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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运昌（Conrad H. Lung），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耶鲁大学文学和哲学硕士，现任哥大校友会董事，也是哥大亚裔校友会创始人、第一任主席和现任董事，并于2009年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最高荣誉Alexander Hamilton奖章。
“美国社会很重视成就，中国社会很重视身份和地位”，这句话是1960年代我在美国念本科时，所选修的一门社会学的美国教授对我说的。那个年代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念本科，更少有中国学生念文史专业。我所在的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老师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很好奇，常常在课堂讨论时点名要我比较美国和中国社会的各种异同。学期结束时，他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作为他对中美两种社会的个人看法。
196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很多人都去念医学或法律。实际上，他们做此选择，并非因为医学和法律是所谓“钱途光明”的热门专业，而是因为念这两个专业可以逃避服兵役。不用服兵役的同学，不管家庭环境好或不好，毕业后都会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当时的一部经典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便讲述了一位耶鲁毕业生的类似心路历程。我也见过有很多家庭环境好的同学，毕业后志愿去落后地区，比如非洲或南美洲，为当地的非盈利性机构或政府当义工，一去好几年。偶尔见面，问他们生活过得怎样，同学们便给我看他们住的地方的照片，都非常简陋，没有电和自来水，常常每个星期才能去山涧里洗一个澡。但他们还是兴奋地向我描述了很多新奇和冒险的经验，以及他们怎样克服困难，如何和当地人沟通并帮助这些人们改善生活。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初始时庆幸自己能逃离一个穷困的社会的心情，也慢慢转变为希望自己也有机会为弱势群体做点事情。
成就
使我在事隔40余年后的今天，重新想起当年我的社会学教授的那句话和1960年代美国大学生们心态的，是一名中国高三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自述短文。她的文章题目名叫“我爱你”。这位学生的爸爸是一名心脏科医生，她很小便常常陪着爸爸去探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病人。她在文章中描述，她组织了一所私立高中的同学们，在五年里不间断地去探访这些儿童病人，送他们礼物，为他们讲故事，以及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当我读到一个弱小的女童病人拥抱着一个学生，微笑着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令我感动的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这位学生，从一个弱小女孩的微笑和一句“我爱你”里所感受到的喜悦和充实的成就感。
这个女生没有完美的学业成绩，但她尝试了申请一所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也收到了这所大学的邀请信和校友面试机会。事后，我问她面试的情况，她说校友说她是“很好”的申请者。我在美国呆久了，也帮助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面试过学生，我觉得这个校友说的“很好”，是美国人对这个学生在医院里的工作的认同，而不是指她的成绩。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很重视成就”的一个表现吧。
这位女生还使我联想起了我大女儿的一个同学。我大女儿出生于1980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年纪轻轻就继承了一个市值1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出入有司机接送，每有假期便出国旅游。那时，我有些担心这个女生会对我女儿产生不太好的影响，但每当我跟女儿谈起这个问题时，她都对我说我只看到她朋友的外表和家庭环境，但看不到她的内心和为人。这个女生毕业后在一间著名投资银行就职，年薪约有十多万美元。即便在美国，这个薪酬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也相当丰厚了。但一年后，她来到了中国，去西藏做义工，一做便是五年。最近我问女儿她的这位同学近况如何，女儿跟我说了一些她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比如，她的同学每几天才能和当地的妇女一起拿一点水在路旁抹抹身，便算是洗澡。我问为什么她不回美国，女儿说她的同学觉得目前的生活很充实、开心和自由，所以会继续留在西藏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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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念书。在美国和中国，我常常看到有些中国家长到处钻营，为孩子安排机会，还常常找有身份地位的人，为学生写申请学校或找工作的推荐信，点缀学生的履历。我有很多在美国有点名望的教授或朋友，他们常常跟我说莫名其妙，为什么有些根本不认识的中国家长，经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找到他们，请他们为朋友的朋友的孩子写推荐信。
有的时候，中国家长也会找到我，我不太清楚中国机构聘请雇员的规则，但我通常会跟家长和学生解释，如果学生想在美国找义工、见习或工作，美国有规模的机构一定会考察这个学生对他们业务的理解、经验、兴趣和热诚，同时，也常常会打电话和推荐者核实，确认他们与被推荐人有没有密切的接触，或是否有和被推荐人一同工作的经验，是否对被推荐人有很深入和具体的理解。我也会提供信息，比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些“名牌”工商管理学院，每年都会留一部分名额给在落后地区工作，为当地居民改良生活的年轻人。
我在美国念研究生时，有一位台湾同学的面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同学是台湾大学英语系的优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念研究生。大学的英语系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莎士比亚课，但这门课只收20个学生，要经过面试才能入读。面试时，教授问这位同学对莎士比亚有什么认识，我的同学回答他在大学里修过两门相关课程，都拿了A。教授说：“我不想知道你念过什么课或拿到什么成绩，我只想听听你对莎士比亚有什么认识和见解。”在美国大学，这样的教授非常普遍，他们不在乎学生拿过什么出色的考试分数，而重视他们是否对一门课或是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创见。在他们眼里，考试分数也仅仅是另一种“标签”而已。不难想象，这位同学没有申请到这门莎士比亚课。
如今，能出国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家庭环境都不错。但我发现，家庭环境越富裕，家长和学生就越追求名校和“含金量”越高的学位，比如工商管理。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个生长于富有家庭，却坚持去儿童医院做五年志愿者的高三学生，在中国的学生里面，几乎算是一个特例。
实现自我（self-fulfillment），是美国社会普遍强调的一种价值观，而这种自我实现，其要义不在于你将来所从事职业的贵贱高低，而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并愿意从事一生的事业。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让美国先后诞生了像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这样毅然放弃一纸名校毕业证书，追逐自己人生梦想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也正是这种“梦想无高低”的社会氛围，让一名年轻清洁工可以得到名校教授的青睐和指点，并让自己的数学天才大放异彩（曾轰动一时、并斩获数项奥斯卡奖项和提名的著名影片《心灵捕手》中的故事）。我希望有条件和有机会去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除了一份“镀金”的美国大学文凭外，也能从美国老师和同学那里体悟到尊重成就的美式价值观，和一份有志于帮助弱势群体的爱心。
责任编辑：尹颖尧
“美国社会很重视成就，中国社会很重视身份和地位”，这句话是1960年代我在美国念本科时，所选修的一门社会学的美国教授对我说的。那个年代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念本科，更少有中国学生念文史专业。我所在的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老师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很好奇，常常在课堂讨论时点名要我比较美国和中国社会的各种异同。学期结束时，他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作为他对中美两种社会的个人看法。
196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很多人都去念医学或法律。实际上，他们做此选择，并非因为医学和法律是所谓“钱途光明”的热门专业，而是因为念这两个专业可以逃避服兵役。不用服兵役的同学，不管家庭环境好或不好，毕业后都会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当时的一部经典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便讲述了一位耶鲁毕业生的类似心路历程。我也见过有很多家庭环境好的同学，毕业后志愿去落后地区，比如非洲或南美洲，为当地的非盈利性机构或政府当义工，一去好几年。偶尔见面，问他们生活过得怎样，同学们便给我看他们住的地方的照片，都非常简陋，没有电和自来水，常常每个星期才能去山涧里洗一个澡。但他们还是兴奋地向我描述了很多新奇和冒险的经验，以及他们怎样克服困难，如何和当地人沟通并帮助这些人们改善生活。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初始时庆幸自己能逃离一个穷困的社会的心情，也慢慢转变为希望自己也有机会为弱势群体做点事情。
成就
使我在事隔40余年后的今天，重新想起当年我的社会学教授的那句话和1960年代美国大学生们心态的，是一名中国高三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自述短文。她的文章题目名叫“我爱你”。这位学生的爸爸是一名心脏科医生，她很小便常常陪着爸爸去探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病人。她在文章中描述，她组织了一所私立高中的同学们，在五年里不间断地去探访这些儿童病人，送他们礼物，为他们讲故事，以及和他们一起玩游戏。当我读到一个弱小的女童病人拥抱着一个学生，微笑着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令我感动的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这位学生，从一个弱小女孩的微笑和一句“我爱你”里所感受到的喜悦和充实的成就感。
这个女生没有完美的学业成绩，但她尝试了申请一所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也收到了这所大学的邀请信和校友面试机会。事后，我问她面试的情况，她说校友说她是“很好”的申请者。我在美国呆久了，也帮助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面试过学生，我觉得这个校友说的“很好”，是美国人对这个学生在医院里的工作的认同，而不是指她的成绩。这也许是“美国社会很重视成就”的一个表现吧。
这位女生还使我联想起了我大女儿的一个同学。我大女儿出生于1980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年纪轻轻就继承了一个市值1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出入有司机接送，每有假期便出国旅游。那时，我有些担心这个女生会对我女儿产生不太好的影响，但每当我跟女儿谈起这个问题时，她都对我说我只看到她朋友的外表和家庭环境，但看不到她的内心和为人。这个女生毕业后在一间著名投资银行就职，年薪约有十多万美元。即便在美国，这个薪酬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也相当丰厚了。但一年后，她来到了中国，去西藏做义工，一做便是五年。最近我问女儿她的这位同学近况如何，女儿跟我说了一些她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比如，她的同学每几天才能和当地的妇女一起拿一点水在路旁抹抹身，便算是洗澡。我问为什么她不回美国，女儿说她的同学觉得目前的生活很充实、开心和自由，所以会继续留在西藏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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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去美国念书。在美国和中国，我常常看到有些中国家长到处钻营，为孩子安排机会，还常常找有身份地位的人，为学生写申请学校或找工作的推荐信，点缀学生的履历。我有很多在美国有点名望的教授或朋友，他们常常跟我说莫名其妙，为什么有些根本不认识的中国家长，经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找到他们，请他们为朋友的朋友的孩子写推荐信。
有的时候，中国家长也会找到我，我不太清楚中国机构聘请雇员的规则，但我通常会跟家长和学生解释，如果学生想在美国找义工、见习或工作，美国有规模的机构一定会考察这个学生对他们业务的理解、经验、兴趣和热诚，同时，也常常会打电话和推荐者核实，确认他们与被推荐人有没有密切的接触，或是否有和被推荐人一同工作的经验，是否对被推荐人有很深入和具体的理解。我也会提供信息，比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些“名牌”工商管理学院，每年都会留一部分名额给在落后地区工作，为当地居民改良生活的年轻人。
我在美国念研究生时，有一位台湾同学的面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同学是台湾大学英语系的优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念研究生。大学的英语系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莎士比亚课，但这门课只收20个学生，要经过面试才能入读。面试时，教授问这位同学对莎士比亚有什么认识，我的同学回答他在大学里修过两门相关课程，都拿了A。教授说：“我不想知道你念过什么课或拿到什么成绩，我只想听听你对莎士比亚有什么认识和见解。”在美国大学，这样的教授非常普遍，他们不在乎学生拿过什么出色的考试分数，而重视他们是否对一门课或是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独到创见。在他们眼里，考试分数也仅仅是另一种“标签”而已。不难想象，这位同学没有申请到这门莎士比亚课。
如今，能出国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家庭环境都不错。但我发现，家庭环境越富裕，家长和学生就越追求名校和“含金量”越高的学位，比如工商管理。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个生长于富有家庭，却坚持去儿童医院做五年志愿者的高三学生，在中国的学生里面，几乎算是一个特例。
实现自我（self-fulfillment），是美国社会普遍强调的一种价值观，而这种自我实现，其要义不在于你将来所从事职业的贵贱高低，而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并愿意从事一生的事业。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让美国先后诞生了像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这样毅然放弃一纸名校毕业证书，追逐自己人生梦想的世界级领袖人物。也正是这种“梦想无高低”的社会氛围，让一名年轻清洁工可以得到名校教授的青睐和指点，并让自己的数学天才大放异彩（曾轰动一时、并斩获数项奥斯卡奖项和提名的著名影片《心灵捕手》中的故事）。我希望有条件和有机会去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除了一份“镀金”的美国大学文凭外，也能从美国老师和同学那里体悟到尊重成就的美式价值观，和一份有志于帮助弱势群体的爱心。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