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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也是一个渴求子女受到正规教育的有正常需求的群体
生活在北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每个人都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是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无数“掘金者”，揣着梦想涌进这座城市。既而，大量外地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就学问题，日渐突出。
2006 年北京市政府新政策出台，允许打工子弟无条件进入北京市公立小学就学，并取缔了非法打工子弟学校。
平民教育理念
走进北京市海淀区陶行知小学（原北坞小学），操场的西侧有一个“版图园”。版图园里有34 块石雕代表着中国34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孔雀状的石雕是“云南”；贵妃醉酒一般斜卧在地上的石头是甘肃；人字型是重庆；桐叶型是山西；西藏是伏卧在地面上的一只健硕的牦牛……“版图园”紧临操场围墙，墙壁上是黑板报长廊，上书各省简称及简介。陶行知小学校长司常水告诉我们，设立“版图园”是为了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故乡。
坐落于香山东侧的陶行知小学，50 年代建成，是一所公立小学，现有近700 名学生，98% 以上是来自川、湘等17 个省市的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其中450 余名直接来自原籍。校长司常水告诉我们：七八年前，前任杨校长出于学校生存的需要开始接收流动人口子女，随着外籍学生人数的激增，他上任后，开始重新考虑办学理念。经走访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后辈，他接受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并将这种大爱无疆的精神传授给在校的每一位教师，“教育平等”、“对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一视同仁”在每位教师心中扎下了根。随后，司常水干脆决定更名。北坞小学今年4 月份被海淀区教委正式确立为“北京市海淀区陶行知小学”。
1939 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该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办学经费非常困难，他仍然坚持不收学费，不收生活费。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 陶行知回答：“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近代教育探寻新路，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办学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终其一生倾力的是平民教育理念。
在学校办公楼大厅里，我们遇到一个瘦高的男孩，一本正经地朝我们每一个人行少先队礼。他叫张一凡，是该校五年级的学生，四年前的一场车祸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张一凡昏迷了两个月，醒来后智力仅有三岁小孩水平。陶行知小学的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他随地大小便的毛病，教他正常人的习惯和礼仪。告诉他。向人敬礼是问好的表示，所以，张一凡每天不厌其烦地练习行礼。班主任涂春连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不强求他能做得和其他孩子一样好，但在生活上尽量给他更多照顾。可能这孩子一辈子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我们给他的爱不会少一分一毫。”
崔老师，教四年级英语，从外地来的孩子三年级才接触英语，有的甚至上了六年级，26 个字母都没认全，而北京的公立小学从一年级就开了英语课。说到给学生补习，崔老师无限感慨：“差距太大了，特别是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门课程。我都是利用课后自习的时间给外地孩子补课，一个一个地补，从最简单的26 个字母，到单词拼写。有时候还带着孩子到家里补，太晚的话留他们在家里吃饭、过夜，第二天再把他们送回学校。”崔老师说。课外的补习不会收任何费用，学校也没有相应的教学补贴。
“我也很感动，她为孩子补课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崔老师从1999 年开始一直在陶行知小学教书，就这么始终如一地为孩子们付出。”司校长这样评价老师。“师爱分为两种，一种是温情的爱，一种是严父般的爱。温暖的爱能感化人，严爱能教化人。”司校长在谈到学校“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时，这样说。“无论是哪一种爱，我们都要求老师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
政策调整后的现实处境
据了解，地处海淀的向东小学从1995 年左右开始接纳外籍借读生，随着北京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政策的调整，2005 年之后外地学生增加。目前外地生源大约占到50%。
近年来，虽然政府和社会给予打工子弟子女很多关注和帮助，但是他们在北京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大庆的家在街道旁，一间不足15 平米的小屋里，各种家具杂乱摆放，落脚都有些困难。屋子角落是一张上下铺，这么热的天他和姐姐在上铺挤一张床睡，父母在下面挤一张床睡。就是这样，大庆的父亲得为这间小屋支付1500 元的月租，水电费还要另算。和多数打工子弟家庭一样，大庆姐弟俩能否在北京得到良好教育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经济收入。
大庆家从河北来北京已经10 多年了，包饺子是他们家的经济收入。那间不足15 ㎡的住宅同时还是“工作室”。25 个饺子收5 元钱，除去2 元钱的成本，可以赚3 元钱。“饺子质量要求严，1 分钟只能包3 个左右。除去和面、拌馅、擀皮的时间，每天最多能包6 个小时，这样算来，一个月即使天天生意红火也只挣3000 多元。”大庆的妈妈说。房租1500 元是固定要交出去的，需要抚养的还有大庆的另一个姐姐，她留守在河北老家，剩下的才是在北京四口人的开销，出现“赤字”是“家常便饭”。
向东小学教数学的常老师说：“虽然孩子的成绩下降不能全都归结于搬家，但是环境不稳定确实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有时会有很大的影响。”
向东小学的南面有一片平房区，这片平房区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在迅速缩小，它的周围现已被高层公寓包围，最后的破旧平房迟早要被拆除。海淀区的商品楼已经卖到了二万多元一平米，房地产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大庆读完小学建新楼。恐怕大庆想在向东小学读完六年级只是梦想。
“我很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留在北京继续读书。”大庆的姐姐楠楠即将升入初中，她的父亲却计划在小学毕业后把她送回老家读初中。“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楠楠曾经多次这样问爸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又不能在北京考大学。”这是楠楠父亲理直气壮送女儿回老家的理由。
艾洋与楠楠的烦恼不同，他的老家在安徽无为，1994 年出生，四年级时转入北京向东小学，如今他却被降到二年级就读，理由是英语赶不上。艾洋的母亲多次与学校交涉无果，对此，艾洋很是不满意，“降那么多，怎么上啊？”
借读费取消让外地孩子有机会就读北京公立小学，在北京完整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非北京户籍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初中孩子正处于性格和各种价值观念形成的时期，父母的教育，家庭的关爱对于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必不可少。在这个年龄段把孩子送回老家，使他们成为“留守儿童”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老家没有人管，孩子都玩野了，也不知道学习。”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家长担心地说。升学，这个摆在所有进城务工人员家庭面前的阻碍，亟待解决。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还关系到我们社会的进步，青少年的成长。
貌合神离的校园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转来一大批外地同学，有时候欺负他们，觉得挺逗的。”学院路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北京刘同学这样描述他和外地同学间的关系。“有时候我被老师罚抄写，我就让他们帮我写，然后请他们吃饭。”
学院路小学是蓟门里小区的小区学校，2006 年接收了被拆分的私立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海清小学的部分学生，同时，这一带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多在该校上学，这两部分学生占了学院路小学生源的一半以上。下午四点放学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孩子都在居民区里玩，不过，孩子们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该你了，该你了，快点！磨蹭什么呢！”几个孩子正在玩卡片，黑黑的脸庞，不洁的衣服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外地孩子。就在不远处，也有三五个孩子在玩滑板，他们与玩卡片的那一拨孩子不同，这几个孩子很安静，即使议论什么也是很平静。经询问，两拨孩子全是学院路小学的学生。“我不是学院路小学的，我是中关村一小的。我爷爷不让我和他们玩，说他们脏，都不是好孩子。”一个在玩体育器械的男孩子指着坐在不远处长凳上看着他的爷爷跟我们说。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级”，甚至连家长都参与了加速孩子们隔阂的引导。
孩子面对孩子，为何也“危险勿近”？长期以来“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观念被很多人奉为真理。进城务工人员大都收入较低，生活条件和环境相对恶劣，这些都让很多“城市人”望而生畏。再加上不乏害群之马做出一些损害“城市人”利益的事，进城务工人员如同被贴上了“危险，请勿接近”的标签，成为“城市人”眼中的“危险人物”。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客观的现实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有限，个别人也不能够代表全体，“隔离”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学院路小学读四年级的肖燕燕告诉我们，第一天来到新学校，从没离开过河南老家的她，普通话说不好，引起同学们的嘲笑，天性敏感的她，心里很不自在。她家住在学校教学楼的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这并不使燕燕烦恼。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她对学校教育和自己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只是提到来北京最令她伤心的事情时，她哭着告诉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玩得挺好，后来她不跟我玩了，跟别的同学去玩了。”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些关乎友情的矛盾，这不足为奇，但燕燕说出的一番话却还
是让我们吃惊。“当时我问其他同学我的朋友为什么不想跟我玩了？他们告诉我说，北京同学不喜欢我，觉得我一直在老家，做什么都傻傻的，还总爱说老家话，俗气。”燕燕到北京已经整整一年了，和她在一起玩的北京同学，只有这一个，她们全班一共30多人，北京生10 人左右，可是仅这一个北京同学还是与她分手了。
肖燕燕的同班赵同学告诉我们，“放学后，北京学生都住在楼房里，外地学生住平房里，我从没去过平房。”我们随访的许多北京家长也明确表示，教育公平虽好，但是如果是自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带外地孩子来家玩。一位刘姓北京家长还告诉我们：“记得2006 年打工子弟学校分流到这所小学的时候，凡是家里有点钱，有点能力的北京家庭，都把孩子转学到中关村一小，即使转不到中关村一小，也想办法转到没有外地孩子的学校。”
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产模式导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养育不同的孩子。虽然进城务工人员从乡村走进城市，离开他们的土地、牲畜，离开他们的左邻右舍，却无法摆脱乡村文化的影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与汗水塑造了粗犷甚至粗俗的习惯，这是每天朝九晚五，坐在写字楼里打电脑、喝咖啡的“城市人”无法理解和容忍的。很多北京孩子家长的言谈之中透出对外来人口近乎本能地排斥，在他们眼里，外来务工人员“习惯不好”。
素质教育两极分化
杨丰硕是向东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学生，他的父母在京务工近20 年，每月有稳定的收入，算是老北京了。杨丰硕的家也租住一间平房，狭小简陋的空间里却有一台电脑。“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杨丰硕的母亲告诉我们。买台电脑花了他们家两个多月的工资，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在北京嘛，人家都有，我们也要尽力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别看外来务工人员自己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他们中还是有不惜成本的家长。
“北京的孩子都学很多东西，天天上辅导班，知道的就比我们多。”同样在向东小学上五年级的池泽宇同学在被问到是否想上辅导班的时候说：“我很羡慕他们（北京同学）学体操、画画。”
住在向东小学附近的钢铁研究所职工宿舍区的朱女士在钢研所工作，她的儿子是杨丰硕的同班同学，现已被人大附中分校录取。孩子平时报了英语、奥数等课外辅导班，同时还报了黑管艺术班。“拿奥数来说每学期1200 元，一个学期孩子的上学学习费用在三四千元左右。” 朱阿姨称，“之所以让孩子上这些班主要是为了培养他的爱好和兴趣。”
在特长教育、课外教育、素质教育渐渐成为北京孩子教育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时，无形中给外地孩子更大的压力。在外地孩子家长眼中，北京的素质教育其实不过是技艺教育。钢琴、芭蕾、黑管等等都被贴上“素质教育必修课”的标签。这些特长教育必须建立在巨大的金钱投入之上，素质教育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奢侈品，与“贵族教育”无异。杨丰硕的母亲就花钱让他上了英语补习班，这在外地家长中并不多见。
进城务工家长“勒紧裤腰带”让孩子迎合城市素质教育，适应这种素质教育同时，他们的素质是否得以提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向东小学教科学的王老师在比较北京孩子与务工子女差别后说：“外地孩子普遍能吃苦，大扫除时都很积极、能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朴实的作风就是素质高的表现。他们的能吃苦，爱劳动，非常节俭的品质很值得北京的孩子学习。”当然，王老师也看到了外地孩子的不足：“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在知识面、接受能力方面都要强，比如一次做电池试验，北京孩子很容易接受，进入课程很快；外地孩子得多次启发引导之后，才能有一个同样的反应。”不过，王老师所希望的学生素质教育决不是琴棋书画教育，打开外地学生的眼界和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决不是靠家长大把花钱所能做到的。
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孔子在《论语》曾经提到“因材施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素质教育思想。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孔子主张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实际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教育目的。依据学生特点实施教育，正是今天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城市和乡村的孩子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发展方向，针对不同的孩子应当施行不同的教育。陶行知也说过：“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素质教育绝不仅仅属于城市或者乡村。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融合这两种文化，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生活在北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每个人都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是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无数“掘金者”，揣着梦想涌进这座城市。既而，大量外地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就学问题，日渐突出。
2006 年北京市政府新政策出台，允许打工子弟无条件进入北京市公立小学就学，并取缔了非法打工子弟学校。
平民教育理念
走进北京市海淀区陶行知小学（原北坞小学），操场的西侧有一个“版图园”。版图园里有34 块石雕代表着中国34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孔雀状的石雕是“云南”；贵妃醉酒一般斜卧在地上的石头是甘肃；人字型是重庆；桐叶型是山西；西藏是伏卧在地面上的一只健硕的牦牛……“版图园”紧临操场围墙，墙壁上是黑板报长廊，上书各省简称及简介。陶行知小学校长司常水告诉我们，设立“版图园”是为了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故乡。
坐落于香山东侧的陶行知小学，50 年代建成，是一所公立小学，现有近700 名学生，98% 以上是来自川、湘等17 个省市的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其中450 余名直接来自原籍。校长司常水告诉我们：七八年前，前任杨校长出于学校生存的需要开始接收流动人口子女，随着外籍学生人数的激增，他上任后，开始重新考虑办学理念。经走访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后辈，他接受了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并将这种大爱无疆的精神传授给在校的每一位教师，“教育平等”、“对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一视同仁”在每位教师心中扎下了根。随后，司常水干脆决定更名。北坞小学今年4 月份被海淀区教委正式确立为“北京市海淀区陶行知小学”。
1939 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该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办学经费非常困难，他仍然坚持不收学费，不收生活费。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 陶行知回答：“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近代教育探寻新路，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办学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终其一生倾力的是平民教育理念。
在学校办公楼大厅里，我们遇到一个瘦高的男孩，一本正经地朝我们每一个人行少先队礼。他叫张一凡，是该校五年级的学生，四年前的一场车祸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张一凡昏迷了两个月，醒来后智力仅有三岁小孩水平。陶行知小学的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他随地大小便的毛病，教他正常人的习惯和礼仪。告诉他。向人敬礼是问好的表示，所以，张一凡每天不厌其烦地练习行礼。班主任涂春连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不强求他能做得和其他孩子一样好，但在生活上尽量给他更多照顾。可能这孩子一辈子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我们给他的爱不会少一分一毫。”
崔老师，教四年级英语，从外地来的孩子三年级才接触英语，有的甚至上了六年级，26 个字母都没认全，而北京的公立小学从一年级就开了英语课。说到给学生补习，崔老师无限感慨：“差距太大了，特别是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门课程。我都是利用课后自习的时间给外地孩子补课，一个一个地补，从最简单的26 个字母，到单词拼写。有时候还带着孩子到家里补，太晚的话留他们在家里吃饭、过夜，第二天再把他们送回学校。”崔老师说。课外的补习不会收任何费用，学校也没有相应的教学补贴。
“我也很感动，她为孩子补课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崔老师从1999 年开始一直在陶行知小学教书，就这么始终如一地为孩子们付出。”司校长这样评价老师。“师爱分为两种，一种是温情的爱，一种是严父般的爱。温暖的爱能感化人，严爱能教化人。”司校长在谈到学校“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时，这样说。“无论是哪一种爱，我们都要求老师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
政策调整后的现实处境
据了解，地处海淀的向东小学从1995 年左右开始接纳外籍借读生，随着北京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政策的调整，2005 年之后外地学生增加。目前外地生源大约占到50%。
近年来，虽然政府和社会给予打工子弟子女很多关注和帮助，但是他们在北京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大庆的家在街道旁，一间不足15 平米的小屋里，各种家具杂乱摆放，落脚都有些困难。屋子角落是一张上下铺，这么热的天他和姐姐在上铺挤一张床睡，父母在下面挤一张床睡。就是这样，大庆的父亲得为这间小屋支付1500 元的月租，水电费还要另算。和多数打工子弟家庭一样，大庆姐弟俩能否在北京得到良好教育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经济收入。
大庆家从河北来北京已经10 多年了，包饺子是他们家的经济收入。那间不足15 ㎡的住宅同时还是“工作室”。25 个饺子收5 元钱，除去2 元钱的成本，可以赚3 元钱。“饺子质量要求严，1 分钟只能包3 个左右。除去和面、拌馅、擀皮的时间，每天最多能包6 个小时，这样算来，一个月即使天天生意红火也只挣3000 多元。”大庆的妈妈说。房租1500 元是固定要交出去的，需要抚养的还有大庆的另一个姐姐，她留守在河北老家，剩下的才是在北京四口人的开销，出现“赤字”是“家常便饭”。
向东小学教数学的常老师说：“虽然孩子的成绩下降不能全都归结于搬家，但是环境不稳定确实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有时会有很大的影响。”
向东小学的南面有一片平房区，这片平房区随着房地产的开发在迅速缩小，它的周围现已被高层公寓包围，最后的破旧平房迟早要被拆除。海淀区的商品楼已经卖到了二万多元一平米，房地产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大庆读完小学建新楼。恐怕大庆想在向东小学读完六年级只是梦想。
“我很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留在北京继续读书。”大庆的姐姐楠楠即将升入初中，她的父亲却计划在小学毕业后把她送回老家读初中。“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楠楠曾经多次这样问爸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又不能在北京考大学。”这是楠楠父亲理直气壮送女儿回老家的理由。
艾洋与楠楠的烦恼不同，他的老家在安徽无为，1994 年出生，四年级时转入北京向东小学，如今他却被降到二年级就读，理由是英语赶不上。艾洋的母亲多次与学校交涉无果，对此，艾洋很是不满意，“降那么多，怎么上啊？”
借读费取消让外地孩子有机会就读北京公立小学，在北京完整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非北京户籍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初中孩子正处于性格和各种价值观念形成的时期，父母的教育，家庭的关爱对于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必不可少。在这个年龄段把孩子送回老家，使他们成为“留守儿童”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老家没有人管，孩子都玩野了，也不知道学习。”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家长担心地说。升学，这个摆在所有进城务工人员家庭面前的阻碍，亟待解决。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还关系到我们社会的进步，青少年的成长。
貌合神离的校园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转来一大批外地同学，有时候欺负他们，觉得挺逗的。”学院路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北京刘同学这样描述他和外地同学间的关系。“有时候我被老师罚抄写，我就让他们帮我写，然后请他们吃饭。”
学院路小学是蓟门里小区的小区学校，2006 年接收了被拆分的私立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海清小学的部分学生，同时，这一带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多在该校上学，这两部分学生占了学院路小学生源的一半以上。下午四点放学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孩子都在居民区里玩，不过，孩子们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该你了，该你了，快点！磨蹭什么呢！”几个孩子正在玩卡片，黑黑的脸庞，不洁的衣服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是外地孩子。就在不远处，也有三五个孩子在玩滑板，他们与玩卡片的那一拨孩子不同，这几个孩子很安静，即使议论什么也是很平静。经询问，两拨孩子全是学院路小学的学生。“我不是学院路小学的，我是中关村一小的。我爷爷不让我和他们玩，说他们脏，都不是好孩子。”一个在玩体育器械的男孩子指着坐在不远处长凳上看着他的爷爷跟我们说。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级”，甚至连家长都参与了加速孩子们隔阂的引导。
孩子面对孩子，为何也“危险勿近”？长期以来“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观念被很多人奉为真理。进城务工人员大都收入较低，生活条件和环境相对恶劣，这些都让很多“城市人”望而生畏。再加上不乏害群之马做出一些损害“城市人”利益的事，进城务工人员如同被贴上了“危险，请勿接近”的标签，成为“城市人”眼中的“危险人物”。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客观的现实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有限，个别人也不能够代表全体，“隔离”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学院路小学读四年级的肖燕燕告诉我们，第一天来到新学校，从没离开过河南老家的她，普通话说不好，引起同学们的嘲笑，天性敏感的她，心里很不自在。她家住在学校教学楼的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这并不使燕燕烦恼。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她对学校教育和自己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只是提到来北京最令她伤心的事情时，她哭着告诉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玩得挺好，后来她不跟我玩了，跟别的同学去玩了。”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些关乎友情的矛盾，这不足为奇，但燕燕说出的一番话却还
是让我们吃惊。“当时我问其他同学我的朋友为什么不想跟我玩了？他们告诉我说，北京同学不喜欢我，觉得我一直在老家，做什么都傻傻的，还总爱说老家话，俗气。”燕燕到北京已经整整一年了，和她在一起玩的北京同学，只有这一个，她们全班一共30多人，北京生10 人左右，可是仅这一个北京同学还是与她分手了。
肖燕燕的同班赵同学告诉我们，“放学后，北京学生都住在楼房里，外地学生住平房里，我从没去过平房。”我们随访的许多北京家长也明确表示，教育公平虽好，但是如果是自己，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带外地孩子来家玩。一位刘姓北京家长还告诉我们：“记得2006 年打工子弟学校分流到这所小学的时候，凡是家里有点钱，有点能力的北京家庭，都把孩子转学到中关村一小，即使转不到中关村一小，也想办法转到没有外地孩子的学校。”
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产模式导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养育不同的孩子。虽然进城务工人员从乡村走进城市，离开他们的土地、牲畜，离开他们的左邻右舍，却无法摆脱乡村文化的影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与汗水塑造了粗犷甚至粗俗的习惯，这是每天朝九晚五，坐在写字楼里打电脑、喝咖啡的“城市人”无法理解和容忍的。很多北京孩子家长的言谈之中透出对外来人口近乎本能地排斥，在他们眼里，外来务工人员“习惯不好”。
素质教育两极分化
杨丰硕是向东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学生，他的父母在京务工近20 年，每月有稳定的收入，算是老北京了。杨丰硕的家也租住一间平房，狭小简陋的空间里却有一台电脑。“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杨丰硕的母亲告诉我们。买台电脑花了他们家两个多月的工资，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在北京嘛，人家都有，我们也要尽力为孩子创造好的学习条件。”别看外来务工人员自己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他们中还是有不惜成本的家长。
“北京的孩子都学很多东西，天天上辅导班，知道的就比我们多。”同样在向东小学上五年级的池泽宇同学在被问到是否想上辅导班的时候说：“我很羡慕他们（北京同学）学体操、画画。”
住在向东小学附近的钢铁研究所职工宿舍区的朱女士在钢研所工作，她的儿子是杨丰硕的同班同学，现已被人大附中分校录取。孩子平时报了英语、奥数等课外辅导班，同时还报了黑管艺术班。“拿奥数来说每学期1200 元，一个学期孩子的上学学习费用在三四千元左右。” 朱阿姨称，“之所以让孩子上这些班主要是为了培养他的爱好和兴趣。”
在特长教育、课外教育、素质教育渐渐成为北京孩子教育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时，无形中给外地孩子更大的压力。在外地孩子家长眼中，北京的素质教育其实不过是技艺教育。钢琴、芭蕾、黑管等等都被贴上“素质教育必修课”的标签。这些特长教育必须建立在巨大的金钱投入之上，素质教育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奢侈品，与“贵族教育”无异。杨丰硕的母亲就花钱让他上了英语补习班，这在外地家长中并不多见。
进城务工家长“勒紧裤腰带”让孩子迎合城市素质教育，适应这种素质教育同时，他们的素质是否得以提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向东小学教科学的王老师在比较北京孩子与务工子女差别后说：“外地孩子普遍能吃苦，大扫除时都很积极、能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朴实的作风就是素质高的表现。他们的能吃苦，爱劳动，非常节俭的品质很值得北京的孩子学习。”当然，王老师也看到了外地孩子的不足：“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在知识面、接受能力方面都要强，比如一次做电池试验，北京孩子很容易接受，进入课程很快；外地孩子得多次启发引导之后，才能有一个同样的反应。”不过，王老师所希望的学生素质教育决不是琴棋书画教育，打开外地学生的眼界和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决不是靠家长大把花钱所能做到的。
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孔子在《论语》曾经提到“因材施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素质教育思想。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孔子主张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实际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教育目的。依据学生特点实施教育，正是今天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城市和乡村的孩子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发展方向，针对不同的孩子应当施行不同的教育。陶行知也说过：“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素质教育绝不仅仅属于城市或者乡村。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融合这两种文化，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