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康强先生遽归道山那天，上海《文汇报》编辑陆灏如约来访，在楼下一个接一个给他电话，始终没人应答。下午1点，施康强的妻子打电话给他的忘年交，比他小25岁的朱穆，说他那天早些时候走了，她从医院回来，“发现他躺在床上一足着袜，另一足跣。”这件事情没有太多人知道，大学班长李玉民把消息带给班上几位同学，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消息越晚知道越好。”
　　告别仪式在清华长庚医院地下二层的太平间举行。在遗体存放的隔壁房间，其他人站在门洞外，朱穆站在门洞里，读完了一千多字的悼词。房间阴暗逼仄。施康强没有儿子也没有学生，朱穆跟随他十余年，在最后执弟子大礼，执绋抬棺，送去火化。拣火化后的骨头时，朱穆想到了笛卡儿的头盖骨，这里曾经装过那么多知识与智慧啊。
　　施康强在中央编译局的译审岗位上几十年，将政策文件由中文翻译为法文，又凭着自己的兴趣，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等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后把萨特介绍给国人，在法语翻译界颇具声望，朱穆以为，他能排在顶尖之列。
　　而比起翻译来，施康强还写过几本散文，“后来我了解，他说在翻译上我顶多是个翻译匠，他更喜欢别人说他是个散文家。”

“小书呆子”

　　“他在班里年纪最小但学习最好，也不是一般的好，是特别突出，他看的书是我连书名都不知道的。” 李玉民出身于黑龙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比施康强长三岁，是施在北大西语系的大学班长，“我就是觉得比起施康强来，好像我那么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李玉民对他最早的印象是“小书呆子”。施康强的文学底子好，李玉民问他问题一下子就能答上来。“那会儿我就觉得他可以当我老师，我贪玩，毕业的时候我好像什么也不会，他干什么都能行似的。”
　　1963年，他们从西语系毕业，李玉民公派去法国雷恩大学，施康强到外文局做编辑。
　　在外文局他碰上了另一位翻译家罗新璋，过从甚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余年间大家流散各地。施康强因为妻子的出身被打压下乡，直到“文革”结束他又考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念研究生，才有机会去法国进修数月。最后到中央编译局担任译审，度过了后半生。
　　“我跟他是两个类型，他是先学先知先觉，三在先，我呢三在后，快到了四十岁才有点觉悟，但最终是殊途同归。现在先知先觉的人越来越少，不学的人甚至一生都不觉。”李玉民说。
　　李玉民翻译了3000万字，其中包括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他80岁了，走路飞快，每天站在一张一米多高的移动书桌前笔译，桌上堆满原著和手稿。
　　相比之下，施康强的法译中作品数量算不上多。“要说可惜，每个人的精力有他自己的取舍。”施康强从中央编译局退休后又被返聘，带了一个年轻的团队，继续做政治文件的中译法工作，李玉民和他讲起过文学翻译这个事情，“他说那没有精力了，回家挺累的，我不能再译了。”
　　午后我们去吃饭，李玉民讲到前几天去告别仪式，那是他今年第三次见到施康强。照片里的施康强咧着嘴笑，那张照片是六年前在朱穆的中法同文书舍拍的，坐在一把红丝绒的路易十六式扶手椅里，李玉民就坐在他后面不远处。
　　“酸甜苦辣皆美味，离合悲欢总深情。加减乘除常错位，轮回度外一身轻。” 李玉民说。至此，他們班的同学已经有七位去世了。
　　道别前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像我们有古文一样，法语有古法语，如果是那样的作品，要怎么解决语言上的问题呢？李玉民很快答，那就不翻译那样的作品了，绕开它，虽然这很遗憾。
　　而施康强不算大量的翻译作品中，最为人称道以及自我认可的一本译作，正是巴尔扎克用古法语写成的《都兰趣话》。

文白相间，对得起伟大的中文

　　“施先生把巴尔扎克诙谐幽默的一面体现得比较到位，施先生用的那种汉语是文里头夹白，里头又有点文（的方式），很难归纳清楚，但是很到位，说得白一点，是绝对对得起我们伟大的中文。”《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说。现在中文翻译，有的“对不起”中文，有的只是“对得齐”，有的呢，过于美化，又太“对得起”中文。

　　译者选择文本时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喜好在其中，“这（翻译）跟演戏一样的，你扮演这个角色就要研究透。”
　　巴尔扎克用古法语写就的《都兰趣话》，“三句话不离性爱，间或也涉及排泄”，施康强读得忍俊不禁，“巴尔扎克用拉伯雷的笔法写了《十日谈》式的故事，造了个假古董。由于这是一位语言魔术师对另一位大师的模仿，此赝品也就非同一般，如张大千伪作的石涛画，仍是奇品、神品。”
　　对于这样的作品，他也劝读者不必去寻求什么微言大义，“文学除了言志、载道，本来还有一种纯娱乐的功能。”
　　翻译是巴别塔，是带血的牛排，或是不忠的美人。
　　1995年，有过一次关于《红与黑》译本的笔论。1月，《读书》发表了施康强一篇题为《红烧头尾》的文章，摘录译文并详尽比较分析了《红与黑》上卷第一章和下卷最后一章的翻译，施康强对许渊冲的“发挥汉语优势”及“与原文竞赛”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疑问。
　　许渊冲先生直言不讳，逐点回应，认为“译文不但精彩，而且精确”，又讲到过往受压经历，感叹四代人之间的“代沟多么深”。
　　一时间，译者、评论者、编辑在刊物上撰写文章，持续了大半年，“涉及了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艺术与科学、忠实与创造、借鉴与超越等文学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 　　有时候，施康强因为年轻时没有机会去法国经历感到遗憾，比上，他们的文学修养不及前辈，比下，他们的听力和口语不如晚辈。他的法国是在书斋里建造起来的，但每个和他出门游玩过的人都讲到，无论南京还是巴黎，施康强总像是去过那里一样。
　　“精细，”朱穆说，似乎上海人的性格中带来了这样一种穷尽全力的处世方式，放之鸡毛蒜皮和学问皆准。施康强是含蓄的，话不多，虽然看上去不修边幅，但对于内心秩序井井有条，务实。连送给朱穆的书都是经过认真修改的，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会标出来，朱穆笑称是“点校本”。他说别看施康强看起来文弱，但他的内核是非常硬的，“这里头最坚硬的，就是不懈地在學习，坚持自己的人格”，走过了贫乏和窘迫的年代。
　　施康强认为，作为译者，是不宜有太大野心的。译著如挑担，译大部头名著如挑担走长路，“路远无轻担”，则哀矜而勿喜。他为人谦和，甚至每逢集体照相的场合，总是自觉站到后排靠边，“以为临近末位才是最自在的位置。”
　　在他的主职中，当然也遵循了同样的准则——保持准确。四字格是汉语的一大特色，翻译《江泽民文选》时，他时常碰到“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滥竽充数”这样的词语，后来便总结五种策略：对等、意译、简化、加词和加注，最终达到准确，“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朱穆记得，那天晚上车过仰山桥，快到家了，问施康强，你为什么学法语呢？施康强在后座说，因为喜欢。为此他走了将近七十年。

最吸引他的是市井生活

　　人的衰老很快。几位采访对象总是提到法语翻译圈里几位前辈，许多疾病缠身。施康强有时候意识到自己在衰老，和朱穆说自己总是忘事，朱穆则总是安慰他。有一回朱穆的汽车从黑色换成了红色，接他去聚会，一见面他就说，我都记不得你的车了，“他因为这事自责，我说你不要总是自责，是我换车了。”但朱穆也能感觉到施康强在衰老，只是没想到他会离开这么早。
　　他们第一次有联系是在2002年，朱穆去巴黎的时候寻访一家书店，施康强曾在散文中提及的，但始终找不到，于是在巴黎的公共电话亭打越洋长途查到他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那头是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很是高兴。
　　又相隔八年见了面，因为共同的对古典文化、法国文学的热爱和“旧式文人的情怀”而一见如故。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办公单位邻近，常常在午后选一家咖啡馆，西单君悦的星巴克或者威斯汀角落那家星巴克，一坐一下午。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罗新璋，两位老人不胜唏嘘，沉默。
　　但施康强的朝气似乎甚于暮气，朱穆给我看手机上那些照片，他总是咧着嘴在笑，在贝家花园荡秋千，或者在八仙桥的桥头。施康强有他天真的一面，比如学术圈重出身，讲门派，朱穆说你们这就是一个江湖，我是悦来客栈的店小二，你是剑仙，我们还能排出天罡地煞。施康强就来劲了，要排出个一百单八将。但此事最终也没完成。
　　最吸引他的还是市井生活，“艺术家的幸运，是他可以通过创造，释放那种叛逆的能量。读者呢，读过这部小说，我们也释放了什么，然后我们照样过我们平凡的日子。”在他的散文中，除了一些书评影评，还有茶、咖啡、馄饨担、画舫、公墓、和尚桥。他亲近民国的事物，特别喜欢南京，偶尔不自觉地有种哀叹古今的伤感在里面。
　　上大学时，他课余常去的不是湖畔柳阴，而是和学生宿舍区一条马路之隔的海淀镇大街，“混在那时候——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还不十分拥挤的灰色和蓝色人流里，巡阅各家简陋的店铺，什么也不买，也没钱买，只是为了看那一份热闹，听那一片喧闹。”直到后来工作，下班不想回家时，脚步也是被市井声吸引，去闲逛。
　　施康强的老家在上海市望亭路，在格致中学上学时，每天取道宁海路到大世界。
　　我经常想起路东一家兼营茶馆的老虎灶，顾客以三轮车夫为主。夏天的夜晚，收工回家之前，三轮车夫们习惯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上，然后围着露天茶桌，在长板凳上坐下，舒解一天的劳累。这个时候，我和同伴——苏广成衣铺老裁缝的外孙，就会偷偷坐到一辆空车上，一边乘凉，一边谈山海经或交换少年人的梦想。车主发现两个毛孩子坐在他的车上，怕弄脏雪白的垫子，便跑过来轰我们……我也怀念路西典当行门口的小书摊。除了连环画，摊主也出租旧小说和旧杂志。与那个时代的中学生一样，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不同的是我同时也读旧派小说和四十年代的旧杂志：《春明外史》、《蜀山仙侠传》;《万象》、《杂志》、《春秋》、《茶话》、《大众》、《西点》。以我当时的水准和趣味，我喜欢陈蝶衣编的早期《万象》甚于柯灵编的后期《万象》。我知道一个叫张爱玲的女作家。但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万象》复刊，我会成为它的撰稿人……

唯有文字长存

　　“建筑物终将倾圮，唯有文字长存。”施康强曾写道。
　　李玉民说：“再过100年怎么样？咱们就无法预见了。但是起码我翻译的这些东西还会存在，雨果不会消失，司汤达不会消失，大仲马不会消失，加缪也不会消失的。”
　　法国文化保存良好，相较之下我们有些遗憾，对于那些断裂的地方施康强常常很在意。后来他曾汇编一套书，搜集了《旅行杂志》上有关西南的文章，
　　“故国重游，游子终于归家。它们洗尽客袍上的征尘之后，发现战后中国面临的仍是动乱的局势。不过这‘八年离乱’的经历，对他们是不可磨灭的回忆，而这些文字，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他总觉得，我们在振兴国学、弘扬先哲思想的精益之前，首先应该“下点基本工夫，读懂古人才是”。
　　朱穆说施康强很难承受别人对他好，似乎一点点好就足够让他感动。我想那是苦惯了的人，内心需要被人关照，但绝对羞于开口。施康强的妻子说他总在家里提起朱穆，有时候离开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回来就告诉朱穆，那里好无聊啊，没有人说话，只能看书或者在小院子里走。
　　朱穆总是能想到，他们喝完咖啡，过太平桥大街那条宽阔的马路，他搀着施康强的胳膊，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然后送他到编译局门口，告别。
　　多年前，施康强写过一篇题为《送君者皆自崖而返》的散文，讲离别，某种程度上印证着他的生命状态：庄子的本意并非写离别，而是以远行喻入道，未入道者从海岸往回走，入道者与世人告别矣。
　　施康强 散文家、翻译家。1942年生于上海，1963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分配至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任翻译。“文革”后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工作。2019年10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77 岁。
　　译著有萨特《七十述怀》《萨特文论选》、福楼拜《庸见词典》、阿兰《幸福散论》等。用明清话本文体翻译了巴尔扎克用古代法语撰写的《都兰趣话》。
　　散文集有《都市的茶客》《第二壶茶》《自说自话》《牛首鸡尾集》《塞纳河的沉吟》《秦淮河里的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