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19日，李元奇从大连海边第一次到了群山环绕的沂蒙，也差不多在那一年我认识了他。2012年1月17日，是迄今为止他最后一次去沂蒙，27年间他去了39次。这27年，我们断续见了十几面，最近一次见他，是他最后一次从沂蒙回来不久的一个傍晚，他从印刷厂抱着一本刚刚印好的大书—《安身立命的乡村—沂蒙纪事》来找我喝酒。
　　李元奇作为摄影者，用几乎半生的精力去做一件事，真的难能可贵。将近30年的沂蒙拍摄，没有特别的理由，或是有太多理由。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山区，他用照片记录了那个地域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以摄影为手段的艺术化的田野调查，足见他高远的胆识和精神寄托。他拍摄沂蒙的这20多年，正是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历史转化的关节处，他记录下民间生活的婆娑云烟，给这一地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生动、具象的资料，他作品中的许多场景如今已成绝唱。
　　摄影，之于不同的人有着许多不同的意义和态度，而李元奇对沂蒙的长久关注，应该是摄影的最好方式之一，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到陌生的地域拍摄一群陌生人的生活，特别是那里的一切与自身生活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就给摄影者提出了太多问题，你会因距离与陌生带来的新奇而不知所措，也会因作为外来者身份的闯入让被摄者惊恐或排斥，还会因为对那个地域认知的浅显而让照片流于皮相。不知李元奇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从最终这册关于沂蒙的五六斤重沉甸甸的大书里，我们看到了真实和亲切。
　　沂蒙不是李元奇的家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的联系，他却用近30年的时间在那里拍摄了几万张照片。如果把这种行为理解成是猎奇，肯定是对坚持的侮辱；如果想象成是为了名利的附庸，更是不可理喻。当人们沉溺于柔软的风花雪夜，热衷于不知所云的观念前卫，制造着虚假的民风民俗的时候，一位摄影者严肃地站在真实的土地上负责任地观看和记录，仅这一点就足以值得我们投去尊重的目光和赞扬的掌声。
　　李元奇在30几岁时就功成名就，他不但一直坚持拍摄，并以近乎偏执的性格坚守一贯的风格和题材。几十年来，他作品的关注点始终是底层百姓，他的表达方式也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朴素，他不屑以所谓艺术的虚张声势去装饰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用平视抑或仰视的眼睛和心态，来观看与感受他镜头中亲人般的父老乡亲。不论艰辛生活的沉重，还是乐观向上的轻松，在他的作品里都以平和的声调娓娓道来。看他的作品，有时会忽略所谓的构图用光等无聊的技巧，你几乎可以忘记他是个摄影师，或者干脆想不起作者的存在。
　　在沂蒙行走数万公里，用掉1200多个胶卷，拍摄4万多张照片之后，印象中年轻的李元奇竟是已近花甲的老人。生命的无奈令人唏嘘，但这部倾半生心血的力作足以让他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