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那些有趣的人，一个个都死了。他们活得不好看，死得也不好看。活得再不好看，因为有趣，就算好看了；死得是真不好看，一点意思也没有。老实说，我很想念他们。我经常在城市睡去之后，爬上楼顶，望着东北方向。我老家就在那边，相距四百公里。我脚下的成都平原，号称“沃野千里”，其实哪里是呢，若真有那么辽阔，我故乡就不该团团的都是崇山峻岭。那个名叫千河口的村庄，我的出生地，卧于老君山的肚脐眼，从山脚望，是望不见的，要看它的全貌，只能去河对面的马伏山。可是去马伏山也望不见。直待千河口有人死了，高音喇叭放出哀乐，马伏山人循着声音，才能瞅见几处虚虚的房合。那边又死人了，他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些人都是我的长辈，是到死的年纪了。可我总觉得他们还应该继续活下去。他们一死，村庄就枯了，甚至没有了村庄。
　　我最怕我哥打电话来。我哥平时不来电话，村里死了人才来。他的第一句话必然是：我这几天忙得很。然后才说某某死了，他在帮忙扎灵堂、打掌盆、抬丧。
　　在我靠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村里常住人口的名字。曾经数百口人的村庄，有的去世了，多数离开了，到前年只剩七个。那字条上就写着这七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桂成国、梁海财、许文贵、冉从邮、苟兴菊、李婷玉、杨大双。前年是这七个，到去年年底，就只剩一个。仅仅一年多时间，那六个都死了，像约好了去赶集一样。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可还没来得及把有趣的故事讲完，或许是懒得讲完，就任由风吹，把灯灭了。
　　比如桂成国。桂成国十九岁那年的春分，百十个国民党兵从老君山过，此前三天，那支部队在六十公里外的县城，跟解放军打了两场恶仗，死伤惨重，便在撤退途中，顺便拉些壮丁。其实桂成国根本算不上“壮丁”，一双铜壳眼，像落到深井里的月亮，把衣服一掀，就只见鱼骨架子，可听说国民党军队拉人，他举起弯刀，将左手垫在门槛上：咔！咔咔！先砍一刀，再砍两刀，三刀剁断了两根指头。这举动让国民党军队那个姓张的团长很不高兴，张团长用枪杆撩起他血淋淋的左手，问：你拿筷子是左手还是右手？桂成国说右手。张团长脖子一扭：带走。张团长想的是，左手断了两根指头，并不影响扣枪。桂成国后来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放回原籍，娶个女人，离了，又娶个女人，又离了，两娶两离，加上中间的大片空档，就混过了二十多年光景。两个女人都没为他留下一男半女。我七岁那年夏季的某一天，村子里放电影，是部战争片，讲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大江两岸急行军，去抢占一座名叫春台岭的山头，不用说，解放军胜了。看到解放军在山顶插上红旗欢呼，桂成国说：乱（上尸下求）演，明明是我们占了山头，那次行动我参加了的，未必我还不晓得！他说的“我们”，自然是指国民党军队。为这句话，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怜惜他当年以剁指头的方式，拒绝参加国民党军队，便没让他坐牢，在公社武装部关了一个多月，又放回来，农闲时节，接受社员的批斗。那年月，要不是斗地主、右派和“反革命”，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漫漫时光。斗桂成国特别好玩，叫他跪下，砰！双膝就在石坝上了；叫他抬头，噌！脖子就朝向天空了，鸡卵似的喉结，抽搐着。他把每个动作都夸张到毒，押解他的民兵，要拍脚打掌笑够了，把笑出来的眼泪花子抹去，才又去抓他的膀子。后来不斗他了，他就去村外三里许的拐枣弯，搭了个窝棚，养羊。他每天跟着羊群逐草远行，天黑尽了回到窝棚，里面就横七竖八睡满了野猪。自从离了第二个老婆，桂成国就再没关过门，住进窝棚照例不关。他睡在野猪群里，那些凶恶的畜生，竞不伤他一根毫毛。有时野猪来得太多，弄得他无法下脚，他才会发几声气。听他发气，有些自觉的野猪就起身睡到外面去，给他腾出地方……可惜他死了。
　　再比如李婷玉。李婷玉是去年四月间死的，刚过了她的八十七岁生日。死之前，她当了六十多年寡妇。她男人是伪保长，解放初就被枪毙了。但也有人说，她男人是遭冤枉的，那个诨名莽三的家伙，能把裤子穿周正就不错，怎么可能当保长。在川话里，“莽”是愚笨的意思；鲁莽的意思也有一点，却是因愚笨而鲁莽。但莽三的确当过保长。他比李婷玉大了将近二十岁，红军入川的时候，他就是个成年人。红军要杀伪保长，可伪保长脚快，听到山那边的枪声，就溜下河，坐船去县城躲了。红军问保长在哪，被问的人不敢说跑了，就胡乱一指，恰好指着莽三的屋。莽三在窗眼里看见那人指他，当真以为自己是保长，就缩到床脚底下。红军进去搜，竞没搜到，有个红军战士拿刺刀朝床底下捅，刀刀捅在他的帽子和衣袖上，偏偏就没戳到他的皮肉。红军走后，真正的保长回来了，但镇里对他很不满，撤了他的职，请英勇无畏的莽三出山。莽三就这样当上了保长。他被枪毙时，李婷玉才二十出头，育了两个儿子。莽三死去两年多，李婷玉又生了个儿子。谁播的种，她不说大家也知道。那是个外地人，抽调到老君山清匪反霸。李婷玉是伪保长的老婆，且颇有姿色，自然属清反对象，睡她一下，是工作的一部分。斗桂成国时，当然也要斗李婷玉，但李婷玉那人，稍微一碰就呜喧喧乱叫，整得村落里阴风惨惨的，一点也不好耍，所以大家还是喜欢斗桂成国。随着年岁渐长，李婷玉的姿色被光阴没收，斗她时又不懂配合，使她沦落为一个平平常常的妇人，大家都以为她将平常一辈子，谁知到她死之前，显出意思来了。你说许文贵跟她有啥关系？要说有点儿，也无非是同村人，几十年来，彼此一直是淡淡的，但去年的四月初二，许文贵死了，李婷玉听到消息，破口大骂：许文贵，你个牛日的，你跑到哪里老子追到哪里，我不信你跑得脱！那时候她本来端起了饭碗，骂过这几声，把饭碗丢下，从此就不吃饭了。既不吃饭，也不出门，只躺到床上等死。她身体好得很，八十七岁，还能上山挖树疙瘩。都以为她要活百多岁呢，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她还对二儿子说过：我要活长些，把你爸爸没活够的岁数活回来。可因为许文贵死了，她放弃了这种理想。她的后辈和从外地回来为许文贵办丧的村里人，特别是许文贵的儿孙，都来劝她莫死，还把饭递到她嘴边，求她吃几口。不吃。说不吃就不吃。她其实根本就没听到这些人说话，她心里只想着许文贵，想着想着又骂几声，直到断气的前一刻。这是怎么回事？指认莽三是伪保长的，并非许文贵，乘人之危睡了她的，也不是许文贵，平时斗她，许文贵总是坐在一边抽烟，村里人抠破脑壳，也想不出许文贵啥时候得罪过她，更想不出啥时候欺负过她，她跟许文贵，不该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几天后，她成功死去，瘦成一把骨头。这把骨头追上许文贵没有，不得而知。一个平平常常的寡妇，却因为出人意料的死，使她数十年的生活，成为被猜想的谜团。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在我们千河口，没有一个生命是平凡的。
　　但他们都不是我要说的主人公。我要说的主人公，在那张字条上排第四，名叫冉从邮。
　　冉从邮是个女的，我该叫她冉大娘。我上小学不久，看记工员记工分，写冉大娘的名字，当看到那个邮字，心里吃那一惊，只能用震惊来形容。村子里，我的长辈女人，名字少于外露，有些女人活了一辈子，除记工员和她丈夫，几乎没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早先就知道冉大娘的名字。那年她娘家弟弟冉幺娃，得病死了，在寿板上放了三天四夜，第四个白天到来时，就要在阴阳先生主持下，装棺入殓，敲锣打鼓地抬出去埋掉，可就在盖板扣上去的瞬间，他喊了声饿，他说：饿哟，妈也，饿哟。举盖板的人手一松，砸断了自己的两根脚指头。死了又活了的冉幺娃，浑身抖，像他在阴曹地府冷了一场，再也暖不过来。为他睡着了是否还抖，我跟村里一个最好的朋友发生了激烈争执，他的口水喷到我脸上，我的口水喷到他脸上，我们都嫌对方的口水臭，就动手打了起来，从那以后，我俩的友谊就断了。冉幺娃以前不大到他姐姐家来，从死人变成活人后，抖成那样，反而特别爱来。他住的地方叫鸦雀梁，来千河口，需翻两座山，不抖的人也要走大半天。冉大娘不喜欢弟弟，村里人远远地看见冉幺娃从山弯那边抖过来，就扯长了颈子吼：冉氏，你家来客了。冉大娘跑出去张望，若是别的客人，就迎过去说：走得快呀。若是她弟弟，就脸一黑，进屋去了。我想这除了因为冉幺娃抖，还因为冉幺娃饭量大。那年月，饭量大和灾难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跟冉大娘是隔壁邻居，能听见他们吃饭的情景：只要冉大娘咳一声，我就知道，冉幺娃吃完一碗了，抖着去罐子边舀第二碗了；冉大娘又咳一声，我就知道，冉幺娃吃完第二碗了，抖着去罐子边舀第三碗了。冉大娘咳，冉幺娃和他姐夫都默然无声，像那家里只有冉大娘一个人。可有次冉幺娃没忍住，当他姐的喉咙里又“喀”的一声，冉幺娃大声嚷：你咳不咳我都要吃够，我不信你冉从邮要来夺我的碗！
　　冉大娘的名字，我就是这样听来的。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叫冉从油。我只能想出这个油字，猪油、菜油、油粑粑、油炒饭，都是好东西。我怎么也没想到她不是油，是邮。我知道有邮局、邮车、邮票、邮件、邮递员，但这些人啊物的，从来就与我们山村无关，它们是镇上的，城里的，再就是我们语文课本里的，因此，也是远方的，洋气的。
　　因为叫冉从邮而不是冉从油，让冉大娘在我心里高大起来。
　　但在当时，冉大娘越高大，我就越自卑，也为我母亲自卑。
　　我母亲和冉大娘经常吵架。
　　说句很难听的话，那时候，我感觉我母亲跟冉大娘是两只有血海深仇的狗，本来各自在好好地走路，突然身子一别，就咬起来了。可能因为是自己母亲的缘故，分明吵了赢架，我却老觉得母亲输了。这让我对冉大娘又恨又怕。然而，自从知道了冉大娘叫冉从邮，我就既不恨她，也不怕她，只是仰慕她，母亲再跟她吵，总让我心情复杂。
　　我记得，那年的十月初八，她俩从清晨吵到黄昏，声音完全哑了，只是相距几丈的两个妇人，腰弯一下，脚点一下，手指一下，嘴张一下。这其间，某个人会暂时停下来，擤一把鼻涕，将擤鼻涕的手在衣襟上擦了，再弯腰、点脚、指手。虽听不见声音，却都知道她们骂什么。全是戳对方的痛处。就麻雀脸恁大个村落，世世代代喝同一口井的水，种同一块土地，拥有同一片天空下的白天和夜晚，哪家祖上长过痔疮，哪家女人生过死胎，哪家亲戚说话结巴，都一清二楚，至于偷汉养奸，就更清楚了。这些都是好材料，可以无限发挥。比方说，由长痔疮，说到烂屁眼，由烂屁眼，说到心黑，由心黑，说到要遭雷打，由一个人遭雷打，说到全家都不得好死。凡骂架的，都希望对方家里出过丑事，那样骂起来才痛快，也才能以一当十。我们家有过些什么丑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冉大娘骂我母亲那些话，我听起来格外陌生，她说我母亲嫁我父亲之前，已嫁过一回，可没几下工夫，那男人就奔了黄泉，冉大娘由此断定，我母亲是骚蜘蛛，是吸精王，无须多久，我父亲也会死。听了这些，我很忧伤。但母亲似乎不为所动。她有个很高强的本领，就是不听对方的话，让自己刀枪不入，然后再把武器发射出去。骂冉大娘是容易的，单是她死了又活了的弟弟，骂起来就天宽地阔。从棺材里爬起来的冉幺娃，究竟是人是鬼？是人鬼还是鬼人？他以前不大来姐姐家，成了人鬼或鬼人后，却经常来，证明他做人的时候，并不认他这个姐姐，做了鬼才认，以此推演，他姐姐也是鬼，他姐姐一家都是鬼，他姐姐生的儿女，全是鬼儿女。我发现，骂她别的，冉大娘也能刀枪不入，可只要骂她弟弟，她就乱了方寸，很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这种形露于外是危险的，等于向对方昭示了自己的命门，即便还没败下阵来，失败也是迟早的事。那年的十月初八，她们吵了一整天，到暮色四合还没有停下的意思，但看得出来，冉大娘已经败了，只是硬撑着。可我母亲心性刚强，你不认输，她就绝不松口——那时候，我的心情就很复杂，我在心里对母亲说：妈呀，她不是叫冉从油，是叫冉从邮哇，你少骂几句行不行？
　　对母亲的这种指责，尽管很轻微，也让我后悔不迭。
　　因为两天过后，我母亲死了。
　　死得很奇，没什么病，说死就死了。为此，村里人悄悄议论，说莫非冉从邮真的是鬼？冉从邮不是鬼，她弟弟也是。十月初九那天，冉幺娃到他姐姐家来了，初十走的，当天晚上，我母亲就死了。很可能，冉从邮让她弟弟下阴曹去，求阎王爷勾了我母亲的生死簿。这说法是有依据的，冉幺娃到姐姐家来，吃了三顿饭，我却一次也没听见冉大娘“喀”过。然而，冉大娘的一系列表现，又不像是她害了我母亲。我母亲的遗体，在堂屋停了四天，那四天时间里，冉大娘跑前跑后，帮忙料理丧事，忙得没梳过头，也没洗过脸，脸上的锅灰连鼻沟也盛不下，溢出来，溢到鼻尖和嘴唇，那唇上便长着胡子。因我母亲死得年轻，也死得突然，棺材需临时做，冉大娘的男人李建权，是村里唯一的木匠，当然就由他做，工场摆在院坝里，冉大娘抽空就去摸一把，只要她感觉某个地方没刨平，就逼李建权返工。母亲在家住的最后一天中午，远近客人正吃午饭，灵堂里突然响起扯天扯地的哭声。是谁呀，哭得这么好！大人小孩都端上碗，去灵堂门口看。原来是冉大娘。冉大娘半蹲在地上，双手扣住停尸板，身子斜向我母亲盖着冥纸的脸，掏心掏肺地哭，肝肠寸断地哭。在我们那里，哭丧都是女人的事，当然是至亲女人，此前我大姨哭过，表姐哭过，我哥的未婚妻哭过，自然是大姨哭得最好，毕竟有姐妹情。但冉大娘一哭，就把我大姨比下去了。说个没水平的话，那是石头听了也要落泪的。在当时，连这样没水平的话我也说不出来，我只看见，院坝外面那棵古老的黄桷树上，鸟儿成群结队地飞走。送亡灵上路的鞭炮没让它们走，做法事的铜锣没让它们走，冉大娘的哭声让它们走了。它们是不忍心听了。紧跟着，黄桷树的叶子纷纷飘零。虽是秋天，但还没到落叶的时候，叶子都青郁郁的，何况黄桷树是“再生”树，也就是能记住自己的“再生”日，啥时候栽种的，就啥时候换叶，我们院坝外那棵，年年都是春天换叶，可这时候，却把叶子落了一地。树下是个石碾，叶片在石碾里堆起来几尺高。 　　火塘边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死两回，相当于用一副身体，活了两世人。这实在是太厉害了。你说你能干，你厉害，结果你用一副身体活两世人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能干的，又有什么厉害的。
　　冉大娘回来后，眼睛红肿了好些日子都不消。
　　这证明她不止在弟弟的灵前哭过，回来后还继续哭，只不过是悄悄哭。
　　待她眼睛消的红肿下去，不仅冬天过去了，连春天也过去了。
　　对农人而言，一年要闲两季，冬天之外，就是夏天。别人的闲日子，便是冉大娘的苦日子。冉大娘的苦日子又来了。
　　她如法炮制，再次开始了自我拯救的历程。
　　这次木匠李建权没敢打搅她，因此她成功地挑选出了未来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心灵手巧的苟兴菊。
　　冉大娘相中苟兴菊，苟兴菊的心灵手巧只占非常次要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苟兴菊虽是个淑静的人，可她嘴皮子薄，削薄，长这号嘴皮子，天生就是为说话和吵架用的，要是她这辈子不好生吵些架，别说把屁股上的疤补得跟月亮一样圆，就是补成了真月亮，也是浪费，是屈才，在冉大娘看来，还是天理不容——以上是主要原因，还有更主要的原因：苟兴菊跟她公公“不正常”。你说，一个当公公的，怎么老是把衣服裤子交给儿媳缝补？或许你会说儿媳手艺好，这算一个理由，可大家都知道，缝补所需的手艺，无非是贴料平整，针脚匀称，穿起来不歪歪扭扭，也相对结实，凡乡间妇人，这点手艺谁都不缺，至于能不能把疤补圆，根本就不是那么要紧的。只有他梁海财才看得那么要紧。交给儿媳补了也就罢了，他竟然还随时在人前撅屁股，摇尾巴，故意逗人去看。那可是一针一线补上去的呀，那屁股上有儿媳的指纹，也有儿媳的体温。这就太不正常了！冉大娘特别看重这点。不正常就是打破了常规，世间的许多变局，就从打破常规开始，但要有人发现，有人挖掘。尽管公公扒灰自古就有，但在千河口还从没听说过，现在，梁海财和苟兴菊，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缺。冉大娘觉得，事情发生了是重要的，把事情明确下来，传扬出去，进而植入村庄的记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这天是农历五月十七，太阳刚出来，晒在身上就当开水淋。我哥打着赤脚去院坝，想把院坝里的鸡屎扫干净，好晒粮食，扫到太阳照着的地方，双脚就蹦起来了。啊呀！他这么叫了一声。我父亲以为他踩到了柴刺或钉子，但哥说不是，他踩到太阳了。这未免夸张，他跑回阶沿下，坐在青坎上，把脚板翻起来看，虽有些红，但并没烫出燎泡。当然，这毕竟透露出一个信息：今天的太阳毒。昨天比黄昏稍早的时候，队长敲着木梆，安排下了今天的活路：早饭过后，以院子为单位，分头下田薅秧。我说过，千河口共三层院落，我们院子在东边，就叫东院，西边的叫西院，唯独中间的不以方位命名，叫老二房，为何如此，冉大娘在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还有零星地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都未曾提及，所以至今成为盲点。那天冉大娘本来坐在灶前，就坐在能揣进裤兜的那种小板凳上，往灶孔里架着柞树叶子煮猪食，听到我哥叫，连忙跑出来望天。天上除了太阳，啥都不剩。冉大娘的鼻翼裂开了。那是在笑。她已从弟弟亡故的悲伤里走出来，新的计划早已制订，却一直没能实施，今天如果按队长说的那样去薅秧，照样不能实施，因为苟兴菊不跟我们住一个院子。苟兴菊住在西院。冉大娘等着队长再敲木梆改口。木梆挂在老二房队长家的虚楼上，冉大娘怕木梆响起她却没第一个听见，更怕队长不敲木梆也不改口，就站在院坝边黄桷树下的阴影里不动。站在那位置能听得最明白。她的猪食已煮得半生不熟，柞树叶子是熛一下就熄的，多挨些时候，又得重新烧开了煮，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其间，李婷玉回来了。李婷玉打早就上山割牛草去了。看着这个汗流浃背的寡妇，冉大娘轻轻地摇了摇头。多好的一个人才啊，经历过那么多事，有数不清的秘密，却不敢吵架！别说跟冉大娘吵，一个小孩子骂她，她也不敢吱声，更不敢还嘴。不过，虽然李婷玉秘密很多，但那些秘密都透亮了，亮了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冉大娘正这么想，梆声响了。队长敲梆，由轻而重，由缓而疾，疾到极处，山川肃穆，鸟鸣终止，天地间只有这梆声，然后，唰！收了，队长说话了。
　　队长说：算（上尸下求）了哦，热得卵子打挺，今儿个耍！
　　冉大娘快步进屋去了。
　　在这样的天气里，想干点私活也不能够，只有乘凉。村里人聚众乘凉，有两个去处，一是老二房的巷道，那里的房合与房合之间，有条深长的巷道，通风；二是西院的竹林，西院背后有片疏朗的竹林，不知是不是竹林里有口水井的缘故，不仅凉快，还是甜丝丝的凉快。
　　早饭过后，冉大娘摇着蒲扇，朝西院的竹林走去了。
　　竹林里已有好多人。苟兴菊也在那里，正破了胸膛，给她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喂奶。冉大娘起眼一观，见梁海财不在，感觉时机还没成熟，便决定等一会儿。但她并没闲着，她从裤兜里摸出丈夫做的那种凳子，挨到苟兴菊身边去，很殷勤地照着苟兴菊的胸膛摇扇子。那正吃奶的孩子，只有四个月大，经不住扇子的风力，对此冉大娘当然明白，便把扇子摇得像是打瞌睡，只间断地游过微风，让那孩子不烦躁，也让苟兴菊舒坦。苟兴菊除了嘴皮薄，其他地方都不薄，或许正因为嘴皮太薄，其他地方就想办法填补。说穿了，每个人都是一件破衣裳，有双看不见的手，也在这件破衣上缝补，手艺好，缝得好看些，手艺不好，缝得难看些。苟兴菊缝补破衣旧裤时那么精细，很可能是出于报恩，那双看不见的手，把她缝得实在是好！脸好，眼睛好，身材好。而且白。她的身体也是个月亮。正值哺乳期，本来就饱满的乳房，大得让人炸慌，里里外外都是热量。冉大娘拂出的凉风，让它们降温。为此，苟兴菊很感激，说，冉嫂你自己扇，我不热。冉大娘眼睛一弯：长牛肚子恁粗两个奶子，咋有不热的？是我早就热死了。这话很多人都听见了，苟兴菊的脸红了，将乳头从快睡过去的孩子嘴里扒出，把衣服合上了。不合上还好，这一合，就像猎人在枪筒里扎根茅草，更显现出沉默的威力。苟兴菊穿的是件红花衫子，又比较新，乳峰上鲜花怒放。大家都没说话，但不说话，苟兴菊更受不了，她本来是不大说话的人，这时候也挑起话头来说，说天气，说庄稼，说耕牛。要是别人，早看出世相来了——冉大娘当然也看出来了，但她不能像别人那样打退堂鼓。这是她好不容易挑选出的培养对象，她今天要给她上第一课。这堂课该怎么讲，是很费思量的。显而易见的是，像刚才那种温柔的方式，完全没什么效果。苟兴菊不顺着你的话说，就是你明明白白的失败。这让冉大娘禁不住再次怀念我的母亲。要是把苟兴菊换成桂氏，就会从奶子过渡到孩子，由孩子过渡到孩子是怎么来的，由孩子是怎么来的，过渡到是否还有更加隐秘的来源，如此，村庄的历史就得到创造、梳理和传颂…… 　　梁三爸，坐。有人这样打招呼。
　　冉大娘迅速掐灭那一点愁绪，振作精神。
　　梁海财身体精瘦，但说话声音极高，每吐一个字，都掀开嘴唇，露出褐色的牙龈。在他身边，有块石头，但他并没立即坐下，身子转过来转过去，指点哪根竹子遭了竹虫。不用说，这是为了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屁股。不用说，那屁股上又是两个月亮。不用说，那两个月亮又是苟兴菊从天上摘下来或者从水里捞上来的。当他估计所有人都被两个光芒四射的月亮照花了眼，才坐下来。坐下后就跟人说杨大双的牛生意，说杨大双不知从哪里弄了好多牛牙套，低价买来菊花口的老牛，把牙套一笼，就变成才长对牙的嫩牛了，就能多卖出好多钱。大家都对这话题很感兴趣，因此梁海财越说越起劲儿。这时候冉大娘发话了，冉大娘说：人家赚钱有你屁相干，有本事你也去当牛贩子。梁海财笑，笑起来嘴唇掀得更开，牙龈露得更长，比牙齿还长。冉大娘说：自己的孙儿在这里，来老半天都不晓得抱一抱，还好意思笑呢！梁海财觉得有道理，而且他自己早就想抱了，他有了三个孙女，才有了这个孙子，喜欢得不知道该怎么好。他站起来，过来抱孙儿。苟兴菊说，爸爸你坐你的，我抱就是。但梁海财已弯下了腰，伸出了手，苟兴菊只好把儿子递给他。
　　就在梁海财刚把孩子接过去的瞬间，冉大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撕开了苟兴菊的胸膛。这是她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一招，她要以这一招激怒苟兴菊。怒气，或者说沉不住怒气，是吵架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就算师傅引进了门，之后扶上马再送一程，就可真正上路。
　　冉大娘使的力气真大，苟兴菊衫子上的三颗纽扣，像芝麻炸籽，蹦出去老远。那两个乳房，刚喂了孩子，已显出疲惫，一副正要睡去的样子，却被突然掀开，吓得惊慌失措，哆嗦着，张望着。奶孩子的时候，虽是露了大半，却没露出乳头，乳头是乳房的羞处；即使露出乳头，因为在奶孩子，也无所谓，何况确实没露。现在没奶孩子，却暴露无遗。
　　在这么多人面前！
　　在自己公公面前！
　　公公的腰还弯着，离得这么近！
　　苟兴菊发出一声尖叫。
　　尖叫的哨音还没走远，她已抓住冉大娘的手，头一低。
　　这时候冉大娘尖叫了。冉大娘的尖叫声格外具有穿透力，连那口古井也嗡嗡闷响。
　　然后，苟兴菊起身，哭着回去了。
　　剩下一群木偶。当然冉大娘不是木偶。她左手的拇指上，先是一排错落的牙印，随后漫过鲜血。看上去，拇指上那么少的肉，竞有那么多血，打得脚下的笋箨啪啪响。冉大娘把那指拇含进嘴里吸，吸一会儿吐一口，吐出满口的血水，像她的舌头也被苟兴菊咬伤了。当疼痛再不是那么钻心，意识又回复到身体里，她就骂天骂地。可是苟兴菊已经回去了。苟兴菊没骂一句，只是哭。冉大娘选中的人，原是这样不中用！那种挫败感和后继无人的忧患，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比如梁海财就不能体会，听冉大娘骂得实在不像样子，他有些尴尬地说：她咬了你，该骂，可是你冉氏也把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再是妯娌之间，也不该开那么过火的玩笑——你听听，一桩万般严肃的正事，他竟然说成是玩笑。
　　冉大娘用嘴止不住血，又无人跟她对骂，只好离开竹林，去找赤脚医生。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是李婷玉的三儿子，因为自己来历不明，他恨母亲，也瞧不起母亲；还是因为自己来历不明，再加上母亲是被批斗的，除了问病，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他给冉大娘清洗和包扎时，冉大娘对苟兴菊骂不绝口，他也不插一言。他只知道这是人咬的就可以了。
　　冉大娘的那根拇指，肿了相当长的时间，她也消沉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相当长的时间里，村里发生了许多事，自然包括生老病死。有一年，不死老人，不死孩子，也不死女人，青壮男人却像麻秆似的倒下了。那些人从东院死起，渐次西进，虽不是一二三那么严格，却引起巨大的恐慌。当西院死了第一个，十五到四十岁之间的男子，纷纷去亲戚家躲避。死神找不到对象，每到鸡不叫狗不咬的夜半时分，就发出悲苦的哀鸣。某天清早，当西院人起床，看见自己的所有家畜都死光了。死神是带着任务来的，阴间要修什么工程，需添置有劳力的丁口，东院和老二房都规规矩矩地听令，唯西院抗拒他，他便杀灭西院的家畜来平息怒火。好在死神做了这场事，就离开了千河口。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任何灾难的后果，都不是灾难本身能够解说的。别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的命运。千河口人想的是，青壮年都那样死，老年人还有啥可说的。如果不能像冉幺娃那样，一生中死两次，即使再老的老人，在身体健康时，都觉得死很遥远，现在发现，死神就在家门口，甚至跟你碰着额头。
　　冉大娘感到了深重的危机。她是怕村庄的历史还没被充分记录，老辈人却一个接一个死去了，那样就把“过去”弄丢了。丢了过去，就谈不上现在，更谈不上未来。
　　可这村里的妇人啊，多么没有出息。出了苟兴菊那件事，别的妇人无一例外，全站在苟兴菊一边，说兴菊那人，不晓得是心慈还是养娃儿养亏了身子，只把她指拇咬破了，连块肉都没撕下来，遇到老子的话，不给她咬断才怪！这话的意思是，她们都不会跟冉大娘吵，只像苟兴菊那样，咬她。冉大娘连个候选人也没有。那些妇人，是多么没有出息啊——包括桂氏，不上四十岁就死了，同样没有出息。桂氏最没有出息！
　　冉大娘的难处可想而知。
　　妇人没有出息，只能寄希望于男人了。有了这样的念头，冉大娘才发现，自己对男人的了解是那样含混。连对自家男人，也含混乃至陌生。她跟丈夫生了几个孩子，可这又怎样呢？比如一棵树，时候到了就开花，花谢了就结果，就这么回事，要说出其中的深义，完全无从着手。因为对男人缺乏了解，冉大娘没像选妇人那样，捧出一把玉米，一粒一粒挑。她碰到谁是谁。短短的时间内，她就跟十数个男人过过招。这其中包括我父亲。在此之前，冉大娘曾在我父亲身上狠动过一番心思。她想为我父亲找个续弦。她觉得，啥都是有灵性的，桂氏吵架的灵性，很可能还凝聚在那家里，往那家里塞个女人，或许能让桂氏的灵魂附体。但我父亲总是一口回绝。他不想给自己儿子找个后娘，尤其是不想给我找个后娘；我哥大了，凡事能自主，但我还小，难保不受欺负。冉大娘没奈何，才寄希望于男人的——她跟我父亲过招那天，我父亲铺了晒席，把晒席分出两半，一半晒绿豆，一半晒谷子，刚晒好，冉大娘走出来，往院坝边去；晒席和青坎之间，至少有一米宽，可冉大娘偏偏一脚踩在晒席里，且是晒绿豆的半边，脚底一滑，摔了个四仰八叉。她往上爬，结果又一滑，又摔倒。如此反复多遍，把绿豆蹬了大半在外面的灰土和鸡屎里，她才终于爬起来，转过头，见我父亲站在不远处，不仅没有歉意，面色还相当难看，她就骂开了。她说我父亲是故意整她，明明知道她要去院坝，却把绿豆晒出来。对她摔倒的整个过程，除我父亲看见，她男人李建权也看见了，李建权端着一瓢水，站在自家门口喝，这时候把口取开，说：莫（上尸下求）得名堂，那么宽的路，牛都牵得过去，你去踩人家晒席做啥子？冉大娘没想到，她是要跟我父亲吵的，却被自家男人打了岔，于是把脸转向自家男人：我踩建明的晒席，有你建权（上尸下求）事！你跟他啥关系？未必你狗日的跟他整的一个婆娘？她这话本来是想骂我母亲的，由于表意不清，又像是骂她自己。我父亲拿着扫把，去把绿豆扫起来，用筛子筛。这其间，冉大娘一直揪住那句话骂，父亲笑起来，说：你才骂得好听啰。然后父亲把清理过的绿豆倒进晒席，背着背篓上坡去了。他去很远的山梁上背了一大捆柴回来，冉大娘还在骂。可是父亲不接她的腔。他感念为我母亲办丧那些天，冉大娘着实帮了不少忙，而且还去哭了丧；当然主要是父亲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理解冉大娘的意思，觉得自己没吃亏，也就懒得接腔。 　　与别的男人，情形大抵如此。不管冉大娘骂什么，男人们都忍，都躲；那些男人的女人，有时要接一两句腔，可都不是骂，而是点着她的鼻子说：你也像对兴菊那样，过来撕我衣裳哟，你过来哟，过来哟——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又是孤注一掷，又是破釜沉舟，冉大娘瞄准了桂成国。
　　按理，桂成国比李婷玉罪行更重，他不仅当过国民党军，还是现行“反革命”，但他会逗乐子，平时说话也不像李婷玉那样顾忌。冉大娘看重的，是桂成国身上背着事，却不怕事。既然不怕事，就敢跟她吵架了。桂成国的生活，看上去明明白白，其实可挖掘处甚多，比如国民党军抓壮丁时，他咔咔几刀切断自己两根指头，究竟是不愿当国民党军还是怕当炮灰？切的时候痛不痛？——因为冉大娘有被苟兴菊咬伤指头的经历，知道那是痛彻心扉的，齐刷刷将指头切断，想必更痛，但桂成国从没说过痛的话。再比如他当国民党军期间，打死过多少解放军？那次抢占春台岭，如果真像桂成国说的那样，是国民党军队抢占成功，站在山头上，不必放枪，只推石头，也能把半山上的解放军砸成饼。还比如，他为啥娶个婆娘离了，再娶个又离了？第一个倒说只跟了他七个月，第二个是一起过了八九年的，为啥也不见下个崽子？……
　　冉大娘感觉到，在千河口，当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有好几个，当国民党军的，仅桂成国一人，如此，他在千河口的意义就特别突出。
　　早就应该去跟他吵，根本就不该去找苟兴菊那娼妇，那娼妇不配！
　　这么恨恨几声过后，去找桂成国吵架，就不仅变成了决心，还变成了热情。
　　这天，队长接到上级指示，开荒置田，于是全村出动，扛着山斧和锄头，浩浩荡荡，翻过两座威风凛凛的岗子，去到一片广阔的林地，因那林地里多为松树，那地方便叫松林坡。队长的想法是，男人砍树，女人挖出树疙瘩，再办地。走拢一看，傻眼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来到松林坡，那是捡柴，捡菌子，捡野鸡蛋，如果运气好，还能在野鸡起飞的瞬间，一把抓住，那些家伙比家鸡还懒，总是等到人的脚尖顶住羽毛，才从草丛中飞起来。那时候看松林坡，只觉莽莽苍苍，荫翳蔽日，盛大庄严；现在再看，完全变了，每一棵树都变成了障碍，有的古树，几个人都抱不住，鳞片比锅盖还大，某些地方油光闪闪，那是野猪和黑瞎子挠过痒痒。树丛间藤蔓交错，藤蔓都有碗口粗，硬如铁杵，斧子劈下去，随着一道白光，手脚震得发麻。如果以砍的方式办出这片地，怕是要到猴年马月，而上级催逼甚急，说一个月后就下乡检查。队长点燃旱烟，顺手将半截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林子。烧吧，队长说，日他妈，烧！听见这话，许多男人都摸出火柴，点烟，扔火。林子里松针盈尺，那又正是十月间天气，多日无雨，松针被火一燎，再被风一扫，火势便轰轰隆隆蔓延开。
　　烧山不必守住，队长手—挥，全村人又回去了。
　　冉大娘本来打算在集体干活时行她的大事，现在又只得等了。
　　那片林子烧了半个多月。站在村口，看到岗子那边的天空红彤彤的，把太阳烧烂了，也把星星烧烂了。动物的哀号昼夜不息。有时砰的一声巨响，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上云端，再肢解为碎片。大火除烧掉了那片林子，还烧到别的林子，包括其他村庄的林子。其他村庄鸣锣欢呼，因为他们也要开荒。是一场大雨把火浇灭的。这场大雨来得正是时候，该烧的都烧了。大雨下了一个多礼拜，但千河口人没等雨住，就披蓑戴笠，去了工地。先前的林子，化为焦土，偶有一根断桩，以残败之躯，挺身面对这群再次走向它们的人。这群人走到工地就低头干活：队长说了，谁挖出的树疙瘩就归谁，收工的时候，用大秤称树疙瘩的重量，谁的树疙瘩多，工分也就多。挖，使劲挖，拼命挖，不仅能多挣工分，还能把树疙瘩背回去当柴烧。眼见冬天就要来了，正需柴禾。松树疙瘩多好，松油特别肯燃，无需引火柴，一根火柴就能点着，一块像样的疙瘩，煮熟一顿饭过后，还能烤老半天火。
　　冉大娘是很顾家的人——谁又不顾家呢？在紧要关头，她不会丢下家务去寻人吵架。这并不是说她缺乏传扬村庄秘密或者村庄深沉文明的责任心，而是她懂得轻重缓急。再说，那么大的雨，自己咳嗽也只在耳朵里发出潮湿的闷响，你去寻人吵架，又有谁听得见呢？没人听见的吵架，往小处说，是锦衣夜行，往大处说，是放弃自己的使命。
　　雨是在一个上午停的。雨刚停，太阳破空而出。原来之所以下雨，是因为太阳被烧烂了脸，不好意思露面。现在它脸上的伤疤好了。歇了十来天，太阳劲头十足，完全不管这已是深秋。土地里冒出呛人的黑烟。两个太阳过后，黑烟被悉数收走，松林坡面目一新。这时候，大的树疙瘩差不多挖光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慢下来还有个原因，就是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大人小孩，手掌都烂糟糟的，先是起黄水泡，然后起血泡，然后血泡破了，再起血泡，于是烂了，手掌烂得不是手掌了。也该歇歇了。
　　歇和闲这两个字，是冉大娘惧怕的，也是她特别喜欢的。
　　她找桂成国说话去了。
　　说了很多话，桂成国都贼眉鼠眼地应答。问他是不愿当白军还是怕当炮灰，他说：你说呢？问他剁指拇时痛不痛，他两手一举：我剁了吗？没有啊，你不能因为我左手少两根指拇，就说是剁掉的呀。又问他打死过多少解放军，他说：只有解放军打死我们的，我们哪能打死解放军？再问他为啥娶两个婆娘都跑了——确实不是离了，是跑了，前一个跟安徽来耍猴戏的一个串脸胡跑了，后一个跑回马伏山娘家，过一阵又嫁了人。这事，冉大娘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但别人都说成离了，冉大娘平时也说离了，此刻故意说成跑了。桂成国听见这话，立马纠正：冉嫂，不是跑了，是离了！这时候他变得认真一些了。冉大娘觉得有戏唱了，带着轻微的责备口吻，说：你是个不讲天良的家伙，再咋说，你跟小珍（第一个）也有几个月的夫妻情分，也该让人家天亮了才走；就算你不想她在你家再待一时半刻，硬是要深更半夜把她撵走，也该叫她从大门出去，不该让人家像老鼠那样从烟囱里爬；就算你恨她，直接把她撵出家门就算完事，不该糟蹋她，把她送给那个耍猴戏的！冉大娘这些话，不仅指认了小珍是跑掉的，还揭示了这样的秘密：桂成国知道她想跑，夜里把门窗钉死了。桂成国的脸色不好看了。冉大娘看在眼里，喜上心头，觉得再添一把火，这架就吵起来了。于是她说：你跟素英（第二个）还有来往没有？桂成国说，离都离了，有啥来往？冉大娘说，前一场我在街上看到素英了，牵着个四五岁的男娃子。桂成国说，唔。冉大娘以非常贴心的腔调说：你说你们没来往，我不信！虽说她改嫁在马伏山，可男女之间，别说马伏山，就是天王山，想见也是要见的。桂成国的嘴角抽动着。冉大娘看见他抽，接着说：我说你们见过，是有证据的，铁证如山：她手里牵的那个娃，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冉大娘挨那一拳，离桂成国最近的人，也没见他挥拳出去，只在冉大娘飞出数米，长条条瘫在龇牙咧嘴的荒地上，才知道桂成国打了她。因为要背树疙瘩，每个人都带了大花篮来，冉大娘瘫在地上刚叫出一声，桂成国提着身边的花篮，又是不见影子，他已立定在冉大娘身边。平时，谁也看不出他当过兵，谁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好的身手。凭他这副身手，没打死过解放军才怪。他先把冉大娘踢了一脚，冉大娘像受到威胁的虫子，嗖地蜷成一团。这正是桂成国需要的，他将花篮往冉大娘身上一放，左手摁住，右拳猛捶下去，花篮底便捶穿一个大孔。冉大娘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设置囚笼。可这并没有完，他掏摸下去，抓住冉大娘的头发，往上一提，冉大娘的头就从那孔里蹦出来。只有一颗头，身子是看不见的。冉大娘的眼睛，像朝额头上移动了几公分。这时，桂成国用他的左手解裤带。他要干啥呢！他左手缺了两根指拇，却跟多了两根指拇一样灵便，裤子嗖地解开，他左脚一跺，右脚再一跺，裤子就滑到脚背上了。那时候大多不穿内裤，外面的裤子滑到脚背，就是所有的裤子滑到脚背。
　　桂成国那地方，是平的。
　　你看看！他脖子上绷起八股筋，朝着右手拎住的那颗头怒吼，你这不说闲话就过不得人日子的婆娘，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老子上了战场，第一仗就把这玩意儿废了！你说素英牵的那个娃……桂成国哽咽起来。这东西，原来不止会做怪相，不止会笑，还会哭。他哽咽几声，又说：素英可怜我，不愿跟我离，是我把她赶走的。我早知道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就不该跟她结婚。跟小珍结婚我不后悔，那种骚婆娘，就该拿我这种没家伙的男人整治她一下；跟素英结婚我后悔，我害了她，但我不能害她一辈子，她跟我过了九年零七天，我再不能昧着良心把她拖累下去，叫她滚，她不滚，我说你不滚我天天打你。她不怕。我说你不滚我用刀剁你，跟我一样剁掉两根指头。她不怕。有天后半夜，我说你再不滚，我去马伏山杀你全家。说了这句我翻身起来，去磨刀，磨了刀又往竹篙里塞棉花，往棉花上倒煤油，做出立马就去马伏山杀人的样子，她这才怕了，哭着跟我离了……
　　把话说完，桂成国才将那颗头往花篮里一（扌刍），再把裤子提上身，没等队长说收工，就空着手回去了。
　　自然，他遭到了批斗。那时候，我哥和冉大娘的儿子李科都是民兵了。那天民兵排长指令我哥和另一个民兵押桂成国上场。这是一种仪式。村里斗人，都在老二房，这是因为队长住在老二房，还因为老二房的院坝更平整，也更宽敞。不管是斗桂成国，还是斗李婷玉，都让他们先去队长家一个房间里候着，两个民兵坐在左右，跟他们摆龙门阵，当外面民兵排长一声令下：押反革命分子桂成国（或伪保长婆娘李婷玉）上场！两个民兵听到命令，就一人抓住一条胳膊，再摁住他们的后领，以小跑的速度和姿势，将他们押到院坝正中。我哥和李科关系好，李科和他父母，特别是和他母亲，完全不像一家人，这意思是说，不仅性格不同，他还跟父母相当陌生，桂成国打他母亲的时候，他父亲正躲到哪里拉屎去了，而他就在眼前，却没有帮助母亲的任何举动。这可能与他父亲忙着做木匠活，母亲又忙着传扬村庄秘史，便将他忽略了有关。尽管如此，我哥想到桂成国毒打和羞辱的，毕竟是李科的母亲，押桂成国上场时，把他手臂往后撇，就多用了些力气。我哥还想过，如果桂成国逗人发笑，他就偏不笑，还要喝令桂成国正经些。偏偏那天桂成国真的很正经，动作老实，更不言语。我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心思，没能表露出来让朋友知道，使他郁闷了好几天。
　　在某些人看来，冉大娘一定怕死了，也恨死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结果我错了。错到十万八千里。冉大娘被花篮囚禁时，确实怕，过后就不怕了。她不怕，更不恨。相反，她深感欣慰。要不是她的舍身求法，千河口人知道桂成国没有家伙吗？不知道的。回忆起来，自从桂成国被放回原籍，他就没再跟男人们一起撒过尿。男人们撒尿方便得很，将大裤脚捞起来，漏出家伙，走着路就撒了，而桂成国从不这样，他总是说：我要拉屎。躲到田地外边去，或者路旁的林子里去。原来，他所谓的拉屎，很多时候是撒尿。可谁又会经意这些呢？不经意，所以不知道他没有家伙。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这在千河口的村庄史上，是不能漏掉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不是因为世道变迁，冉大娘必将有更大的作为。遗憾的是，世道变迁这件事，是冉大娘无法左右的。土地下户了。也就是说，各干各的了。对冉大娘而言，这又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她弟弟冉幺娃的饭量，甚至也超过了死神收走千河口的青壮男人。大集体时代，村中男女窝在一起，能找到千百种吵架的理由：我家粪便的品级评低了，分粮食分到我家时秤杆往下垂了，我分明比你多挖一锄工分却跟你一样了，等等，都是理由。现在各干各的，还有什么理由！
　　当然也是有的。比如你割牛草的时候割到了我家的塄坎上，再比如我晒粮食的时候被你家的鸡吃了几颗……但归结起来，理由毕竟少得多了。
　　冉大娘的落寞，我真不忍说，更不忍看。好在我离开了村庄。读初中时就离开了。当我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就正式离开。这些年里，因为缺少机会让冉大娘吵架，村庄变得是那样平庸。男男女女，坐下来就打牌，不光打以前那种长牌，还打扑克，打麻将；也不是像先前那样输了往下巴上粘纸胡子，而是输钱。村里到处是赌场，热天把赌场设在竹树下，冷天设在家里，春节期间也见不到几个人在外面走动，更见不到踢毽子的、碰钟的、打钱棍的、耍车车灯的。
　　紧跟着，冉大娘不仅没有架吵，连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比她岁数大或跟她年纪相仿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几个人，相继归于黄土。桂成国去了三里外的拐枣弯，白天放羊，晚上跟野猪睡。别的，都老得不想说话，只陷入无边无际的回忆里。冉大娘的男人李建权，本来身体好好的，有天拿着锛舌去院坝边的碌碡上磨，下梯坎时摔了一跤，摔成盆骨骨折，虽是治好了，可从那以后，他就滋着地板走路。吱，吱，吱。听了前一声，要等下一声，像要把人等老。他不再做木匠活了，每天起床，从家里走到院坝，又从院坝走回家里，就差不多用去一个上午。而冉大娘还照常砍柴，挑粪，割大背的猪草。每当她满身汗水地从坡地回来，见男人在滋着走路，她站下来就骂：装！你狗日的再装像些！无论怎么骂，李建权都像没听见。他是真没听见。并非耳聋，而是山风河水般的回忆，把他的魂带走了。再后，把他的身体也带走了。他死之前，我恰好回了老家，上院子时，见他坐在青坎上烤太阳，那眼神，已退回去很远很远了。我过去给他递烟，他把烟接了，望着我，老半天没认出来，我说建权爸，我是李壮啊。他说：你是壮娃子？我说我是壮娃子。他说：壮娃子，你说说看，我还这么活起，有啥益呢？这真把我问住了，嗫嚅着说不出话。幸好我哥听到声音，出来喊我，我才脱了身。第三天他就死了。他一死，冉大娘连个可以随时臭骂的人也没有了。好些年前，他们就跟儿子分了家，李建权死后，李科并没叫母亲跟他们同住；即使李科叫，他老婆也不会同意，李科的老婆叫秀莲，刚嫁过来那几年，秀莲的眼泪没干过。她在婆婆面前，喘口气也是罪过。婆婆骂她，也骂李科，她不敢还嘴，就把嘴肿起来。她不知道婆婆希望她还嘴。你不还嘴，还把嘴肿起来，冉大娘就觉得，反正肿了，不如再肿凶些，便逮住了秀莲的嘴皮撕。后来分了家，情况才有所好转。但秀莲对婆婆的恨，从未减少分毫，怎么可能答应跟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过冉大娘也不需要，她又不是做不来吃的。只是年纪确实很大了，到底比不得先前的肝精火旺。干了一天活回来，她弄了饭吃过，累得慌，本该躺上床睡，可长夜漫漫，睡几觉也熬不到天亮，不如睡晚些。于是她去看人打牌。她啥也看不懂，只看人家数钱，那些钱都像不识主人的小狗，才从东家跑到西家，车个身，又从西家跑到东家，她看得迷糊，就啄瞌睡，细瘦黢黑的脖子往前一伸，头上的青布帕子就搭到火塘里，有好几次，人也差点儿栽进了火塘。 　　如果我回到老家，冉大娘是高兴的。
　　我开始以为，她高兴是因为我身上沾染着外面的气息，能让她新鲜，结果不是。是因为我愿意听她说话。村子里，不仅没人跟她吵架，没人主动跟她说话，连听她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她和我说的都是我母亲，带着无限深情。但是我哥是不要听她唠叨这些的，我哥可以随时截断她的话头，向我问这问那。有回在院坝里，哥问起我工作的地方，我就描述那地方，刚说出一个地名，冉大娘就接腔了：嗯，那里有些煤渣子。我又说出一个地名，冉大娘又接腔：嗯，那里有些碗渣子。待她又要接腔时，李科忍无可忍：嗯嗯嗯，未必你去过？你走得最远的路，就是去镇上，未必哪个不晓得？冉大娘顿时噤了口，过后无论别人谈论什么，她都没再吭过一声。这证明，她现在非但不敢骂儿子儿媳，还怕他们了。
　　又一天，我和哥在他伙房门边的桌子上下象棋，冉大娘倚着门框看我们下，看一会儿说：嗯，壮娃子该走炮啦。我哥大声说：冉大娘也会下棋呀？冉大娘惊慌四顾，见没旁人，又不敢承认自己会下，就似有若无地点了点头。我哥当然知道她不会下，我也知道，连炮呀马的，她也是从我们口里听来的。此外我还知道，她的名字冉从邮，是因为她嫁到千河口后，最先的那个记工分念过四天初中，为表明自己不仅会写油，还会写邮，就写了这个邮字。很可能，冉大娘的爹娘给她取名字的时候，心里想的真是油字。同时，我也知道她说我母亲嫁过两回，是因为我母亲嫁我父亲之前，跟另一个男人订过婚，那男人名叫胡胜，与我母亲青梅竹马，就在选好黄道吉日，母亲就要嫁过去的前半月，胡胜去崖畔上挖药材，失足摔死了。或许，母亲一直都在怀念胡胜，冉大娘骂她嫁过两回，她无动于衷，可能不是刀枪不入，而是她本来就承认：她的第一个男人，不是我父亲李建明，而是胡胜……
　　村里打牌的逐渐少下去，是因为年轻人走了。先是男人，去外地务工。接着是女人，也去外地务工。他们要到大年三十才回来，跟父母没说几句话，就打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他们宁愿跟电视里的人联欢。到了初一，又是打牌，打三几天牌，又消失在村口。再后来，村小拆并，不管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孩子都一律去镇上读书，这样，村里的老人也少了——他们要去镇上租房子，照顾孙子辈的吃穿，每到周末，才领着孙儿孙女回到千河口，抓紧时间经管他们的田地。这样过了些时日，那些在外地挣了钱的年轻人，到镇上买房子了。买房子不只是为孩子读书，还为孩子找老婆，谁在镇上没房子，谁就找不到老婆。如此，从外地回来过春节，他们就不回村子，只住在镇上的家里，打牌也在镇上；以前是在院坝里打，现在是在茶馆里打。千河口空了。没过几年，许多房子都塌了。
　　只有七个人不走，就是我写在字条上的那七个。除桂成国，其余六个的儿孙都在镇上有房子，但他们最多赶场天去歇个脚，绝不在那里过夜，更不去那里常住。冉大娘的儿子李科，育有一儿一女，儿女都结了婚，都没去外地打工，只买了汽划子，在河上跑运输，挣了很多钱，他们在镇上的房子大得很，特别是儿子，沿滨河路买了几套，将墙壁凿穿，连成一体，站在房子这头，喊那头的人竞喊不答应。这么大的房子，住几十个人也行，冉大娘就是不去住。为此，她孙子发了她的火，发火她也不去。她孙子小名粪瓢，是冉大娘取的，也可以说是冉大娘让他成了人。他是早产儿，生下时，没有指甲，头骨软如稀泥，在他头上轻轻拍，就能随心所欲地拍出不同的形状，哭声几乎听不见，赤脚医生判了死刑，镇卫生院也判了死刑，李科把埋他的坑都挖好了。冉大娘见到那个坑，当场给了李科一记耳光。粪瓢出生之前，就有了小名，是他爷爷取的，叫华儿，这小名男女都适用，是冉大娘改成了粪瓢。冉大娘觉得，取个贱名，好养。那些日子，冉大娘不得已，丢下揭示村庄秘密的责任，天不亮就抱着孙子，翻过几座大山，去找有办法的医生和各种偏方。天黑透了，有时要到后半夜，听见狗叫，才听见冉大娘进院坝和开门的声音。粪瓢没有进展，但也没死。四十多天后，他开始长指甲了，看来是不会死了。他最终长成了一米八三的大汉。对救了他命的奶奶，他很孝顺，但他的孝顺跟常人不同，他是呵斥，许多时候是怒斥，比如奶奶不去镇上住，他就说：你将来烂在山上，也没人管你！冉大娘听见这话，只轻轻回一句：不管算了。她是合不得离开，也没法离开。她的全部辛酸和光荣，都在这村庄里。
　　住在老君山千河口村的七个老人——如果三里外的桂成国，也算是住在村庄的话——尽管已经相当老了，但身体还算过得去，我以为，大哥来电话说他“忙”，至少可以延续五六年，谁知道从前年到去年，他就打了六个电话，有几个电话还是挨着打的：许文贵死了几天，李婷玉死了；梁海财死了几天，桂成国也死了。
　　梁海财死得很快，那天吃着饭，他说：兴菊，下顿再煮软和些。苟兴菊答应了，且把公公手里的碗端回去，用热汤泡软了再递给他。婆婆死了，丈夫也死了，她的一个女婿，也在外地被车撞死了，好在儿子和另两个女儿，都过得不错，她本来可以去跟儿女们过，但公公坚决不下山，她当儿媳的，只好留下来服侍。那天，她把泡软了的饭递给公公，梁海财还没开吃，就吐，吐出的东西乌黑乌黑，结成膏，然后栽倒在地。她不知道那是脑溢血，动不得，去抱住公公的后背，想让他坐起来。等她让公公坐起来时，公公已经是个死人了。村里死了人，会轰的一声闹热几天。亡者的后辈、至亲都会回去料理，像我哥这种住在镇上、有点老但又不是很老的人，会回去帮忙，高音喇叭放着哀乐，还有响器，还有鞭炮，坐夜那天，彼此熟悉的，会去送人情……直到发丧过后，各自星散，才又轰的一声静下来。
　　给梁海财发过丧，我哥和李科他们几个，突发奇想，要打野猪吃。这山里野猪越来越多，但要打到很难，那皮面粗糙的生物，灵醒得很，空气里浮过游丝般的危险气息，也会远远地避开。可要是去桂成国搭窝棚的拐枣弯打，又并不难，桂成国不是经常跟野猪同眠吗，趁那些家伙睡着了，搬起石头也能砸死一头。他们决定留在村里，反正梁海财的孙儿孙女还要处理些事，今明两天都不走，不愁找不到饭吃，每次办了大席，都大锅小碗地剩下许多，不帮他们吃，也只能倒掉。白天干啥呢？当然是打牌。到了黄昏，几人操着钢钎、斧头和杠子，拿着双节手电筒，朝拐枣弯去。出脚天就黑了，好在有满天星斗。过了一道梁子，就能看到星光底下的那个窝棚了，茅草盖顶，现在茅草早已发黑，成为星光下的阴影。脚步放轻，甚至都不敢呼吸。距窝棚还有二十米远，李科把电筒骤然摁亮，直射过去。窝棚外的石骨子地，白得晃眼。但几人依然不敢前行。我哥猛发一声喊，喊声在弯壁上碰来碰去，当喊声碰成碎片，萎落于地，就没有丝毫动静。这证明桂成国没回，野猪也还没来。 　　几人胆子壮了些，朝窝棚靠近。从半敞的门里，涌出浓烈的气味。确切地说，是臭味。几人捂了鼻子，笑骂桂成国，说这么臭，不知咋住下去的。他们以前都只是远远地看过窝棚，并不知里面的情形，想进去看看，看过后再到附近的黄荆林里躲起来，等待野猪来过夜。
　　刚进门，电筒的光像被吸引，照到了木板床上的死人。
　　臭味就是死人发出的。裸露的手臂生满黑斑，眼眶里滚动着蛆虫。
　　桂成国死了，野猪就不到他这里来了。野猪也知道死者为大。他是啥时候死的？不知道。很难说他是死在梁海财前，还是梁海财后。那是五月中旬，梁海财躺在家里，享受了七天法事，如果不是躺在阴阳先生带来的冰棺里，也会变成如桂成国那般模样。
　　桂成国没有后人，这么多年过去，以前的亲戚也早已生疏，不来往了。我哥给住在镇上的队长打了电话。队长说：你们几个反正在山上，建权爸的墨斗凿子锛子也在，村里那么多房子垮了，再从朽木上抠些洋钉，将就给他钉个木匣子，把他埋了，到时候全队社员集资，给你们一人补助一百块钱。几个人便这样去做，至于给不给补助，也就不必考虑了，千河口人已是天南地北，连春节也没有过齐整的时候，以后更不可能齐整，找谁去集资？
　　把桂成国装进木匣，封口前，李科用黄泥巴捏了根阴茎，郑重地放在了他的两腿之间。
　　等到去年秋末，苟兴菊也过世以后，千河口就只剩冉大娘了。
　　为苟兴菊举办丧事的时候，我哥来电话说他很忙，然后又说：把这件事情忙完，怕还耍不成呢。
　　不需要问，我就知道，他是说，冉大娘也不行了。
　　但我哥没再来电话。冬至那天，我打电话给他，顺便问起冉大娘的身体，他说：险了好几回，要不是粪瓢有钱，把她拉到县医院去治，多时死了！
　　这意思是，冉大娘还活着。
　　今年春节，我本来没时间回去，但那些天，心里荒荒的，又慌慌的，就丢下别的事务，正月初二回了老家。在镇上过了个夜，就吆着我哥和李科上山去。李科本就是要去的，因为他妈住在山上，再不跟妈亲，春节期间也要去看看。我哥也想去，多年前，队里一个半亩大的堰塘就由他承包了，他在里面放了鱼苗，开始几年，每年起一次，能卖几百块钱，自从住到镇上，就没再管过，鱼怕都老起黄斑了，哥想去捞几条出来，做几碗醒酒汤。我以为粪瓢要跟去的，结果他没跟他爸爸一起来，一问才知道，他近几个月都在山上，照顾他奶奶。
　　冉大娘拄着根青冈棒，站在院坝里，见到我们几人，笑得说不出一句话。粪瓢也高兴得不行，立即挂上罐子，为我们做饭，我哥说去弄两条鱼起来再做，他都等不及，他说还有满堰塘的水，不好弄；不弄算了，让它们长，以后帮我们守村庄。
　　冉大娘生了场大病，也就是大病过后的样子，虽然还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多少皱纹，却脸色枯黄。特别是她手里的那根棒子，看上去很不协调。她的身体，是可以跟李婷玉比的，李婷玉八十多岁还能挖树疙瘩，冉大娘也能。现在却拄一根棒子了。她个子高，那根棒子却不甚长，腰便弯曲着。尽管如此，她也没忘记尽地主之谊，尤其是对我这个从远方回来的人。我哥和李科要到老二房和西院去，看又有哪些房子塌了，冉大娘不让我去，说：你莫去，到处是瓦碴子。然后牵着我的手，把我引到火塘边。粪瓢怕烟子熏了我，又把我和他奶奶引进另一间空屋，撮来一大瓢火石，让我们烤。冉大娘不停地说话，说她得病的时候，好多人都等着吃她的杠子肉，结果没吃成。说罢又笑，笑得格外天真的样子。所谓杠子肉，就是为治丧发丧而办的酒席，发丧时要用杠子抬棺材，那酒席也因此而得名。
　　接下来，冉大娘又说了很多，可说来说去，都离不开她心里那个天大的疑惑：李婷玉跟许文贵有啥关系？许文贵死了，李婷玉为啥要去追？
　　冉大娘的眼神告诉我，她没能在许文贵和李婷玉死之前把这个秘密挖掘出来，是多大的失职啊。
　　——但这辈子，她永远也挖掘不出来了，因为她很快就死了。
　　她死在农历二月二十三。我哥来电话说，正月没过完，冉大娘的病就“反”了。是因为受了凉。从正月初四开始，也就是我、我哥和李科离开千河口那天开始，她就每天上坟，不是上自家的祖坟，而是上我母亲的坟，上苟兴菊的坟，上桂成国的坟……她默默地坐在坟前，粪瓢不去找她，就不知道回来。她每天都把自己冻成一块冰，病就这样“反”了。“反”出的病都比先前更重，冉大娘躺在床上，起不来，拉屎拉尿都要粪瓢服侍。粪瓢花高价请了几个医生来，都说没救。到二月二十三那天晚上，她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她还没死，就把眼睛闭上了。她闭着眼睛，挥舞着手喊：药！药！粪瓢去到她床边，厉声呵斥：老鼠药要不要？
　　听见这话，冉大娘不再喊，没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
　　听我哥说，冉大娘死后穿着旗袍。这风俗是最近才传去的：女性过世以后，无论老少，躺在冰棺里都穿旗袍。冉大娘穿的那件，满身都是艳丽的大红花。
　　埋了冉大娘的当天，所有人都下了山。
　　千河口从此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