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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重要政策选项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稳增长”与以往历次“保增长”的背景与条件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能简单照搬固有的经验，套用过去的模式。
目前，我国经济放缓既是外需下降与投资拉动削弱使然，也是前期为防通胀、实现“软着陆”进行主动调节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本轮经济下滑背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即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过去所依赖的拼资源、拼低成本劳动力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内生动力。“稳增长”不能仅仅依靠“松货币”、“上项目”等短期措施来应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将推进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产业丰厚度，从根本上构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稳增长”还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建立起更加宽广与深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形势背后的真正含义，据此制订更加科学的经济决策。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国际分工形态已经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工及其比例关系，还有基于价值链分工模式所形成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谓产业内分工，典型的是将制造业划分为低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高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产品内分工则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工序和加工阶段，通过外包方式分散到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生产，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就是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系列手机。
正是在这种新形态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下，发达经济体不断将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其自身则更专注于上游的融资、研发和下游的物流、营销等产业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生产服务环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被纳入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并逐步被定格为产业价值链条低端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制成品出口基地。从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来看，欧洲和北美地区分别从1970年的46.87%、30.30%滑落至2010年25.99%和19.66%，而亚洲则从15.44%上升到43.86%，其中，中国的占比在过去的40年间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到达18.69%，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最终，当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分别发挥规模效应而出现集聚时，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也就从地理上催生出了发达国家专业化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
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发达经济体更易于专业化生产金融资产和进行金融创新。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金融分工也在深化，具体表现就是流入发达国家的金融证券资本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资本二元并存的结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2年末，美国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余额分别为0.79万亿美元和0.29万亿美元。到了2008年末，上述数值增加至9.06万亿美元和4.77万亿美元，亦即资本净流入高达4.29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8.4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上升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2009年末美国资本净流入依然高达4.45万亿美元。而且在美国的资本流入总量中，东亚国家的占比从2002年的26.62%提升至2008年的75.29%，构成了美国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早在200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总额就已占世界的21.3%，成为全球资本净流出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则是当年资本净流入最多的经济体，占全球资本净流入总量的比重高达49.2%。
结果，在产业分工失衡和金融分工失衡的双重循环机制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从属地位被进一步固化，辛苦赚取的劳动所得和贸易盈余无法有效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公众福利，反而成为了发达经济体进行金融投机和超前消费的能量之源。而发达经济体则既可以通过高技术垄断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赚取超额的生产者剩余，又可以从后者那里进口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享受消费者剩余，形成了“创造财富的国家生产，不创造财富的国家消费”的格局，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和世界经济失衡，扩大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分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低端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机遇，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到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1991年，日本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均GDP（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折算）分别相当于我国的57.45和48.34倍，而到了2010年，上述比值已经下降到11.58和16.09倍。这表明，通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新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然而，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取得30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不断积累了国际分工失衡所带来的多重矛盾。
首先，我国承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利用了要素资源的外生比较优势。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上看，中间投入品（主要是零配件和半制成品）占全部进口总额的2/3左右，初级产品占到8%～10%，而最终产品还不到总进口的1/4。相比之下，我国最终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高达61%～65%，其中，消费品占43%以上。换言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即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加工装配，然后出口最终产品。2000年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不仅固化了我国对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更加剧了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扭曲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消耗。据测算，2007年中国企业的投入品价格低估和成本扭曲高达3.8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15%，其中，劳动力成本低估2000亿元，土地成本低估约1500亿元，大宗商品成本低估1.6万亿元，环境成本低估1.08万亿元。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逼近和资源品价格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要素成本上升、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趋势必然会削弱单纯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亟待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其次，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的一般加工制造领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承受着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对等。台湾企业家施振荣曾经将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价值关系形象地描述为一条U型的“微笑曲线”：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服务环节处在微笑曲线的两端，附加值最高；而生产、加工和装配环节则位于曲线的谷底，附加价值最低。1991～2010年的20年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扩张了21.94倍，但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幅仅为8.57倍，我国加工制造的低端化和低附加值特征由此可见一斑。更为典型的是苹果手机及平板电脑的价值分配，一部价值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美国苹果总部可以获利360美元，而诸如富士康等中国代工企业，只能从中得到6.54美元的酬劳，不仅获利微薄，而且还被印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低附加值环节进入门槛较低。也就是说，依靠初级要素投人的低成本战略并不能排斥其他更具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加入竞争。因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一旦发现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将低端产业链再次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行转移。比如一些在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就是如此。在此情形下，高度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无疑会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近几年，我国频频被发达国家提出反倾销诉讼，就凸显了这种令人心酸的买方市场格局。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差别化定位，反而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最终导致国内同类型的工业企业之间陷入“逐底竞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再次，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和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我国局部区域的产业政策失范，严重制约了中国整体经济质量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增长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受到了较大的负向冲击，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企业倒闭数量大幅增加。深入剖析珠三角和长三角实体部门所受到的冲击，主要呈现出“三大三小”的突出特征：一是金融危机对低端制造业和依靠低成本竞争企业的影响较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较小。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区域，倒闭的企业从行业分布上来看，都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二是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强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大，而内向型企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三是对中小企业等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大，对资本积累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和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影响较小。
从中不难看出，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产业模式之下，外需疲弱将导致我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工业企业时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大幅降低也就无从避免。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过度依赖全球化销量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路径不仅固化了产业组织结构“小、散、弱”的格局和自有资本积累不足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规模递增效应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而且，依附于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代工产业模式还会导致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足，弱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内源性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无法建立，由此形成了“有产品无品牌”、“有产业无技术”的被动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一经济结构将就业和社会稳定置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有人认为，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并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的扩散效应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步伐。但是，对于不同产业，这种效果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产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领域，后发劣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引进水平的途径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容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在新形态国际分工体系中，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具有的“模块化”和“片段化”的特征，会在微观上进一步将我国企业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特定的生产、加工和制造环节，从而割裂了产业链条上、中、下游的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既无法通过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和整合实现产业分工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拓展，也弱化了产业技术前后向联系效应和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联动发展效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出于保持自身垄断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不断强化研发设计、金融创新、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控制，加快技术与产品更新节奏，造成我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在外、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在外、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外的畸形格局，加剧了国内企业对国际技术和外部市场严重的路径依赖，并导致原来服务于消费品生产的国内重工业体系，在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发生全面的萎缩。2008年，德国、日本和英国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分别达到3667人、5189人和4112人，分别是中国的3.06倍、4.33倍和3.43倍。同期，我国研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只有3.4万美元，仅仅高于俄罗斯、阿根廷、斯洛伐克等少数几个国家，在有数据统计的36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另据2010年《全球制造业白皮书》，在世界机械500强企业中，美国占25.2%，日本占24.8%，而中国仅占15.4%，且无一入选前10名，即使在前100名当中也只有9家。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开发和自主品牌培育方面，更是与欧美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推动产业高端化是稳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建设经济强国最有效的途径
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和实体部门低收益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很严重。201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明显减速的态势，意味着4万亿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下滑，维持了就业，但并未有效解决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所暴露出来的我国经济结构性和素质性问题，反而加重了资源的错配和帕累托效率的递减。如果不尽快解决我国产业过于依赖低端化发展路径的问题，重蹈放松银根和投资拉动GDP的覆辙，即使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国产业低端化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投资过度效应，相伴而生的过量流动性又为大宗商品、重要农产品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提供了能量。在过去10年，我国名义GDP增长了2.8倍，投资增长了3倍，CPI上涨了22%，房价涨了5倍。同时，受制于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处于价值链低端生产企业的利润迅速变薄，外需市场的萎缩又加剧了经营困难，由此导致产业部门难以吸引金融资本的持续流入。在缺乏顺畅投资渠道的条件下，产业链条低端化结构和低收益的特征，造成大量社会存量资金游离到实体经济之外，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和价差暴利的争夺中来，进而形成了社会资本虚拟化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相互强化的双重困境，我国经济也由此出现了特定商品资产化、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特别是产品价值链上高端的生产服务型活动被跨国公司或发达经济体垄断，原本服务于国内生产需要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日趋萎缩和低端化，有的甚至逐渐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产品研发和技术更新的长期性和市场回报的不确定性又导致资金投入不足，形成了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失调所导致的泡沫化趋势，是在去工业化背景下，实体部门无法承接过度的流动性供给造成的，更多地体现为“信用周期”的特征；而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则是产业结构低端化和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的“双重短板”使然，是一种低水平的经济金融失调的结果。如果处理不当，实体部门极易陷于“贫困式增长”或“失血式增长“的泥沼难以自拔。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认真反思实体经济滞后于虚拟经济发展的内在弊端及过度消费的危害，转而着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为了重塑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加快实体经济回归，颁布实施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环保、医疗健康、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材料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支持力度。欧盟确定了以低碳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目标，着重发展“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业。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市场支持，欧美发达国家重回制造业的努力势必对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
全球经济是从失衡到平衡，再从平衡到再失衡、再平衡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中短期内，鉴于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在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实质性变革的条件下，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即使出现调整，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空间来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萎缩较为严重，第三产业的构成又主要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这就决定了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很难迅速将资源由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二是以美国为主的金融和消费板块，正在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逐渐走向企业和家庭负债“去杠杆化”，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三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空间日渐逼仄，尤其是随着欧债危机和欧元区内部矛盾的升级扩散，欧美发达经济体陷入了“旧债”未消又不得不借入“新债”的螺旋式发展悖论之中，不断考验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外需疲弱导致“金砖五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频繁异动变化。利弊比较，现实的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高度化和产业战略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一是经济运行仍在宏观政策调控范围之内，自2012年底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时预调微调，牢牢地把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二是深入考察我国经济运行现状，一个特征日渐清晰，即我国当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之上，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期。目前，具有中国消费特色的居民消费大件面临市场拥挤、核心技术欠缺或滞后的状态，从而为新产品、新技术、新供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形成了潜能巨大的新的内需，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无法比拟的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有效激发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东中西三大地区互补性和梯队性增长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有助于增强和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四是现阶段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为我们深刻反思和调整地方政府业绩考评体系，深化政府管理体制与方式改革，减少过度的政府干预，纠正产业政策失范，进而为淘汰落后产能及过剩产能、科学规划和确立新兴战略产业体系提供了良机。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历史机遇，站在全球高度，超越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旧思维，通过推动产业高端化，藉此建立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宋慧中系该行副行长）
目前，我国经济放缓既是外需下降与投资拉动削弱使然，也是前期为防通胀、实现“软着陆”进行主动调节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本轮经济下滑背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即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过去所依赖的拼资源、拼低成本劳动力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内生动力。“稳增长”不能仅仅依靠“松货币”、“上项目”等短期措施来应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将推进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产业丰厚度，从根本上构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稳增长”还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建立起更加宽广与深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形势背后的真正含义，据此制订更加科学的经济决策。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国际分工形态已经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工及其比例关系，还有基于价值链分工模式所形成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谓产业内分工，典型的是将制造业划分为低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和高端、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产品内分工则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工序和加工阶段，通过外包方式分散到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生产，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就是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系列手机。
正是在这种新形态的国际产业分工模式下，发达经济体不断将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其自身则更专注于上游的融资、研发和下游的物流、营销等产业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生产服务环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被纳入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并逐步被定格为产业价值链条低端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制成品出口基地。从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来看，欧洲和北美地区分别从1970年的46.87%、30.30%滑落至2010年25.99%和19.66%，而亚洲则从15.44%上升到43.86%，其中，中国的占比在过去的40年间提高了14.85个百分点，到达18.69%，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最终，当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分别发挥规模效应而出现集聚时，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也就从地理上催生出了发达国家专业化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
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发达经济体更易于专业化生产金融资产和进行金融创新。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金融分工也在深化，具体表现就是流入发达国家的金融证券资本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资本二元并存的结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2年末，美国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余额分别为0.79万亿美元和0.29万亿美元。到了2008年末，上述数值增加至9.06万亿美元和4.77万亿美元，亦即资本净流入高达4.29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8.4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上升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2009年末美国资本净流入依然高达4.45万亿美元。而且在美国的资本流入总量中，东亚国家的占比从2002年的26.62%提升至2008年的75.29%，构成了美国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早在2007年，中国资本净流出总额就已占世界的21.3%，成为全球资本净流出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则是当年资本净流入最多的经济体，占全球资本净流入总量的比重高达49.2%。
结果，在产业分工失衡和金融分工失衡的双重循环机制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从属地位被进一步固化，辛苦赚取的劳动所得和贸易盈余无法有效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公众福利，反而成为了发达经济体进行金融投机和超前消费的能量之源。而发达经济体则既可以通过高技术垄断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赚取超额的生产者剩余，又可以从后者那里进口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享受消费者剩余，形成了“创造财富的国家生产，不创造财富的国家消费”的格局，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和世界经济失衡，扩大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分化。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低端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机遇，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到由发达经济体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1991年，日本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均GDP（用2000年美元不变价折算）分别相当于我国的57.45和48.34倍，而到了2010年，上述比值已经下降到11.58和16.09倍。这表明，通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新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然而，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取得30年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不断积累了国际分工失衡所带来的多重矛盾。
首先，我国承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利用了要素资源的外生比较优势。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上看，中间投入品（主要是零配件和半制成品）占全部进口总额的2/3左右，初级产品占到8%～10%，而最终产品还不到总进口的1/4。相比之下，我国最终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高达61%～65%，其中，消费品占43%以上。换言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即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并加工装配，然后出口最终产品。2000年以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不仅固化了我国对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更加剧了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扭曲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消耗。据测算，2007年中国企业的投入品价格低估和成本扭曲高达3.8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15%，其中，劳动力成本低估2000亿元，土地成本低估约1500亿元，大宗商品成本低估1.6万亿元，环境成本低估1.08万亿元。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逼近和资源品价格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要素成本上升、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的趋势必然会削弱单纯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亟待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其次，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的一般加工制造领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承受着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对等。台湾企业家施振荣曾经将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价值关系形象地描述为一条U型的“微笑曲线”：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服务环节处在微笑曲线的两端，附加值最高；而生产、加工和装配环节则位于曲线的谷底，附加价值最低。1991～2010年的20年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扩张了21.94倍，但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幅仅为8.57倍，我国加工制造的低端化和低附加值特征由此可见一斑。更为典型的是苹果手机及平板电脑的价值分配，一部价值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美国苹果总部可以获利360美元，而诸如富士康等中国代工企业，只能从中得到6.54美元的酬劳，不仅获利微薄，而且还被印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低附加值环节进入门槛较低。也就是说，依靠初级要素投人的低成本战略并不能排斥其他更具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加入竞争。因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一旦发现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将低端产业链再次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进行转移。比如一些在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就是如此。在此情形下，高度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无疑会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近几年，我国频频被发达国家提出反倾销诉讼，就凸显了这种令人心酸的买方市场格局。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低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差别化定位，反而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最终导致国内同类型的工业企业之间陷入“逐底竞争”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再次，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和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我国局部区域的产业政策失范，严重制约了中国整体经济质量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增长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受到了较大的负向冲击，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企业倒闭数量大幅增加。深入剖析珠三角和长三角实体部门所受到的冲击，主要呈现出“三大三小”的突出特征：一是金融危机对低端制造业和依靠低成本竞争企业的影响较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较小。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区域，倒闭的企业从行业分布上来看，都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二是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强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受到的外部冲击较大，而内向型企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三是对中小企业等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大，对资本积累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和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影响较小。
从中不难看出，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产业模式之下，外需疲弱将导致我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工业企业时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大幅降低也就无从避免。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过度依赖全球化销量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路径不仅固化了产业组织结构“小、散、弱”的格局和自有资本积累不足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规模递增效应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而且，依附于跨国公司和国际采购商的代工产业模式还会导致先进的、高级要素型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投入不足，弱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内源性升级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无法建立，由此形成了“有产品无品牌”、“有产业无技术”的被动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一经济结构将就业和社会稳定置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有人认为，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并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技术引进的扩散效应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步伐。但是，对于不同产业，这种效果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产业，特别是大多数轻工业领域，后发劣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引进水平的途径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容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在新形态国际分工体系中，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具有的“模块化”和“片段化”的特征，会在微观上进一步将我国企业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特定的生产、加工和制造环节，从而割裂了产业链条上、中、下游的整体性和内在关联，既无法通过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和整合实现产业分工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拓展，也弱化了产业技术前后向联系效应和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联动发展效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出于保持自身垄断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需要，不断强化研发设计、金融创新、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控制，加快技术与产品更新节奏，造成我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在外、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在外、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外的畸形格局，加剧了国内企业对国际技术和外部市场严重的路径依赖，并导致原来服务于消费品生产的国内重工业体系，在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发生全面的萎缩。2008年，德国、日本和英国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分别达到3667人、5189人和4112人，分别是中国的3.06倍、4.33倍和3.43倍。同期，我国研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只有3.4万美元，仅仅高于俄罗斯、阿根廷、斯洛伐克等少数几个国家，在有数据统计的36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另据2010年《全球制造业白皮书》，在世界机械500强企业中，美国占25.2%，日本占24.8%，而中国仅占15.4%，且无一入选前10名，即使在前100名当中也只有9家。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开发和自主品牌培育方面，更是与欧美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推动产业高端化是稳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建设经济强国最有效的途径
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和实体部门低收益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很严重。201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明显减速的态势，意味着4万亿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下滑，维持了就业，但并未有效解决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所暴露出来的我国经济结构性和素质性问题，反而加重了资源的错配和帕累托效率的递减。如果不尽快解决我国产业过于依赖低端化发展路径的问题，重蹈放松银根和投资拉动GDP的覆辙，即使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国产业低端化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投资过度效应，相伴而生的过量流动性又为大宗商品、重要农产品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提供了能量。在过去10年，我国名义GDP增长了2.8倍，投资增长了3倍，CPI上涨了22%，房价涨了5倍。同时，受制于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处于价值链低端生产企业的利润迅速变薄，外需市场的萎缩又加剧了经营困难，由此导致产业部门难以吸引金融资本的持续流入。在缺乏顺畅投资渠道的条件下，产业链条低端化结构和低收益的特征，造成大量社会存量资金游离到实体经济之外，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和价差暴利的争夺中来，进而形成了社会资本虚拟化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相互强化的双重困境，我国经济也由此出现了特定商品资产化、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特别是产品价值链上高端的生产服务型活动被跨国公司或发达经济体垄断，原本服务于国内生产需要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日趋萎缩和低端化，有的甚至逐渐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产品研发和技术更新的长期性和市场回报的不确定性又导致资金投入不足，形成了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失调所导致的泡沫化趋势，是在去工业化背景下，实体部门无法承接过度的流动性供给造成的，更多地体现为“信用周期”的特征；而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则是产业结构低端化和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的“双重短板”使然，是一种低水平的经济金融失调的结果。如果处理不当，实体部门极易陷于“贫困式增长”或“失血式增长“的泥沼难以自拔。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认真反思实体经济滞后于虚拟经济发展的内在弊端及过度消费的危害，转而着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为了重塑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加快实体经济回归，颁布实施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环保、医疗健康、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材料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支持力度。欧盟确定了以低碳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目标，着重发展“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业。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市场支持，欧美发达国家重回制造业的努力势必对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
全球经济是从失衡到平衡，再从平衡到再失衡、再平衡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中短期内，鉴于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在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实质性变革的条件下，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即使出现调整，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空间来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萎缩较为严重，第三产业的构成又主要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这就决定了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很难迅速将资源由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二是以美国为主的金融和消费板块，正在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逐渐走向企业和家庭负债“去杠杆化”，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三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空间日渐逼仄，尤其是随着欧债危机和欧元区内部矛盾的升级扩散，欧美发达经济体陷入了“旧债”未消又不得不借入“新债”的螺旋式发展悖论之中，不断考验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外需疲弱导致“金砖五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频繁异动变化。利弊比较，现实的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高度化和产业战略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一是经济运行仍在宏观政策调控范围之内，自2012年底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时预调微调，牢牢地把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二是深入考察我国经济运行现状，一个特征日渐清晰，即我国当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之上，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机遇期。目前，具有中国消费特色的居民消费大件面临市场拥挤、核心技术欠缺或滞后的状态，从而为新产品、新技术、新供给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形成了潜能巨大的新的内需，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无法比拟的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有效激发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东中西三大地区互补性和梯队性增长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有助于增强和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四是现阶段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为我们深刻反思和调整地方政府业绩考评体系，深化政府管理体制与方式改革，减少过度的政府干预，纠正产业政策失范，进而为淘汰落后产能及过剩产能、科学规划和确立新兴战略产业体系提供了良机。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历史机遇，站在全球高度，超越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旧思维，通过推动产业高端化，藉此建立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宋慧中系该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