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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北京居所的街对面,有一座写字楼叫“久凌大厦”。它的名字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写的,金光闪闪地镶嵌在大厦的墙壁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记忆中偌大的京城里,让人眼花缭乱的无数名人名家的题匾中,沙老的字似乎仅此一处。他的书法苍劲、厚重、气势大,是习字的我的楷模。
弹指间也是十年前的这个黄叶遍地的季节,我随总政歌舞团到杭州演出,演出之余有当地报社的年轻记者采访我,来者同龄,且气味相投,所以话题甚广。我们谈歌,谈诗书画,谈杭州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还谈到了仍住在杭城的沙孟海。记者显然被我对杭州的热爱和对沙老的崇敬所感动了,他说我能让他油然生起一股作为杭州人的骄傲。于是他还颇为得意地连说自己是沙孟海先生的孙子的同学,还自告奋勇地要带我去拜访老人。我当然求之不得。
次日上午,风和日丽。记者仗着他特殊的身份和对沙家的熟悉,不曾预约就径直领我前往。不谙杭城的我乖乖地跟着他,七拐八拐地穿越在独具韵味的小巷里。当然,临近沙家时,我是忘不了去买上一大兜香蕉、柑橘之类的水果,一是聊表敬意,二是也有“企图”,想以此作为“敲门砖”,或许能讨来沙老的字。
敲开门,握手的是沙老的长子,也就是记者的同学的父亲沙旷世先生。记者果然与沙家熟,三言两语便与旷世先生套上了“近乎”。我趁他俩在交谈时对我的“忽略”,打量起了这间不大的、但是十分整洁的客厅。只见室里最显眼的竟是各式各样尚未开封的礼品盒子。我心里明白,这些礼物应该都是像我一样慕名而来拜访的客人送的。看着这些精美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自己手里拎来的这些水果是不是会太“寒酸”了点?我下意识地将它往身背挪了挪。
旷世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尴尬。面对着记者的介绍,他平静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家父早在1981年时,就买过你的独唱唱片,那种塑料薄膜做的,三毛钱一张。”大家都笑了,笑声稀释了陌生。他又说:“你看这些礼物,都是上门求字的客人送的,怎么也拒绝不了……今天你来事先没有约定,真是抱歉,家父身体不好,加上天气冷了,也不写字……”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赶紧说:“您误会了。因为我从小练字,也读过沙老的经历,十分敬仰他的为人为艺。此次前来,的确是想来拜访他,而不是求字的。”说完我便告辞并留下了水果,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表示此行的第二个“企图”而感到了坦然。
已站在门口做送客状的旷世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愣了一下,片刻他很有感慨地说:“你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来我家不求字的人。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想着为你向家父求幅字吧。”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把这次拜访,作为在我从艺路上经历过的一桩了却心愿的雅事。
料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在北京竟然真的接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是一幅沙老书写的柳宗元的五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应当算是诚信吧。如今早已过世的沙孟海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正是他这种不经雕琢的品行,这些年来一直感动着我。每当我经过“久凌大厦”,都会仰望着一位老人的高大,同时自己也在思量,做人怎样才能做到活着对社会有益,死后还让人难以忘记。
弹指间也是十年前的这个黄叶遍地的季节,我随总政歌舞团到杭州演出,演出之余有当地报社的年轻记者采访我,来者同龄,且气味相投,所以话题甚广。我们谈歌,谈诗书画,谈杭州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还谈到了仍住在杭城的沙孟海。记者显然被我对杭州的热爱和对沙老的崇敬所感动了,他说我能让他油然生起一股作为杭州人的骄傲。于是他还颇为得意地连说自己是沙孟海先生的孙子的同学,还自告奋勇地要带我去拜访老人。我当然求之不得。
次日上午,风和日丽。记者仗着他特殊的身份和对沙家的熟悉,不曾预约就径直领我前往。不谙杭城的我乖乖地跟着他,七拐八拐地穿越在独具韵味的小巷里。当然,临近沙家时,我是忘不了去买上一大兜香蕉、柑橘之类的水果,一是聊表敬意,二是也有“企图”,想以此作为“敲门砖”,或许能讨来沙老的字。
敲开门,握手的是沙老的长子,也就是记者的同学的父亲沙旷世先生。记者果然与沙家熟,三言两语便与旷世先生套上了“近乎”。我趁他俩在交谈时对我的“忽略”,打量起了这间不大的、但是十分整洁的客厅。只见室里最显眼的竟是各式各样尚未开封的礼品盒子。我心里明白,这些礼物应该都是像我一样慕名而来拜访的客人送的。看着这些精美的东西,我突然觉得自己手里拎来的这些水果是不是会太“寒酸”了点?我下意识地将它往身背挪了挪。
旷世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尴尬。面对着记者的介绍,他平静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家父早在1981年时,就买过你的独唱唱片,那种塑料薄膜做的,三毛钱一张。”大家都笑了,笑声稀释了陌生。他又说:“你看这些礼物,都是上门求字的客人送的,怎么也拒绝不了……今天你来事先没有约定,真是抱歉,家父身体不好,加上天气冷了,也不写字……”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赶紧说:“您误会了。因为我从小练字,也读过沙老的经历,十分敬仰他的为人为艺。此次前来,的确是想来拜访他,而不是求字的。”说完我便告辞并留下了水果,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表示此行的第二个“企图”而感到了坦然。
已站在门口做送客状的旷世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愣了一下,片刻他很有感慨地说:“你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来我家不求字的人。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想着为你向家父求幅字吧。”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把这次拜访,作为在我从艺路上经历过的一桩了却心愿的雅事。
料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在北京竟然真的接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是一幅沙老书写的柳宗元的五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应当算是诚信吧。如今早已过世的沙孟海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正是他这种不经雕琢的品行,这些年来一直感动着我。每当我经过“久凌大厦”,都会仰望着一位老人的高大,同时自己也在思量,做人怎样才能做到活着对社会有益,死后还让人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