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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白鹿原》热已过去十年有余了,如今回头热门冷看,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本文想谈的是,作为一部高扬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中又塑造了朱先生这么一个堪称儒家精神化身的大儒形象,小说中却很少有高质量的诗文楹联等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在几乎同时走俏的《废都》､《曾国藩》等传统文化思想或形式充盈的作品的比衬下,这一点尤其醒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沉淀了其独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如诗词歌赋､楹联书法､测字猜谜等等,而且这些文艺形式历久弥新,代代流传｡
自我国有长篇小说以来,只要涉及文人学士,这些形式更是如影随形,彼此几乎是血肉相连｡颠峰之作《红楼梦》便是如此,有的如《镜花缘》更是多到有卖弄之嫌｡
当然,如果说写小说就非写这些不可,那肯定是大错特错了｡文学总在发展,好的作品必然有其创新之处,因袭重复是不能产生杰作的｡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不唯其作品思想之深刻丰富,也由于其文体之创新｡然而,就《白鹿原》来说却不能不写,不能不写好｡理由是: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且它塑造了朱先生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了朱先生这一形象的失败｡
自然,传统文化也不一定要通过某种形式来表现｡“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项下文化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从第三种定义而言,它涵盖了前两种定义,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深深地刻上这种文化烙印｡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自然不能因为《白鹿原》写传统文化,就要求有某些特定的形式｡就是从文化的第一种定义来说,“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也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如阿城的《棋王》里的王一生,口里从不曾说及庄老,但并不妨碍他深得道家思想之精髓｡就《白鹿原》来说,写白嘉轩可以不写诗词楹联､之乎者也,尽管他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但他根本上是个地主兼农民｡可是朱先生就不同了,他是读书人,是书院的主持人,他终日舞文弄墨,就算他不像孔乙己那般突出他读书人的身份,穿长衫,说之乎者也;言谈举止不装斯文,要返朴归真,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终归应是出语不俗,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余秋雨有一篇散文叫《文化的出卖》,写一张留言条泄露了犯罪嫌疑人文化人身份的故事｡所以,文化人的文化是想遮也遮不住的｡然而朱先生在这方面显得内力不足,远远支撑不起作者把他塑造成近乎“圣人”的意图,从而导致这个人物形象就像穿了一件太大的衣裳,显得滑稽可笑,完全违背了作者把他当作圣人来写的庄严神圣｡
在小说中,在大的情节框架上,朱先生能鉴古知今,超凡脱俗,甚至令人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感;而在细节肌理上,其言行,其吟诗题字,实无过人之处,甚至可谓平庸､做作｡
先看朱先生的神奇之处:正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他上知天文,在日头如火,万里无云时,他穿上泥屐在村巷里走,被人视为疯呆之举,然而转眼即白雨如注;又有一次,他晚观天象,脱口而说“今年成豆”,也如神应验;再如仅凭三寸之舌退去方巡抚二十万大军;算出白灵命中左边有个黑洞,后来,革命者白灵即死于党内左倾路线;更神的是他还预见了身后之事,当红卫兵把他作为孔老二靶子挖开他的墓穴时,只挖到刻有“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十二个字的砖头｡看来,作者在创作这一形象时,还真是以诸葛孔明为参照的｡然而,作为文学形象,正如人们常说的,仅有骨架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血有肉,有逼真细腻的细节描写｡那么,朱先生作为一个近乎圣人的儒者形象,在小说对他的言行细节描写中流露的文化素养又如何呢?试举几例看看,朱先生南方讲学归来,登上华山,作诗一首: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其妻弟白嘉轩与人争地,他以诗劝喻: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前一首有几分气势,托山言志,也不算空洞,但究竟措辞陈旧,含义直露,是远远称不上佳作的｡后一首则无疑是打油之作,或曰他这是看对象而作的,但鲁迅先生说,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血管里流的都是血｡纵观历代好诗,语言浅近者不在少数｡好的文学作品,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切合其身份,《红楼梦》里,同样说打趣话,林黛玉说的和王熙凤说的就大异其趣｡朱先生在小说里还有几次题字,退了方巡抚后,张总督请其留下墨宝,他写的是:脚放大,发铰短,指甲常剪兜要浅｡小说里“张总督皱皱眉头不知所云”,对读者来说也是颇为费解的｡再是乌鸦兵来的时候,彭县长向他索字,他写了“好人难活”四个大字｡还有给上抗日前线的鹿兆海写了“砥柱人间是此峰”和“白鹿精魂”｡最后一幅字是给黑娃写的“学为好人”｡题字也是我国传统文人所喜好和擅长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文艺形式,是很讲究的,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注意到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可是,朱先生的上述题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发人深省､令人回味的深刻机智之处｡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庄之蝶是传统文人式的作家,撰联题字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小说里就非常丰富而且成功,如庄之蝶挽钟唯贤联:莫叹福浅,泥污莲方艳,树有包容鸟知暖,冬梅红已绽;别笑命短,夜残萤才乱,月无芒角星避暗,秋蝉声渐软｡挽龚靖元联:生比你迟,死比我早,西京自古不留客,风哭你哭我生死无界;兄在阴间,弟在阳世,哪里黄土都埋人,雨笑兄笑弟阴阳难分｡内容切事切人,感情悲凉沉郁,音韵婉转顿挫,充分体现了人物也即体现了作者这方面的非凡才气｡所以,不管人们对《废都》､对庄之蝶这个形象如何评价,但至少形象本身是有血有肉的｡两相对比,《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形象就显得苍白贫血了,不仅其诗文如此,其行事亦然,如对待乌鸦军刘军长一节,以两只狗守门,以豆腐炖肉暗示其不能得势,实在只能算是村夫野老抑或优伶诙谐讽喻之举;就是退方巡抚一节,也没有什么非凡之见,显得牵强,至于其不接受张总督的压惊酒席,捧着几天前从方巡抚处用瓦罐装回的食物大吃大嚼起来,更是显得做作滑稽｡作者自然是为了突出其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但过犹不及,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朱先生文才的缺乏导致了这一形象的不成功,这是作品瑕疵之一,《白鹿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首先,《白鹿原》是一部观念大于形象的小说,它的一个观点是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另一个观点是人性是复杂的｡作者就按此驱使其人物的一举一动｡他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如白嘉轩娶七个老婆,白､鹿两家的发家史等等,但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能说很成功,朱先生即是例证｡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作家的意识对描写对象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还要遵循描写对象即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如被巴赫金{2}列为独白型小说的列夫•托尔斯泰的《阿娜•卡列尼娜》里阿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就和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多了同情,少了批判｡《白鹿原》则忽略了这一点,如前后转变巨大的两个人物,白孝文和黑娃,作品并没有写出其转变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次,《白鹿原》的语言也是比较单调的,总是叙述性的,缺少描写刻画,人物语言没有个性,千人一腔｡其他如细节的重复,情节的缺少照应等等,都已有人论及{3},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兹不赘述｡提到这些,只是说明,《白鹿原》在塑造朱先生形象时,由于传统文化形式缺失而不成功,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作者的文学观念､生活素养和文学功力的偏颇与不足｡
《白鹿原》有市场是可以理解的,其故事的传奇性､性描写都是吸引人的,正如陈晓明所说:“它们(《白鹿原》､《废都》)巨大的销量,与其说是复古主义大行其道,不如说是欲望化的奇观在蛊惑人心｡”{4}但获得评论界诸如“史诗性巨著”之类的过高评价,却让人费解｡
注 释
{1}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页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59页
{3}刘骥鹏.谈《白鹿原》人物描写的几处瑕疵[J].济南:山东文学2004-6.第65页
{4}陈晓明.文学超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124页
参考文献
(1)陈忠实 白鹿原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贾平凹 废都 [C].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
(3)唐浩明 曾国藩 [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沉淀了其独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如诗词歌赋､楹联书法､测字猜谜等等,而且这些文艺形式历久弥新,代代流传｡
自我国有长篇小说以来,只要涉及文人学士,这些形式更是如影随形,彼此几乎是血肉相连｡颠峰之作《红楼梦》便是如此,有的如《镜花缘》更是多到有卖弄之嫌｡
当然,如果说写小说就非写这些不可,那肯定是大错特错了｡文学总在发展,好的作品必然有其创新之处,因袭重复是不能产生杰作的｡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不唯其作品思想之深刻丰富,也由于其文体之创新｡然而,就《白鹿原》来说却不能不写,不能不写好｡理由是: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且它塑造了朱先生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是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了朱先生这一形象的失败｡
自然,传统文化也不一定要通过某种形式来表现｡“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项下文化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从第三种定义而言,它涵盖了前两种定义,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深深地刻上这种文化烙印｡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自然不能因为《白鹿原》写传统文化,就要求有某些特定的形式｡就是从文化的第一种定义来说,“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也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如阿城的《棋王》里的王一生,口里从不曾说及庄老,但并不妨碍他深得道家思想之精髓｡就《白鹿原》来说,写白嘉轩可以不写诗词楹联､之乎者也,尽管他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但他根本上是个地主兼农民｡可是朱先生就不同了,他是读书人,是书院的主持人,他终日舞文弄墨,就算他不像孔乙己那般突出他读书人的身份,穿长衫,说之乎者也;言谈举止不装斯文,要返朴归真,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终归应是出语不俗,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余秋雨有一篇散文叫《文化的出卖》,写一张留言条泄露了犯罪嫌疑人文化人身份的故事｡所以,文化人的文化是想遮也遮不住的｡然而朱先生在这方面显得内力不足,远远支撑不起作者把他塑造成近乎“圣人”的意图,从而导致这个人物形象就像穿了一件太大的衣裳,显得滑稽可笑,完全违背了作者把他当作圣人来写的庄严神圣｡
在小说中,在大的情节框架上,朱先生能鉴古知今,超凡脱俗,甚至令人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感;而在细节肌理上,其言行,其吟诗题字,实无过人之处,甚至可谓平庸､做作｡
先看朱先生的神奇之处:正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他上知天文,在日头如火,万里无云时,他穿上泥屐在村巷里走,被人视为疯呆之举,然而转眼即白雨如注;又有一次,他晚观天象,脱口而说“今年成豆”,也如神应验;再如仅凭三寸之舌退去方巡抚二十万大军;算出白灵命中左边有个黑洞,后来,革命者白灵即死于党内左倾路线;更神的是他还预见了身后之事,当红卫兵把他作为孔老二靶子挖开他的墓穴时,只挖到刻有“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十二个字的砖头｡看来,作者在创作这一形象时,还真是以诸葛孔明为参照的｡然而,作为文学形象,正如人们常说的,仅有骨架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血有肉,有逼真细腻的细节描写｡那么,朱先生作为一个近乎圣人的儒者形象,在小说对他的言行细节描写中流露的文化素养又如何呢?试举几例看看,朱先生南方讲学归来,登上华山,作诗一首: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其妻弟白嘉轩与人争地,他以诗劝喻: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前一首有几分气势,托山言志,也不算空洞,但究竟措辞陈旧,含义直露,是远远称不上佳作的｡后一首则无疑是打油之作,或曰他这是看对象而作的,但鲁迅先生说,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血管里流的都是血｡纵观历代好诗,语言浅近者不在少数｡好的文学作品,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切合其身份,《红楼梦》里,同样说打趣话,林黛玉说的和王熙凤说的就大异其趣｡朱先生在小说里还有几次题字,退了方巡抚后,张总督请其留下墨宝,他写的是:脚放大,发铰短,指甲常剪兜要浅｡小说里“张总督皱皱眉头不知所云”,对读者来说也是颇为费解的｡再是乌鸦兵来的时候,彭县长向他索字,他写了“好人难活”四个大字｡还有给上抗日前线的鹿兆海写了“砥柱人间是此峰”和“白鹿精魂”｡最后一幅字是给黑娃写的“学为好人”｡题字也是我国传统文人所喜好和擅长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文艺形式,是很讲究的,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注意到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可是,朱先生的上述题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发人深省､令人回味的深刻机智之处｡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庄之蝶是传统文人式的作家,撰联题字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小说里就非常丰富而且成功,如庄之蝶挽钟唯贤联:莫叹福浅,泥污莲方艳,树有包容鸟知暖,冬梅红已绽;别笑命短,夜残萤才乱,月无芒角星避暗,秋蝉声渐软｡挽龚靖元联:生比你迟,死比我早,西京自古不留客,风哭你哭我生死无界;兄在阴间,弟在阳世,哪里黄土都埋人,雨笑兄笑弟阴阳难分｡内容切事切人,感情悲凉沉郁,音韵婉转顿挫,充分体现了人物也即体现了作者这方面的非凡才气｡所以,不管人们对《废都》､对庄之蝶这个形象如何评价,但至少形象本身是有血有肉的｡两相对比,《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形象就显得苍白贫血了,不仅其诗文如此,其行事亦然,如对待乌鸦军刘军长一节,以两只狗守门,以豆腐炖肉暗示其不能得势,实在只能算是村夫野老抑或优伶诙谐讽喻之举;就是退方巡抚一节,也没有什么非凡之见,显得牵强,至于其不接受张总督的压惊酒席,捧着几天前从方巡抚处用瓦罐装回的食物大吃大嚼起来,更是显得做作滑稽｡作者自然是为了突出其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但过犹不及,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朱先生文才的缺乏导致了这一形象的不成功,这是作品瑕疵之一,《白鹿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首先,《白鹿原》是一部观念大于形象的小说,它的一个观点是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另一个观点是人性是复杂的｡作者就按此驱使其人物的一举一动｡他注重情节的传奇性,如白嘉轩娶七个老婆,白､鹿两家的发家史等等,但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能说很成功,朱先生即是例证｡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作家的意识对描写对象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还要遵循描写对象即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如被巴赫金{2}列为独白型小说的列夫•托尔斯泰的《阿娜•卡列尼娜》里阿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就和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多了同情,少了批判｡《白鹿原》则忽略了这一点,如前后转变巨大的两个人物,白孝文和黑娃,作品并没有写出其转变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其次,《白鹿原》的语言也是比较单调的,总是叙述性的,缺少描写刻画,人物语言没有个性,千人一腔｡其他如细节的重复,情节的缺少照应等等,都已有人论及{3},这也不是本文的目的,兹不赘述｡提到这些,只是说明,《白鹿原》在塑造朱先生形象时,由于传统文化形式缺失而不成功,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作者的文学观念､生活素养和文学功力的偏颇与不足｡
《白鹿原》有市场是可以理解的,其故事的传奇性､性描写都是吸引人的,正如陈晓明所说:“它们(《白鹿原》､《废都》)巨大的销量,与其说是复古主义大行其道,不如说是欲望化的奇观在蛊惑人心｡”{4}但获得评论界诸如“史诗性巨著”之类的过高评价,却让人费解｡
注 释
{1}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页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59页
{3}刘骥鹏.谈《白鹿原》人物描写的几处瑕疵[J].济南:山东文学2004-6.第65页
{4}陈晓明.文学超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124页
参考文献
(1)陈忠实 白鹿原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贾平凹 废都 [C].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
(3)唐浩明 曾国藩 [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