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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5个月内,13名富士康员工选择用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震撼全国的悲剧,引起不少正义人士对劳工状况的关注及对事件成因的探究,却也招来一些无耻的帮闲或帮凶文人迫不及待地为资方和管理方开脱。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一位教授马上指出,这个自杀比率还不及中国全国的平均水平(且不说他的统计数字可靠性如何,单从自杀者的属性和自杀原因来看两者之不可比性即已显而易见);香港一位历来以“左”自居的教授也赶紧出来粉饰太平,说香港有个精神病人自杀,就没有人去追究什么“深层次”原因(这一类比的荒谬并不需要多深的学问就能看出,“左派”中“吾爱人民,吾更爱人民币”的还真不在少数);北京另一所显赫的文科大学的一位教授则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血汗工厂的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所有工业化强国经济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也不能例外(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卷入世界战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学界精英”们帮闲或帮凶的动机为何,也无论他们能不能现钞现付地领到金票、津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他们成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时,他们的智商都已经降到了弱智以下。
当然,在由富士康悲剧引发的诸多评论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本刊同期刊载的田文林的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血汗工厂悲剧的根源,盖出自国际、国内“两个资本阶层的双重剥削”。这当然是最本质的原因,但它不能解释同样是在“双重剥削”普遍存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十几连跳的悲剧何以没有发生?一个最有力的解释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我们的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必然的、内在的社会矛盾,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斗争以及妥协来求得暂时的解决,直到下一次矛盾的爆发。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掌握生产资料和管理大权的资本—管理方显然是强势一方,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雇员则是弱势一方,必须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以勉强维持劳资双方的力量均势。我们的工人被剥夺了组织工会的权利,就像在一场拳击比赛中被捆住了双手,只有挨打,或任人宰割的份,却没有还手的可能。这是中国工人的悲剧。
然而,这一原因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中国的血汗工厂中,这十几连跳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别处,而是在设施待遇都相对较好而且管理相当现代化的富士康呢?
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现代化的管理上。当传统遭遇现代时,当来自传统社会的民工来到现代化管理的富士康时,传统社会“人治”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就与现代化管理“法治”的去人性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非人性的规则面前,民工感到被异化的绝望而又无处宣泄,从而走上绝路。
典型的传统“人治”管理模式常见于建筑包工队。一个队里的工人大多是老乡,还可能是同村的,不是沾点亲带点故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工头就是他们的老大。工人与工头有了矛盾,无论是犯规被罚或是工资遭拖欠,如果感觉不公,都可以找工头理论,也可以吵架、骂娘甚至打架的方式解决。理论或吵架的过程是冗长、拖沓和扯皮的,算旧账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恩怨,扯关系可以牵出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是非,短可以吵上几个小时,长可以几天、几个月的一直吵下去。不管是穿小鞋或扣工资,“祸首”是谁都很清楚,“冤有头债有主”,都可以找到一个活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去吼上一通,哪怕对方的嗓门比自己还大。人们往往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释放了精力,宣泄了愤怒、稀释了敌意,化解了矛盾。即使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也可以再往上找更大的“头”去吵去闹,或者,如果认定这里的乌鸦特别黑,还有最后一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人!
现代化管理的要诀,恰恰是在解决矛盾时将所有这些费时费力、“劳力密集”的低效方式和过程去除,只剩下干净利落、无所不包的规则去应对一切麻烦,管理学上把这叫做“流线化”(streamlining)。于是,当现代化管理下的工人遭遇问题时,他找不到人去诉说、去理论、去吵架,却像是一个电话打进了一个自动应答的电话迷宫:“请根据你的问题选择:请假,请按1;迟到,请按2;早退,请按3; ……每一个号码后面都有一条公司的规则在等着他,没人听他诉说你的“特殊情况”,也没有人给他“特殊处理”。他想找一个活人去理论、去嚷、去吼,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规则所不允许的。他所面对的,就是无数规则的铜墙铁壁所组成的迷宫,耗尽一生也别想从这里走出去。这时,他感觉自己已不再是人,只是一个部件,一道工序,一个岗位,而他面对并与之打交道的,是一具只有规则而毫无人性的庞然大物。他感到无助和憋屈。而当他想到富士康几十万员工都是在同样的规则统一管理之下,而且其他血汗工厂可能还不如富士康时,这种无助和憋屈就成了绝望,一种走不出去的绝望。
当然,上面提出的解释只是一种假设,是否真的成立还有待检验。听说富士康的老板去工厂视察时还带了一班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去做调研。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人也往这个方向去寻求解释。如果有的话,不妨把这一假设付诸实证检验;如果真能成立,则可以循此方向去设计解决方法。
当然,在由富士康悲剧引发的诸多评论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本刊同期刊载的田文林的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血汗工厂悲剧的根源,盖出自国际、国内“两个资本阶层的双重剥削”。这当然是最本质的原因,但它不能解释同样是在“双重剥削”普遍存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十几连跳的悲剧何以没有发生?一个最有力的解释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我们的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必然的、内在的社会矛盾,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斗争以及妥协来求得暂时的解决,直到下一次矛盾的爆发。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掌握生产资料和管理大权的资本—管理方显然是强势一方,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雇员则是弱势一方,必须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以勉强维持劳资双方的力量均势。我们的工人被剥夺了组织工会的权利,就像在一场拳击比赛中被捆住了双手,只有挨打,或任人宰割的份,却没有还手的可能。这是中国工人的悲剧。
然而,这一原因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中国的血汗工厂中,这十几连跳的悲剧没有发生在别处,而是在设施待遇都相对较好而且管理相当现代化的富士康呢?
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现代化的管理上。当传统遭遇现代时,当来自传统社会的民工来到现代化管理的富士康时,传统社会“人治”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就与现代化管理“法治”的去人性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非人性的规则面前,民工感到被异化的绝望而又无处宣泄,从而走上绝路。
典型的传统“人治”管理模式常见于建筑包工队。一个队里的工人大多是老乡,还可能是同村的,不是沾点亲带点故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工头就是他们的老大。工人与工头有了矛盾,无论是犯规被罚或是工资遭拖欠,如果感觉不公,都可以找工头理论,也可以吵架、骂娘甚至打架的方式解决。理论或吵架的过程是冗长、拖沓和扯皮的,算旧账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恩怨,扯关系可以牵出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是非,短可以吵上几个小时,长可以几天、几个月的一直吵下去。不管是穿小鞋或扣工资,“祸首”是谁都很清楚,“冤有头债有主”,都可以找到一个活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去吼上一通,哪怕对方的嗓门比自己还大。人们往往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释放了精力,宣泄了愤怒、稀释了敌意,化解了矛盾。即使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也可以再往上找更大的“头”去吵去闹,或者,如果认定这里的乌鸦特别黑,还有最后一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人!
现代化管理的要诀,恰恰是在解决矛盾时将所有这些费时费力、“劳力密集”的低效方式和过程去除,只剩下干净利落、无所不包的规则去应对一切麻烦,管理学上把这叫做“流线化”(streamlining)。于是,当现代化管理下的工人遭遇问题时,他找不到人去诉说、去理论、去吵架,却像是一个电话打进了一个自动应答的电话迷宫:“请根据你的问题选择:请假,请按1;迟到,请按2;早退,请按3; ……每一个号码后面都有一条公司的规则在等着他,没人听他诉说你的“特殊情况”,也没有人给他“特殊处理”。他想找一个活人去理论、去嚷、去吼,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规则所不允许的。他所面对的,就是无数规则的铜墙铁壁所组成的迷宫,耗尽一生也别想从这里走出去。这时,他感觉自己已不再是人,只是一个部件,一道工序,一个岗位,而他面对并与之打交道的,是一具只有规则而毫无人性的庞然大物。他感到无助和憋屈。而当他想到富士康几十万员工都是在同样的规则统一管理之下,而且其他血汗工厂可能还不如富士康时,这种无助和憋屈就成了绝望,一种走不出去的绝望。
当然,上面提出的解释只是一种假设,是否真的成立还有待检验。听说富士康的老板去工厂视察时还带了一班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去做调研。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人也往这个方向去寻求解释。如果有的话,不妨把这一假设付诸实证检验;如果真能成立,则可以循此方向去设计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