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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校长，您好！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中的12个词24个字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不少议论，比如有人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太长了，记不住，背不出。”那么，究竟该怎么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李君如：说实在的，我原来也有这个感觉。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形的大善之德，是靠死记硬背背出来的吗？是的，也有人背过，那么背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核心价值观了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人可以把文件背得滚瓜烂熟，但胡作非为的还是胡作非为，搞腐败的还是搞腐败。
显然，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学习，要熟读，要背诵，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育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了解这24字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从而在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自然领悟过程中把它们内化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做人干事、处世待人的“一定之规”。
记者：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的理解，一般被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4个词8个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划分？
李君如：首先，这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总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有先进的价值观念加以支撑。而要建设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只有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都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才能获得成功。
其次，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都有许多问题，是多层次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明确地说过：这三个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再次，这是由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者的关系决定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力量。这里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国家的起源上讲，在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就建立起国家这样的上层建筑；从国家的存在状态看，它居于社会之上统治和管理着社会；从国家面临的风险看，它极有可能被权力所异化，走向反面。至于在社会中，又有一个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社会是由公民个人组成的，社会可以说是公民个人的总和；但公民个人又是有不同的利益要求的，社会只能尊重公民个人而不能包办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就发生了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复杂关系。所以，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层面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要求。
记者：您能否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入谈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李君如：毛泽东曾经提出一个很深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这样回答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
比如，要了解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8个字的价值目标是怎么形成的，只要回想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和目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朴素，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致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历史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要理解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还应弄清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对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从内涵上作了分析，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的现代化还包括“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等任务和目标。这种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是这样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标中没有“富强”这两个字。
记者：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到“富强”这个词呢？
李君如：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长期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致富等同于搞修正主义。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人们都不敢言“富”，谈“富”色变。直到经过一轮比一轮深入的拨乱反正，在全面改革开始后，党的十三大才把“富强”两字和“民主”、“文明”一起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当时的提法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这样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地推进，甚至在国内外政治风波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都挺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广。 随着政策的放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分层加剧，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了，社会矛盾增多了，群体性事件也接连不断地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并且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提了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布局，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布局。也就是说，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把社会建设也纳入到工作全局中来考虑和部署了。十七大把“和谐”这两个字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
实际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追求的四大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此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作为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样，来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只要联系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记住什么是我们要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
记者：社会上还有一种议论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该怎么看呢？
李君如：这并不奇怪。实践是个过程，认识的形成和成熟也是个过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必定是一个过程。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比如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形成，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几个世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天主教教会对人和人性的束缚，形成了强劲的人文主义思潮；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反对教皇统治和教会内部的特权、腐败；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深刻地批判了世俗君主制度，才形成了广为传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博爱”逐渐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并没有马上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才成为官方格言，二战时期还被改为“劳动、家庭、祖国”，二战后到1946年和1958年才被写进法国宪法。
记者：那么，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有何联系？
李君如：我们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不能仅仅理解为这只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我无关。事实上，国家的追求就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国家”这个词，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政治概念，是与政权相关联的概念。而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因此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从其实质来讲，就是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更何况，英文中的“country”、“state”在中文中译为“国家”而不是“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离不开“家”、“家”离不开“国”，国家好了，我们大家都会好。所以，在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时，不要认为这与我无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
记者：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观又是怎样形成的？
李君如：我们在前面讲到“历史性大反思”，又讲到“时代性大变动”，“反思”是对历史的总结，“变动”是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动、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且主流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给中国带来新变化和新走向的大变动。我们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新意，新就新在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这样的时代性大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走向。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取向，就是反映中国社会新变化、新走向的新观念。
前面讲到欧洲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反对宗教对人和人性的束缚，然后经过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一步一步形成的。在我们中国，夏商周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仁者爱人”的思想出现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出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出现了，“和为贵”的思想出现了。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走了出来，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观念也伴之而生。但是，那时思想最解放的人还没有从“君子”与“小人”的等级观念中解放出来，“自由”还不是被贬为“小人”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到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宗教占统治地位走出来的中国人又被一整套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套住了。随着这个体系日臻完备，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吼声。
这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但让中国人接受了“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等新观念，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应时代进步潮流而生，并站在这个时代进步潮流的前锋，为中国的文明前途奋斗着。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高地举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不仅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中解放出来了，而且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开始享受到了“民主”、“自由”的喜悦。
但是，“自由”是有层次的，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而且，自由在发展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美国，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又富有哲理的名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偿的。毛泽东也在哲学的层面上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时候，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处在“必然王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在怎么样把解放出来的人“组织起来”的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人民群众内部隐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住了。这就决定了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必定会开始新的思想大解放。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发端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解放运动还在深入，它带给中国的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进步大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平等”等人类文明中的进步观念，在中国进一步入脑入心，确立起来了。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确立了“自由”观念，而且对“平等”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本来，马克思主义就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是在平等的商品交换中实现的。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平等和自由一样，也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中，除了“自由”、“平等”，还有“公正”、“法治”。如果说“自由”、“平等”是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发展条件，那么“公正”、“法治”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信守的原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正”、“法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
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思想大解放，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使得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能够让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社会活力的解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不仅要形成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还要倡导能够维护自由、平等的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
记者：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准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君如：对于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传统文化，毛泽东要求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科学的总结，要求我们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时候，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简单地否定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时，也不能把那些与历史进步潮流相悖的文化糟粕也继承了。
在我们要倡导和培育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能够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我们的古人常讲：“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精益求精”，“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人者，人亦善之”、“知恩图报，善莫大焉”等等，讲的都是怎么做人待人的问题。“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这些好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表述和弘扬。
在一个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国家里，在一个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里，公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民呢？从公民自身来讲，要爱国，要敬业；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倡导诚信、友善。简单地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讲的就是对自己要好，对别人也要好。这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奉行和坚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入脑入心的问题，更是应大力培育和践行的问题。那么，当前我们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李君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十分重大。
要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不仅要了解这24字是怎么形成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还要下大力气培育和弘扬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不能光说不练、只说不做，一定要在践行中培育和弘扬。我们古人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而这种教化不是单纯地“教”，还要在“践行”中化为内心的自我规范。比如古人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齐”、“治”、“平”就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这不仅讲要“践行”，还强调要联系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来“践行”。我们应该认真地领会和把握这个要求，并努力把这个要求变为现实。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行的东西，是要通过“行”表现出来的。“行”，就是“办”。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坚守。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一定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的大事来对待。
李君如：说实在的，我原来也有这个感觉。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形的大善之德，是靠死记硬背背出来的吗？是的，也有人背过，那么背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核心价值观了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人可以把文件背得滚瓜烂熟，但胡作非为的还是胡作非为，搞腐败的还是搞腐败。
显然，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学习，要熟读，要背诵，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育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了解这24字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从而在历史的深入理解和自然领悟过程中把它们内化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做人干事、处世待人的“一定之规”。
记者：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的理解，一般被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4个词8个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划分？
李君如：首先，这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达到的总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有先进的价值观念加以支撑。而要建设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只有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都形成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才能获得成功。
其次，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都有许多问题，是多层次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明确地说过：这三个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再次，这是由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者的关系决定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力量。这里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国家的起源上讲，在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就建立起国家这样的上层建筑；从国家的存在状态看，它居于社会之上统治和管理着社会；从国家面临的风险看，它极有可能被权力所异化，走向反面。至于在社会中，又有一个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社会是由公民个人组成的，社会可以说是公民个人的总和；但公民个人又是有不同的利益要求的，社会只能尊重公民个人而不能包办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就发生了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复杂关系。所以，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层面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要求。
记者：您能否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入谈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李君如：毛泽东曾经提出一个很深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这样回答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24个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
比如，要了解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8个字的价值目标是怎么形成的，只要回想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和目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很朴素，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后来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致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历史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要理解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还应弄清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对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从内涵上作了分析，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的现代化还包括“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等任务和目标。这种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是这样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标中没有“富强”这两个字。
记者：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到“富强”这个词呢？
李君如：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长期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致富等同于搞修正主义。所以在一个时期里人们都不敢言“富”，谈“富”色变。直到经过一轮比一轮深入的拨乱反正，在全面改革开始后，党的十三大才把“富强”两字和“民主”、“文明”一起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当时的提法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这样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地推进，甚至在国内外政治风波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都挺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广。 随着政策的放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分层加剧，社会成员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了，社会矛盾增多了，群体性事件也接连不断地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并且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提了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布局，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布局。也就是说，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把社会建设也纳入到工作全局中来考虑和部署了。十七大把“和谐”这两个字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元素构成的现代化。
实际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追求的四大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此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作为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样，来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大反思和时代性大变动的深刻总结。只要联系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记住什么是我们要坚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
记者：社会上还有一种议论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这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该怎么看呢？
李君如：这并不奇怪。实践是个过程，认识的形成和成熟也是个过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必定是一个过程。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比如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形成，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几个世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天主教教会对人和人性的束缚，形成了强劲的人文主义思潮；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反对教皇统治和教会内部的特权、腐败；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深刻地批判了世俗君主制度，才形成了广为传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博爱”逐渐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并没有马上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才成为官方格言，二战时期还被改为“劳动、家庭、祖国”，二战后到1946年和1958年才被写进法国宪法。
记者：那么，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有何联系？
李君如：我们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不能仅仅理解为这只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我无关。事实上，国家的追求就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国家”这个词，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政治概念，是与政权相关联的概念。而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因此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从其实质来讲，就是全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更何况，英文中的“country”、“state”在中文中译为“国家”而不是“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离不开“家”、“家”离不开“国”，国家好了，我们大家都会好。所以，在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时，不要认为这与我无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
记者：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观又是怎样形成的？
李君如：我们在前面讲到“历史性大反思”，又讲到“时代性大变动”，“反思”是对历史的总结，“变动”是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动、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且主流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给中国带来新变化和新走向的大变动。我们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新意，新就新在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这样的时代性大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走向。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取向，就是反映中国社会新变化、新走向的新观念。
前面讲到欧洲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反对宗教对人和人性的束缚，然后经过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一步一步形成的。在我们中国，夏商周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仁者爱人”的思想出现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出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出现了，“和为贵”的思想出现了。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走了出来，于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观念也伴之而生。但是，那时思想最解放的人还没有从“君子”与“小人”的等级观念中解放出来，“自由”还不是被贬为“小人”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到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宗教占统治地位走出来的中国人又被一整套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套住了。随着这个体系日臻完备，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吼声。
这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但让中国人接受了“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等新观念，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应时代进步潮流而生，并站在这个时代进步潮流的前锋，为中国的文明前途奋斗着。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高地举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不仅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的纲常体系中解放出来了，而且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开始享受到了“民主”、“自由”的喜悦。
但是，“自由”是有层次的，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而且，自由在发展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美国，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又富有哲理的名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偿的。毛泽东也在哲学的层面上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时候，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处在“必然王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在怎么样把解放出来的人“组织起来”的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人民群众内部隐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住了。这就决定了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必定会开始新的思想大解放。 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发端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大解放。这次思想解放运动还在深入，它带给中国的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进步大发展。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平等”等人类文明中的进步观念，在中国进一步入脑入心，确立起来了。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确立了“自由”观念，而且对“平等”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本来，马克思主义就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是在平等的商品交换中实现的。没有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平等和自由一样，也是我们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中，除了“自由”、“平等”，还有“公正”、“法治”。如果说“自由”、“平等”是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发展条件，那么“公正”、“法治”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信守的原则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正”、“法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
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思想大解放，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具有现代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使得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能够让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社会活力的解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层面上不仅要形成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还要倡导能够维护自由、平等的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
记者：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4个词8个字的价值准则，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李君如：对于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创造的传统文化，毛泽东要求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科学的总结，要求我们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时候，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简单地否定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时，也不能把那些与历史进步潮流相悖的文化糟粕也继承了。
在我们要倡导和培育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能够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我们的古人常讲：“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精益求精”，“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人者，人亦善之”、“知恩图报，善莫大焉”等等，讲的都是怎么做人待人的问题。“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这些好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表述和弘扬。
在一个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国家里，在一个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价值取向的社会里，公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民呢？从公民自身来讲，要爱国，要敬业；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倡导诚信、友善。简单地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讲的就是对自己要好，对别人也要好。这是每一个公民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奉行和坚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入脑入心的问题，更是应大力培育和践行的问题。那么，当前我们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李君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十分重大。
要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不仅要了解这24字是怎么形成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来的，还要下大力气培育和弘扬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不能光说不练、只说不做，一定要在践行中培育和弘扬。我们古人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而这种教化不是单纯地“教”，还要在“践行”中化为内心的自我规范。比如古人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齐”、“治”、“平”就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这不仅讲要“践行”，还强调要联系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来“践行”。我们应该认真地领会和把握这个要求，并努力把这个要求变为现实。价值观是内生于心、外显于行的东西，是要通过“行”表现出来的。“行”，就是“办”。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坚守。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一定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的大事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