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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末人造人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在科技文明浪潮中带来了道德与伦理方面的质疑与挑战。本文选取《魔鬼积木》和《别让我走》两篇着眼点均为人造人的当代科幻小说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文化背景、人物身份、叙述主体性、命运悲剧性等，有侧重地探索中西方作家刘慈欣与石黑一雄在描写各自作品时对人文情怀和科学技术的权衡情况。
关键词：人造人 人文情怀 科学伦理 人物身份 主体性 悲剧性
1997年，《自然》杂志刊登了克隆羊“多利”的诞生，生殖性克隆的话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而后，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人造人的科技水平。科学家将人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现实，而科幻作家则站在人文和伦理的角度对这些想象进行审视与批判。后者从未囿于科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是立足全人类的长远发展，在科技的前行之路上不断提出质疑与挑战。
东西方社会背景的不同与作家的主观差异影响着科幻小说的叙述角度。2005年，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了《别让我走》，从人文角度质疑科技的道德性，书中人物具有高度主体性，对自身命运认知强烈；2008年中国科幻作品《魔鬼积木》问世。其作者刘慈欣承袭近代以来古典科幻的格局，大笔触渲染科学与自然的伟大力量，将小说人物的个体感受牺牲在社会进程的风起云涌中——两位作家在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之间进行自主取舍，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一、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的偏颇 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由克隆人凯丝的回忆展开，全文以平淡却不平凡的笔触，顺逆交替着描绘了一群游走在人类边缘的克隆人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他们因人类的医疗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在壮年之前捐献重要器官，而后结束生命。书中的克隆人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善于创造，具有高度的主體性。钟爱漂泊与追寻主题的石黑一雄，关注在社会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克隆人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通过对克隆人个人生活、情感历程和命运归宿的描写与存在价值的追寻将科学与人文结合，给人以启示。
而刘慈欣的《魔鬼积木》则切换视角，以创造出“嵌合体”的奥拉博士为着眼点，从人类角度刻画基因工程技术应用于战争的矛盾：军方追求高素质兵源，将动物与人类基因组合，形成富有战斗力的嵌合体，若不能为其所用就会被消灭；而奥拉博士反对军方丧失人性的功利主义观，肯定所有嵌合体的存在价值。二者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合作关系的瓦解，战争由此爆发。书中的嵌合体虽然拥有大比例的人类基因，却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战争的工具。
石黑一雄注重人物主体性，偏好从人文角度感性地表达克隆人对身份危机的痛苦挣扎和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艰难追寻，从而引起读者对于科学伦理和人类主体性的双重思考。而刘慈欣塑造人物的风格较为单刀直入，他比石黑一雄多了一些纯科学的理性，也多了一些近乎直白的叙事——少了人物刻画，免去对人物形象的加工润色，一切都从属于他宏大的叙事风格。
自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黄金发展期后，国际上科幻小说的主流开始转向反思阶段：除了对科学技术和高度文明的推崇，更多了对人性的严酷拷问。在这一点上，石黑一雄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一趋势中的代表作。而中国作家刘慈欣却主张：“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知识，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技术，这会是我目前作品相对永恒的主题。我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文化启蒙。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思维，中国还远远没有到反思科学技术的时候。”①他明白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什么是主要矛盾，所以刻意淡化主人公对身份、对命运、对未来的追寻与挣扎，减少科幻作品中关于人文和伦理的部分，直接把科学技术与其悲剧性后果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迫使读者先建立一个对科学技术相对理性与全面的认识，然后再去谈人文、谈伦理。
我们无法判断两位作者谁“技高一筹”，因为我们不能将作者与其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割裂开。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尚落后于西方世界好几个世纪，而所处环境的不同注定会让他们的写作风格和侧重点大相径庭。
二、边缘群体身份危机下的主体性和悲剧性 在两部作品中，一个共同的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这些人类智慧的“产物”究竟属不属于人类的范畴——这就引出了伦理身份的话题。伦理身份是科幻学者常取的落脚点，它可以反映文学家和科学家对待生命与伦理的不同态度。聂珍钊教授说：“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②
《魔鬼积木》中的嵌合体有着半人半兽的外形。从视觉观感上它们丑陋诡谲，“正常人”第一眼看到它们都会产生抵触排斥心理，否定其人的特性。但若深究，嵌合体体内大量人类基因的存在又让上述立场变得难以维系。嵌合体会说话，会思考，会使用工具，也可以参与战斗。除了一些生理上的差异，它们几乎与人类无异。
更难界定的是《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问题。在这一点上，人类显得更加左右为难。克隆人拥有人类的全部基因，又有主观情感和创造性，却依旧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无法体面地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主流视野之外，存在的意义就是毫无保留地捐献器官。书中人物埃米莉曾说：“克隆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不应有生的权利。”③她的想法代表了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主张。
两部小说中的嵌合体和克隆人都曾或长或短地步入过人类社会，但他们却从未真正融入人类社会。它们的存在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以至于《魔鬼积木》中奥拉博士的女儿在第一次看到人蛇嵌合体后被活生生吓死。该书中最大的冲突是以军方和奥拉博士为代表的两类人群的冲突。虽然最终奥拉博士带领嵌合体军团战胜残虐的军方获得了一场道德的胜利，但是归根结底，这却是一场生命悲剧。
《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虽拥有人类特性，但人类对其始终有一种恐惧感。在凯丝一行人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被反复告知：“你们是学生，你们是……特别的。”④具体怎样特别，监护人又都三缄其口，使他们的成长过程始终笼罩着一层身份的疑云。克隆人没有生育权，既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不能够延续自己的血脉。他们仿佛只是一种暂时的存在，没有羁绊，独立于整个世界。他们平白来到这个世界，履行完捐献的使命后就逐步走向死亡，完全被物化成一种医学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石黑一雄用了“捐献”这一字眼来描述克隆人提供器官的行为。众所周知，捐献应该是善意的、主动的，但文中的捐献并非如此。黑尔舍姆给克隆人灌输的思想使他们将捐献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生价值也只有在捐献中才能实现。正是这一说辞为人类洗清了谋杀的罪名。捐献者成了待宰者，捐献行为实质上是主动接受谋杀的行为，荒唐的借口使得人类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慷慨捐献。
两种边缘群体只是作为战争和医疗的手段，既被人类世界利用，又被人类世界排斥。人类一边思考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与道德性，一边痴迷于边缘群体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驯化与利用从未停止。
对于命运，嵌合体和克隆人都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但二者的目的却有本质差异。嵌合体为生存而战，争取的是基本权利，它们本身缺乏主体性；而克隆人恰恰相反，他们探索的是自我身份和存在意义——惶恐与困惑几乎贯穿了克隆人的一生，他们渴望外部世界的认同：因恐惧监护人对他们的评价下降而严格遵守纪律，因希望获得社会认可而从电视上学习正常人的举止。尽管如此，内外世界的双重否定使他们更加困惑，只得在荒诞中寻求自我认知，如凯丝试图在色情杂志中找到自己的原型。露丝说：“我们是从社会渣滓中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⑤
黑尔舍姆对克隆人的养育受到了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监护人认为，如果学生被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埃米莉说：“我们拿走你们的美术作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展示你们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你们也是有灵魂的。”⑥出于人类的自身需求，克隆人渐渐被物化成医疗商品。他们虽有完善的人格和独立的意识，却依旧漂泊无家，没有社会角色，也没有文化身份。李厥云说：“通过科学乌托邦的戏仿，石黑一雄指出人类盛行的消费主义，在这种观念下，赚取利润和消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⑦外部世界用强权和秩序压制了克隆人的自由，并通过否定其存在价值而剥夺其主体性。克隆人对身份的执着诉求反而加深了他们被驯服、被物化的程度。
边缘群体与外部世界的悲剧对抗过程就展现了悲剧本身的崇高之美。《魔鬼积木》结尾的战争是一出生命的悲剧。因为整个嵌合体族群都不具有主体性，缺少生命的主人翁意识。而就《别让我走》而言，即使凯丝和汤米最后斗争失败，凯丝将走上捐献的道路，我们依旧可以称许他们的斗争行为。尽管命运的悲剧性和最终的死亡结局不可逆转，主人翁的抗争过程却有着高度的审美价值。
三、生命观与尊严权——主流科学的“困境”
科学伦理是科幻这一文学体裁永恒的主题。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开拓者邱仁宗教授说：“科学所解决的问题是‘能’与‘不能’，而伦理学解决的问题则是‘该’与‘不该’。”⑧科学与伦理，就好像是作家描绘各自世界的图线，一经一纬间浮现出各自的启蒙与警示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不可兼得也造成了如今大部分科幻作家的困境。
《魔鬼积木》中人物的生命贵贱和尊严高下，被作者的科学激情冲击到了边缘地带。在刘慈欣的笔下，一间间嵌合体实验室犹如一口口棺材，阴森恐怖，整个“创世工程”宛如人間炼狱。书中的“淘金者系统”为了筛选出最优兵种，不惜大肆屠杀不合格的人造人成品。1号基地的嵌合体在菲利克斯将军的授意下被毁灭：“成长区的声音早早就传了出来，而且比平时大得多，似乎上万个声音在同时进行着一场凄惨恐怖的大合唱……这些声音又像哭又像笑，在奥拉的感觉中，好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些垂死的哀鸣。”⑨而《魔鬼积木》结局的人造人战争，用“生灵涂炭”这个词形容毫不夸张。那些视死如归的“飞人”为了生存自觉进行着无异于“自杀式袭击”的行动，前仆后继，就算同伴被箭射中也绝不止步。而身为人类的主角菲利克斯将军，在制造出这种失控场面后，也只是淡淡一句：“那些组合体算人吗？坦率地说，您想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感情是丝毫不存在的，我对于那些组合体没有什么认同感。”⑩如此不近人情的评论不禁让人心寒。
众所周知，克隆技术本身已经侵犯了人类基因的独特性和同一性。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和克隆人都是这项技术的受害者。于是我们看到了科技反噬人类的悲剧。中国的科幻小说，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从写作热潮至今，经历了救亡、启蒙、务实等阶段，如今我们急需一轮“二次启蒙”。只有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尊严的重视安放在人类及人类以外的物种身上，才有可能让科幻小说的感染力更进一步。
在《别让我走》中，生命的价值不可剥夺。克隆人试图通过器官捐献体现自身价值，得到尊重。主人公凯丝和汤米拼命追求和维护真爱，想要用真正的相爱得到延期捐献，从而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
在道德层面上，尊严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生命伦理的本质。仅仅在表面描写自然灾害、文明末日和未来宇宙，于自然、于人类都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先决性思考。人类发展了科学，科学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全人类的。它不是某些主流群体的筹码与工具，更不是让人类反噬其身的悲剧的导火索。
科学伦理为科技发展与应用提供了一个规范和尺度，使其得到了明确的道德性指导，弥补了单纯科学理性中缺乏的人文思考。《别让我走》代表了石黑一雄的伦理呼唤，书中少了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评判，多了对人物主体性的探索，通篇都在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他关注的是人文，是道德，是一个科学与伦理相辅相成的世界。相较之下，刘慈欣的《魔鬼积木》更多的是对科学技术的纯粹描绘。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与价值追寻都附属在刘氏科幻世界的宏观版图中——没有丰富的人类情感，没有主体性的艰难追寻，只有冷静的理性叙事。两部小说中人造人的生命轻重与尊严高下也说明了作者对伦理的关注程度。科技发展贯穿人类文明史，但在这一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背后，人们也不能抛却人文情怀。
{1} 姜澎、刘慈欣：《中国需要更多科学思维 远未到反思科技的时候》，《科技生活》2015年第194期，第72-73页。
②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12-22页。
③④⑤⑥ 〔英〕石黑一雄：《别让我走》，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第63页，第152页，第239页。
⑦ 李厥云：《多元文化下的漫步者：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宗敏，邱仁宗：《用“骑单车”方式研究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1期。
⑨⑩ 刘慈欣：《魔鬼积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第18页。
参考文献：
[1] 刘再复.刘再复集——寻找·呼唤[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 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4（3）.
作 者：刘 昊，南京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潘雨晴，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宋 文，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人造人 人文情怀 科学伦理 人物身份 主体性 悲剧性
1997年，《自然》杂志刊登了克隆羊“多利”的诞生，生殖性克隆的话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而后，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人造人的科技水平。科学家将人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现实，而科幻作家则站在人文和伦理的角度对这些想象进行审视与批判。后者从未囿于科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是立足全人类的长远发展，在科技的前行之路上不断提出质疑与挑战。
东西方社会背景的不同与作家的主观差异影响着科幻小说的叙述角度。2005年，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了《别让我走》，从人文角度质疑科技的道德性，书中人物具有高度主体性，对自身命运认知强烈；2008年中国科幻作品《魔鬼积木》问世。其作者刘慈欣承袭近代以来古典科幻的格局，大笔触渲染科学与自然的伟大力量，将小说人物的个体感受牺牲在社会进程的风起云涌中——两位作家在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之间进行自主取舍，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一、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的偏颇 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由克隆人凯丝的回忆展开，全文以平淡却不平凡的笔触，顺逆交替着描绘了一群游走在人类边缘的克隆人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他们因人类的医疗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在壮年之前捐献重要器官，而后结束生命。书中的克隆人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善于创造，具有高度的主體性。钟爱漂泊与追寻主题的石黑一雄，关注在社会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克隆人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矛盾，通过对克隆人个人生活、情感历程和命运归宿的描写与存在价值的追寻将科学与人文结合，给人以启示。
而刘慈欣的《魔鬼积木》则切换视角，以创造出“嵌合体”的奥拉博士为着眼点，从人类角度刻画基因工程技术应用于战争的矛盾：军方追求高素质兵源，将动物与人类基因组合，形成富有战斗力的嵌合体，若不能为其所用就会被消灭；而奥拉博士反对军方丧失人性的功利主义观，肯定所有嵌合体的存在价值。二者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合作关系的瓦解，战争由此爆发。书中的嵌合体虽然拥有大比例的人类基因，却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战争的工具。
石黑一雄注重人物主体性，偏好从人文角度感性地表达克隆人对身份危机的痛苦挣扎和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艰难追寻，从而引起读者对于科学伦理和人类主体性的双重思考。而刘慈欣塑造人物的风格较为单刀直入，他比石黑一雄多了一些纯科学的理性，也多了一些近乎直白的叙事——少了人物刻画，免去对人物形象的加工润色，一切都从属于他宏大的叙事风格。
自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黄金发展期后，国际上科幻小说的主流开始转向反思阶段：除了对科学技术和高度文明的推崇，更多了对人性的严酷拷问。在这一点上，石黑一雄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一趋势中的代表作。而中国作家刘慈欣却主张：“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知识，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技术，这会是我目前作品相对永恒的主题。我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文化启蒙。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思维，中国还远远没有到反思科学技术的时候。”①他明白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什么是主要矛盾，所以刻意淡化主人公对身份、对命运、对未来的追寻与挣扎，减少科幻作品中关于人文和伦理的部分，直接把科学技术与其悲剧性后果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迫使读者先建立一个对科学技术相对理性与全面的认识，然后再去谈人文、谈伦理。
我们无法判断两位作者谁“技高一筹”，因为我们不能将作者与其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割裂开。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尚落后于西方世界好几个世纪，而所处环境的不同注定会让他们的写作风格和侧重点大相径庭。
二、边缘群体身份危机下的主体性和悲剧性 在两部作品中，一个共同的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这些人类智慧的“产物”究竟属不属于人类的范畴——这就引出了伦理身份的话题。伦理身份是科幻学者常取的落脚点，它可以反映文学家和科学家对待生命与伦理的不同态度。聂珍钊教授说：“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②
《魔鬼积木》中的嵌合体有着半人半兽的外形。从视觉观感上它们丑陋诡谲，“正常人”第一眼看到它们都会产生抵触排斥心理，否定其人的特性。但若深究，嵌合体体内大量人类基因的存在又让上述立场变得难以维系。嵌合体会说话，会思考，会使用工具，也可以参与战斗。除了一些生理上的差异，它们几乎与人类无异。
更难界定的是《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问题。在这一点上，人类显得更加左右为难。克隆人拥有人类的全部基因，又有主观情感和创造性，却依旧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无法体面地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主流视野之外，存在的意义就是毫无保留地捐献器官。书中人物埃米莉曾说：“克隆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不应有生的权利。”③她的想法代表了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主张。
两部小说中的嵌合体和克隆人都曾或长或短地步入过人类社会，但他们却从未真正融入人类社会。它们的存在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以至于《魔鬼积木》中奥拉博士的女儿在第一次看到人蛇嵌合体后被活生生吓死。该书中最大的冲突是以军方和奥拉博士为代表的两类人群的冲突。虽然最终奥拉博士带领嵌合体军团战胜残虐的军方获得了一场道德的胜利，但是归根结底，这却是一场生命悲剧。
《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虽拥有人类特性，但人类对其始终有一种恐惧感。在凯丝一行人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被反复告知：“你们是学生，你们是……特别的。”④具体怎样特别，监护人又都三缄其口，使他们的成长过程始终笼罩着一层身份的疑云。克隆人没有生育权，既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不能够延续自己的血脉。他们仿佛只是一种暂时的存在，没有羁绊，独立于整个世界。他们平白来到这个世界，履行完捐献的使命后就逐步走向死亡，完全被物化成一种医学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石黑一雄用了“捐献”这一字眼来描述克隆人提供器官的行为。众所周知，捐献应该是善意的、主动的，但文中的捐献并非如此。黑尔舍姆给克隆人灌输的思想使他们将捐献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生价值也只有在捐献中才能实现。正是这一说辞为人类洗清了谋杀的罪名。捐献者成了待宰者，捐献行为实质上是主动接受谋杀的行为，荒唐的借口使得人类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慷慨捐献。
两种边缘群体只是作为战争和医疗的手段，既被人类世界利用，又被人类世界排斥。人类一边思考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与道德性，一边痴迷于边缘群体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驯化与利用从未停止。
对于命运，嵌合体和克隆人都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但二者的目的却有本质差异。嵌合体为生存而战，争取的是基本权利，它们本身缺乏主体性；而克隆人恰恰相反，他们探索的是自我身份和存在意义——惶恐与困惑几乎贯穿了克隆人的一生，他们渴望外部世界的认同：因恐惧监护人对他们的评价下降而严格遵守纪律，因希望获得社会认可而从电视上学习正常人的举止。尽管如此，内外世界的双重否定使他们更加困惑，只得在荒诞中寻求自我认知，如凯丝试图在色情杂志中找到自己的原型。露丝说：“我们是从社会渣滓中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也许还有罪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⑤
黑尔舍姆对克隆人的养育受到了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监护人认为，如果学生被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长为和任何正常人类一样敏感和聪明的人。埃米莉说：“我们拿走你们的美术作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展示你们的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你们也是有灵魂的。”⑥出于人类的自身需求，克隆人渐渐被物化成医疗商品。他们虽有完善的人格和独立的意识，却依旧漂泊无家，没有社会角色，也没有文化身份。李厥云说：“通过科学乌托邦的戏仿，石黑一雄指出人类盛行的消费主义，在这种观念下，赚取利润和消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⑦外部世界用强权和秩序压制了克隆人的自由，并通过否定其存在价值而剥夺其主体性。克隆人对身份的执着诉求反而加深了他们被驯服、被物化的程度。
边缘群体与外部世界的悲剧对抗过程就展现了悲剧本身的崇高之美。《魔鬼积木》结尾的战争是一出生命的悲剧。因为整个嵌合体族群都不具有主体性，缺少生命的主人翁意识。而就《别让我走》而言，即使凯丝和汤米最后斗争失败，凯丝将走上捐献的道路，我们依旧可以称许他们的斗争行为。尽管命运的悲剧性和最终的死亡结局不可逆转，主人翁的抗争过程却有着高度的审美价值。
三、生命观与尊严权——主流科学的“困境”
科学伦理是科幻这一文学体裁永恒的主题。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开拓者邱仁宗教授说：“科学所解决的问题是‘能’与‘不能’，而伦理学解决的问题则是‘该’与‘不该’。”⑧科学与伦理，就好像是作家描绘各自世界的图线，一经一纬间浮现出各自的启蒙与警示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不可兼得也造成了如今大部分科幻作家的困境。
《魔鬼积木》中人物的生命贵贱和尊严高下，被作者的科学激情冲击到了边缘地带。在刘慈欣的笔下，一间间嵌合体实验室犹如一口口棺材，阴森恐怖，整个“创世工程”宛如人間炼狱。书中的“淘金者系统”为了筛选出最优兵种，不惜大肆屠杀不合格的人造人成品。1号基地的嵌合体在菲利克斯将军的授意下被毁灭：“成长区的声音早早就传了出来，而且比平时大得多，似乎上万个声音在同时进行着一场凄惨恐怖的大合唱……这些声音又像哭又像笑，在奥拉的感觉中，好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些垂死的哀鸣。”⑨而《魔鬼积木》结局的人造人战争，用“生灵涂炭”这个词形容毫不夸张。那些视死如归的“飞人”为了生存自觉进行着无异于“自杀式袭击”的行动，前仆后继，就算同伴被箭射中也绝不止步。而身为人类的主角菲利克斯将军，在制造出这种失控场面后，也只是淡淡一句：“那些组合体算人吗？坦率地说，您想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感情是丝毫不存在的，我对于那些组合体没有什么认同感。”⑩如此不近人情的评论不禁让人心寒。
众所周知，克隆技术本身已经侵犯了人类基因的独特性和同一性。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和克隆人都是这项技术的受害者。于是我们看到了科技反噬人类的悲剧。中国的科幻小说，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从写作热潮至今，经历了救亡、启蒙、务实等阶段，如今我们急需一轮“二次启蒙”。只有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尊严的重视安放在人类及人类以外的物种身上，才有可能让科幻小说的感染力更进一步。
在《别让我走》中，生命的价值不可剥夺。克隆人试图通过器官捐献体现自身价值，得到尊重。主人公凯丝和汤米拼命追求和维护真爱，想要用真正的相爱得到延期捐献，从而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
在道德层面上，尊严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生命伦理的本质。仅仅在表面描写自然灾害、文明末日和未来宇宙，于自然、于人类都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先决性思考。人类发展了科学，科学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全人类的。它不是某些主流群体的筹码与工具，更不是让人类反噬其身的悲剧的导火索。
科学伦理为科技发展与应用提供了一个规范和尺度，使其得到了明确的道德性指导，弥补了单纯科学理性中缺乏的人文思考。《别让我走》代表了石黑一雄的伦理呼唤，书中少了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评判，多了对人物主体性的探索，通篇都在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他关注的是人文，是道德，是一个科学与伦理相辅相成的世界。相较之下，刘慈欣的《魔鬼积木》更多的是对科学技术的纯粹描绘。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与价值追寻都附属在刘氏科幻世界的宏观版图中——没有丰富的人类情感，没有主体性的艰难追寻，只有冷静的理性叙事。两部小说中人造人的生命轻重与尊严高下也说明了作者对伦理的关注程度。科技发展贯穿人类文明史，但在这一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背后，人们也不能抛却人文情怀。
{1} 姜澎、刘慈欣：《中国需要更多科学思维 远未到反思科技的时候》，《科技生活》2015年第194期，第72-73页。
②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12-22页。
③④⑤⑥ 〔英〕石黑一雄：《别让我走》，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第63页，第152页，第239页。
⑦ 李厥云：《多元文化下的漫步者：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宗敏，邱仁宗：《用“骑单车”方式研究伦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1期。
⑨⑩ 刘慈欣：《魔鬼积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第18页。
参考文献：
[1] 刘再复.刘再复集——寻找·呼唤[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 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4（3）.
作 者：刘 昊，南京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潘雨晴，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宋 文，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