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市中心的主干道边上，斜对面就是市里最大的医院，平日偶尔能听见救护车的声音。
　　我不喜欢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更看不惯城里人眼中透着土气的乡下人——他们来去匆匆，撞到了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而且像听不懂普通话一样，医生明明叫大家在门口排队，他们却总拿着病历本往里涌，大声嚷嚷：“大夫，到我没呢？大夫！”
　　后来我渐渐明白，因为他们不懂烦琐的礼貌用语，撞到人后本想报以抱歉的微笑，但嘴角还没扯到应有的弧度，就被城里人眼里的傲慢和嘴里发出的抱怨给憋了回去，所以笑容顿时变得很尴尬。而他们之所以不会排队，是因为身体等不了。
　　腊月的清晨，又下雪了。六点天还没亮，作为高中生的我就得赶紧扒拉完早餐，去家门口的站点等校车。我抱着胳膊，在站点来回踱步。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瘦小女人缓缓地从我身边走过。她一手插兜，一手揪着衣领，露在外面的耳朵冻得通红。经过我身边时，我明显感觉到她想停下来，因为她的右脚正在迈与不迈之间挣扎，样子有点滑稽。
　　我仔细一看，是个年纪比我母亲大些的妇女，前额的头发已经花白，眼睛也有点浑浊。
　　迎上我的目光，她惊慌地用舌头快速舔了舔皲裂的嘴唇。
　　“你能不能……能不能……給我五块钱？”她问。
　　“为什么？”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俺妈病了，在医院等着做手术……俺不是坏人，大夫说，这个手术得赶紧做……但是俺现在还没凑够钱……”说完，她便低下头。
　　我断定她在撒谎，一个有手有脚有力气的人，怎么会连五块钱都问一个孩子要？如果此时我的身边站着一个大人，她还会问吗？所以她是在利用不谙世事的孩子的同情心来骗钱！
　　“抱歉，没有！”我完全没有克制住内心厌恶的情绪，让它肆意在脸上游走，甚至还用微抬的下巴，警告这个女人，我已经识破了她的诡计，同时对她的行为感到不齿。
　　她看着我，愣了一下。我想她已知道我看透了她可怜兮兮外表下肮脏的灵魂，我在等着看她惊慌失措的样子。
　　但她反而从容地笑了，说：“没关系，没关系。”
　　校车开进我的视野，我没有再回头看她一眼，跳上了车。
　　但奇怪的是，我的聪明机智没有带给我一丝快感，我反而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因为她最后那抹微笑，似曾相识。就像小时候，姥姥识破我的“阴谋诡计”后的那种笑，什么都明白，但什么都可以包容我。
　　五块钱，不及一份麻辣烫的价钱，给她，并不会让我的生活质量发生本质变化;不给她，却很可能助长这个世界的冷漠。何况，我竟还深深鄙视她。
　　晚上回到家，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如果她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我早上的行为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呢？也许我一开始就放下偏见，平等和她对话，那么，就算我没有给她钱，我心里也不会这么失落。
　　我从床上爬起来，将一张崭新的十块钱放到书包里。但是第二天，那个女人没有出现，第三天，依然没有。
　　我翻开日记本，想把愧疚感写给它听，末了再写句“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或“做个善良的人”等来安慰自己，以为这样我的灵魂便可以得到救赎，但想了很久，却无法下笔。我把那张原本可以救赎我的十块钱夹在日记本中。半梦半醒间，仿佛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后来家里的老房子准备卖掉，我收拾东西时，在书桌的抽屉里拾得那本日记本。上面所载的事情我大多已经忘记，但夹着十块钱的空白页，很快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寒冷的早晨。
　　日记里没有字，但幕幕扎心。糊涂的善良有时比清醒的苛责会更让人感到温暖。
　　房间里大多数东西被我处理掉了，只有那本日记本和几张毕业照被我带走。我把日记本重新锁进抽屉，以后有机会，我要把这件事讲给我未来的孩子听，告诉他们：人生在世，难得糊涂。
　　（王文炎摘自《求学》2020年第6期/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