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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荷波是中纪委历史上第一任书记，也是任职时间最短的书记。就任仅一年多时间，他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诞生于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
责任编辑/周昀舒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王荷波35岁成家，41岁成为职业革命家，45岁成为中共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的首任书记，同年牺牲。他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工作，也曾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并肩作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1922年，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人们自发送给他一块书有“品重柱石”的大红匾。《汉书·师丹传》：“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确有柱石之固。”“品重柱石”，正是对王荷波品质的高度概括。
从1922年6月入党，到1927年11月牺牲，王荷波在生命最壮美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犹如一道闪亮流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不同时期因追求的目标不同，有不同的发展状态，但支撑我们脊梁的灵魂，一脉相承。我们应牢记历史：知道有什么人为今天付出怎样的代价，知道今天为我们庇荫的大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知道支撑这座大厦的“柱石”是什么。
一个名字一座丰碑，一串名字一条脊梁。如果“柱石”崇高的灵魂凝聚起来，就一定能顶住风吹浪打。这正是那些牺牲在革命年代的志士的信念。
中纪委历史上的第一任书记不应被历史湮没，尤其值得铭记。
41岁成职业革命家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户贫民家里。他早年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流落到海参崴、哈尔滨等地做苦工。1916年夏，34岁的王荷波到中英合资的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王荷波在半生的苦难生活中，深切感到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掠夺成性，人民生活饥寒交迫。他在工厂里从不巴结工头，待工友们慷慨无私，工人们对他十分敬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连，王荷波开始接触新青年和新思想，大量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投身工人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冬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危难之际，王荷波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营救。
据罗章龙晚年回忆说：“1921年末至1922年初，冬春之交，我为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事，经陇海铁路工会介绍，由徐州前往浦镇，不料事为当地‘交通系’所闻，几遭毒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率众救我于围困之中，这样，我就结识了荷波，他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同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众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工会中第一个工人党员。”由此，王荷波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
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这次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但彼时，工运领袖王荷波被敌人盯上，敌人准备对其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王荷波通过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弟王大华，换上海军军服，乔装水兵，混进江利号军舰离开浦镇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那年他41岁。
中共中央局中唯一的工人党员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广州来到上海。
王荷波肩负中共中央赋予的两个使命：一是物色、租借中共中央局办公用房，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作准备;二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改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作准备。
经过现场周密察看，特别是对安保方面的翔实调查，王荷波建议中共中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中兴路交叉处的三曾里三户楼。中共中央經研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租房手续。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进驻闸北，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据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笔名茅盾）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是很出众的。”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担任执行部调查干部。他们为坚持中共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
1924年5月，王荷波、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伊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他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
“三一八”惨案中救过李大钊一命，周恩来称他为大哥
1925年5月初，王荷波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王荷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后，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逼迫北洋政府接受“超越《辛丑条约》”的无理要求。
国共两党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向北洋政府示威请愿，王荷波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3月18日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李大钊携王荷波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最前面。代表们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只见执政府门前排列卫兵及手枪队，东西辕门都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也露出了机枪枪口。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陈毅连忙招呼王荷波“赶快把胡子送走”。可是李大钊根本不肯离开。形势万分险恶，再也不允许片刻迟疑。王荷波不由分说，把李大钊方拉到东辕门。此时东西辕门已将关闭，王荷波用力将辕门拉开，护送李大钊离开。
1926年秋，王荷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肩负两项重要任务，一是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策动隶属北洋政府的闽系海军倒戈，参加国民革命;二是指导福建党建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
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有许多亲朋好友在海军服役，做海军策反工作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央指示，王荷波从两方面入手开展对海军的工作。最终，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很快占领福建全省。福建海军举事在上海海军官兵中产生强烈反响，王荷波趁热打铁，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海军官兵中建立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此后，中共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
上海的辣斐德路辣斐成坊是北伐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王荷波经常在这里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常常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在此期间，王荷波多次回到福州，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整顿中共福州特委。
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特委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40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3月18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暗地里挥起屠刀。王荷波也遭国民党士兵追捕。4月22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乘船去汉口。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
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20号是武昌第一小学所在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陆定一、邓小平等。他们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70多年后，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还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代表记忆犹新。
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
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中共历史上首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五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中共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制度。近代政党政治形成以来，大部分政党都设立了自己的监察机构。然而，在中国最先建立纪律监察机构的政党，却不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它的合作者和老对手——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到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历经挫折与失败，痛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下决心“以俄为师”，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改组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國民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和执行党纪，其党章也专门设置了第11章“纪律”。但是，这个诞生于国共合作蜜月期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有5名是国民党右派，没有一名共产党员。由这些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乏善可陈，却多次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召开西山会议、炮制整理党务案和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急先锋。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那么，中共五大上诞生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一把指向中共党内、维护党组织纯洁的利剑。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呢？
从中共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被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去。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建党初期，监督机构艰难产生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和地方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一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进行。王荷波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建立的规章制度是这个时期党建立监督机制的重要實践。王荷波、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导人也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始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生活。王荷波严以律己，办事公正，被工人誉为“品重柱石”，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到1925年9月，党员人数发展到3164人，到1926年7月，发展到18526人。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已达57967人。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员质量问题尤其是投机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
仅一年多时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有6名牺牲，最后仅剩下2名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1927年5月30日，王荷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对革命形势的应变，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此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大部分牺牲。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无法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1927年的中国，形势动荡，云谲波诡。在中共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正是因为王荷波在长期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策略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故而深受党内同志的信任。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随后，王荷波动身前往华北。
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
王荷波回到天津后，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的是，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荷波于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落入敌手。
在审讯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才承认自己的姓名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王荷波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1927年11月11日夜，北京城阴云密布，风雨如晦。几辆刑车从南向北而去。车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猛然刹住。王荷波等十八位革命志士被押下车，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面对敌人的枪口，王荷波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慌忙开枪。王荷波壮烈牺牲，时年45岁。
建国后，周恩来亲临主祭王荷波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地位，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之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 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在当时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监察机关的条款规定，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对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打下了基础。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就想到了王荷波。周恩来说，王荷波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纪念。他要求重新安葬王荷波的遗骸。当时，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据当年目睹者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王荷波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岁月的烟云使许多历史记忆变得模糊，王荷波的背影渐渐远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更鲜知他是中纪委历史上的第一任书记。当我们走近王荷波，回眸他的人生，可从中感受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的牺牲与奉献。
（参考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党史研究》、人民网、新华网;作者：陈晓声、刘谨桂、黄启权等）
王荷波：“革命后代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
王荷波就义前留下的唯一嘱托是请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在王荷波的感召和影响下，王家兄弟子侄陆续参加了革命。他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长大后在“八一三”抗日战事中上前线当救护队，遭日机轰炸，为国捐躯。
2012年，一部以纪实手法讲述中共五大的召开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创立过程的电影《忠诚与背叛》在武汉首映。
在当天的媒体见面会上，王荷波的外孙回忆起母亲常常讲述的外公的遗志：“外公常常说‘公众不可忘’。他临终的时候还托人转告母亲，革命后代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不能走与前辈革命方向相反的道路。我母亲也这样教育我们，说下一代也要走前辈走的路，沿着革命的方向走下去。”
王荷波出生在近代中国最为黑暗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紀初的中国，外有列强侵凌，内有腐朽的清政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王荷波的童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十多岁时就要到闽江边拣石子。19岁时王荷波便离乡背井，漂泊打工。1917年，35岁的王荷波与同厂工友的妹妹高一德结婚，在浦镇南门成了家。
1920年底，在浦镇机厂附近的裕堂街青石板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匆匆来去的身影，他就是王荷波。裕堂街34号是家澡堂子，就是在这间澡堂子里，王荷波等人秘密筹组工会，他对工友们说：“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
在王荷波等人的努力下，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的工会正式成立，王荷波被选为会长。这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生下一个女孩。王荷波喜笑颜开，为了庆祝工会成立，给女儿取名“职工”，这就是王荷波的大女儿王晓珍。
1922年秋，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浦口很快成立了铁路工会，王荷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他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有时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他严于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儿的一文钱，深得群众信赖。工人们亲切地称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为“王胡”。
当他40岁生日时，工人们送他一块大红匾，上书“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敲锣打鼓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
王荷波离开浦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以后，妻子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送回福州老家，又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处。由于王荷波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愈加困难，他曾对妻子说，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荷波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他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后，代表们参观了工厂、学校、托儿所、孤儿院……虽然当时苏联生活艰苦，国民经济很困难，但是托儿所等人民福利事业却办得很好。王荷波参观后感受很深，他回来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像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王荷波就义前曾委托一个狱友转告党组织，请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这是王荷波留下的唯一嘱托。
在王荷波的感召和影响下，王家兄弟子侄陆续参加了革命。他的三个弟弟最先投入革命。三弟王介山1924年入党，因干革命，家中母子离散，直到随军解放福州时，全家才团聚。五弟王凯1923年入党，1926年起从事党内机要交通工作，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局长。四弟年轻时就牺牲了。
王荷波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长大后在江南造船所做工，“八一三”抗日战事中上前线当救护队，被日机轰炸牺牲。长女王晓珍和次女王修竹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39年冒着危险，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她们以王荷波为楷模，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他的子侄辈也多继承了他的遗志，大侄儿王民生是我国第一代飞行员，曾任海军某航空师副参谋长。其余儿孙辈，也多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为人民工作。
（责编：周昀舒;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共党史人物传》、《福州晚报》;黄启权、王琳品等）
责任编辑/周昀舒
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王荷波35岁成家，41岁成为职业革命家，45岁成为中共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的首任书记，同年牺牲。他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工作，也曾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并肩作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地位。
1922年，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人们自发送给他一块书有“品重柱石”的大红匾。《汉书·师丹传》：“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确有柱石之固。”“品重柱石”，正是对王荷波品质的高度概括。
从1922年6月入党，到1927年11月牺牲，王荷波在生命最壮美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犹如一道闪亮流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不同时期因追求的目标不同，有不同的发展状态，但支撑我们脊梁的灵魂，一脉相承。我们应牢记历史：知道有什么人为今天付出怎样的代价，知道今天为我们庇荫的大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知道支撑这座大厦的“柱石”是什么。
一个名字一座丰碑，一串名字一条脊梁。如果“柱石”崇高的灵魂凝聚起来，就一定能顶住风吹浪打。这正是那些牺牲在革命年代的志士的信念。
中纪委历史上的第一任书记不应被历史湮没，尤其值得铭记。
41岁成职业革命家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户贫民家里。他早年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流落到海参崴、哈尔滨等地做苦工。1916年夏，34岁的王荷波到中英合资的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王荷波在半生的苦难生活中，深切感到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掠夺成性，人民生活饥寒交迫。他在工厂里从不巴结工头，待工友们慷慨无私，工人们对他十分敬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连，王荷波开始接触新青年和新思想，大量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投身工人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冬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危难之际，王荷波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营救。
据罗章龙晚年回忆说：“1921年末至1922年初，冬春之交，我为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事，经陇海铁路工会介绍，由徐州前往浦镇，不料事为当地‘交通系’所闻，几遭毒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率众救我于围困之中，这样，我就结识了荷波，他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同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众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工会中第一个工人党员。”由此，王荷波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
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这次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但彼时，工运领袖王荷波被敌人盯上，敌人准备对其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王荷波通过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弟王大华，换上海军军服，乔装水兵，混进江利号军舰离开浦镇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那年他41岁。
中共中央局中唯一的工人党员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广州来到上海。
王荷波肩负中共中央赋予的两个使命：一是物色、租借中共中央局办公用房，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作准备;二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改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作准备。
经过现场周密察看，特别是对安保方面的翔实调查，王荷波建议中共中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中兴路交叉处的三曾里三户楼。中共中央經研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租房手续。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进驻闸北，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据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笔名茅盾）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是很出众的。”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担任执行部调查干部。他们为坚持中共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
1924年5月，王荷波、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伊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他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
“三一八”惨案中救过李大钊一命，周恩来称他为大哥
1925年5月初，王荷波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王荷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后，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逼迫北洋政府接受“超越《辛丑条约》”的无理要求。
国共两党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向北洋政府示威请愿，王荷波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3月18日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李大钊携王荷波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最前面。代表们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只见执政府门前排列卫兵及手枪队，东西辕门都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也露出了机枪枪口。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陈毅连忙招呼王荷波“赶快把胡子送走”。可是李大钊根本不肯离开。形势万分险恶，再也不允许片刻迟疑。王荷波不由分说，把李大钊方拉到东辕门。此时东西辕门已将关闭，王荷波用力将辕门拉开，护送李大钊离开。
1926年秋，王荷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肩负两项重要任务，一是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策动隶属北洋政府的闽系海军倒戈，参加国民革命;二是指导福建党建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
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有许多亲朋好友在海军服役，做海军策反工作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央指示，王荷波从两方面入手开展对海军的工作。最终，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很快占领福建全省。福建海军举事在上海海军官兵中产生强烈反响，王荷波趁热打铁，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海军官兵中建立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此后，中共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
上海的辣斐德路辣斐成坊是北伐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王荷波经常在这里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常常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在此期间，王荷波多次回到福州，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整顿中共福州特委。
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特委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40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3月18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暗地里挥起屠刀。王荷波也遭国民党士兵追捕。4月22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乘船去汉口。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
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20号是武昌第一小学所在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陆定一、邓小平等。他们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70多年后，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还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代表记忆犹新。
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的。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
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中共历史上首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五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中共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制度。近代政党政治形成以来，大部分政党都设立了自己的监察机构。然而，在中国最先建立纪律监察机构的政党，却不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它的合作者和老对手——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到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历经挫折与失败，痛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下决心“以俄为师”，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改组国民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國民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和执行党纪，其党章也专门设置了第11章“纪律”。但是，这个诞生于国共合作蜜月期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有5名是国民党右派，没有一名共产党员。由这些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乏善可陈，却多次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召开西山会议、炮制整理党务案和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急先锋。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那么，中共五大上诞生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一把指向中共党内、维护党组织纯洁的利剑。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呢？
从中共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被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去。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建党初期，监督机构艰难产生
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和地方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一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进行。王荷波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建立的规章制度是这个时期党建立监督机制的重要實践。王荷波、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导人也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始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生活。王荷波严以律己，办事公正，被工人誉为“品重柱石”，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到1925年9月，党员人数发展到3164人，到1926年7月，发展到18526人。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已达57967人。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员质量问题尤其是投机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
仅一年多时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有6名牺牲，最后仅剩下2名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1927年5月30日，王荷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对革命形势的应变，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此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大部分牺牲。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无法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1927年的中国，形势动荡，云谲波诡。在中共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正是因为王荷波在长期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策略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故而深受党内同志的信任。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随后，王荷波动身前往华北。
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
王荷波回到天津后，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的是，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荷波于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落入敌手。
在审讯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才承认自己的姓名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王荷波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1927年11月11日夜，北京城阴云密布，风雨如晦。几辆刑车从南向北而去。车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猛然刹住。王荷波等十八位革命志士被押下车，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面对敌人的枪口，王荷波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慌忙开枪。王荷波壮烈牺牲，时年45岁。
建国后，周恩来亲临主祭王荷波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地位，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之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 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在当时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监察机关的条款规定，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对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打下了基础。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就想到了王荷波。周恩来说，王荷波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纪念。他要求重新安葬王荷波的遗骸。当时，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据当年目睹者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王荷波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岁月的烟云使许多历史记忆变得模糊，王荷波的背影渐渐远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更鲜知他是中纪委历史上的第一任书记。当我们走近王荷波，回眸他的人生，可从中感受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的牺牲与奉献。
（参考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党史研究》、人民网、新华网;作者：陈晓声、刘谨桂、黄启权等）
王荷波：“革命后代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
王荷波就义前留下的唯一嘱托是请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在王荷波的感召和影响下，王家兄弟子侄陆续参加了革命。他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长大后在“八一三”抗日战事中上前线当救护队，遭日机轰炸，为国捐躯。
2012年，一部以纪实手法讲述中共五大的召开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创立过程的电影《忠诚与背叛》在武汉首映。
在当天的媒体见面会上，王荷波的外孙回忆起母亲常常讲述的外公的遗志：“外公常常说‘公众不可忘’。他临终的时候还托人转告母亲，革命后代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不能走与前辈革命方向相反的道路。我母亲也这样教育我们，说下一代也要走前辈走的路，沿着革命的方向走下去。”
王荷波出生在近代中国最为黑暗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紀初的中国，外有列强侵凌，内有腐朽的清政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王荷波的童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十多岁时就要到闽江边拣石子。19岁时王荷波便离乡背井，漂泊打工。1917年，35岁的王荷波与同厂工友的妹妹高一德结婚，在浦镇南门成了家。
1920年底，在浦镇机厂附近的裕堂街青石板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匆匆来去的身影，他就是王荷波。裕堂街34号是家澡堂子，就是在这间澡堂子里，王荷波等人秘密筹组工会，他对工友们说：“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
在王荷波等人的努力下，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的工会正式成立，王荷波被选为会长。这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生下一个女孩。王荷波喜笑颜开，为了庆祝工会成立，给女儿取名“职工”，这就是王荷波的大女儿王晓珍。
1922年秋，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浦口很快成立了铁路工会，王荷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他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有时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他严于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儿的一文钱，深得群众信赖。工人们亲切地称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为“王胡”。
当他40岁生日时，工人们送他一块大红匾，上书“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敲锣打鼓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
王荷波离开浦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以后，妻子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送回福州老家，又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处。由于王荷波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愈加困难，他曾对妻子说，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荷波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他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后，代表们参观了工厂、学校、托儿所、孤儿院……虽然当时苏联生活艰苦，国民经济很困难，但是托儿所等人民福利事业却办得很好。王荷波参观后感受很深，他回来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像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王荷波就义前曾委托一个狱友转告党组织，请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这是王荷波留下的唯一嘱托。
在王荷波的感召和影响下，王家兄弟子侄陆续参加了革命。他的三个弟弟最先投入革命。三弟王介山1924年入党，因干革命，家中母子离散，直到随军解放福州时，全家才团聚。五弟王凯1923年入党，1926年起从事党内机要交通工作，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局长。四弟年轻时就牺牲了。
王荷波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长大后在江南造船所做工，“八一三”抗日战事中上前线当救护队，被日机轰炸牺牲。长女王晓珍和次女王修竹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39年冒着危险，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她们以王荷波为楷模，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他的子侄辈也多继承了他的遗志，大侄儿王民生是我国第一代飞行员，曾任海军某航空师副参谋长。其余儿孙辈，也多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为人民工作。
（责编：周昀舒;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共党史人物传》、《福州晚报》;黄启权、王琳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