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整齐划一”，在何种情况下应“参差互异”，这是社会治理应具备的公共理性和智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命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公共事务日益繁杂、各项改革不断步入深水区的新常态下，如何克服简单化的治理思维，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不平衡，还表现为包括人文、习俗、社会心理、群体构成等方面在内的种种差别。当下我国社会治理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简单化治理思维常常以一律多，忽视差异性和特殊性，机械强调整体性。由于现代公共治理是一种覆盖性的规模化治理，简单划一的治理行为很容易造成整体性的治理“绩效黑洞”。
　　凡事一刀切的行政偏好有久远的历史。比如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为政治所立的前提，可以概括成这样的原则：‘整个城邦的一切应该尽可能地求其划一，愈一致愈好。’”亚里士多德对此批评说：“一个尽量趋向整体化（划一）的城邦最后一定不成其为一个城邦。城邦的本质是许多分子的集合……这样的划一化既然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那么，即使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求其实现。”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都存在简单划一的偏执，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还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欧文的劳动公社，都如此。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简单划一还深入到私人生活的细节当中，从孩提时代的游戏、起居、饮食、训练的作息制度、食物内容到年轻人的举止、发式、服饰、鞋履等，都有强制性的规定。
　　这种忽略事物客观差异性的做法，无不以抑止社会本身内在的律动、抑止社会萌发的活力生机为代价，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城邦的过度划一决不是一个良好政策”“那些思想家所拟的以划一求完整，实际上不合于城邦的本性，他们那种城邦所希望达到的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消亡。”这为我们今天提供了警示。
　　历史上，很多先贤都看到了这种偏执、偏好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危害。如孟德斯鸠指出：整齐、划一的极端思维是人们追求“至善境域”的必然结果，“他们在整齐划一之中，看到了一种‘至善境域’。”有趣的一点是，历史发展中简单划一总是与“尽善尽美”的浪漫情结相伴随。
　　先贤们的见解非泛泛之谈，包含着人类丰富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前，我国注重的是“管理”而非“治理”。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再以简单化的以一律多“管理”方式，就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而在本质上，社会公共治理是以承认各种差异的客观性和差序格局为前提，并尊重社会和群体的差异性为前提的一种行政艺术。路旁的冬青修剪是一种美，建筑中整齐排列也是一种美，但社会治理不似“剪冬青”这样简单。把握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整齐划一”，在何种情况下应“参差互异”，这是社会治理应具备的公共理性和智慧。
　　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动态系统相互演化的一部分。正如学者普里高津指出的：如果把无序比作海洋，那么有序就是广阔海洋中星罗棋布的小岛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在治理理念上革故鼎新，还要在治理方式上更多地具有包容性，容纳多样性，推进创新性，让更多的“有序小岛屿”出现，这对于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