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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改革是教育发展大势所趋
异地高考是热点
分省出台方案于事无补
焦点提示：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或部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要避免遍地开花的教育改革战略，否则，无法突破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综合改革是教育发展大势所趋
教育部今年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和突破口。代表委员们就如何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积极建言献策。
“眼下，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在谈到教育改革时如是说。
他举例说，一名学生考上高职、大专后，要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在现行体系中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个体系一直遵循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人才培养路径。现实需要不同教育层次之间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然而，即使建起“立交桥”，提升了这个领域的教育公平程度，但还是不能消除就业歧视问题。
“就业歧视是社会认知问题，教育根本无力解决。”丁烈云说，一个普通院校、专科、职业学校的学生，即便非常优秀，且不说进公务员系统，就连进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困难。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多数体制内的用人单位都强调毕业生的第一学历。
丁烈云认为：“现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择校热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一个部门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力量集中发力，推进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说：“只有进行综合改革，才能推进教育更强劲地发展。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来看，深化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社会背景极其复杂、利益诉求极其多样、利益格局调整极其艰巨、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极其繁重，因此，改革具有社会性、全局性、系统性、跨领域性、革命性、紧迫性和风险性。”他认为，充分认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
张志勇说：“大家都在说，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无非就是问题爆发期、矛盾突出期、改革攻坚期。但改革越复杂，挑战越艰巨，越需要改革者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小脚女人，唯唯诺诺，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无法担当教育改革重担！”
“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或部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要避免遍地开花的教育改革战略；否则，无法突破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张志勇呼吁，集中力量破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体制机制障碍，在做好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把伸出去的十个指头收回来，握紧拳头，重拳出击。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无锡市副市长华博雅认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地方政府在推进教育管理体制、中小学办学体制、考试招生制度、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教育国际化等方面，要积极探索实践，努力破除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张志勇建议，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选择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有代表性的若干省市，建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力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每个试验区以某一领域的改革为主，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为核心，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待这些试验区试点改革取得突破成果后，再选择第二批省市进行推广性试点，直至最后在全国推广。
“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挑战多多，但绝不是无路可走，关键是要有破釜沉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改革勇气。教育改革需要凝聚力量，需要上下齐动，需要协同闯关。”张志勇说。
尽管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是当务之急，但代表委员们认为，教育改革必须协调好各方面关系，稳步推进，尤其是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接受度、教育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综合改革要一步步往前推，千万不能一步推开！”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说，不同地区和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教育改革的方向、重点可能并不一致。比如，南京大学把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配以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实现“高、精、尖”——高，就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精，是指精英人才培养；尖，就是尖端的科学研究。就综合改革的全部需求看，这个过程还要向前延伸，还要花很长时间。
马敏说：“教育综合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创新相结合，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教育工作评价的根本标准，在坚持调研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同时发挥基层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教育的宏观改革也要与学校的微观改革相配套，要从各地区、各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关政策。”
不少代表委员还呼吁“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改革”。“教育综合改革不仅是几类教育的综合改革，也是教育与相关社会领域的综合改革。因此，在改革推进中必须解决好两者关系。如果教育与有些领域的改革不同、方向不对，就可能贻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几十年的发展。”丁烈云呼吁，教育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快，也不宜对人民期待毫无回应，要不断地以小步快跑，逐步破冰，“有些改革，社会准备暂时不足、条件不成熟，可以适当放一放，等条件成熟后再大力推进，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不能为了急于回应社会关切，匆忙上马。”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华博雅表示，要协调好教育改革各方面关系，政府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完善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二是优化教育发展环境，推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三是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加快学校去行政化步伐，减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的直接干预，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建立以理事会制度为架构的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张志勇说：“任何教育改革都具有社会风险，所以改革要把握好时机、难度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度。但教育改革的风险是社会领域改革中较小的，教育改革的风险，可以通过试点先行战略，进行有效的控制。关键是要建立上下联动的教育改革风险共担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移动总经理简勤说：“好教师下乡难”可以用互联网的模式解决。简勤建议，用互联网科技手段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当前发展阶段投入比较少、见效比较快的一种模式。
简勤提出问题的核心是：“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农村学校共享”。解决的办法有三个：
1.结合运营商基础宽带设施，实现远程教育课程的快速、大范围投送。近年来，许多国际国内著名高等院校将课程上网，免费提供给互联网使用者观看，成了互联网知识界的一阵新风。借鉴这种模式，可应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借鉴网络公开课的模式，集中名校名师资源，搭建集中、跨校、跨区域的知识共享平台，为农村学校远程教学服务。
2.将优秀的教参、学习资料、书籍“数字化”，可解决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丰富农村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3.在农村学校推广部署移动云终端。随着农村宽带的完善和国家知识共享平台的建设，移动云终端既有了技术和应用基础，又能大幅降低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成本。
异地高考是热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占海特（江西籍随迁子女，因为在网上与沪籍人士“约辩”而为人所熟知）因为“约辩”被很多人认识，特别是关注高考的人们。她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虽然这场约辩沦为骂战，无疾而终；但它所涉及的话题——异地高考却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统筹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建议。这是他首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就异地高考问题提出建议。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对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政策。
“目前，各地相继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中，有20个省在2013年就将有条件放开‘异地高考’。这些省份包括安徽、江苏、广西、云南、重庆、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高职）、广东（高职）、新疆（往届中职生考高职）和内蒙古，其中有的省份实现了随迁子女满足条件后与当地考生同等报考录取条件。而有的省份则还只能针对高职（天津、广东和新疆），或省属高校（云南的部分非滇籍随迁子女考生），不能填报高水平大学。贵州、福建、上海、四川、宁夏、陕西（高职）、山东和海南则要等到2014年才有条件放开‘异地高考’。”
“各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所设条件不一，差异较大。除了实施时间、步骤的不同，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对某一项条件的具体设定也不一样。”
刘汉元介绍，黑龙江、安徽两省要求具有该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连续就读3年以上；河北省则规定，须有河北省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江西5省份未对需“异地高考”的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出条件；北京、上海、广东等11省则不同程度地对考生父母提出了社保要求，其中，天津、上海社保年限尚未明确，其余省份社保年限多为3年。
“而备受关注和期待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坚冰地区’，随迁子女要彻底实现就地高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北京，按照其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仅仅是对中职和高职考试有明确的异地考试规定，对于高考却没有明确说明，这在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在京务工子女的高考问题。”
“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首先必须通过健全资助体系来解决贫困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努力缩小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其次，逐步取消高校按省分配招生名额的做法，可先从教育部直属的‘985’等高校开始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刘汉元认为，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源自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以及由此造成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省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在高考制度中实行已久的高校分省分配招生名额的做法，更加加剧了不同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均等。
“按地区分配名额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理应改为根据高考报名人数来按同等比例分配招生名额，甚至可在全国范围统一择优录取，从而解决目前高校入学机会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最终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从根本上完善、支撑异地高考政策的落地实施。”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通过统一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以确保效率、公平、公正等价值的实现。
“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为此，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教育部来统筹，逐步取消各省市单独命题，改为恢复全国统一命题或者全国统一命题与招生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所有高校面向全国招生，按照分数高低统一划线录取。”
我国高考自1985年在上海开始自主命题试点后，2002年北京开始自主命题，2006年增加到16个省市，目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体制基本名存实亡。在刘汉元看来，2002年之前全国实行统一考试，异地高考或者户籍地高考，都是全国一张试卷，即使回户籍地参加高考，也就一张往返车票的问题。
由于目前各省市中小学生的电子学籍各自为政，彼此并不互通，学生一旦随父母搬迁至外省上学，不仅当地无法得知该学生的就读变动情况，迁入地也很难获得该学生的就读信息，造成了较大的不便。刘汉元建议，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管理体系，对每一个学生的中小学电子学籍档案进行完整记录，包括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升级、毕业、考试、奖惩等基本信息，并进行全国联网。
“这一措施的好处在于，国家教育部、各省市都能及时查询和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流动情况，既方便保持随迁子女从一个城市搬迁至另一个城市后学籍的延续性，也可凭借全国联网的电子学籍证明其求学经历，参加异地高考。”
分省出台方案于事无补
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认为，“不能分省市区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他建议，考生就地报名参考，以当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为基数，相对平衡下达各省高考录取计划比例。
康永恒认为，如果教育部按照当年报考与招生人数，统一调控各省招生计划的比例，按照各省大致均衡的原则，再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就可以实现就地报考的公平性，就可以避免各省之间巨大的录取率差异。考生就地报名参考，以当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为基数，相对平衡下达各省（区市）高考录取计划比例。另外，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确保相对均衡的高考录取计划实现。考虑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考生的特殊情况，可以对这些地区和愿意回到民族地区工作的考生予以适当的照顾。由于没有从总体上均衡高考录取比例，改革高考录取名额分配办法，分省出台“异地高考方案”，是把应当在“顶层设计”的改革，转由基层去突破，于事无补。
康永恒说，社会对高考招生公平的理解和期盼，无非当地的考生不因“随迁子女”报名而使自己的录取机会下降，无非“随迁子女”考生能就地平等报考。其实，高考招生公平的更高目标，则应当是各省高考录取率大致相近，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高考录取名额能够按照当年报考人数公平分配和调剂。
他认为，如果教育部按照当年报考与招生人数，统一调控各省招生计划的比例，按照各省大致均衡的原则，再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就可以实现就地报考的公平性，就可以避免各省之间巨大的录取率差异。
异地高考是热点
分省出台方案于事无补
焦点提示：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或部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要避免遍地开花的教育改革战略，否则，无法突破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综合改革是教育发展大势所趋
教育部今年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要求和突破口。代表委员们就如何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积极建言献策。
“眼下，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在谈到教育改革时如是说。
他举例说，一名学生考上高职、大专后，要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在现行体系中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个体系一直遵循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人才培养路径。现实需要不同教育层次之间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然而，即使建起“立交桥”，提升了这个领域的教育公平程度，但还是不能消除就业歧视问题。
“就业歧视是社会认知问题，教育根本无力解决。”丁烈云说，一个普通院校、专科、职业学校的学生，即便非常优秀，且不说进公务员系统，就连进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困难。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多数体制内的用人单位都强调毕业生的第一学历。
丁烈云认为：“现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择校热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实际上不是教育一个部门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力量集中发力，推进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说：“只有进行综合改革，才能推进教育更强劲地发展。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来看，深化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社会背景极其复杂、利益诉求极其多样、利益格局调整极其艰巨、体制机制改革任务极其繁重，因此，改革具有社会性、全局性、系统性、跨领域性、革命性、紧迫性和风险性。”他认为，充分认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形势的基本判断。
张志勇说：“大家都在说，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无非就是问题爆发期、矛盾突出期、改革攻坚期。但改革越复杂，挑战越艰巨，越需要改革者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小脚女人，唯唯诺诺，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无法担当教育改革重担！”
“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或部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要避免遍地开花的教育改革战略；否则，无法突破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张志勇呼吁，集中力量破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体制机制障碍，在做好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把伸出去的十个指头收回来，握紧拳头，重拳出击。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无锡市副市长华博雅认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地方政府在推进教育管理体制、中小学办学体制、考试招生制度、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教育国际化等方面，要积极探索实践，努力破除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张志勇建议，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选择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有代表性的若干省市，建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力推进教育的综合改革。每个试验区以某一领域的改革为主，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为核心，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待这些试验区试点改革取得突破成果后，再选择第二批省市进行推广性试点，直至最后在全国推广。
“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挑战多多，但绝不是无路可走，关键是要有破釜沉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改革勇气。教育改革需要凝聚力量，需要上下齐动，需要协同闯关。”张志勇说。
尽管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是当务之急，但代表委员们认为，教育改革必须协调好各方面关系，稳步推进，尤其是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接受度、教育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综合改革要一步步往前推，千万不能一步推开！”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说，不同地区和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教育改革的方向、重点可能并不一致。比如，南京大学把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配以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实现“高、精、尖”——高，就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精，是指精英人才培养；尖，就是尖端的科学研究。就综合改革的全部需求看，这个过程还要向前延伸，还要花很长时间。
马敏说：“教育综合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创新相结合，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教育工作评价的根本标准，在坚持调研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同时发挥基层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教育的宏观改革也要与学校的微观改革相配套，要从各地区、各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关政策。”
不少代表委员还呼吁“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改革”。“教育综合改革不仅是几类教育的综合改革，也是教育与相关社会领域的综合改革。因此，在改革推进中必须解决好两者关系。如果教育与有些领域的改革不同、方向不对，就可能贻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几十年的发展。”丁烈云呼吁，教育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快，也不宜对人民期待毫无回应，要不断地以小步快跑，逐步破冰，“有些改革，社会准备暂时不足、条件不成熟，可以适当放一放，等条件成熟后再大力推进，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不能为了急于回应社会关切，匆忙上马。”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华博雅表示，要协调好教育改革各方面关系，政府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完善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二是优化教育发展环境，推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三是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加快学校去行政化步伐，减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的直接干预，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建立以理事会制度为架构的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张志勇说：“任何教育改革都具有社会风险，所以改革要把握好时机、难度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度。但教育改革的风险是社会领域改革中较小的，教育改革的风险，可以通过试点先行战略，进行有效的控制。关键是要建立上下联动的教育改革风险共担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移动总经理简勤说：“好教师下乡难”可以用互联网的模式解决。简勤建议，用互联网科技手段解决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当前发展阶段投入比较少、见效比较快的一种模式。
简勤提出问题的核心是：“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农村学校共享”。解决的办法有三个：
1.结合运营商基础宽带设施，实现远程教育课程的快速、大范围投送。近年来，许多国际国内著名高等院校将课程上网，免费提供给互联网使用者观看，成了互联网知识界的一阵新风。借鉴这种模式，可应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借鉴网络公开课的模式，集中名校名师资源，搭建集中、跨校、跨区域的知识共享平台，为农村学校远程教学服务。
2.将优秀的教参、学习资料、书籍“数字化”，可解决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丰富农村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3.在农村学校推广部署移动云终端。随着农村宽带的完善和国家知识共享平台的建设，移动云终端既有了技术和应用基础，又能大幅降低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成本。
异地高考是热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占海特（江西籍随迁子女，因为在网上与沪籍人士“约辩”而为人所熟知）因为“约辩”被很多人认识，特别是关注高考的人们。她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虽然这场约辩沦为骂战，无疾而终；但它所涉及的话题——异地高考却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统筹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建议。这是他首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就异地高考问题提出建议。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对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政策。
“目前，各地相继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中，有20个省在2013年就将有条件放开‘异地高考’。这些省份包括安徽、江苏、广西、云南、重庆、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高职）、广东（高职）、新疆（往届中职生考高职）和内蒙古，其中有的省份实现了随迁子女满足条件后与当地考生同等报考录取条件。而有的省份则还只能针对高职（天津、广东和新疆），或省属高校（云南的部分非滇籍随迁子女考生），不能填报高水平大学。贵州、福建、上海、四川、宁夏、陕西（高职）、山东和海南则要等到2014年才有条件放开‘异地高考’。”
“各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所设条件不一，差异较大。除了实施时间、步骤的不同，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对某一项条件的具体设定也不一样。”
刘汉元介绍，黑龙江、安徽两省要求具有该省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连续就读3年以上；河北省则规定，须有河北省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江西5省份未对需“异地高考”的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出条件；北京、上海、广东等11省则不同程度地对考生父母提出了社保要求，其中，天津、上海社保年限尚未明确，其余省份社保年限多为3年。
“而备受关注和期待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坚冰地区’，随迁子女要彻底实现就地高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北京，按照其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仅仅是对中职和高职考试有明确的异地考试规定，对于高考却没有明确说明，这在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在京务工子女的高考问题。”
“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首先必须通过健全资助体系来解决贫困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努力缩小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其次，逐步取消高校按省分配招生名额的做法，可先从教育部直属的‘985’等高校开始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刘汉元认为，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源自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以及由此造成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省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在高考制度中实行已久的高校分省分配招生名额的做法，更加加剧了不同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均等。
“按地区分配名额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理应改为根据高考报名人数来按同等比例分配招生名额，甚至可在全国范围统一择优录取，从而解决目前高校入学机会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最终以此为契机，加快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从根本上完善、支撑异地高考政策的落地实施。”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通过统一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以确保效率、公平、公正等价值的实现。
“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为此，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教育部来统筹，逐步取消各省市单独命题，改为恢复全国统一命题或者全国统一命题与招生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所有高校面向全国招生，按照分数高低统一划线录取。”
我国高考自1985年在上海开始自主命题试点后，2002年北京开始自主命题，2006年增加到16个省市，目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体制基本名存实亡。在刘汉元看来，2002年之前全国实行统一考试，异地高考或者户籍地高考，都是全国一张试卷，即使回户籍地参加高考，也就一张往返车票的问题。
由于目前各省市中小学生的电子学籍各自为政，彼此并不互通，学生一旦随父母搬迁至外省上学，不仅当地无法得知该学生的就读变动情况，迁入地也很难获得该学生的就读信息，造成了较大的不便。刘汉元建议，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管理体系，对每一个学生的中小学电子学籍档案进行完整记录，包括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升级、毕业、考试、奖惩等基本信息，并进行全国联网。
“这一措施的好处在于，国家教育部、各省市都能及时查询和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流动情况，既方便保持随迁子女从一个城市搬迁至另一个城市后学籍的延续性，也可凭借全国联网的电子学籍证明其求学经历，参加异地高考。”
分省出台方案于事无补
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认为，“不能分省市区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他建议，考生就地报名参考，以当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为基数，相对平衡下达各省高考录取计划比例。
康永恒认为，如果教育部按照当年报考与招生人数，统一调控各省招生计划的比例，按照各省大致均衡的原则，再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就可以实现就地报考的公平性，就可以避免各省之间巨大的录取率差异。考生就地报名参考，以当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为基数，相对平衡下达各省（区市）高考录取计划比例。另外，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确保相对均衡的高考录取计划实现。考虑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考生的特殊情况，可以对这些地区和愿意回到民族地区工作的考生予以适当的照顾。由于没有从总体上均衡高考录取比例，改革高考录取名额分配办法，分省出台“异地高考方案”，是把应当在“顶层设计”的改革，转由基层去突破，于事无补。
康永恒说，社会对高考招生公平的理解和期盼，无非当地的考生不因“随迁子女”报名而使自己的录取机会下降，无非“随迁子女”考生能就地平等报考。其实，高考招生公平的更高目标，则应当是各省高考录取率大致相近，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高考录取名额能够按照当年报考人数公平分配和调剂。
他认为，如果教育部按照当年报考与招生人数，统一调控各省招生计划的比例，按照各省大致均衡的原则，再调剂部分招生学校的生源范围，就可以实现就地报考的公平性，就可以避免各省之间巨大的录取率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