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时期，农业部门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于是，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直接引发了“浮夸风”。当时，各地报纸竞相报道“放卫星”的消息。6月28日，河南省遂平县率先放出了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高，到9月18日，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创造了”亩产130434斤的“奇迹”。在这种形势下，山西各地与全国一样，“浮夸风”越刮越猛，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的“卫星”不时升空。
　　当年秋，山西省在太原召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时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田根栋带领本县几十名各行业的劳动模范出席。其中，陈永贵作为全省特等劳动模范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期间，许多代表纷纷介绍他们“放卫星”的经验，陈永贵对此嗤之以鼻，私下里常和人说：“这可能吗？简直是说梦话！”大会制定了具体的条件，以此选举出出席全国表彰大会的先进模范。其中，农业系统要求必须达到亩产2000斤以上。由于陈永贵如实上报了大寨520斤的亩产量，结果未能入选。
　　这件事引起了一位领导的重视。散会时，他特意把田根栋叫到一旁，一再追问：“大寨的亩产量到底是多少？再仔细核实一下，看看到底够不够出席全国先进的资格！”显然，这位领导对各地的浮夸虚报心知肚明，因而很同情陈永贵，觉得以陈永贵的成绩去不了北京，实在太冤枉了！便故意暗示：如果能报成2000斤，就可补选陈永贵为劳模代表。但是，陈永贵却不开“窍”，宁肯把劳模丢掉，也不虚报。
　　陈永贵回到大寨后，省、地领导考虑到陈永贵的成绩十分突出，仍准备推荐陈永贵进京，便委派地委一位干部到大寨说服陈永贵。但陈却执意说：“我打下的，一斤也不少报，我没打的，一斤也不多报！”就这样，陈永贵没有得到这次进京的资格。而昔阳一位公社书记却因领导农民夺得亩产4000斤粮食有“功”而进了北京，当了劳模。于是，昔阳传开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假劳模进了京，真劳模回了村。”
　　尽管陈永贵在省、地领导面前表现得似乎很坚强，但事实上他窝了一肚子气，回到家里躺在炕上三天不起床。县委领导得知后，亲自登门看望，经过一番劝慰、开导、鼓励，他才振作起来。
　　1959年10月，在上级党委的关心和爱护下，陈永贵终于作为劳模代表进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毛主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运动直接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60年，全国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普遍出现粮食严重短缺问题。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经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大寨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生产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而且社员生活也在不断改善。1959年，粮食总产47万斤，亩产560斤，卖余粮24万斤，总收入5.8万元，劳动日分值0.85元；1960年，粮食总产48.5万斤，亩产627斤，为支援国家度荒，卖余粮28万斤；1961年粮食总产48.6万斤，总收入7万元；1962年，粮食总产55.1万斤，总收入8.5万元，劳动日分值1.5元，四年迈出了四大步。这一切，充分证明了陈永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