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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1914.6.6-2015.7.31）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东北乡大张村的一家农户。祖父不幸早亡，祖母对他影响甚深。
张劲夫出生不久，祖母就与在外做小生意的父亲订有“协议”：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读书，让他出人头地。他记得童年时，父亲每年冬天回家探亲，都请人教他读书认字，他8岁进了本村新办的小学读书，在国文方面，张劲夫1年就学完了4年的课本，后来改读私塾，要求学生背书，背不出的要打板子，他从没受过先生的惩罚，这使祖母非常高兴。
张劲夫读完四书五经，15岁进入县城一所私立国文补习学校。由于张劲夫家境贫寒，校长邓西亭向他推荐了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说那里不收学费，吃住在农民家，费用低，很适合家庭困难的学生。
抱着读师范能够将来当教师，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的目的，1930年5月，张劲夫踏进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大门。
随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兴起，19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陶行知，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于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倡导“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实践。晓庄师范学校实际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16岁的张劲夫到晓庄学校时，学校已被勒令解散。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号召“大家起来保护晓庄，爱护人权，爱护百折不回的和平奋斗，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命教育，爱护向前上进的时代革命，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之创造，爱护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劲夫。他读了陶行知写的书，了解了陶先生是要在穷国家探寻办教育的穷办法，学生在“做”上学，老师在“做”上教。他非常赞成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以及“即知即传人”和“知识为公”等主张。陶行知极其重视德育，有一副对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张劲夫跟随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学习、奋斗了4年，在这一时期，陶先生进一步教会了他怎样做人、如何做事。陶行知提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等，像火焰一样温暖着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陶行知的伟大品格影响了张劲夫的一生。张劲夫后来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说：“他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张劲夫还说，陶夫子“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1935年12月，张劲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山海工学团团长（即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劲夫领导上海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上海沦陷后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后来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机关工作，1938年任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9年起在新四军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张劲夫先后任中共鲁南第二地委书记兼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9年夏，张劲夫随军南下，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副市长，参加华东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劲夫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0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打破核威胁。这就是后来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1956年，时年42岁的张劲夫，由陈毅举荐，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同时，他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张劲夫带着“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情操和志向，在新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努力工作。
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他总是“跑步”传达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是“纵通专家”，他自己则充当杂家，是起“横联”作用的。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之桥”、“感情之船”，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向科学进军”。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后勤，三手都很硬。特别是在“两弹一星”攻关的年月里，他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战，陈毅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
张劲夫为我国和中科院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的条件下，帮助解决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并敢于担当，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5位大科学家，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他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有一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这如果是指科学院，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中共派来的领导，不过张劲夫却没有借此发难，反而亲自向毛泽东建议：科学家是国宝，在反右运动中应给科学院以特殊的政策。毛泽东吃惊于张劲夫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但还是给了他“尚方宝剑”——张具体的保护名单，直接保护了一批科学家。
1975年后，张劲夫历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2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张劲夫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5年7月31日，人瑞张劲夫寿终正寝，享年101岁。
张劲夫出生不久，祖母就与在外做小生意的父亲订有“协议”：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读书，让他出人头地。他记得童年时，父亲每年冬天回家探亲，都请人教他读书认字，他8岁进了本村新办的小学读书，在国文方面，张劲夫1年就学完了4年的课本，后来改读私塾，要求学生背书，背不出的要打板子，他从没受过先生的惩罚，这使祖母非常高兴。
张劲夫读完四书五经，15岁进入县城一所私立国文补习学校。由于张劲夫家境贫寒，校长邓西亭向他推荐了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说那里不收学费，吃住在农民家，费用低，很适合家庭困难的学生。
抱着读师范能够将来当教师，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的目的，1930年5月，张劲夫踏进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大门。
随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兴起，19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陶行知，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于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倡导“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实践。晓庄师范学校实际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16岁的张劲夫到晓庄学校时，学校已被勒令解散。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号召“大家起来保护晓庄，爱护人权，爱护百折不回的和平奋斗，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命教育，爱护向前上进的时代革命，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之创造，爱护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劲夫。他读了陶行知写的书，了解了陶先生是要在穷国家探寻办教育的穷办法，学生在“做”上学，老师在“做”上教。他非常赞成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以及“即知即传人”和“知识为公”等主张。陶行知极其重视德育，有一副对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张劲夫跟随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学习、奋斗了4年，在这一时期，陶先生进一步教会了他怎样做人、如何做事。陶行知提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等，像火焰一样温暖着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陶行知的伟大品格影响了张劲夫的一生。张劲夫后来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说：“他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张劲夫还说，陶夫子“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1935年12月，张劲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山海工学团团长（即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劲夫领导上海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上海沦陷后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后来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机关工作，1938年任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9年起在新四军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张劲夫先后任中共鲁南第二地委书记兼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9年夏，张劲夫随军南下，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副市长，参加华东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劲夫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0年代中期，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集体，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打破核威胁。这就是后来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1956年，时年42岁的张劲夫，由陈毅举荐，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同时，他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张劲夫带着“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情操和志向，在新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努力工作。
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他总是“跑步”传达中央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是“纵通专家”，他自己则充当杂家，是起“横联”作用的。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之桥”、“感情之船”，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向科学进军”。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后勤，三手都很硬。特别是在“两弹一星”攻关的年月里，他更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战，陈毅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
张劲夫为我国和中科院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的条件下，帮助解决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并敢于担当，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民盟中央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有5位大科学家，即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他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有一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这如果是指科学院，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张劲夫等中共派来的领导，不过张劲夫却没有借此发难，反而亲自向毛泽东建议：科学家是国宝，在反右运动中应给科学院以特殊的政策。毛泽东吃惊于张劲夫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但还是给了他“尚方宝剑”——张具体的保护名单，直接保护了一批科学家。
1975年后，张劲夫历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2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张劲夫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5年7月31日，人瑞张劲夫寿终正寝，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