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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赵琦，祖籍河南南阳，1930年出生于陕西商洛。做小生意的太爷爷不仅以善良出名，而且深明大义，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进而为救国效力。为供爷爷念书，太爷爷一家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爷爷肩负全家希望，学习刻苦，最终不负众望，于解放初期考上了西北大学。
从小的艰辛生活及善人之家的熏陶，磨砺出爷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亏的特质，一颗一心为公、追求奉献的种子早在他心中发芽，这也许就是他不顾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奉献一切的最好诠释吧。
新中國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依靠苏联的援助来恢复生产、生活，苏方专家的到来，急需大批翻译人才。爷爷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毕业，由于他在大学主修外国语言学，又以俄语见长，便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建总局（后升格为国家电力部）设计院担任外国专家翻译。
开始了翻译生涯的爷爷勤奋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写作，有时则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爷爷在设计院工作的几年里，我国胜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多个项目，电力工业从无到有，很多城市建成了电网基础体系，告别了黑暗，迎来了光明。电力作为工业先行官，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转折发生了。
爷爷出生在太爷爷逃荒去的异乡，从小太爷爷就教育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祖籍河南。这种情怀让爷爷从小惦记着老家河南和那里多灾多难的人民。
1958年的一天，爷爷听说河南省多个部门领导专程来京求援，请求抽调中央直属单位一部分科技干部支援地方工业建设。对此，情系家乡的爷爷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在申请报名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时的家境却不容乐观，一家三代主要靠着爷爷在设计院较为优厚的待遇维持生活，如果回到河南，这一家人怎么过？况且组织也没有要求爷爷去河南，更没有让家眷随同。
此时，又一则消息传来：苏联援建河南的几座电厂因缺乏专业翻译人员影响了工程进度，郑州、洛阳等城市严重缺电。爷爷坐不住了，他想，北京这边工作固然重要，相比之下，一穷二白的老家电厂建设更重要，可自己不会做饭，如果一个人去，生活出现问题，如何搞好繁重的工作？于是他想尽办法做通了奶奶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工作生活条件优越的首都北京，于当年8月1日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当时还有几分荒凉的郑州。
河南省电业局看爷爷精通外语又擅长写作，便任命他为局秘书。白天，爷爷下基层，蹲工地，现场办公;晚上，他编教材，写讲义，辅导局机关同志补习外语，一天到晚忙碌不停。即便如此，他仍然挤时间给党报写稿子。1959年11月23日，《河南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的1000多字的配图稿件《郑汴高压输电线送电 我省已有六个工业城市形成电力网》，作者就是我爷爷赵琦，该稿还被新华社转发，在全国地方工业战线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他为家乡工业成就的呐喊助威！他一生发稿约3000篇，受到很多媒体的表彰。
爷爷在河南省电业局工作期间，河南先后建成4座大型发电厂，不仅填补了河南电力空白，还满足了郑州、洛阳等城市生产、生活用电，自此爷爷才放下心来，继续投身家乡工业建设。然而，意外出现了。
自1959年开始，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的叠加造成全国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河南也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中央决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河南省抽调机关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亲眼看到郑州街头很多因饥饿得浮肿病的人，爷爷忧心忡忡，联想起自己的祖籍南阳受灾受饿的百姓，于是他本人主动要求下放。但同当年离开北京来郑州不同的是，这一次，一家五口人的非农业户口都被转为农业户口。最终，全家于1960年9月插队落户在邓县（后来的邓州市）农村。巧合的是，这里是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相范仲淹曾经任职的地方。爷爷说，现在城市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如果都待在城市，大饥荒将更加严重。只有大幅度减少非农业人口，国家才能渡过这一非常时期。
由于爷爷属于“空降”农村的下放干部，与当地没有任何利益瓜葛，所以他一身正气，处事正派公道，把国家的救命粮分毫不差分给奄奄一息的灾民，有效地刹住了当地的多吃多占等歪风。但粮食供应依然严峻，地方为了保护这批下放干部，专门发文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照顾，但爷爷却把这份文件悄悄夹在日记本的封皮里，任凭全家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也不享受特殊照顾。他誓与当地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长年奔波在生产救灾的第一线，直到大饥荒危机得到缓解。
县领导看到作为农家子弟的爷爷“三农”情结十分浓厚，便把他调到县粮食局，让他专门从事粮食工作。他骑车或徒步往返于邓县各乡镇、村庄，经常驻村蹲点减灾救灾、统购统销、推广良种。近20年的粮食工作中，爷爷记满了大大小小几十本农村工作日志，包括各地土壤、气候、水利设施等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情况，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准确的一手资料。跨专业的他在基层收集整理了当地农业生产生活谚语、歇后语数万条并结集出版，传播这些通俗易懂具有科学道理的语言，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相关部门平冤纠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决定调爷爷重返省会电力工业单位。此时，爷爷年过半百，华发初生，但他的工作热情依然像年轻时一样。他下定决心要把因特殊原因失去的支援河南工业建设的时光损失弥补回来。他经常白天忙，晚上干，节假日也不闲。由于爷爷德高望重、组织能力强，省电力建设系统的民盟盟员一致推选他为负责人，负责电力建设系统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其间，他经常外出开会，从没用过公家车，很多可以报销的也都是自己掏腰包，开会回来还挨家挨户传达上级精神。他说：“盟员们年龄都比较大，我多跑点路没有啥，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了就是生产力。”他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各项工作。
1991年，爷爷光荣退休，按说应该享受生活了，但是他却闲不下来，又被组织上返聘到参政党工作，他仍然坚持写作，同时竭尽全力去为社会公益作贡献。他看到城市某处垃圾遍地、某处乱贴乱画、某处绿化缺失等情况，就亲力亲为清除，或利用手中的笔向媒体反映，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为建设文明城市作出了贡献。我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爷爷送我上学，经过一个广场边缘时突然被一块缺失地砖的坑绊倒，摔了个遍体鳞伤。然而，他想到的不是先去看伤，而是自己填坑消除隐患不让再伤了他人，深深地感动并影响着我。
多年的劳累与透支，严重损害了爷爷的身体，尤其是上大学时给志愿军重伤员献血过量的经历让他落下致命病根。2000年，爷爷突然体重下降、头疼难忍，经诊断确认为脑部发生癌变。对此他坦然应对。住院期间他仍关注公益，听说哪里发生大灾了，哪里孩子因贫困辍学了，他都尽力伸出援手。他住院时还捐助了一名患有白血病的儿童。
爷爷是忠实的“先忧后乐”高尚情操践行者，他在世时经常教诲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为他人着想，为国家着想。他2010年去世后，家人履行他的重托，按照他的遗愿，给祖籍南阳捐钱捐物，并多年奔波，多方筹资，建校修路。
纵观爷爷的一生，在党需要的时候，他时刻听从组织的召唤，在国家大局和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他宁可舍弃个人甚至家庭的一切。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做了一辈子好事的爷爷，家乡人称他为南阳人物;工业战线赞他为中原群英人物;相关党政领导机关于2011年追授他为市厅级十大三农人物。2012年，一亿人口的河南投票评选出包括航天女英雄刘洋在内的20名感动中原人物，爷爷赵琦名列其中。
从小的艰辛生活及善人之家的熏陶，磨砺出爷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亏的特质，一颗一心为公、追求奉献的种子早在他心中发芽，这也许就是他不顾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奉献一切的最好诠释吧。
新中國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依靠苏联的援助来恢复生产、生活，苏方专家的到来，急需大批翻译人才。爷爷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毕业，由于他在大学主修外国语言学，又以俄语见长，便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电建总局（后升格为国家电力部）设计院担任外国专家翻译。
开始了翻译生涯的爷爷勤奋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写作，有时则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爷爷在设计院工作的几年里，我国胜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的多个项目，电力工业从无到有，很多城市建成了电网基础体系，告别了黑暗，迎来了光明。电力作为工业先行官，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转折发生了。
爷爷出生在太爷爷逃荒去的异乡，从小太爷爷就教育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祖籍河南。这种情怀让爷爷从小惦记着老家河南和那里多灾多难的人民。
1958年的一天，爷爷听说河南省多个部门领导专程来京求援，请求抽调中央直属单位一部分科技干部支援地方工业建设。对此，情系家乡的爷爷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在申请报名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时的家境却不容乐观，一家三代主要靠着爷爷在设计院较为优厚的待遇维持生活，如果回到河南，这一家人怎么过？况且组织也没有要求爷爷去河南，更没有让家眷随同。
此时，又一则消息传来：苏联援建河南的几座电厂因缺乏专业翻译人员影响了工程进度，郑州、洛阳等城市严重缺电。爷爷坐不住了，他想，北京这边工作固然重要，相比之下，一穷二白的老家电厂建设更重要，可自己不会做饭，如果一个人去，生活出现问题，如何搞好繁重的工作？于是他想尽办法做通了奶奶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工作生活条件优越的首都北京，于当年8月1日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当时还有几分荒凉的郑州。
河南省电业局看爷爷精通外语又擅长写作，便任命他为局秘书。白天，爷爷下基层，蹲工地，现场办公;晚上，他编教材，写讲义，辅导局机关同志补习外语，一天到晚忙碌不停。即便如此，他仍然挤时间给党报写稿子。1959年11月23日，《河南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的1000多字的配图稿件《郑汴高压输电线送电 我省已有六个工业城市形成电力网》，作者就是我爷爷赵琦，该稿还被新华社转发，在全国地方工业战线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他为家乡工业成就的呐喊助威！他一生发稿约3000篇，受到很多媒体的表彰。
爷爷在河南省电业局工作期间，河南先后建成4座大型发电厂，不仅填补了河南电力空白，还满足了郑州、洛阳等城市生产、生活用电，自此爷爷才放下心来，继续投身家乡工业建设。然而，意外出现了。
自1959年开始，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的叠加造成全国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河南也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中央决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河南省抽调机关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亲眼看到郑州街头很多因饥饿得浮肿病的人，爷爷忧心忡忡，联想起自己的祖籍南阳受灾受饿的百姓，于是他本人主动要求下放。但同当年离开北京来郑州不同的是，这一次，一家五口人的非农业户口都被转为农业户口。最终，全家于1960年9月插队落户在邓县（后来的邓州市）农村。巧合的是，这里是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相范仲淹曾经任职的地方。爷爷说，现在城市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如果都待在城市，大饥荒将更加严重。只有大幅度减少非农业人口，国家才能渡过这一非常时期。
由于爷爷属于“空降”农村的下放干部，与当地没有任何利益瓜葛，所以他一身正气，处事正派公道，把国家的救命粮分毫不差分给奄奄一息的灾民，有效地刹住了当地的多吃多占等歪风。但粮食供应依然严峻，地方为了保护这批下放干部，专门发文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照顾，但爷爷却把这份文件悄悄夹在日记本的封皮里，任凭全家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也不享受特殊照顾。他誓与当地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长年奔波在生产救灾的第一线，直到大饥荒危机得到缓解。
县领导看到作为农家子弟的爷爷“三农”情结十分浓厚，便把他调到县粮食局，让他专门从事粮食工作。他骑车或徒步往返于邓县各乡镇、村庄，经常驻村蹲点减灾救灾、统购统销、推广良种。近20年的粮食工作中，爷爷记满了大大小小几十本农村工作日志，包括各地土壤、气候、水利设施等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情况，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准确的一手资料。跨专业的他在基层收集整理了当地农业生产生活谚语、歇后语数万条并结集出版，传播这些通俗易懂具有科学道理的语言，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相关部门平冤纠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决定调爷爷重返省会电力工业单位。此时，爷爷年过半百，华发初生，但他的工作热情依然像年轻时一样。他下定决心要把因特殊原因失去的支援河南工业建设的时光损失弥补回来。他经常白天忙，晚上干，节假日也不闲。由于爷爷德高望重、组织能力强，省电力建设系统的民盟盟员一致推选他为负责人，负责电力建设系统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其间，他经常外出开会，从没用过公家车，很多可以报销的也都是自己掏腰包，开会回来还挨家挨户传达上级精神。他说：“盟员们年龄都比较大，我多跑点路没有啥，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了就是生产力。”他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各项工作。
1991年，爷爷光荣退休，按说应该享受生活了，但是他却闲不下来，又被组织上返聘到参政党工作，他仍然坚持写作，同时竭尽全力去为社会公益作贡献。他看到城市某处垃圾遍地、某处乱贴乱画、某处绿化缺失等情况，就亲力亲为清除，或利用手中的笔向媒体反映，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为建设文明城市作出了贡献。我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爷爷送我上学，经过一个广场边缘时突然被一块缺失地砖的坑绊倒，摔了个遍体鳞伤。然而，他想到的不是先去看伤，而是自己填坑消除隐患不让再伤了他人，深深地感动并影响着我。
多年的劳累与透支，严重损害了爷爷的身体，尤其是上大学时给志愿军重伤员献血过量的经历让他落下致命病根。2000年，爷爷突然体重下降、头疼难忍，经诊断确认为脑部发生癌变。对此他坦然应对。住院期间他仍关注公益，听说哪里发生大灾了，哪里孩子因贫困辍学了，他都尽力伸出援手。他住院时还捐助了一名患有白血病的儿童。
爷爷是忠实的“先忧后乐”高尚情操践行者，他在世时经常教诲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为他人着想，为国家着想。他2010年去世后，家人履行他的重托，按照他的遗愿，给祖籍南阳捐钱捐物，并多年奔波，多方筹资，建校修路。
纵观爷爷的一生，在党需要的时候，他时刻听从组织的召唤，在国家大局和人民群众危难之际，他宁可舍弃个人甚至家庭的一切。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做了一辈子好事的爷爷，家乡人称他为南阳人物;工业战线赞他为中原群英人物;相关党政领导机关于2011年追授他为市厅级十大三农人物。2012年，一亿人口的河南投票评选出包括航天女英雄刘洋在内的20名感动中原人物，爷爷赵琦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