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北京居所的街对面，有一座写字楼叫“久凌大厦”。它的名字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写的，金光闪闪地镶嵌在大厦的墙壁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记忆中偌大的京城里，让人眼花缭乱的无数名人名家的题匾中，沙老的字似乎仅此一处。他的书法苍劲、厚重、气势大，是习字的我的楷模。
　　弹指间也是十年前的这个黄叶遍地的季节，我随总政歌舞团到杭州演出，演出之余有当地报社的年轻记者采访我，来者同龄，且气味相投，所以话题甚广。我们谈歌，谈诗书画，谈杭州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还谈到了仍住在杭城的沙孟海。记者显然被我对杭州的热爱和对沙老的崇敬所感动了，他说我能让他油然生起一股作为杭州人的骄傲。于是他还颇为得意地连说自己是沙孟海先生的孙子的同学，还自告奋勇地要带我去拜访老人。我当然求之不得。
　　次日上午，风和日丽。记者仗着他特殊的身份和对沙家的熟悉，不曾预约就径直领我前往。不谙杭城的我乖乖地跟着他，七拐八拐地穿越在独具韵味的小巷里。当然，临近沙家时，我是忘不了去买上一大兜香蕉、柑橘之类的水果，一是聊表敬意，二是也有“企图”，想以此作为“敲门砖”，或许能讨来沙老的字。
　　敲开门，握手的是沙老的长子，也就是记者的同学的父亲沙旷世先生。记者果然与沙家熟，三言两语便与旷世先生套上了“近乎”。我趁他俩在交谈时对我的“忽略”，打量起了这间不大的、但是十分整洁的客厅。只见室里最显眼的竟是各式各样尚未开封的礼品盒子。我心里明白，这些礼物应该都是像我一样慕名而来拜访的客人送的。看着这些精美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自己手里拎来的这些水果是不是会太“寒酸”了点?我下意识地将它往身背挪了挪。
　　旷世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尴尬。面对着记者的介绍，他平静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家父早在1981年时，就买过你的独唱唱片，那种塑料薄膜做的，三毛钱一张。”大家都笑了，笑声稀释了陌生。他又说：“你看这些礼物，都是上门求字的客人送的，怎么也拒绝不了……今天你来事先没有约定，真是抱歉，家父身体不好，加上天气冷了，也不写字……”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赶紧说：“您误会了。因为我从小练字，也读过沙老的经历，十分敬仰他的为人为艺。此次前来，的确是想来拜访他，而不是求字的。”说完我便告辞并留下了水果，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表示此行的第二个“企图”而感到了坦然。
　　已站在门口做送客状的旷世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愣了一下，片刻他很有感慨地说：“你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来我家不求字的人。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想着为你向家父求幅字吧。”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把这次拜访，作为在我从艺路上经历过的一桩了却心愿的雅事。
　　料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在北京竟然真的接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是一幅沙老书写的柳宗元的五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应当算是诚信吧。如今早已过世的沙孟海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正是他这种不经雕琢的品行，这些年来一直感动着我。每当我经过“久凌大厦”，都会仰望着一位老人的高大，同时自己也在思量，做人怎样才能做到活着对社会有益，死后还让人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