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是一位老革命，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经历过皖南事变，加入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过新四军民运部长和一师秘书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和文联主席。任职最久的是《辞海》主编，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我到市委工作不久就认识了夏老，但来往比较密切还是在他的儿子晓华调入宣传部成为我的下属后。夏老常让他传话约我去家里聊天。因为王元化担任宣传部长时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市委另行成立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凌驾于宣传部之上，由市委书记夏征农兼任组长。因此两位老人之间难免有些龃龉。
　　我对夏老和元化都很尊敬，许多人有些不解，似乎应该明确站一边才是对的。但我以为，既然他们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我们年轻人就不应该非此即彼选边站，更不应该为了私利在他们之间搬弄是非。
　　当时知识界很多人给夏老贴上“左”和保守的标签，我很不以为然。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被免职下放去农村担任公社书记。1962年，重新被启用的夏征农担任华东局宣传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公开说：“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满。不久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夏征农公开表示对这篇文章的反感，于是就遭到江青点名批判，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被批斗关押长达7年之久。
　　1978年，夏征农被解放出来，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都属“凡是派”。《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他们领导下的市委宣传部对批判“两个凡是”的声音采取压制态度。《文汇报》有９篇文章送审，都被扣压下来。夏征农在校内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动员报告中，讲了这场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夏老让《文汇报》记者根据他的讲话写成报道发表，冲破市委禁令，在万马齐喑的上海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他又公开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当时的上海市委3位领导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夏征农连个候补委员都不是。他敢于逆流而上是需要大见识和大勇气的。
　　夏老之所以被贴上“左”的标签，是因为他不赞成“一边倒”的思想倾向，且有些观点还被扭曲了。在那场政治风波后，他公开表明自己既反对放弃批判的武器，也反对武器的批判。有一天，他把正在停职反省的我找到家里说：“有人说我反对引进西方文化思潮。其实，我是反对不加分析批判地盲目照搬。我们应该一边介绍，一边分析哪些西方文化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哪些是应该扬弃的糟粕。”他建议和支持我去创办一份《西方学术思潮》丛刊。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因此，在我的要求下，夏老亲自出任丛刊主编，我担任副主编，王沪宁(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研究室主任)和陈昕（现任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等几位青年学者担任编委。在那年头成为全国惟一还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出版物。你还能说夏老“左”和保守吗？
　　1991年，丛刊出版3期后，我决意出国深造。临行前一天，去向夏老告别。夏老和夫人方阿姨执意留我吃饭，他动感情地说：“我已经90岁的人了。你这一去也许我们难得见面了。”那天夏老还破天荒地喝了酒，为我送行。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从美国到香港工作后，我有机会经常回上海，只要有空就会去看望夏老。有一次，我在文艺会堂请夏老吃饭，总经理杜力宁是他以前的秘书。席间谈到上海官场的种种腐败风气，夏老义愤填膺。我却对他说：“这些官不都是您提拔的吗？当初你们老一代都喜欢那些听话的干部。现在他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可惜你们已经没权力把他们赶下去啦。”夏老当场沉默了。后来小杜责怪我说话太鲁莽，说是夏老从此很少再提及这个话题了。此事一直令我追悔不已。
　　2008年10月4日，105岁的夏征农病逝。我赶到上海参加他的家祭，向我尊敬的夏老作最后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