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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信息产业中的科技人才为例，分析了科技人才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的城市舒适物偏好最终如何影响其就业城市选择。研究发现，城市舒适物类型主要包括生活舒适物、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三类。人口统计特征、文化资本以及科技人才家乡城市和大学就读城市特征均会影响其城市舒适物偏好。同时，越偏好城市舒适物系统，越会选择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就业。而且，中国再分配权力的长期存在让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人才流动模式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国家再分配权力在城市舒适物资源的配置上起到重要作用，要使高科技人才在不同级别城市中更为均衡的流动，需要加强舒适物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
关键词 科技人才 城市舒适物 就业城市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114-08
引言
主流经济学家，从早期马歇尔等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到后来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理论，无不认为企业和产业的聚集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①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形态向信息化、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理论研究开始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指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地理上邻近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共存与人力资本的集中。②经济学家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集中能提高地方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成长，没有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强化效应，城市经济将难以为继。③许多关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与区域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格莱泽等人发现，人力资本是区域增长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集聚是企业集聚的根本动力来源，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是为了获得来源于“公共劳力蓄水池”（Common Labor Pools）的优势，而并非是为了赢得许多人所说的来源于消费者和供应商网络的优势。④人文地理学家佛罗里达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核心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尤其是那些敢于创新、富有创造力的人群更是创新的主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佛罗里达将城市社会中兴起的这一不同于工人阶层与服务阶层的群体称之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并深入研究创意阶层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解释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理论——创意资本理论（Creative Capital Theory）。④[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既然高素质人才或者创意人才对城市经济增长有如此大的作用，城市该如何吸引人才呢？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将高素质人才的城市流动视为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用人口迁移的一般理论来加以解释。不论是“推力-拉力”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观点主要强调经济水平和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指出高素质人才选择就业城市不仅会考虑经济机会，而且还会追求更为舒适的城市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200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考虑就业时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越高，高素质人才就业时更可能选择生活质量水平高的城市。韩宇：《美国高技术城市成功因素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佛罗里达也认为，创意人才有向舒适性高的城市，即富于多样性、市民态度宽容、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创意阶层对于工资等经济条件的关注降低，但对城市的音乐、艺术等人文环境，气候、湿度，以及绿化等各种城市生活的舒适物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城市的各种舒适物会吸引创意阶层，而企业为了得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会跟随这些创意阶层来到这些城市。④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素质人才有明显的舒适性偏好，倾向于选择拥有发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城市居住和就业。对于属于发展中国家且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城市选择会呈现出何种模式？城市舒适物系统的作用机制为何？本文将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一、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选择以信息行业为主的科技人才作为高素质人才的代表，探讨影响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因素。为了使研究对象尽可能符合创意阶层的特征，将科技人才界定为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类、产品/项目类及设计类工作，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年龄在4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认为这个群体最具有创新性。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共收集到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样本1281个。为了讨论科技人才对就业城市的选择，去除了33个由学校分配工作和地点的样本，实际使用的样本量为1248个。
2城市特征的操作化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区，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城市不断扩张，从而形成规模不一的城市类型。然而，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区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行政级别的影响）和市场经济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这两种形式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作用。蔡昉、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因此，中国科技人才对于就业城市的选择，既要涉及再分配的维度，又要涉及市场的维度。在再分配的维度上，不同的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异；而在市场的维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人口规模的差异则既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又反映了再分配的控制，因为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既是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动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样本中科技人才的家乡地、大学所在地和就业地所在的城市均是按照以三个方面加以区分： （1）行政级别。城市的不同行政级别，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更是强化了这种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差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拥有更多的税收提留，具有更强建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能力。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本文将城市的行政级别分为三类：一类是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二类是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济南、青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三类是地级市（包括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
（2）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意味着其对于生产要素的不同吸引能力，也体现了国家对其不同的建设要求和标准。本文参照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方创琳的分类标准，方创琳：《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科学基础与框架体系》，《经济地理》2013年第12期。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深圳、武汉、南京、西安、成都等10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归为超大城市，将杭州、沈阳、哈尔滨、汕头、济南、郑州、大连、苏州、长春、青岛、昆明、厦门、宁波、南宁、太原、合肥、常州、长沙、东莞和佛山等20个常住人口在500～1000万之间的城市归入特大城市，其他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归入大中小城市。
（3）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上的势差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为了解科技人才选择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就业的情况，我们用各城市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各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指标，并按照“年人均收入25000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城市，25000～35000元为中等收入城市，35000以上为高收入城市”的标准进行划分。
城市的行政级别、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人口规模也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之所以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区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体现的问题各有侧重，行政级别主要体现再分配的力量，人口规模主要体现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收入水平主要体现经济力量。
3个人特征的操作化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以及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文化资本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具体操作化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个人特征变量的操作化
变量类型变量名指标
人口统计特征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段由于受访者中年龄分布呈右偏态，我们对年龄的分段是基于年龄的分布而非等距效果。21-26岁=1，27-30岁=2，31-45岁=3婚姻状况已婚（包括离异、丧偶等）=1，未婚=0生育状况已生育=1，未生育=0高考前的户籍农村户口=1，城镇户口=0
文化资本教育程度本科=0，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技术职称助理工程师及以下=1，工程师=2，高级工程师=3
4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操作化
个人的城市舒适物偏好通过两个方面来加以测量。一是测量受访者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系统偏好，即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二是测量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的偏好程度。我们设计了15个城市舒适物类型让被访者就其对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打分，1分表示完全不重要，10分表示非常重要。由于被访者对这15个舒适物类型对其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评分相关程度较高，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并经过方差旋转，获得因子分析结果，其中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3个，共解释60.955%方差。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sig=0.000），KMO值为0.914，超过0.8，表明15个变量的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根据表2的因子负载结果，按照负载最高变量对因子加以命名。因子1主要表现为因重视与生活相关的城市舒适物选择就业城市，被命名为生活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2主要表现为因重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3主要表现为因重视在一个城市中生存下来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为生存舒适物偏好因子。为便于理解，本文中的各因子得分均换算成百分制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3可知，本次调查主要以信息技术行业从事技术及相关工作的人员为对象，因此样本中男性占了81.28%，占绝大多数。在年龄结构上也是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技术人员占了74.41%。在婚姻状态方面，未婚和已婚的比例相近，未婚者稍多。而在已婚者中，大多已经生育小孩。在文化程度上，大部分是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只占26.60%。从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来看，城镇户口占56.57%，农村户口占43.43%，说明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对城市的体验是比较少的。
从受访者家乡城市、就读城市和就业城市的特征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是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生活，但通过上大学普遍经历了城市体验的升级，即由地级市流向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从大中城市流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从低收入城市流向中等或高收入城市，从而最终留在这些城市就业。例如，在上大学之前，有70.12%的受访者来自地级市，但只有36.85%在地级市上大学，最终只有34.70%留在地级市工作；而来自副省级市的只有18.33%，但在副省级市就读的比例上升到44.09%，最终留在副省级城市工作的仍有41.75%；来自直辖市的更少，只有11.30%，但有19.10%到直辖市就读，最终在直辖市就业的达到23.56%。
由表3可知，受访者中有30.61%的人在选择就业城市的时候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也成为科技人才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因素。从对城市舒适物的不同类型偏好来看，被访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得分为65.65分和65.29分，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平均得分为5228分。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虽然男性中有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比例比女性要高，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为网络自愿者样本，因此假设检验只做为参考之用，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推论功能，文中所表达的差异显著均是基于95%的置信度。在本文的表中仅列出了存在显著差异的数值。年龄、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相对来说，30岁以下者比30以上者、未婚者比已婚者、已婚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在选择就业城市时会有更高的比例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然而，在控制年龄之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的作用基本都不显著，只有27～30岁年龄段中，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更重视城市舒适物系统。这表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对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影响主要通过年龄发生作用。另外，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还跟被调查者的文化资本有关。与佛罗里达的研究结论相似，本次调查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技术职称越高就越可能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重视度方面，性别和年龄差异并不显著，但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有显著影响。已婚者在公共服务舒适物方面的重视度明显高于未婚者，虽然各年龄段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但只有在27～30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婚者；在不同的婚姻状态下，虽然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均不显著；婚姻状态对生存舒适物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中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21～26岁这一群体中，未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已婚者，而在30～45岁这个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偏好更强。在已婚人群中，已生育者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生育者，这种趋势在27～30岁这个年龄段中表现显著。在21～26岁这个年龄段中，未生育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偏好显著高于已生育者；而在30～45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未婚者。在文化资本的影响方面，技术职称越高，越重视公共服务与设施舒适物，而对于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则重视度相对较低。
3城市舒适物体验与偏好
由于生活习惯和城市舒适物体验的不同，被访者在家乡和就读城市所经历的城市生活经历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总体来说，家乡城市特征和就读城市特征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不同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出身者并不能获得完整的家乡城市舒适物体验。因此，我们将样本分成城镇出身和农村出身分别进行分析。对于城镇出身的样本，大部分家乡城市特征对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并无显著影响。而对于出身农村的样本而言则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越是来自低等级城市，其因追求城市舒适物系统而选择就业城市的比例更高。例如，来自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的农村样本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来自直辖市和副省级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地区的农村样本。受访者大学就读城市的作用刚好相反，不论是城镇出身还是农村出身，就读城市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更高。对于出身城镇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高收入水平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于出身农村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特大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就读者。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重视的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方面，曾经的城市舒适物体验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出身农村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更重视，而出身城镇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更重视，但这种城乡差别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家乡城市的等级越高，对生活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家乡在直辖市、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城市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地级市、低收入城市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则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就读城市的等级越高，对公共服务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就读城市在高收入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也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但就读城市的等级越低，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反而较高，其中在副省级城市就读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在区分城乡差别后，我们发现家乡城市特征对生活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出身的样本中，在农村样本中虽然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但差异并不显著。同时，家乡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作用得到加强。在农村户口样本中，来自中等收入城市对公共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低收入城市。另外，就业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被削弱，其中仅有农村户籍者在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4城市舒适物偏好与就业城市选择
从表5可以看出，在更高级别和更优势地区就业者会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更多地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例如，在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就业的受访者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就业者，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业者显著高于大中城市就业者，在高收入城市就业者高于低收入城市就业者。
而在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总体而言，越是在高级别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就越高，反之则更为重视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例如，在直辖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就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业者；在中等收入城市就业者，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在高收入城市的就业者；在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就业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业者。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各变量进行交叉表分析，可以从样本中得到一些有待进一步检验的结论：
1科技人才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因素。从自然的层面来看，追求舒适性虽然是一种普遍的偏好，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城市舒适物系统对其更有吸引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和子女的压力越大，追求生活享受的动机会被很多现实的考虑所替代。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存在门槛效应，也就是说，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要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要满足生活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因此，文化资本越高，经济能力越强，就越会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另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还存在心理补偿效应。如果上大学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低级别城市到高级别城市的流动，会形成城市舒适物体验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会增加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对过去城市舒适物体验不足的补偿。 2在舒适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城市舒适物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主要体现为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生活舒适物之间的冲突，即科技人才越是重视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就越不会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科技人才对于这三类舒适物的重视度也是有层次的，生存舒适物是最低的追求，生活舒适物次之，公共服务舒适物最高。因此，家庭和子女的压力大，对于城市舒适物的追求就会停留在相对低的水平，从而更加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而文化资本高，经济能力强，则对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感知不明显，就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去追求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这三类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也存在时间差异，生活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与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与短期的感知有关。因此，生活舒适物偏好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更多地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
3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会使科技人才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选择行政级别、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越发达，越能吸引高素质人才。但是，中国的城市舒适物系统在城市之间是分散而非集中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在舒适物类型上有不同的侧重。那些在各方面均处于高等级的城市，由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舒适物发达，但同时房价、物价水平高，生存压力大，生活不太方便；那些各方面均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虽然公共服务舒适物不够发达，但生存压力相对较小，生活舒适物比较发达；而对于各方面均处于低等级的城市，往往房价、物价水平低，生存压力小，但公共服务舒适物较为不足，生活舒适物也不够发达。
我们通过一个非随机的志愿者样本探索了中国科技人才就业城市选择与城市舒适物系统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研究支持了西方舒适物理论关于城市舒适物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集聚的基本观点。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的科技人才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其就业城市选择会表现出与低文化资本群体不一样的取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科技人才会由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和享受型就业转变，而这就需要就业城市为其提供一系列跟发展和享受相关的城市舒适物。然而，中国再分配权力的长期存在让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人才流动模式表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特点。在西方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和人才的流动主要是基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发形成。而在中国，国家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国家的再分配权力越近，就越能获得建设城市舒适物的资源，城市舒适物系统就越发达，从而越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因此，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而言，利用城市舒适物系统吸引人才存在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向市场要资源，二是在国家再分配体系中向政府要资源。当然，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和局限，结论的普遍性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作者单位：陈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凌，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科技人才 城市舒适物 就业城市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114-08
引言
主流经济学家，从早期马歇尔等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到后来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理论，无不认为企业和产业的聚集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①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形态向信息化、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理论研究开始认识到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指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地理上邻近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共存与人力资本的集中。②经济学家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集中能提高地方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成长，没有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强化效应，城市经济将难以为继。③许多关于美国的区域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与区域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格莱泽等人发现，人力资本是区域增长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集聚是企业集聚的根本动力来源，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是为了获得来源于“公共劳力蓄水池”（Common Labor Pools）的优势，而并非是为了赢得许多人所说的来源于消费者和供应商网络的优势。④人文地理学家佛罗里达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核心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尤其是那些敢于创新、富有创造力的人群更是创新的主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佛罗里达将城市社会中兴起的这一不同于工人阶层与服务阶层的群体称之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并深入研究创意阶层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解释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理论——创意资本理论（Creative Capital Theory）。④[美]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既然高素质人才或者创意人才对城市经济增长有如此大的作用，城市该如何吸引人才呢？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将高素质人才的城市流动视为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用人口迁移的一般理论来加以解释。不论是“推力-拉力”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观点主要强调经济水平和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朱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指出高素质人才选择就业城市不仅会考虑经济机会，而且还会追求更为舒适的城市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200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考虑就业时对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越高，高素质人才就业时更可能选择生活质量水平高的城市。韩宇：《美国高技术城市成功因素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佛罗里达也认为，创意人才有向舒适性高的城市，即富于多样性、市民态度宽容、有多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创意阶层对于工资等经济条件的关注降低，但对城市的音乐、艺术等人文环境，气候、湿度，以及绿化等各种城市生活的舒适物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城市的各种舒适物会吸引创意阶层，而企业为了得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会跟随这些创意阶层来到这些城市。④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素质人才有明显的舒适性偏好，倾向于选择拥有发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城市居住和就业。对于属于发展中国家且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城市选择会呈现出何种模式？城市舒适物系统的作用机制为何？本文将就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一、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选择以信息行业为主的科技人才作为高素质人才的代表，探讨影响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因素。为了使研究对象尽可能符合创意阶层的特征，将科技人才界定为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类、产品/项目类及设计类工作，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年龄在4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认为这个群体最具有创新性。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共收集到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样本1281个。为了讨论科技人才对就业城市的选择，去除了33个由学校分配工作和地点的样本，实际使用的样本量为1248个。
2城市特征的操作化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区，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城市不断扩张，从而形成规模不一的城市类型。然而，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区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行政级别的影响）和市场经济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这两种形式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作用。蔡昉、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因此，中国科技人才对于就业城市的选择，既要涉及再分配的维度，又要涉及市场的维度。在再分配的维度上，不同的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异；而在市场的维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人口规模的差异则既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又反映了再分配的控制，因为不同的城市人口规模既是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动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样本中科技人才的家乡地、大学所在地和就业地所在的城市均是按照以三个方面加以区分： （1）行政级别。城市的不同行政级别，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更是强化了这种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差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拥有更多的税收提留，具有更强建设城市舒适物系统的能力。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本文将城市的行政级别分为三类：一类是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二类是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济南、青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三类是地级市（包括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
（2）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意味着其对于生产要素的不同吸引能力，也体现了国家对其不同的建设要求和标准。本文参照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方创琳的分类标准，方创琳：《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优化的科学基础与框架体系》，《经济地理》2013年第12期。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深圳、武汉、南京、西安、成都等10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归为超大城市，将杭州、沈阳、哈尔滨、汕头、济南、郑州、大连、苏州、长春、青岛、昆明、厦门、宁波、南宁、太原、合肥、常州、长沙、东莞和佛山等20个常住人口在500～1000万之间的城市归入特大城市，其他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归入大中小城市。
（3）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上的势差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为了解科技人才选择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就业的情况，我们用各城市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各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指标，并按照“年人均收入25000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城市，25000～35000元为中等收入城市，35000以上为高收入城市”的标准进行划分。
城市的行政级别、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人口规模也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之所以要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区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体现的问题各有侧重，行政级别主要体现再分配的力量，人口规模主要体现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收入水平主要体现经济力量。
3个人特征的操作化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以及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文化资本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具体操作化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个人特征变量的操作化
变量类型变量名指标
人口统计特征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段由于受访者中年龄分布呈右偏态，我们对年龄的分段是基于年龄的分布而非等距效果。21-26岁=1，27-30岁=2，31-45岁=3婚姻状况已婚（包括离异、丧偶等）=1，未婚=0生育状况已生育=1，未生育=0高考前的户籍农村户口=1，城镇户口=0
文化资本教育程度本科=0，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技术职称助理工程师及以下=1，工程师=2，高级工程师=3
4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操作化
个人的城市舒适物偏好通过两个方面来加以测量。一是测量受访者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系统偏好，即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二是测量其选择就业城市的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的偏好程度。我们设计了15个城市舒适物类型让被访者就其对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打分，1分表示完全不重要，10分表示非常重要。由于被访者对这15个舒适物类型对其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性评分相关程度较高，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并经过方差旋转，获得因子分析结果，其中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3个，共解释60.955%方差。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sig=0.000），KMO值为0.914，超过0.8，表明15个变量的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根据表2的因子负载结果，按照负载最高变量对因子加以命名。因子1主要表现为因重视与生活相关的城市舒适物选择就业城市，被命名为生活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2主要表现为因重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因子，因子3主要表现为因重视在一个城市中生存下来相关的城市舒适物，被命名为生存舒适物偏好因子。为便于理解，本文中的各因子得分均换算成百分制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3可知，本次调查主要以信息技术行业从事技术及相关工作的人员为对象，因此样本中男性占了81.28%，占绝大多数。在年龄结构上也是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年轻技术人员占了74.41%。在婚姻状态方面，未婚和已婚的比例相近，未婚者稍多。而在已婚者中，大多已经生育小孩。在文化程度上，大部分是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只占26.60%。从高考前的户籍类型来看，城镇户口占56.57%，农村户口占43.43%，说明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对城市的体验是比较少的。
从受访者家乡城市、就读城市和就业城市的特征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在上大学之前是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生活，但通过上大学普遍经历了城市体验的升级，即由地级市流向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从大中城市流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从低收入城市流向中等或高收入城市，从而最终留在这些城市就业。例如，在上大学之前，有70.12%的受访者来自地级市，但只有36.85%在地级市上大学，最终只有34.70%留在地级市工作；而来自副省级市的只有18.33%，但在副省级市就读的比例上升到44.09%，最终留在副省级城市工作的仍有41.75%；来自直辖市的更少，只有11.30%，但有19.10%到直辖市就读，最终在直辖市就业的达到23.56%。
由表3可知，受访者中有30.61%的人在选择就业城市的时候会考虑该城市有各种令人感到舒适的设施与服务（如优质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体育、医疗、餐饮消费、购物等设施与服务），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也成为科技人才选择就业城市的重要因素。从对城市舒适物的不同类型偏好来看，被访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得分为65.65分和65.29分，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平均得分为5228分。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存在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虽然男性中有城市舒适物偏好的比例比女性要高，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由于本文使用的样本为网络自愿者样本，因此假设检验只做为参考之用，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推论功能，文中所表达的差异显著均是基于95%的置信度。在本文的表中仅列出了存在显著差异的数值。年龄、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都显示出显著的影响，相对来说，30岁以下者比30以上者、未婚者比已婚者、已婚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在选择就业城市时会有更高的比例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然而，在控制年龄之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的作用基本都不显著，只有27～30岁年龄段中，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更重视城市舒适物系统。这表明，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对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影响主要通过年龄发生作用。另外，选择就业城市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还跟被调查者的文化资本有关。与佛罗里达的研究结论相似，本次调查也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技术职称越高就越可能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重视度方面，性别和年龄差异并不显著，但婚姻状态和生育状态有显著影响。已婚者在公共服务舒适物方面的重视度明显高于未婚者，虽然各年龄段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但只有在27～30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婚者；在不同的婚姻状态下，虽然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均不显著；婚姻状态对生存舒适物偏好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中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21～26岁这一群体中，未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已婚者，而在30～45岁这个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偏好更强。在已婚人群中，已生育者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未生育者，这种趋势在27～30岁这个年龄段中表现显著。在21～26岁这个年龄段中，未生育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偏好显著高于已生育者；而在30～45岁年龄段中，已婚者对于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未婚者。在文化资本的影响方面，技术职称越高，越重视公共服务与设施舒适物，而对于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则重视度相对较低。
3城市舒适物体验与偏好
由于生活习惯和城市舒适物体验的不同，被访者在家乡和就读城市所经历的城市生活经历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总体来说，家乡城市特征和就读城市特征对其城市舒适物偏好有着不同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出身者并不能获得完整的家乡城市舒适物体验。因此，我们将样本分成城镇出身和农村出身分别进行分析。对于城镇出身的样本，大部分家乡城市特征对其是否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并无显著影响。而对于出身农村的样本而言则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越是来自低等级城市，其因追求城市舒适物系统而选择就业城市的比例更高。例如，来自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的农村样本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来自直辖市和副省级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地区的农村样本。受访者大学就读城市的作用刚好相反，不论是城镇出身还是农村出身，就读城市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收入水平高，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更高。对于出身城镇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高收入水平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于出身农村的来说，在副省级城市、特大城市就读选择就业城市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就读者。
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重视的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方面，曾经的城市舒适物体验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出身农村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更重视，而出身城镇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更重视，但这种城乡差别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家乡城市的等级越高，对生活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家乡在直辖市、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城市的样本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地级市、低收入城市的样本。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则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就读城市的等级越高，对公共服务舒适物越重视，其中就读城市在高收入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低收入城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也主要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但就读城市的等级越低，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反而较高，其中在副省级城市就读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要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在区分城乡差别后，我们发现家乡城市特征对生活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出身的样本中，在农村样本中虽然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但差异并不显著。同时，家乡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作用得到加强。在农村户口样本中，来自中等收入城市对公共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来自低收入城市。另外，就业城市特征对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重视度的影响被削弱，其中仅有农村户籍者在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就读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高于在直辖市就读者。
4城市舒适物偏好与就业城市选择
从表5可以看出，在更高级别和更优势地区就业者会在选择就业城市时更多地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例如，在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就业的受访者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比例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就业者，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业者显著高于大中城市就业者，在高收入城市就业者高于低收入城市就业者。
而在对不同类型城市舒适物偏好方面，总体而言，越是在高级别城市，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就越高，反之则更为重视生活舒适物和生存舒适物。例如，在直辖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就业者，对公共服务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地级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业者；在中等收入城市就业者，对生活舒适物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在高收入城市的就业者；在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就业者，对生存舒适物的重视度显著高于在直辖市就业者。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各变量进行交叉表分析，可以从样本中得到一些有待进一步检验的结论：
1科技人才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因素。从自然的层面来看，追求舒适性虽然是一种普遍的偏好，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城市舒适物系统对其更有吸引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和子女的压力越大，追求生活享受的动机会被很多现实的考虑所替代。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存在门槛效应，也就是说，首先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要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要满足生活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因此，文化资本越高，经济能力越强，就越会考虑城市的舒适物系统。另一方面，对于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还存在心理补偿效应。如果上大学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低级别城市到高级别城市的流动，会形成城市舒适物体验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会增加其考虑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对过去城市舒适物体验不足的补偿。 2在舒适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城市舒适物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主要体现为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和生存、生活舒适物之间的冲突，即科技人才越是重视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就越不会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科技人才对于这三类舒适物的重视度也是有层次的，生存舒适物是最低的追求，生活舒适物次之，公共服务舒适物最高。因此，家庭和子女的压力大，对于城市舒适物的追求就会停留在相对低的水平，从而更加重视生存和生活舒适物。而文化资本高，经济能力强，则对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感知不明显，就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去追求城市公共服务舒适物。这三类城市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也存在时间差异，生活舒适物偏好的形成与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与短期的感知有关。因此，生活舒适物偏好主要受家乡城市特征的影响，而公共服务舒适物偏好和生存舒适物偏好则更多地受就读城市特征的影响。
3对城市舒适物系统的偏好会使科技人才在选择就业城市时选择行政级别、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城市舒适物系统越发达，越能吸引高素质人才。但是，中国的城市舒适物系统在城市之间是分散而非集中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在舒适物类型上有不同的侧重。那些在各方面均处于高等级的城市，由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舒适物发达，但同时房价、物价水平高，生存压力大，生活不太方便；那些各方面均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虽然公共服务舒适物不够发达，但生存压力相对较小，生活舒适物比较发达；而对于各方面均处于低等级的城市，往往房价、物价水平低，生存压力小，但公共服务舒适物较为不足，生活舒适物也不够发达。
我们通过一个非随机的志愿者样本探索了中国科技人才就业城市选择与城市舒适物系统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研究支持了西方舒适物理论关于城市舒适物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集聚的基本观点。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的科技人才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其就业城市选择会表现出与低文化资本群体不一样的取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科技人才会由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和享受型就业转变，而这就需要就业城市为其提供一系列跟发展和享受相关的城市舒适物。然而，中国再分配权力的长期存在让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人才流动模式表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特点。在西方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和人才的流动主要是基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发形成。而在中国，国家再分配权力的作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国家的再分配权力越近，就越能获得建设城市舒适物的资源，城市舒适物系统就越发达，从而越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因此，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而言，利用城市舒适物系统吸引人才存在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向市场要资源，二是在国家再分配体系中向政府要资源。当然，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和局限，结论的普遍性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作者单位：陈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凌，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