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巴拉顿湖北岸风景如画的小镇上，有一座犹太名人馆，里面陈列着130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犹太名人，其中许多是匈牙利裔。但是，名人馆商店内并没有与匈牙利犹太人有关的东西。你最多只能买到犹太酒，或者印有爱因斯坦吐舌头照片的马克杯。
　　也许这不是什么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庆祝匈牙利另一家犹太博物馆开门大吉。匈牙利是欧洲第二大犹太社区，却很少有大屠杀纪念馆。我们甚至忽略了一个事实：博物馆只承认STEM研究方面的杰出犹太人，而没有向世人展示其他著名犹太学者，后者的成就与进步主义思想和行动关系密切。毫无疑问，这一有失偏颇的态度是在取悦给博物馆财务支持的匈牙利政府。
　　但展出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痛苦的疏漏：对于它决定展出的犹太人才为何受到迫害，又如何存活下来，它没有做批判性思考。博物馆内唯一的三维实物展品是入口处的一块牌匾，说了一些“邪恶”和“杀戮计划”之类的场面话。这一对于大屠杀以及匈牙利人在其中的帮凶角色的暧昧态度—或者说沉默—是匈牙利令人担忧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欧洲犹太人灭绝的历史，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二战后，在被苏联占领的国家，关于犹太社区的记忆只能在资金不足、年久失修、专门用来存放大屠杀档案的档案室里苟延残喘。官方的战争纪念活动，不会提到犹太受害者。
　　东欧记忆文化在最近30年，经历了大屠杀“美国化”的根本性变化—用德国文化研究学者温弗里德·弗拉克的话说，这是一个为了让复杂事件被更广泛的民众接触而剥离复杂性的反民主过程。在匈牙利，直到2002年布达佩斯一座前犹太教堂开出一个小型纪念中心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以国际通行方式做大屠杀展览。
　　将大屠杀“美国化”的博物馆还让回忆技术化，产生了没有历史物品的展出。游客根据自己的兴趣，用触屏“订制”博物馆游览—在屠杀日益受到忽视时，这是一个危险的教育策略。
　　过度技术化的犹太名人馆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入口处，游客首先看到的是一楼的电脑终端。在这里，他们会在刻意摆在显眼处的交互界面上，选择想看哪位科学家的生活简史。这种方式和国家的大屠杀叙事之间的错配，尽显无遗。
　　此外，命运纪念馆（House of Fates）也存在这一误导性的高科技方式。命运纪念馆是布达佩斯的第二家大屠杀博物馆，规划立项已久，最初计划在2014年开张。美轮美奂的大楼已经竣工多年，但展出仍未准备就绪，而其剧本就像是野人：没人正式见过它，专家从未公开讨论过它，但它被广泛相信是存在的。
　　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匈牙利学者会为这个项目欢呼雀跃，项目的财务状况令人警惕得密不透风。博物馆新聘的以色列和美国男性学者，作为工作人员在媒体的帮助下一直在重写剧本，而他们的概念化的源头与犹太名人馆完全一样—空洞的描述和数字魔法将被用来模糊关键的问题：谁要为60万匈牙利犹太人惨遭杀戮负责。
　　全新的命运纪念馆项目，可以帮助建立关于大屠杀在今日匈牙利的含义和遗产的新叙事和自我定义。這应该包括不同记忆文化之间、专家之间、本地社区之间以及更广泛的匈牙利公众之间的对话。
　　否则，对作为道德地标的犹太大屠杀的记忆，将会变成消失的模拟物：越多博物馆将它搬到触摸屏上，它就变得越空洞。很快，我们就都将生活在“居住着动物和乞丐”（博尔赫斯语）的土地上，贩卖庸俗的马克杯，杯上有爱因斯坦朝我们吐舌头。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安德烈·佩托是中欧大学性别研究系教授、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