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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王可为选择回家乡成都创业。经历半年的商务酒店试水，他发现国家政策将加大对农业扶持的力度后，毅然转行，在金堂县隆盛镇承包了2000亩土地，引进农业技术种植蔬菜、育苗中草药和开发有机草莓酒。经过近三年的发展，2012年企业纯利润达到300万元，2013年有望突破1000万元，他经营的成都天慈创意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了当地现代农业的示范性代表。
距成都东北60公里处，是金堂县隆盛镇，王可为经营的2000亩土地就坐落于此。早在2007年，王可为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就看好农业发展的前景。那一年，他前往韩国进行短暂的交流学习，十几天里他住在一位韩国大学生（活动partner）的家中。这个韩国家庭经营一个规模不大的育苗农场，农场现代化、自动化程度高，雇佣工人少，“回报率却很高。我还发现韩国的农业土地集中度高，采用产业化经营，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也非常大。”进入清华大学就自个儿开餐馆的王可为，敏锐地感觉中国的农业也有可能走产业化道路，“与韩国相比，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低。”
真正投身于农业创业，是201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半年的事儿，“很巧合，也很复杂。”
从清华大学环境设计专业毕业后，王可为回到成都，与朋友开了一家商务酒店，“租了十几套房，在一层楼挂上牌子就算开业了。”经营酒店有得赚，他们从一家开到了三家，但是，王可为认为要在商务酒店上有所发展相当难，“当时商务酒店算是潜力行业，要做大，得投入大量资金。而物业成本、人工成本都涨得快，住店房价却在下降，成本高价格低，利润不断缩小。”
那时，王可为留意到中央一号文件，在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是一大亮点，“在‘十二五’期间，农业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王可为的老家金堂县是成都的农业大县，提出了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样板之城”的口号，“市、县、镇政府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看到从中央到市、县、镇政府的农业大力扶持政策，王可为“巧合”地投入到农业创业中来。
乘着政策的东风
“没有农业政策上的支持，谁会干这件事（农业）？”
与商务酒店相比，王可为认为农业创业的上升空间更大，但是，经营农业求不得快，“盈利慢一些。仅靠自己从事农业很难，头几年赚不到钱，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从事农业创业选地方很重要，必须是当地政府重视农业。”王可为坚信，中国政府会越来越重视农业，“要控制好物价就要解决农业问题。农民在土地上赚不到钱，就不爱种地了，选择离乡打工。农民由生产者转成消费者，对国家的（食品安全）压力很大。食品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必须扶持农业。”王可为分析2010年的农业形势时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一个趋势，“政府倾向扶持农业大户，因为小户的抗风险能力差，很可能扶持的钱白给了。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是如此，都是产业化，大户做农业。”
当时，金堂县出台了农业扶持相关政策，“经营一定数量以上的土地，经营者会得到资金补贴。”扶持不仅涉及土地租金补贴，还有农业设施等单项或专项补贴，“年初的土地租金，年底政府会补贴。”与朋友聊天时，大家都认为2010年是从事农业创业的大好时机，“我们先租到地，种中草药立足，再找机会发展。”当时，王可为已经与浙江的企业探讨引进农业先进技术“鸟棚”。
王可为递交了承包申请书，投资300万元，租地2000亩，“我们来投资，县镇政府肯定欢迎。首先，我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比较少；我们还有高科技项目，这也是一大吸引力。隆盛镇是金堂县的农业示范镇，需要做出有示范作用的项目。”王可为的高科技项目之一是从浙江引进的“鸟棚”，一个“鸟棚”占地2000平方米，棚内最高点距地面17米，“采用立体种植法等在棚内种植，产量能提高三至五倍。”此外，王可为在申请中还强调了中草药育苗，他将把育苗卖给附近的农户，等育苗生长成熟后再收购、加工，“一千多亩土地是用来种中草药的，这样就带动了周边农民收入的增加。”
从浙江引进“鸟棚”、中草药育苗、与日本合作种植草莓……王可为整合资源，2010年成功租地2000亩，“做生意就是整合资源，实现我们的目标。”
“前几年，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有点像风险投资。”王可为回想2010年时的情形时说。
因为，在农业产业化道路上，政府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扶持的项目，存在不少的失败案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浪费。”2010年前后，像王可为一样申请到土地的创业者还有不少，“但是，有些人根本做不出农产品，干了一二年就不干了，浪费了政府的补贴。这也是当时的政策漏洞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看得越来越清晰，“以前政策是希望创业者做出农产品，现在是真的希望能把农产品销售出去。”从而，政府的农业扶持方式更具体化，从土地、农用设备等向销售等环节倾斜，“比如，向我们提供免费的农贸市场。政府的农业扶持政策将越来越理性。”
交朋友并不只靠喝酒
与农业打了三年交道，王可为一路走下来还算顺利，“基本完成了预想的目标，也克服了许多问题。”虽然王可为在大学就开饭店经商，但是，回到农村创业农业，还是颇多不适应。“我生长在金堂县，但我毕竟不是农民出身，而且农业是一个全新行业。刚开始，要适应与政府人员、农民打交道，这是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一大软肋。”
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喝酒成了一项“兼职”，“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喝二三次酒，在乡镇酒文化比较重要。”喝酒是与地方政府人员建立“感情”的一条捷径，“谈事情必须先谈感情。有几次很尴尬，真的没有话题。”慢慢地，王可为发现地方政府人员对年轻人的话题感兴趣，“他们接触大学生的机会少，经常会问我北京的见闻。有得聊，我就放开了。”
与地方政府人员打交道还算容易，“我的事做成了，也是他们的政绩。”做农民的“政治工作”，却让王可为难受。 在农场，王可为要与农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与他们搞好关系显得格为重要。农场的管理人员刚开始只有十几人，需要大量雇佣农民干活，“一次要用工几十上百人，从附近几个村庄找人。”在农村，已经没有那么多剩余的劳动力了，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当时的市场价是一人一天30～50元，但是，有人要价七八十，他们不但要价高，还干活偷懒。”用工问题在王可为创业之初，成了一大主要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农民认为城里人有钱吧。”好在王可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固定聘请离任的村干部当顾问，由他们去做农民的工作，“在职的是不能聘请的，这不符合（法律）。”离任村干部与农民们喝点酒，基本能解决与农民的感情、思想问题，但是，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一次，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无缘无故跑进农场，破坏庄稼，“村干部说，这个老农品德有问题，天天在村里使坏。”无奈之下，王可为只有报警。
在农村疏通了感情通道，王可为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长期问题——农业经验不足。
在创业团队中，有几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经验，但是，与老农相比差距明显。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高，水质、土质，乃至空气，都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创业之初，王可为培育的种子明显水土不服，产量与预期存在很大差别。其中，草莓产量上不去，直接影响了农场的经济效益，“我们研制了有机草莓酒，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现有的亩产量只有预期的一半，只能靠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总产量。”王可为对草莓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是从日本引进的一项农业技术，虽有日本技术人员的指导，但产量仍没有太大的起色。
好在王可为初步解决了有机蔬菜的农业经验不足问题，“我们与农村专业农户合作。老农户是什么农作物好卖就种植什么，专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长年只种一二种农作物，经验丰富。此外，专业农户还从事相关农作物领域的贸易和市场。为了扩大规模，我们需要与他们合作。”
在王可为的规划中，有机草莓酒会在农场中占有一定的经济比重，但他认为最有潜力的还是育苗，“这不是一二年能做的事，需要时间，需要技术累积。育苗不但包括蔬菜，还涉及半夏、红豆杉等中草药，我们在育苗方面仍处于实验、学习阶段。”
大学生投身农业比较实际的模式
对于大学生投身农业，王可为在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也与政策有关。”
两年前，要是请王可为在“大学生怎么在农业中创业？”问题上表态，他也许不太赞成“小打小闹”。因为，当时的地方农业政策倾斜产业化，“大学生来到不熟悉的地方，不能协调当地政府，会遇到不少麻烦。大学生要是经营几亩十几亩地，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的。”此外，“小打小闹”的竞争对手是普通农民，而农民从事农业既没有土地成本，又没有劳动成本，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大学生创业者很难生存。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而言不现实，“存在瓶颈——资金。”大学生从事农业创业，似乎此路不通。
十八大以后，家庭农场的提出为大学生从事农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府意识到土地产业化在操作层面上存在问题，因为农业需要精细管理才能产生效益，而大规模经营农业很难做到精细管理。虽然天慈现代农场的规模大，但是，农场中有很多小项目是与当地专业农户合作的，这些专业农户可以说是家庭农场。此外，注重食品安全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家庭农场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要是能把家庭农场形成联盟，加强监督管理力度，会加强食品源头的安全。”
在家庭农场概念下的“小打小闹”，大学生进入农业并不是与农民竞争，而是与专业农户形成合作关系，“大学生接受信息快，可能会给农业带来新想法。或能开拓销售渠道。”与专业农户合作还能克服大学生自身的短板。农业是一个经验性强的行业，大学生从书本中学到的农业知识属于乏乏而谈的那种，这些知识不可能针对不同的地域。大学生刚进入这一行，需要为农业经验交“学费”，与专业农户合作会产生互补效应。
“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创业就业模式。”王可为说。
距成都东北60公里处，是金堂县隆盛镇，王可为经营的2000亩土地就坐落于此。早在2007年，王可为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就看好农业发展的前景。那一年，他前往韩国进行短暂的交流学习，十几天里他住在一位韩国大学生（活动partner）的家中。这个韩国家庭经营一个规模不大的育苗农场，农场现代化、自动化程度高，雇佣工人少，“回报率却很高。我还发现韩国的农业土地集中度高，采用产业化经营，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也非常大。”进入清华大学就自个儿开餐馆的王可为，敏锐地感觉中国的农业也有可能走产业化道路，“与韩国相比，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低。”
真正投身于农业创业，是201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半年的事儿，“很巧合，也很复杂。”
从清华大学环境设计专业毕业后，王可为回到成都，与朋友开了一家商务酒店，“租了十几套房，在一层楼挂上牌子就算开业了。”经营酒店有得赚，他们从一家开到了三家，但是，王可为认为要在商务酒店上有所发展相当难，“当时商务酒店算是潜力行业，要做大，得投入大量资金。而物业成本、人工成本都涨得快，住店房价却在下降，成本高价格低，利润不断缩小。”
那时，王可为留意到中央一号文件，在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是一大亮点，“在‘十二五’期间，农业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王可为的老家金堂县是成都的农业大县，提出了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样板之城”的口号，“市、县、镇政府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看到从中央到市、县、镇政府的农业大力扶持政策，王可为“巧合”地投入到农业创业中来。
乘着政策的东风
“没有农业政策上的支持，谁会干这件事（农业）？”
与商务酒店相比，王可为认为农业创业的上升空间更大，但是，经营农业求不得快，“盈利慢一些。仅靠自己从事农业很难，头几年赚不到钱，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从事农业创业选地方很重要，必须是当地政府重视农业。”王可为坚信，中国政府会越来越重视农业，“要控制好物价就要解决农业问题。农民在土地上赚不到钱，就不爱种地了，选择离乡打工。农民由生产者转成消费者，对国家的（食品安全）压力很大。食品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必须扶持农业。”王可为分析2010年的农业形势时认为，农业产业化是一个趋势，“政府倾向扶持农业大户，因为小户的抗风险能力差，很可能扶持的钱白给了。发达国家的农业也是如此，都是产业化，大户做农业。”
当时，金堂县出台了农业扶持相关政策，“经营一定数量以上的土地，经营者会得到资金补贴。”扶持不仅涉及土地租金补贴，还有农业设施等单项或专项补贴，“年初的土地租金，年底政府会补贴。”与朋友聊天时，大家都认为2010年是从事农业创业的大好时机，“我们先租到地，种中草药立足，再找机会发展。”当时，王可为已经与浙江的企业探讨引进农业先进技术“鸟棚”。
王可为递交了承包申请书，投资300万元，租地2000亩，“我们来投资，县镇政府肯定欢迎。首先，我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比较少；我们还有高科技项目，这也是一大吸引力。隆盛镇是金堂县的农业示范镇，需要做出有示范作用的项目。”王可为的高科技项目之一是从浙江引进的“鸟棚”，一个“鸟棚”占地2000平方米，棚内最高点距地面17米，“采用立体种植法等在棚内种植，产量能提高三至五倍。”此外，王可为在申请中还强调了中草药育苗，他将把育苗卖给附近的农户，等育苗生长成熟后再收购、加工，“一千多亩土地是用来种中草药的，这样就带动了周边农民收入的增加。”
从浙江引进“鸟棚”、中草药育苗、与日本合作种植草莓……王可为整合资源，2010年成功租地2000亩，“做生意就是整合资源，实现我们的目标。”
“前几年，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有点像风险投资。”王可为回想2010年时的情形时说。
因为，在农业产业化道路上，政府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扶持的项目，存在不少的失败案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浪费。”2010年前后，像王可为一样申请到土地的创业者还有不少，“但是，有些人根本做不出农产品，干了一二年就不干了，浪费了政府的补贴。这也是当时的政策漏洞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看得越来越清晰，“以前政策是希望创业者做出农产品，现在是真的希望能把农产品销售出去。”从而，政府的农业扶持方式更具体化，从土地、农用设备等向销售等环节倾斜，“比如，向我们提供免费的农贸市场。政府的农业扶持政策将越来越理性。”
交朋友并不只靠喝酒
与农业打了三年交道，王可为一路走下来还算顺利，“基本完成了预想的目标，也克服了许多问题。”虽然王可为在大学就开饭店经商，但是，回到农村创业农业，还是颇多不适应。“我生长在金堂县，但我毕竟不是农民出身，而且农业是一个全新行业。刚开始，要适应与政府人员、农民打交道，这是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的一大软肋。”
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喝酒成了一项“兼职”，“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喝二三次酒，在乡镇酒文化比较重要。”喝酒是与地方政府人员建立“感情”的一条捷径，“谈事情必须先谈感情。有几次很尴尬，真的没有话题。”慢慢地，王可为发现地方政府人员对年轻人的话题感兴趣，“他们接触大学生的机会少，经常会问我北京的见闻。有得聊，我就放开了。”
与地方政府人员打交道还算容易，“我的事做成了，也是他们的政绩。”做农民的“政治工作”，却让王可为难受。 在农场，王可为要与农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与他们搞好关系显得格为重要。农场的管理人员刚开始只有十几人，需要大量雇佣农民干活，“一次要用工几十上百人，从附近几个村庄找人。”在农村，已经没有那么多剩余的劳动力了，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当时的市场价是一人一天30～50元，但是，有人要价七八十，他们不但要价高，还干活偷懒。”用工问题在王可为创业之初，成了一大主要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农民认为城里人有钱吧。”好在王可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固定聘请离任的村干部当顾问，由他们去做农民的工作，“在职的是不能聘请的，这不符合（法律）。”离任村干部与农民们喝点酒，基本能解决与农民的感情、思想问题，但是，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一次，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无缘无故跑进农场，破坏庄稼，“村干部说，这个老农品德有问题，天天在村里使坏。”无奈之下，王可为只有报警。
在农村疏通了感情通道，王可为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长期问题——农业经验不足。
在创业团队中，有几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经验，但是，与老农相比差距明显。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高，水质、土质，乃至空气，都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创业之初，王可为培育的种子明显水土不服，产量与预期存在很大差别。其中，草莓产量上不去，直接影响了农场的经济效益，“我们研制了有机草莓酒，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现有的亩产量只有预期的一半，只能靠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总产量。”王可为对草莓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是从日本引进的一项农业技术，虽有日本技术人员的指导，但产量仍没有太大的起色。
好在王可为初步解决了有机蔬菜的农业经验不足问题，“我们与农村专业农户合作。老农户是什么农作物好卖就种植什么，专业农户以家庭为单位，长年只种一二种农作物，经验丰富。此外，专业农户还从事相关农作物领域的贸易和市场。为了扩大规模，我们需要与他们合作。”
在王可为的规划中，有机草莓酒会在农场中占有一定的经济比重，但他认为最有潜力的还是育苗，“这不是一二年能做的事，需要时间，需要技术累积。育苗不但包括蔬菜，还涉及半夏、红豆杉等中草药，我们在育苗方面仍处于实验、学习阶段。”
大学生投身农业比较实际的模式
对于大学生投身农业，王可为在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也与政策有关。”
两年前，要是请王可为在“大学生怎么在农业中创业？”问题上表态，他也许不太赞成“小打小闹”。因为，当时的地方农业政策倾斜产业化，“大学生来到不熟悉的地方，不能协调当地政府，会遇到不少麻烦。大学生要是经营几亩十几亩地，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的。”此外，“小打小闹”的竞争对手是普通农民，而农民从事农业既没有土地成本，又没有劳动成本，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大学生创业者很难生存。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而言不现实，“存在瓶颈——资金。”大学生从事农业创业，似乎此路不通。
十八大以后，家庭农场的提出为大学生从事农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府意识到土地产业化在操作层面上存在问题，因为农业需要精细管理才能产生效益，而大规模经营农业很难做到精细管理。虽然天慈现代农场的规模大，但是，农场中有很多小项目是与当地专业农户合作的，这些专业农户可以说是家庭农场。此外，注重食品安全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家庭农场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要是能把家庭农场形成联盟，加强监督管理力度，会加强食品源头的安全。”
在家庭农场概念下的“小打小闹”，大学生进入农业并不是与农民竞争，而是与专业农户形成合作关系，“大学生接受信息快，可能会给农业带来新想法。或能开拓销售渠道。”与专业农户合作还能克服大学生自身的短板。农业是一个经验性强的行业，大学生从书本中学到的农业知识属于乏乏而谈的那种，这些知识不可能针对不同的地域。大学生刚进入这一行，需要为农业经验交“学费”，与专业农户合作会产生互补效应。
“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创业就业模式。”王可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