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希望我就第一次发表小说专辑写点创作谈，但真到了动笔的时候（好吧，准确地说其实是动键盘，除了考试和签名之外，我已经很久不曾使用这一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发明了），我才意识到这事儿比我预料中的要更有难度：本次专辑刊登的三篇作品《母校》《盲跃》和《斯巴达克斯》都已经完成多日，时间一久，就连我自己都有些记不太清楚具体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时的想法了（在此衷心地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我糟糕的记性）。
　　虽然我不很清楚其他作者是如何写作的，但我自己的写作习惯大致上可以归纳为“收集零散的灵感片段——寻找一个主题——把那些碰巧能够与主题扯上关系的灵感变成小说”。凑巧的是，《母校》《盲跃》和《斯巴达克斯》都完成于去年的八到十月份，也就是去上海参加银河奖的前后一段时间，而当时我恰好准备写一些关于“自我”的小故事，于是，这三篇内容和背景看上去都大相径庭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个系列——呃，我承认这么说有生拉硬扯的嫌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首先谈谈《盲跃》。这篇小说的最初灵感有一小部分来自美国科幻作家罗伯特·里德的《亿万个世界》——设想平行宇宙中的地球因为漫长演化过程中的微小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生态模式，确实是一种相当有趣的思想实验，而小说中的“安努”形象（某位网友不无诙谐地为它取了个“超级史莱姆”的形象绰号）在一定程度上则受到了克苏鲁神话的影响。不过从总体上而言，《盲跃》是一个关于人类殖民的寓言：与大多数中国人从历史书里了解的那个“殖民主义”不同，广义上的“殖民主义”的产生时间其实相当早——“殖民地”（colony）的词根可以上溯到爱琴文明时代，而人类事实上的殖民活动甚至从现代智人最后一次走出非洲时就开始了。最早利用海洋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殖民活动的古代希腊人曾经为“殖民”下过一个定义：所谓“殖民”，就是在不存在社会以及维持社会存在所必要的秩序的地方将它们建立起来。
　　在对于“殖民”的所有定义和衍生定义中，我认为这个定义才最贴近“殖民”的原初含义：所谓“殖民”者，迁民于他地而使之繁衍生息也。而这个最原始的“殖民”概念所对应的恰恰是“无主之地”：因为无主，所以没有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所必须的社会与社会秩序；而要与这片“无序”斗争并重新建立起适宜人们繁衍生息的“有序”来，殖民者们就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与之斗争——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在“有序”的社会中人们所不屑的行为，无论是希腊人、维京人、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尼德兰人，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而这也正是小说中“安努”的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它通过殖民者们携带的资料学习到了“有序”人类的行为模式，并想当然地按照这种行为模式制定计策，殊不知只有人类才真正了解人类。当然，由于社会道德的约束，人类对打破“有序”的行为往往是深恶痛绝的——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殖民者的真正挑选标准必须作为机密的缘故。
　　相对而言，《斯巴达克斯》这篇小说则不用多说——它的灵感，哦不，应该说是故事梗概，来自我在高中时代写的一个关于机甲竞技大赛的小故事。不过考虑到机甲这玩意儿随着网络小说的大繁荣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大街的、甚至足以令某些科幻迷见之反胃的概念，因此我将竞赛换成了一场复古的罗马式角斗。而小说中靠生物技术培育“躯体”的相关内容，则来自于过去和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在网上关于动物权益边界展开的争论（请不要联想到《非理性时代》，其争论的主题是什么样的动物才应该享有权益）。相比于《盲跃》和《母校》，我个人认为《斯巴达克斯》在题材上与另两篇小说大相径庭，但既然勉强算是一个系列，它们之间自然也有一点关系——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说明。
　　在全部三篇小说里，《母校》的创作过程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篇小说源自我在好几年前从果壳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东亚地区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的文章。但在小说基本完成时，我的朋友又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我以最近发生的流感疫情为题材写点什么，为此我索性把《母校》整个儿推倒重来，一改再改，最后总算打磨出了一篇兼顾二者的小说。好在从整体上来看，将自然发生的流感疫情作为戏份不多的女主角对社会的报复手段，不但显得更加自然，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用技术亵渎自然，结果遭到了自然的残酷报复”的深刻意境来（好吧，其实我写小说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除此之外，小说中对“繁花之荫”靠工业化生产手段人为“制造”出沉默寡言、缺少正常人七情六欲的社会精英的描写，也算是我对未来社会“娱乐至死”倾向的一种回答——当越来越稀少的新生代因为日益丰富的娱乐活动而被磨光锐气、失去进取心与求知欲后，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手段或许倒不失为某种意义上的保持人类社会创新能力的可行之策……
　　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等等，好像还少了什么？对了，我还得谈谈这三篇小说作为一个准系列（虽然彼此之间没什么直接联系）的共同点。就像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我习惯于先确定主题，再把平时积累的灵感与点子“变现”，而《盲跃》《斯巴达克斯》和《母校》确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自我”。在《盲跃》中，拥有近乎无穷无尽的知识、经验与智慧的超级生命体“安努”虽然在三篇小说的主角（或者准主角）中是最强大的一个，但它作为一个非社会性的生命体，拥有的其实仅仅是最为原始的“自我”：纯粹基于生物本能的、仅仅局限于对本体的认知。在小说中，安努其实并不将像它一样拥有智慧的人类视为与它同等的“他者”（这一点上很有点大清朝当年不承认“敌国”的风范），而只将这些与它截然不同的生物视为可以捕捉、吞噬、利用的资源，这正是其自我意识发育程度低下的体现。相对而言，诞生于偶然之中的“斯巴达克斯”虽然极其幼稚，独立性相当低下，但因为与使用者共享记忆与知识的关系，反而拥有了高于安努的自我意识：由于不甘受到无偿支配而自我毁灭的行为，恰恰意味着他至少意识到了“他者”——也就是那个直接支配着他的用户——的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斯巴达克斯事实上更像是一个三到四岁的幼儿：能够在感性层面下意识地意识到“我”和“他者”的区别，但还不足以进行进一步的理性思考。而《母校》中的“我”则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虽然由于思维方式局限于刻板的模式之中，“我”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排斥“我”拥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事实：因为“我”已经能够脱离婴幼儿式的、下意识的“自我”观念，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并憎恨那些从“我”还是一个受精卵时起就无处不在地支配着“我”的人和他们的行为，乃至通过理性的思考将愤怒延伸到造成了这些具体行为的社会上。从这种角度上讲，这三篇小说的主角和准主角们，代表的正是自我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基于本能，基于感性，基于理性。
　　啥？你问我这么写要表达什么中心思想？说明什么宏大主旨？呃……怎么说呢？其实在确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了表达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想表达什么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反正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那啥，文艺作品受众的观感才是决定作品意义的关键因素。更何况，就算看不出中心思想和宏大主旨，那也无关紧要，毕竟小说首先要看的是故事，至于故事好不好，我只能静待诸位读者不吝笔墨（或者说电费和上网费），对我的这三篇小说多作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