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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在《中国文化课》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生命基调是以最大的安静穿过最险的峡谷。”如今的他与妻子过着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手机，远离网络，为自己保留一片诗意的净土;他早年坎坷，后来几度辞职脱离仕途，奔赴远方，用双腿丈量大地，探索文明的奥秘，用语言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他是学者，是作家，更是一位远行者。
记=本刊特约记者 肖瑶
本刊记者 朱诗琪
实习记者 方昕
余=余秋雨
找到了讲述中国文化的钥匙
记：去年，您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档音频课程，现在又将它们整理成这本《中国文化课》。您做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
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前些年，我到世界各地，包括联合国总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演讲。但演讲时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讲中国文化？那里的人不会像书呆子一样听你说故事，或者咬文嚼字地考据一个用词、两句诗。他们想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靠什么魅力能吸引到他们。我到哈佛大学演讲那一次，听众有退休的华文教授，他们年纪非常大，譬如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听完演讲后，赵如兰教授说：“余先生，你找到了讲中国文化的钥匙。”
国内好像有很多人在讲中国文化，但有的太孤傲，有的太艳情，有的太阴谋……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着急，觉得自己总得讲一讲。后来有网络平台也有类似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就在网络平台上完整地讲中国文化。没想到听众这么多，有人白天、晚上一遍一遍地听，有人还做笔记。这让我对文化产生了信心，对中国产生了信心，对人类产生了信心。
记：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文化”，在不同人眼里，文化的含义不同，对您来说，文化是什么，能简单定义一下吗？
余：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困扰了全世界的文化人，现在已经出现了200多个不同的定义，最长的定义来自中国的《辞海》。五六年前，我在凤凰卫视曾说我要公布一个研究成果——世界上关于文化最短的定义，并征求全世界华文读者的意见。到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六年，大家对此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所以我就可以有把握地说了。我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这个定义有三个关键词——“生活方式”“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我略做解释。“生活方式”是我们每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譬如我们吃得惯什么，吃不惯什么;生活方式后面隐藏着精神价值，譬如我们关心亲情伦理，在乎我们的父母，这和国外不太一样，这属于精神价值;最后时间长了，它们就组成了一群人的集体人格了。集体人格，鲁迅把它说成国民性，我们讲的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诗意地行走在大地上
记：前面提到了您曾走遍世界上各文化的故地，媒体也评价您是“走得最远的当代学者”。您对待行走的态度与您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余：有。我从小在宁波四明山的余脉长大，那时爬山是一件比较随意的事情。我7岁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告诉我，我妈妈到表外公家做客了。表外公家在两座山的另一边。我当时就想，天那么黑了，我一定要给妈妈一个惊喜，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的奶奶讲，一个人悄悄地爬两座山，打算去找我的妈妈。在爬第二座山的时候，山顶上有个破房子，里边住了一家乞丐，乞丐都为我担忧，说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怎么能爬这么荒凉的山，这山上有老虎和狼。我笑笑说：“不要紧，你们不是就住在这儿吗？”我继续往前走，下山的时候，听到脚步声，是我妈妈来了。我妈看到我一点都不驚讶，她只对我说：“秋雨，你来了。”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另外我那时无所畏惧，真的是连豺狼虎豹都不怕。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遇到过很多麻烦，但是我都能够应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我好像不太害怕一切，更不会把外面不太好的东西当作对自己的折磨。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年轻人可以学习的，你可以非常快乐地走完这一生，一点不担忧，一点不难过。
记：长大后，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识行走的重要性？
余：这要从很早的时候说起。当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我要辞职谁也不同意，最后我在辞职典礼上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读了几段，底下坐着的学生和老师就明白了，我要进入我想象中的田园中回归生活，回归文学。辞职以后，我到西北高原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当时也没有公路，我就拿了一块石头防身，一点点，慢慢地走。《文化苦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学历不是文凭，是求学的经历
记：您最近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一个新概念，叫作“新学历”，能跟我们具体聊聊这个词吗？
余：对于“学历”这两个字，其实我们有一点点误会，好多人把它跟毕业文凭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学历是指求学的经历。求学有各种方法，在课堂里是求学;在家里自学，这也是一种学历。有的时候到外面旅游，看了一个历史文物，再找相关的书来读，这也是你的学历。学历是一个非常主动和泛化的概念，而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马上可以拿出文凭的学历。
记：《中国文化课》里，您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听众和读者提升“新学历”的呢？
余：首先，得有高度，不能让他们哈哈一笑就过去。在这一点上，你不要认为听的人是害怕高度，不是这样的，听的人很容易辨别高度。其次，要有完整的系统，比如我一定要先从文化的定义出发。在讲授的过程中，我翻译了《老子》《离骚》《庄子》等非常难的著作，然后尽量根据我的学术功底让它变得准确。最后，是入心，根据自己的内心，再了解学生的内心是如何想的。为了使我的学问真正进入接受者的生命中，我把整个文化当中有阅历的东西和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是怎么做的？我吃惊的是什么？我感觉奇怪的是什么？我都写在这里面了。
记：有些人认为“背诵”是学习中华文化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余：我们现在对文化有一点误会，以为背好多古诗、古词、古文、古句就是理解中国文化。以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其实这搞错了，这并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途径。我有的时候看电视节目里有一些很小的孩子，能够背几千首诗，我大吃一惊。我觉得这个作为展示极限的能力，欣赏一下是可以，但这件事一定不能在年轻人当中提倡。我们要提倡的是用古诗激发自己青春的诗情，用自己的情怀去拥抱古代的一个个灵魂，这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未必要读背那么多，关键是要用心。 记：如何能让同学们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新学历”呢？
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创新精神。如果一个人，满口都是古话，这是不对的。传统是一种传下去的力量，传不下去的，不能硬让它传下去。这样勉强地传承力量是不对的，如果文化真正强大，它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传承下去。所以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一定不会被下一代忘记，不仅下一代，再过十代也不会被忘记，因为它有这样的原始之力。靠死记硬背的方式，孩子们除了失去了创造能力，失去青春气息，什么也没有留下，成为一个年轻的“孔乙己”，何苦。
比起这些，他们需要的是感受山川，感受天地，感受陌生人的笑容，感受漫漫长途的能力。和山川、大地连在一起，能激发他们的诗情。会背几首古诗也不错，可以帮助他们参考，激发其他事情。因此我的想法是激发他们的诗情，让他们把诗写在大地上，或是让他们把诗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以传统的名义，用古代的东西堵塞他们的心路。
苦难是财富，但依旧要保持欢乐
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追寻的偶像，您觉得对他们来说，如果有一些文化偶像会不会更好？
余：偶像是需要的。现在好多年轻人心目当中有企业家偶像，这个我觉得比文化偶像低得多了。我们要树立的偶像应该是文化偶像，他有一种集体人格。当文化偶像出现的时候，年轻人的文化就变得有血有肉了。拥有偶像以后，你就能在他的生命价值上往前走。请大家记住，并不是重要人物才能成为你的偶像。按照现在瑞典的一位心理学家的说法，你的偶像就是与你的心理结构存在同构关系的人。
记：您在书中提到了众多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名人和作品。如果让您只选一个人或一本书推荐给年轻读者，您会选哪个？
余：我最怕做唯一性的选择。心情不一样，我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且每一个人的方位也不一样。我说哲学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老子;如果是欢快的，我想到庄子。还有其他如屈原、王阳明这样的名人，但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正常的生活距离太遥远。只有苏东坡，能让我全方位地觉得喜欢，也全方位地觉得有才华。散文、医药、佛学、绘画、书法……他都擅长，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平常心，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感到快乐。
记：有些年轻人经历了比较多的挫折，觉得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余老师对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鼓励和忠告？
余：这是财富。年轻的时候如果不经历一些挫折，对生活的了解不够，以后可能很难担当重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一路顺利，之后发展也一直好。在文化上更是如此，没有遇到过挫折的文人是平淡无奇的，我还找不到一个没有受过大挫折就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文人。如果不讲古代，就讲现代，现在和你们讲话的人叫余秋雨，年轻时候受的挫折比你们多得多，不仅家里没有饭吃，劳动量也是惊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天黑才回家，全部时间都待在农田里。我肩上的伤口从来没有弥合过，这是被扁担磨破的。我想给受挫折的年轻朋友讲，你认为你很厉害，其实不是，你受的挫折太小了，但经历了大挫折也不要怕，这正是财富。
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老师，又做过那么长时间的校长，学生毕业的时候都说：“校长你能不能给我题几个字？”我题最多的是“善良、快乐、健康”这六个字，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目标。由于善良，你一定会很快乐，坦荡荡！然后健康也很重要，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小事，你要有些锻炼，才能在大地中行走。
（整理：金文先）
记=本刊特约记者 肖瑶
本刊记者 朱诗琪
实习记者 方昕
余=余秋雨
找到了讲述中国文化的钥匙
记：去年，您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档音频课程，现在又将它们整理成这本《中国文化课》。您做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
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前些年，我到世界各地，包括联合国总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演讲。但演讲时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讲中国文化？那里的人不会像书呆子一样听你说故事，或者咬文嚼字地考据一个用词、两句诗。他们想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靠什么魅力能吸引到他们。我到哈佛大学演讲那一次，听众有退休的华文教授，他们年纪非常大，譬如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听完演讲后，赵如兰教授说：“余先生，你找到了讲中国文化的钥匙。”
国内好像有很多人在讲中国文化，但有的太孤傲，有的太艳情，有的太阴谋……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着急，觉得自己总得讲一讲。后来有网络平台也有类似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就在网络平台上完整地讲中国文化。没想到听众这么多，有人白天、晚上一遍一遍地听，有人还做笔记。这让我对文化产生了信心，对中国产生了信心，对人类产生了信心。
记：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文化”，在不同人眼里，文化的含义不同，对您来说，文化是什么，能简单定义一下吗？
余：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困扰了全世界的文化人，现在已经出现了200多个不同的定义，最长的定义来自中国的《辞海》。五六年前，我在凤凰卫视曾说我要公布一个研究成果——世界上关于文化最短的定义，并征求全世界华文读者的意见。到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六年，大家对此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所以我就可以有把握地说了。我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这个定义有三个关键词——“生活方式”“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我略做解释。“生活方式”是我们每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譬如我们吃得惯什么，吃不惯什么;生活方式后面隐藏着精神价值，譬如我们关心亲情伦理，在乎我们的父母，这和国外不太一样，这属于精神价值;最后时间长了，它们就组成了一群人的集体人格了。集体人格，鲁迅把它说成国民性，我们讲的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诗意地行走在大地上
记：前面提到了您曾走遍世界上各文化的故地，媒体也评价您是“走得最远的当代学者”。您对待行走的态度与您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余：有。我从小在宁波四明山的余脉长大，那时爬山是一件比较随意的事情。我7岁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告诉我，我妈妈到表外公家做客了。表外公家在两座山的另一边。我当时就想，天那么黑了，我一定要给妈妈一个惊喜，所以我就没有跟我的奶奶讲，一个人悄悄地爬两座山，打算去找我的妈妈。在爬第二座山的时候，山顶上有个破房子，里边住了一家乞丐，乞丐都为我担忧，说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怎么能爬这么荒凉的山，这山上有老虎和狼。我笑笑说：“不要紧，你们不是就住在这儿吗？”我继续往前走，下山的时候，听到脚步声，是我妈妈来了。我妈看到我一点都不驚讶，她只对我说：“秋雨，你来了。”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另外我那时无所畏惧，真的是连豺狼虎豹都不怕。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遇到过很多麻烦，但是我都能够应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我好像不太害怕一切，更不会把外面不太好的东西当作对自己的折磨。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年轻人可以学习的，你可以非常快乐地走完这一生，一点不担忧，一点不难过。
记：长大后，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识行走的重要性？
余：这要从很早的时候说起。当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我要辞职谁也不同意，最后我在辞职典礼上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我读了几段，底下坐着的学生和老师就明白了，我要进入我想象中的田园中回归生活，回归文学。辞职以后，我到西北高原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当时也没有公路，我就拿了一块石头防身，一点点，慢慢地走。《文化苦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学历不是文凭，是求学的经历
记：您最近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一个新概念，叫作“新学历”，能跟我们具体聊聊这个词吗？
余：对于“学历”这两个字，其实我们有一点点误会，好多人把它跟毕业文凭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学历是指求学的经历。求学有各种方法，在课堂里是求学;在家里自学，这也是一种学历。有的时候到外面旅游，看了一个历史文物，再找相关的书来读，这也是你的学历。学历是一个非常主动和泛化的概念，而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马上可以拿出文凭的学历。
记：《中国文化课》里，您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听众和读者提升“新学历”的呢？
余：首先，得有高度，不能让他们哈哈一笑就过去。在这一点上，你不要认为听的人是害怕高度，不是这样的，听的人很容易辨别高度。其次，要有完整的系统，比如我一定要先从文化的定义出发。在讲授的过程中，我翻译了《老子》《离骚》《庄子》等非常难的著作，然后尽量根据我的学术功底让它变得准确。最后，是入心，根据自己的内心，再了解学生的内心是如何想的。为了使我的学问真正进入接受者的生命中，我把整个文化当中有阅历的东西和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我是怎么做的？我吃惊的是什么？我感觉奇怪的是什么？我都写在这里面了。
记：有些人认为“背诵”是学习中华文化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余：我们现在对文化有一点误会，以为背好多古诗、古词、古文、古句就是理解中国文化。以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其实这搞错了，这并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途径。我有的时候看电视节目里有一些很小的孩子，能够背几千首诗，我大吃一惊。我觉得这个作为展示极限的能力，欣赏一下是可以，但这件事一定不能在年轻人当中提倡。我们要提倡的是用古诗激发自己青春的诗情，用自己的情怀去拥抱古代的一个个灵魂，这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未必要读背那么多，关键是要用心。 记：如何能让同学们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新学历”呢？
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创新精神。如果一个人，满口都是古话，这是不对的。传统是一种传下去的力量，传不下去的，不能硬让它传下去。这样勉强地传承力量是不对的，如果文化真正强大，它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传承下去。所以中华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一定不会被下一代忘记，不仅下一代，再过十代也不会被忘记，因为它有这样的原始之力。靠死记硬背的方式，孩子们除了失去了创造能力，失去青春气息，什么也没有留下，成为一个年轻的“孔乙己”，何苦。
比起这些，他们需要的是感受山川，感受天地，感受陌生人的笑容，感受漫漫长途的能力。和山川、大地连在一起，能激发他们的诗情。会背几首古诗也不错，可以帮助他们参考，激发其他事情。因此我的想法是激发他们的诗情，让他们把诗写在大地上，或是让他们把诗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以传统的名义，用古代的东西堵塞他们的心路。
苦难是财富，但依旧要保持欢乐
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追寻的偶像，您觉得对他们来说，如果有一些文化偶像会不会更好？
余：偶像是需要的。现在好多年轻人心目当中有企业家偶像，这个我觉得比文化偶像低得多了。我们要树立的偶像应该是文化偶像，他有一种集体人格。当文化偶像出现的时候，年轻人的文化就变得有血有肉了。拥有偶像以后，你就能在他的生命价值上往前走。请大家记住，并不是重要人物才能成为你的偶像。按照现在瑞典的一位心理学家的说法，你的偶像就是与你的心理结构存在同构关系的人。
记：您在书中提到了众多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名人和作品。如果让您只选一个人或一本书推荐给年轻读者，您会选哪个？
余：我最怕做唯一性的选择。心情不一样，我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且每一个人的方位也不一样。我说哲学的时候，一定会讲到老子;如果是欢快的，我想到庄子。还有其他如屈原、王阳明这样的名人，但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正常的生活距离太遥远。只有苏东坡，能让我全方位地觉得喜欢，也全方位地觉得有才华。散文、医药、佛学、绘画、书法……他都擅长，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平常心，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感到快乐。
记：有些年轻人经历了比较多的挫折，觉得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余老师对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鼓励和忠告？
余：这是财富。年轻的时候如果不经历一些挫折，对生活的了解不够，以后可能很难担当重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一路顺利，之后发展也一直好。在文化上更是如此，没有遇到过挫折的文人是平淡无奇的，我还找不到一个没有受过大挫折就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文人。如果不讲古代，就讲现代，现在和你们讲话的人叫余秋雨，年轻时候受的挫折比你们多得多，不仅家里没有饭吃，劳动量也是惊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天黑才回家，全部时间都待在农田里。我肩上的伤口从来没有弥合过，这是被扁担磨破的。我想给受挫折的年轻朋友讲，你认为你很厉害，其实不是，你受的挫折太小了，但经历了大挫折也不要怕，这正是财富。
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老师，又做过那么长时间的校长，学生毕业的时候都说：“校长你能不能给我题几个字？”我题最多的是“善良、快乐、健康”这六个字，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目标。由于善良，你一定会很快乐，坦荡荡！然后健康也很重要，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小事，你要有些锻炼，才能在大地中行走。
（整理：金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