻觅到一份心灵的慰藉；如今的八月的太阳已是非常炽烈，但1990年的那个八月阳光下发生的往事以及所凸显的亲情热度，却远远地胜过如今八月的太阳，因为在那个八月的太阳下，父亲为了“我”的前途，冒着烈日下的酷热负重而行，既不惜卖掉家里并不多的粮食，也不顾及粮站收粮员的故意刁难，为“我”换取宝贵的学费，“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人生幸福和事业成功，就全在于有了这份亲情热度作为奠基，“我”又怎么能忘怀这样的往事呢；八十年代前的正西街上，两边一律是低矮、陈旧、老迈的木头房子，置身其间的交通旅馆自然也不能例外，是一场大火改变了它的命运，新建的交通旅馆因为有如中西合璧的样板建筑，便招来许多南来北往的人的下榻，也由此发生了不少这样那样、有趣无趣的故事，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迅猛的当下，更多的高楼在它周围拔地而起，生意衰落的日子便慢慢向它逼近。在作者笔下，荒芜的文化馆旧址、曾经的八月往事、老迈的交通旅馆，这些在作者记忆心田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无一不牵动着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怀，撩起他书写的欲望和情绪，否则他的记忆内存便可能被清空，一旦如此，人的情感依附、灵魂寄托将在何处才能够寻找到。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里，其中的伤感与忧虑、淡淡的喜悦和浓浓的温暖，可谓浸渍人心。这或许就是乡土叙事的魅力所在吧。召唤的散文《折不断的炊烟》，则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中国乡土世界更加细腻更为深挚的审美描述能力。在作者极其细腻而情感深挚的笔下，土灶、锅、柴窝、吹火筒、围裙、水缸、火叉、水瓢等，这些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最为真实最是普通最显具体的东西，仿佛一下从僵硬呆滞的文字符号幻变为跃动鲜活的具体形象，令人感到一種穿越人心、透彻魂魄的熟悉和亲切，又在这样的亲切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故土、往事、亲情的深层內腹，激起情感回忆的涟漪或波涛，从中可见作者乡土叙事的入木三分和非常力道。除此而外，唐毅的《琴台故径》、范光耀的《我的二父三母》、赵天秀的《灌中药》、唐远勤的《乡愁》、龙启权的《童年在古镇》、江树的《何处是故乡》、郭毅的《从自然中来（外二章）》等也在乡土叙事方面显示出各自的水平，由于本文篇幅的所限，便无法进行逐一的分析。
三
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划里最为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四川文学》在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自身的全面改造和崭新变化，努力探索文学杂志自身的品牌建构，广大读者、作家也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它的这种改造与变化，以及在文学杂志品牌建构方面所显示的力度，诸如将原来一成不变、略显呆板的散文栏目变更为现在的“散文高地”，并下设“名家小辑”、“文学地理”、“散文上苑”三个更为细化的小栏目；再比如将原来的诗歌栏目变更为今天的“诗歌典籍”，增设“作家书架”栏目，以及随文学创作发展的需要而临时开辟的其它新栏目。就其在散文栏目方面的设置而言，它并非只是栏目称谓上的文字游戏，而在于明确标识自己的目的——更加优化和高质量；就其在散文作品选用方面而论，更表现出了不凡的胆识、开阔的胸襟、巨大的视野、精心的选用、质量的第一，像于坚、祝勇、夏坚勇、鄢烈山、东西、叶舟、鲍尔吉·原野、王祥夫、周晓枫等众多当代名家的加入便是有力的明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四川文学》杂志品牌建设的步伐，推进了四川散文创作水平的再提质。论者以为，如果长期以往、坚持不懈，无论是作为文学杂志的《四川文学》，还是作为四川作家的散文创作，都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降临，让希望成为现实。
注：本文为四川省社科联基地项目“李白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和美学重构”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SC16E-113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已然发生了内在性的质的飞跃，中国当代散文的美学系统正在经历着一个整体重构的新阶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丰繁姿仪和良性趋势稳步前行，渐渐成为世界散文版图上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将考察的目光聚集于《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刊载的散文作品，探寻它在文体的多元化尝试以及在散文品牌维度的建构，以推进四川散文创作更上高阶。
一
《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刊载的众多散文作品中，周闻道先生的《丽江三题》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的篇章之一，这种优秀既可以说是作家对于丽江的新发现，也可谓是作家对丽江的新书写。作为一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内陆城市，丽江的自然山水风光及其特有的少数民族风物风情，毋容置疑的是一种享有世界声誉的自然文化遗产或物质文明，难以数计的中外游人之所以纷纷前往，无不是对这种自然文化遗产或物质文明的特别钟情，这些人中并不乏作家，甚至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但为数不少的作家对于丽江的发现以及对于丽江的书写，都不过是一种表象的浅层的，失之于对丽江内部的深层的进入。周闻道先生之于丽江的文学书写和审美表达，则是基于一个在场主义作家的立场，以亲临丽江城及其周围的地理环境、自然山水、人文宗教等所直接获得的在场感为主导，辅以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多方查寻和详细解读并得出的结论，着力于对丽江的历史內腹、人文气象、自然景观的深沉穿越和考量。
《丽江三题》主要由《有丽为羌》、《看一棵树修成府》、《问一问那时的羌人》三个更为细小的篇章组成。《有丽为羌》是作家对于丽江这个地域文化符号密码的历史缘起、纳西族人经受的历史征程及其所富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重新解读和审美书写。第一次解读丽江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因为作家所供职的县政府要组织有关人员前往丽江对其少数民族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而临行前的相关资料准备又落在了作家的肩上，他便一头扎进众多的文献史料中，也正是因了这第一次的快速阅读，他意外地探知到了丽江之所以为丽江的隱秘历史所在：因为两条历史之路的缘故而产生，一条是汉唐、宋元时期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辖这个西域边陲而设置了一个名为“丽江路”的治式机构，流经此处的金沙江又被命名为丽水；另一条则是古羌人的迁徙之路，他们从兵燹连连的中原大地出发，徒步千里、历尽艰辛最终到达这里，因为此处的自然幽静、山水宜人并且远离战乱的祸害，便认为这里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存福地和心灵家园。但流经此处的金沙江为何被称之为丽水？古羌人又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纳西人？历史文献上的说法则显示出几多的牵强附会而引人生发深深的怀疑，作家对丽江的第一次探秘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地被冠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作家的再度探寻是在一个羊年的深秋，他沿着蜿蜒崎岖、高峻奇险的川藏线同金沙江比肩而行，最后顺利抵达终点丽江，因为一路上亲眼目睹了金沙江由一个洪流汹涌、湍急险恶、昂首挺立的悍妇慢慢演变成为一名温文尔雅、细腻柔婉、清丽安静的淑女的全过程，认为促使金沙江的性格产生如此剧烈的前后变化，并且一跃成为丽水，正是因为丽江区域的自然环境、山水风光以及蕴涵其间的历史文明、宗教文化、民族精神的合力作用所致，于是乎作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丽江的江也许原本不叫江，而叫羌”这样的慨叹。据此出发，作家睿智的目光再度穿越于那些丰繁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通过对它们更加深入和更为详尽的解读，方彻底知晓了古羌人改变自己的族姓、从羌族而为纳西族的根由所在：不仅仅是因为魅力奇特的丽江和神圣化身的玉龙雪山使然，更在于他们寻找到了自己这个民族得以长期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家园。《看一棵树修成府》主要是叙写作家对充满王者气度的木府的在场性感知和领悟，抑或说是作家从另一种角度来展开对丽江的审美书写和精神观照。因为身心的亲临和强烈的在场感获得，由此引发了作家一系列深刻的感触，因而在他看来，“不到木府，就不了解纳西人，就不了解东巴文化”，而木府与木以及树与木的高度关联性，既是形式与物质层次的，又是宗教文化与历史文明层面的，更是精神与灵魂层级的，所以纳西族人才能够将木视为一种可以同太阳齐名的图腾，以致成为木府最为重要的物质基座。如果不是导游的刻意介绍，那株伸长了颈脖、肤色呈灰白、枝杈稀疏和干瘪的古柏，完全可能被作家以游人一样的眼光匆匆掠过。导游的刻意之言立即引起作家的高度关注，他细细地谛视着这株古柏，尽管这株古柏已在岁月沧桑的巨变中显现出几许的老态龙钟，但它的那种浸渍血脉、透彻骨髓的神宇气势，非经百年千年的风雨修炼岂可以成就；不远处的木府之所以能够成为木府，成为纳西族人的一种无法更改、历久弥新的精神寄寓和民族象征，全部的文化秘密、精神能量、哲学意蕴或许便是源自于这样的古柏，因而“木府之木，无不蕴含着木的生命哲学——”。相对而言，《问一问那时的羌人》则更多地赋予了作家的激情书写和叙议结合的特点。在此篇什里，作家竭力将自己探寻丽江秘密的目光引向更为深邃的历史之中，试图通过对纳西族人历史足迹的追寻、族群意识的演进、生命意志的坚定、宗教文化的确立、精神信仰的守护，以此表达自己对于丽江大美的深情讴歌，对于纳西族人的坚韧意志和精神品质的极力颂赞。 综观《丽江三题》这篇散文，周闻道先生对于丽江的审美书写表现出一种相当清晰的思维路径和内容组构——以探寻丽江的地域文化密码作为起始，进而展开对古羌人成为纳西族人的历史演变的深层考量，再到对历史文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发掘和颂扬——这足以说明作家对于这篇散文作品的营构，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思考成熟，充分显示出一个老到的散文作家慧眼别识、匠心独运的艺术才能，为近年来的四川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成功示范。值得商榷的在于，散文创作的审美想象与学术研究的严谨逻辑毕竟存在着些许明显的别异，如果我们仅仅依持主观意态的文学想象或是在场性的瞬间感悟，并未经过充分的准确的真实史料记载予以确定，或者是未经学术研究的缜密逻辑推断，从而缺失了对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存在本质的精准性明证，所得出的结论就会难免有失，乃至衍化出另一些误传。
源远流长而浩瀚丰赡的文学写作历史告诉我们，置身于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一些作家总是能够在某个共时点上达成心灵意象和审美观照的共契，产生对同一种社会存在现象或者相似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审美兴味，进而予以艺术表达，正如同为当代散文作家的陈霁先生之于周闻道先生，因而悉心地阅读陈霁的散文《厄里：一个白马村寨的前世今生》，它虽然在叙写的具体对象上有所不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与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审美发现的深度和思想表达的力度也不尽一致，却与周闻道的散文《丽江三题》富有这样的心灵共契。
作为一个肩负着文学使命的当代散文作家，陈霁在平武白马藏族村寨足足呆了两年多时间，这种整个身心的全部融入和近距离的观察、审视、考量，无不使他对这个一直充满神秘感的少数民族怀着深深的敬意，也不断生发出欲意进行审美观照和大力书写的强烈沖动，他发表在《四川文学》2016年7期上的这篇散文仅仅只是其系列散文中的一个小小篇章。在陈霁先生情感摇曳的笔下，无论是作为真实存在的白马藏族村寨厄里，还是作为审美观照和艺术描写对象的厄里，都焕发出了别有韵致的勃勃生机和美感享受。“我”的第一次进入厄里，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前一年的那个秋天，因为完全是以一个游人身份的进入，“除了新鲜空气、莽莽大山、腊肉、野菜、白马歌舞甚至流行歌曲”，并没有给作家留下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远非如外界传扬得那么极具神秘气息和充满巨大的魅惑。“我”的再一次进入厄里，已是数年以后的马年初春，以一个挂职干部的身份来这里体验生活，也由此走进了厄里这个藏于高山峻岭深处的白马村寨的深邃历史之中，以及它那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代变迁。因为抵达厄里的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五，恰逢白马人自己的大年三十、狂欢节日，“我”就像一个莅临此地的贵宾被厄里人盛情地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各种热闹而丰富的民俗活动和民族宗教仪式：做祭品、扎纸山神、剪风马旗、杀羊敬神、戴假面、跳曹盖舞、围着火堆吃羊肉喝羊汤……此番热闹之后，“我”又被村支书格汝带着在寨子里随意地溜达，最后走进业已废弃、荒芜的旧时厄里。正是在这座旧时的厄里中，“我”得以觅见白马人的前世今生。白马人原来并非居住在这个地理位置偏远、崇山峻岭环绕、气候较为寒冷、土地极其贫瘠的夺补河边的狭长地带，而是在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风光秀美的江油平坝地区。白马人的这场历史大迁移的发生，完全是源自于古时汉代的那场精心骗局，或者说是因为那个时代汉夷之间激烈的土地之争，从富饶的平坝到贫瘠的峰峦，其间其里的艰难征程、内心酸楚、灵魂疼痛，只有白马人自知。为了彻底统治和严管白马人，一代又一代旧时的统治者，先是设置平武藏区、建立土司制度，后再命名番官、举立头人，数百年沧桑历史中的白马藏乡便在这样的统治与管辖之下，见证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自然轮转，也领受了偶尔的土匪抢劫祸害和军人的血腥屠杀，以及社会、时代变迁之风的强劲或微弱，但总体而言，因为这里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自然、自在、自得、自由地生长和发展依然是其主调，因而在这个相对自由自主的王国里，就难免生发出某些畸形或病态，诸如偷偷种植烟土、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无论官职高低的男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这样的嗜好。在白马藏乡一代又一代的众多番官里，只有杨汝才配得上一代白马枭雄的称号，因为在这个男人的身上，白马人不仅看到了一个家境贫寒的低等下人是如何成功登上白马番官的宝座，是如何导演了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惊人大戏，以及怎样完成了对白马藏乡数十年的牢固统治，而且见证了这位男人从最后的白马番官到新政权官员的华丽转身。当然，白马人不仅仅见证了自己民族的一代枭雄的人生成长史，也同时见证了他们自身是怎样摆脱旧时代旧政权的奴役而成功进入新社会新时代的天清气朗的历史性跨越。在作家既详尽、细腻又简略、跃动的笔下，白马村寨厄里的前世今生便次第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深感其民族文明的遥远与深邃、社会历史变迁的漫长与复杂。
尽管陈霁先生在《厄里：一个白马村寨的前世今生》这篇散文里纵笔写出了厄里乃至整个白马藏乡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演绎，但较之于周闻道先生的散文《丽江三题》，仍然显现出了它的某些不足和欠缺，譬如创作主体对于白马村寨历史的深度介入的不足、对散文作品思想意蕴的深沉发掘的欠缺。细细考量陈霁的这篇散文，它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些不足和欠缺，最根本的还在于作家把创作这篇散文的着力点过多地集中在对事件和事实的叙写、对场面和情景的描述、对环境的烘托渲染、对细节的刻意追求，并没有以更为深沉的发掘、更加深刻的考量、更显劲道的表达对厄里的前世今生进行全景式、重点性的穿越和透析，从而表现出描述的快感强于思想的表达、叙事的热望胜于议论的质重、细节的展现浓于整体的构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也正是当下不少散文创作者主体介入深度的有限性所导致的通病。
二
对于文学接受思想甚是深湛、周至并富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读者和散文研究者而言，他们不难发现《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所刊载的散文作品，从总体上进行考察，其散文艺术美学的观念和思想更为新颖，散文题材的丰富程度更加明显，散文文体的多元化态势更趋明朗，散文品牌建构的力度更显巨大。在这为数众多的散文篇什中，散文作家们或钟情于对自我的内心情感与内在思想的深沉发抒和全力表达，比如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言子的《雪山》、亚男的《人间叙事》、康晓蓉的《康晓蓉散文四题》等；或是致力于对某些仍然处于隐秘、遮蔽状态的历史进行深度发掘和现代讲述，比如黎民泰的《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南村的《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龚静染的《南怀瑾在五通桥》、白郎的《瓦拉纳西，恒河之境》、曾训骐的《钓鱼城遐想》、傅全章的《龙泉驿记忆》、岳定海的《绵州历史上的几个女人》等；或者是专注于对乡土中国内蕴的广度、深度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考量和重点书写，诸如李存刚的《正西街记》、召唤的《折不断的炊烟》、范光耀的《我的二父三母》、赵天秀的《灌中药》、唐远勤的《乡愁》、唐毅的《琴台故径》、龙启权的《童年在古镇》、江树的《何处是故乡》、郭毅的《从自然中来（外二章）》等；抑或是聚思于对世界存在、人类社会、时代现象、生命求索的整体性探究和美学阐释，诸如意西泽仁的《走过阿尔勒（外二篇）》、廖全京的《青葱回归路——从普利斯文到利奥波德》、鄢然的《忆与思——我的藏戏之眼》、李加建的《随笔一束》、何永康的《丙申走笔》、袁媖的《记住松潘的可能》等。有鉴于这些散文作品的数量巨大和本文篇幅的限制，论者只能遴选出其中较为优秀的或者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部分作品加以分析和评述，同时为了使这样的分析和评述显得更具有层次感和思路的清晰，主要从独语意识、历史叙事、乡土叙事这样三个维度来进行，探索四川当代散文在过去一年中的积极变化与进步幅度，以及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和不足，使四川的散文作家既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变化，也要正待这些问题和自己的不足。 毋庸置疑，自新时期文学伊始到当下的新世纪文学，中国当代散文已然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新动向和新面貌，诸如散文的独语意识的出现和深化。散文的独语意识其实是一种高度融合了现代思想表达和传统抒情方式，富有浓郁现代美学意味的写作方法，既适用于思想和观念较为传统的散文作者的创作，又积极应合了现代意识强烈的散文作家对于散文艺术发展和变革的思想求索，可谓是传统抒情方式与现代思想意识的一种优势组合，不少当代散文作家之所以将其作为自己的首选，莫不是因为它的这种优势所驱使的结果。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言子的《雪山》便是如此。
王林先的散文《命运的消息》，读后令人甚感有些沉重。因为突然降临的不名病情的缘故，作者被送进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顿时便“感觉有一丝冷冽的炽热慢慢进入身体”，又看见那些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们一派的忙忙碌碌，各位病友们神色不一的痛苦表情，他的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可想而知，纷乱的思想便如春天的柳絮飞速地生长。思想什么，什么又才算得上是思想，思想的远方是否都是诗意的栖居所在？这仿佛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身体上的突病告知了他一种命运的消息。所以一出医院的作者便立即向单位交了假条，然后一路朝着老家的方向急速前行，那些清晰的模糊的、有序的无序的、彩色的无色的、跳跃的静止的、形而上的形而下的思想，也随作者一路朝前狂奔。抵达宁静而祥和的老家，身体和灵魂复归于亲情的生态圈中，那些纷乱的思想便杳无踪迹。虽然如此，作者也深知自己仍然要回到他生活着的那座城市，仍然要回到自己的那个小书房里，但这一趟的老家之行却改变了他生命中的那些已显固化的思想，也领悟到了“有一种美，是在内心找一个地方，不求甚解地接受自己命运的消息”的真谛。作者以洋洋洒洒的万余言字来独语畅抒自己的生命参悟和思想领解，真可谓用心良苦、用情深沉、用意深刻。何洁的散文《与青山共白头》是以另一种独语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选择及其灵魂净化的心路历程。由于作者长期与世俗逆行，就难免同周围那些世俗之人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由此造成的内心苦恼、精神痛楚及其生命存在的不易便不难想象。用什么方法或生存方式才能彻底摆脱当下人生的苦恼和困境？许多人的选择是比世俗还要世俗、比当下更加当下，作者的选择则与之大相径庭——从容镇定地步入幽秘而宁静的青山，通过身心的归隐山林，或者说对宗教情怀义无反顾地进入，因而作者才能够将自己余后的主要生命精力和整整十年的心血投身于青峰书院的建造及其完善。随着青峰书院的伫立起来，作者的内心和灵魂仿佛也被彻底地淘洗、滤化了一遍，世俗的沉渣被荡涤，现实的扰攘被排除，塞满人魂魄的皆是浓浓的人性善美和宗教情怀，作者的生命和灵魂也由此完成了一场大蜕变，从而揭示出另一种人生存在和意义探索的价值。言子的散文《雪山》则通过对作者自己的一次雪山之旅的叙写，道出了现实人生之旅的某些艰辛，因为在这样的人生旅程里，不仅仅有一路的崎岖坎坷和险峻、高拔雪山的异常寂静和寒冷、满目震后的疮痍和陨落的生命，更有身体层面的疲惫、生命现实的无助、情感内在的惶惑、心灵深处的困窘，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一齐朝着这个柔弱的生命碾压过来，其旅程可谓不能不充满艰辛。但由于作者过多地玩味于自己的小情小绪、纵情于浅表的感觉，没有将思想的表达引向更为邃远的深沉，所以较之于王林先的《命运的消息》、何洁的《与青山共白头》，她的这篇《雪山》便缺失了应有的思想力度和意蕴深刻，显出某些空洞意义的能指，这只能寄望于作者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所醒悟和提升。
对历史叙事的增量和力度的加大，无疑是《四川文学》2016年度在散文作品刊载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作为整个文学叙事系统里的一種重要方式，历史叙事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通过作家对某些历史的重新讲述，寻觅到人类进入历史的新视觉，发现其中被人类自身进行有意无意遮蔽的真相，还历史事实和历史本质以本来的面目，另一方面则可以给真实的历史以美学意义和价值的重装，使人们能够从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方法认知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因而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觑。在这方面，黎民泰的《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南村的《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龚静染的《南怀瑾在五通桥》等，都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和可资分析的意义。《普照寺：历史深处的哑谜》一文，作者以对明末时期发生的一段历史往事的叙述，揭秘了随张献忠一同撤出成都的那份巨大财宝最后的真正去处——对于普照寺的建造。在作者灵动自如的笔下，这段历史往事可谓充满强烈的诡秘性：一份巨大的财宝怎么会无缘无故在大地上消失，而且消失得如此的无影无踪，就仿佛一个永远的哑谜。因为这个哑谜一直没有被破解，随后的历朝历代便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疯狂的寻宝热潮，各种坊间传言、市井说法纷至沓来，令古往今来的人们始终猜谜不止。为了彻底廓清一直罩在这桩历史事件上的种种迷雾，还之以本有的真相，作者一方面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史料记载，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种传言、说法进行独立分析和判断，最终认为这份巨大的财宝是被一个叫心莲和尚的人秘密潜回青峰山后找到的，因为八王张献忠早已死去、大顺王朝也不复存在、众人都在疯狂寻宝，作为张献忠曾经的部下、现在的心莲和尚，只能将这份财宝非常隐秘、分批分批地慢慢取出，一步步来建造佛庙普照寺，或者说以对佛学文化的继续传扬和以对人们向善的积极引领的宗教仪式的铸就，极力彰显其当然的归宿及其重要价值。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既是作者基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真实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又是作者善情善心的一种真实而形象化的表述，同样彰显出对于善与美的艺术表达和精神追寻。在《晚清纳西族名将和耀曾》一文里，作者以对纳西族名将和耀曾的戎马一生和主要历史贡献为叙事对象，用板块结构方式细致刻画了这位将军在晚清时期面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西北边陲的封建割据和外敌入侵时，面无惧色、勇猛无比、指挥若定，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壮美英雄形象；以及这位将军在担任镇远总兵时，为了建设好偏远又贫穷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治理军队、建设义仓、兴盛基建、创办义学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南怀瑾在五通桥》一文则是作者对南怀瑾先生曾经的一段乐山五通桥之行以及他的思想情感变化、人生动态轨迹的记述，既显现出浓浓的缅怀之情，又富有某种意义的揭橥，但比之于上述两文，似乎缺少了对历史的深入和在叙事方面的丰富与力度。 乡土叙事既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显著优势，又是当代四川文学的特别擅长，不少四川当代作家中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具有全国或国际影响的文学大奖，可以说大多与此有着深刻的关联。为了更好地承继和发扬光大这样的乡土叙事传统，近几年来的《四川文学》编辑者们一直努力坚持着在这方面的大力拓展和有效精进，就《四川文学》在2016年度所选发的散文作品而论，几乎有近半数的文章都可以归属为此类叙事散文，而李存刚的《正西街记》、召唤的《折不断的炊烟》等则可谓其中的代表。李存刚的散文《正西街记》主要由《长满荒草的院落》、《八月之光》、《交通旅馆》三个小篇章连缀而成，分别叙写了一个曾为县文化馆的地方由盛而衰的嬗变，少年时代的“我”与父亲在一个炽热的八月天同去卖粮换学费的难忘往事，以及在正西街上一个名为交通旅馆的新旧变迁。曾经作为文化精神象征的县文化馆可谓是一个人才云集、文事热闹、众心瞩目的所在，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被异地重建，文化馆旧址一下子无人问津，楼宇日益残破、荒草长满院落，令再度走进此地的作者倍感凄清和孤寂，于是他只有通过对往日情景、故人旧事的回忆与追思，方能寻觅到一份心灵的慰藉；如今的八月的太阳已是非常炽烈，但1990年的那个八月阳光下发生的往事以及所凸显的亲情热度，却远远地胜过如今八月的太阳，因为在那个八月的太阳下，父亲为了“我”的前途，冒着烈日下的酷热负重而行，既不惜卖掉家里并不多的粮食，也不顾及粮站收粮员的故意刁难，为“我”换取宝贵的学费，“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人生幸福和事业成功，就全在于有了这份亲情热度作为奠基，“我”又怎么能忘怀这样的往事呢；八十年代前的正西街上，两边一律是低矮、陈旧、老迈的木头房子，置身其间的交通旅馆自然也不能例外，是一场大火改变了它的命运，新建的交通旅馆因为有如中西合璧的样板建筑，便招来许多南来北往的人的下榻，也由此发生了不少这样那样、有趣无趣的故事，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迅猛的当下，更多的高楼在它周围拔地而起，生意衰落的日子便慢慢向它逼近。在作者笔下，荒芜的文化馆旧址、曾经的八月往事、老迈的交通旅馆，这些在作者记忆心田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无一不牵动着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怀，撩起他书写的欲望和情绪，否则他的记忆内存便可能被清空，一旦如此，人的情感依附、灵魂寄托将在何处才能够寻找到。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里，其中的伤感与忧虑、淡淡的喜悦和浓浓的温暖，可谓浸渍人心。这或许就是乡土叙事的魅力所在吧。召唤的散文《折不断的炊烟》，则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中国乡土世界更加细腻更为深挚的审美描述能力。在作者极其细腻而情感深挚的笔下，土灶、锅、柴窝、吹火筒、围裙、水缸、火叉、水瓢等，这些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最为真实最是普通最显具体的东西，仿佛一下从僵硬呆滞的文字符号幻变为跃动鲜活的具体形象，令人感到一種穿越人心、透彻魂魄的熟悉和亲切，又在这样的亲切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故土、往事、亲情的深层內腹，激起情感回忆的涟漪或波涛，从中可见作者乡土叙事的入木三分和非常力道。除此而外，唐毅的《琴台故径》、范光耀的《我的二父三母》、赵天秀的《灌中药》、唐远勤的《乡愁》、龙启权的《童年在古镇》、江树的《何处是故乡》、郭毅的《从自然中来（外二章）》等也在乡土叙事方面显示出各自的水平，由于本文篇幅的所限，便无法进行逐一的分析。
三
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划里最为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四川文学》在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自身的全面改造和崭新变化，努力探索文学杂志自身的品牌建构，广大读者、作家也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它的这种改造与变化，以及在文学杂志品牌建构方面所显示的力度，诸如将原来一成不变、略显呆板的散文栏目变更为现在的“散文高地”，并下设“名家小辑”、“文学地理”、“散文上苑”三个更为细化的小栏目；再比如将原来的诗歌栏目变更为今天的“诗歌典籍”，增设“作家书架”栏目，以及随文学创作发展的需要而临时开辟的其它新栏目。就其在散文栏目方面的设置而言，它并非只是栏目称谓上的文字游戏，而在于明确标识自己的目的——更加优化和高质量；就其在散文作品选用方面而论，更表现出了不凡的胆识、开阔的胸襟、巨大的视野、精心的选用、质量的第一，像于坚、祝勇、夏坚勇、鄢烈山、东西、叶舟、鲍尔吉·原野、王祥夫、周晓枫等众多当代名家的加入便是有力的明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四川文学》杂志品牌建设的步伐，推进了四川散文创作水平的再提质。论者以为，如果长期以往、坚持不懈，无论是作为文学杂志的《四川文学》，还是作为四川作家的散文创作，都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降临，让希望成为现实。
注：本文为四川省社科联基地项目“李白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和美学重构”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SC16E-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