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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性还没完全体现时，有些人以开玩笑的方式讨论起口罩。例如有人说：“有17世纪的鸟嘴口罩就好了。”
在瘟疫横行的4个世纪前，欧洲有一种特殊的医疗工作者——“瘟疫医生”。经常深入疫区的瘟疫医生，最抢眼的标志是脸上的面具。面具设计成带有长喙的猛禽造型，其中喙部覆盖佩戴者的口鼻位置，其长度可达30厘米。这就是鸟嘴面具/鸟嘴口罩。
瘟疫医生本身有救死扶伤的职能，但由于其出没的地方多有死亡病患，再加上其装束打扮也带着一股诡异寒意，因此长期被视为“死神使者”。人类战胜瘟疫之后，瘟疫医生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其阴森形象依然活跃在流行文化中，成为反映人类与瘟疫长期斗争的一种特殊印记。
驱魔斗士
早在黑死病爆发的14世纪，瘟疫医生就已经十分活跃，但使用鸟嘴面具的经典瘟疫医生形象，则要到17世纪才成型。
1619年，路易八世的首席御医、法国人夏尔·德·洛尔姆，发明了一套专为瘟疫医生设计的防疫套装。套装主要包括一副鸟嘴面具和一件从头到脚的长袍，配以手套、长筒袜、皮靴和圆帽。长袍、手套、长筒袜和皮靴，均以打蜡的皮革制成。
面具的眼部位置用玻璃制成，以便佩戴者全方位与外部隔绝。硕大的“鸟嘴”当中填充着各种香料、芳草、干花、樟脑、药材、用醋浸泡过的海绵。鸟嘴两侧靠近鼻子的位置各有一个开孔，用于为佩戴者提供空气，同时促进鸟嘴内部空间的空气循环，将填充材料的气味更有效地带到鼻孔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瘟疫的源头是疫区那股极度恶心的气味，而带有香气的物体能够压制这股“邪气”，帮助佩戴者避免邪恶入侵和感染病菌。
瘟疫医生还有一件特别的装备——长木棍。他们用木棍挑开患者的衣服，触碰患者的身躯，使得他们可在不触碰患者的前提下检查患者的情况。另外，长木棍也常常扮演“指挥棒”的角色，棒子所指向的地方，是瘟疫医生所认为的需要多加留意的位置。
作为一种专门为对抗瘟疫而生的职业，瘟疫医生与普通医生的职能泾渭分明。由于瘟疫危害整个城镇的居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一般由暴发瘟疫的城镇的政府出面來聘请瘟疫医生。瘟疫医生的治疗对象仅限于瘟疫病人，而不得接触非瘟疫病人，以免瘟疫传播。普通病人交由不参与救治瘟疫病人的其他医生处理。
在当时的医疗水准下，瘟疫医生受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包括鸟嘴面具上的鼻孔，虽然意在供给“杀毒”的香气，实际却是为病菌入侵开启方便之门——很多一流医生都不愿担任这一角色。一旦有人愿意受聘，城镇政府会非常重视，为其开出优厚的待遇。
意大利名城帕维亚，曾在1479年聘请过一名叫乔瓦尼·德·文图拉的瘟疫医生，月薪为30弗罗林（当时意大利采用的一种货币）。彼时一名当地能工巧匠的平均年薪才60弗罗林。此外，帕维亚政府还为文图拉提供带家具的房子、市民资格等福利，并在合同中承诺预支两个月薪金。
另一个证明瘟疫医生的宝贵例子发生在1650年。巴塞罗那派出两名医生，支援被瘟疫侵袭的托尔托萨，然而两人路上为歹人所掳。巴塞罗那官方无可奈何，向绑匪支付了赎金。
瘟疫医生在民间也一度颇受敬重。官方与瘟疫医生签约时，往往声明瘟疫医生需要治理所有患病居民，无分患者贫富。官方已经支付了瘟疫医生的酬劳，后者因此不能向病患及其家属索取诊金。这意味着瘟疫医生成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对普罗大众来说更是希望的来源。
当瘟疫医生不收分文地治好那些贫苦的病患时，他们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鱼龙混杂
尽管得到一定程度的敬重，但瘟疫医生受当时医疗技术所限，既不能遏止瘟疫传播，也难以挽回病患的生命。瘟疫医生的职能，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变化。除了救治之外，瘟疫医生还要承担各种“脏活累活”，包括点算病患及死者人数、记录临终者遗愿、解剖及掩埋死者尸体等。
从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来看，瘟疫医生这个职业实在不够光鲜。当一流医生多数对出任瘟疫医生的邀约敬谢不敏时，真正成为瘟疫医生的那一批人的“成色”，不能不打上问号。
好一点的是二线医生。他们的声望可能不如一流医生，无法靠开设自己的诊所维持生计，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瘟疫医生行列。而文图拉则代表初出茅庐的新人医生，他们在行内默默无闻，担任瘟疫医生是一条快速提升名望和收入的捷径——帕维亚政府给文图拉提供的市民资格，就是出身乡村的后者梦寐以求的“体面”身份。
更等而下之的是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人。当中包括“江湖医生”，即纯属浑水摸鱼的骗子;也有所谓“志愿者”，他们之前可能从事任何职业，诸如水果商、邮差、铁匠等，他们成为瘟疫医生后，除了“收拾残局”之外，难以为治疗瘟疫本身作出直接贡献。
即使是相对正规的二线医生，其治疗方法用现代人眼光来看，也过于骇人听闻。“经典”的“放血疗法”可谓必备手段。有人把青蛙和水蛭放在患者身上，旨在“吸出毒素”。有人相信感染瘟疫是“着魔”的表现，给患者服用泻药以达成“驱魔”之效。假如有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希望做最后努力，他们恐怕要遭受更非人的临终折磨，例如被泼上水银后放在炉子里烤。
而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野路子”，大多数瘟疫医生都怀着“富贵险中求”的心理，力争多捞几笔乱世财。有人违背合同规定，接待非瘟疫类病人;有人提供不知所谓的特殊疗法来牟取额外诊金，求生欲更强的富人病患往往是主要受害者;有人假传或篡改病人遗嘱，从中中饱私囊;有人打那些孤苦伶仃离开人世的病人的主意，在其往生后顺手牵羊……
当然，瘟疫医生群体中，也有真正受到敬重的优秀人物。16、17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医生尼尔·奥格拉坎，其行医足迹遍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他发表的《瘟疫治疗》一书，记录了大量黑死病症状以及瘟疫疗法。以“预言家”身份而为后世所知的法国人米歇尔·诺查丹玛斯也是一位医生，他曾提出远离尸体、呼吸新鲜空气、防止病人失血等避免瘟疫传播的方式。
不过，即使有一些先锋为瘟疫医生正名，医学知识的严重落后、瘟疫医生整体的唯利是图，仍共同造成一种客观现象：瘟疫醫生所到之处，犹如人间地狱。而瘟疫医生经常亲手处理尸体，更令大众恐惧他们“双手沾满鲜血”。
瘟疫医生有时被视为希望，但更多时候令人联想到死亡。只露出双眼的鸟嘴面具，进一步加深这种联想。本来猛禽形象寓意击退病魔，然而有人觉得这更像代表不祥之兆的乌鸦。
文化符号
医学发展、城市卫生条件改善、幸存者产生抗体等综合因素，使瘟疫逐渐得到控制。在更清晰地认识病毒传播的特征后，瘟疫医生以及鸟嘴面具的行头，被证明无济于事。瘟疫医生最终完成历史使命。
但瘟疫医生的形象，却没有从人类文化史中消失。有时候，它被用于记录历史。水城威尼斯曾经深受瘟疫打击，譬如17世纪的米兰大瘟疫时期，威尼斯是疫区之一。当时鸟嘴面具已经发明，街头巷尾戴着鸟嘴面具的黑衣人，成为一段深刻的城市记忆。
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狂欢节，也受到了这段记忆的影响。节日期间，人们会戴着面具在广场或大街上载歌载舞。鸟嘴面具逐渐成为其中一种常见的面具造型。狂欢节以欢乐气氛为主，这时的鸟嘴面具，仿佛成为击败瘟疫的象征。
但鸟嘴面具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表现黑暗、恐怖、神秘等主题的美学意象。西方万圣节期间，瘟疫医生是一种常见的扮装。众多电子游戏则通过引入瘟疫医生的形象，渲染死亡、未知等气氛。
无论流行文化对瘟疫医生或褒或贬，当代人始终会通过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鸟嘴面具，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这个职业在瘟疫史上扮演过的角色。
在瘟疫横行的4个世纪前，欧洲有一种特殊的医疗工作者——“瘟疫医生”。经常深入疫区的瘟疫医生，最抢眼的标志是脸上的面具。面具设计成带有长喙的猛禽造型，其中喙部覆盖佩戴者的口鼻位置，其长度可达30厘米。这就是鸟嘴面具/鸟嘴口罩。
瘟疫医生本身有救死扶伤的职能，但由于其出没的地方多有死亡病患，再加上其装束打扮也带着一股诡异寒意，因此长期被视为“死神使者”。人类战胜瘟疫之后，瘟疫医生已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其阴森形象依然活跃在流行文化中，成为反映人类与瘟疫长期斗争的一种特殊印记。
驱魔斗士
早在黑死病爆发的14世纪，瘟疫医生就已经十分活跃，但使用鸟嘴面具的经典瘟疫医生形象，则要到17世纪才成型。
1619年，路易八世的首席御医、法国人夏尔·德·洛尔姆，发明了一套专为瘟疫医生设计的防疫套装。套装主要包括一副鸟嘴面具和一件从头到脚的长袍，配以手套、长筒袜、皮靴和圆帽。长袍、手套、长筒袜和皮靴，均以打蜡的皮革制成。
面具的眼部位置用玻璃制成，以便佩戴者全方位与外部隔绝。硕大的“鸟嘴”当中填充着各种香料、芳草、干花、樟脑、药材、用醋浸泡过的海绵。鸟嘴两侧靠近鼻子的位置各有一个开孔，用于为佩戴者提供空气，同时促进鸟嘴内部空间的空气循环，将填充材料的气味更有效地带到鼻孔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瘟疫的源头是疫区那股极度恶心的气味，而带有香气的物体能够压制这股“邪气”，帮助佩戴者避免邪恶入侵和感染病菌。
瘟疫医生还有一件特别的装备——长木棍。他们用木棍挑开患者的衣服，触碰患者的身躯，使得他们可在不触碰患者的前提下检查患者的情况。另外，长木棍也常常扮演“指挥棒”的角色，棒子所指向的地方，是瘟疫医生所认为的需要多加留意的位置。
作为一种专门为对抗瘟疫而生的职业，瘟疫医生与普通医生的职能泾渭分明。由于瘟疫危害整个城镇的居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一般由暴发瘟疫的城镇的政府出面來聘请瘟疫医生。瘟疫医生的治疗对象仅限于瘟疫病人，而不得接触非瘟疫病人，以免瘟疫传播。普通病人交由不参与救治瘟疫病人的其他医生处理。
在当时的医疗水准下，瘟疫医生受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包括鸟嘴面具上的鼻孔，虽然意在供给“杀毒”的香气，实际却是为病菌入侵开启方便之门——很多一流医生都不愿担任这一角色。一旦有人愿意受聘，城镇政府会非常重视，为其开出优厚的待遇。
意大利名城帕维亚，曾在1479年聘请过一名叫乔瓦尼·德·文图拉的瘟疫医生，月薪为30弗罗林（当时意大利采用的一种货币）。彼时一名当地能工巧匠的平均年薪才60弗罗林。此外，帕维亚政府还为文图拉提供带家具的房子、市民资格等福利，并在合同中承诺预支两个月薪金。
另一个证明瘟疫医生的宝贵例子发生在1650年。巴塞罗那派出两名医生，支援被瘟疫侵袭的托尔托萨，然而两人路上为歹人所掳。巴塞罗那官方无可奈何，向绑匪支付了赎金。
瘟疫医生在民间也一度颇受敬重。官方与瘟疫医生签约时，往往声明瘟疫医生需要治理所有患病居民，无分患者贫富。官方已经支付了瘟疫医生的酬劳，后者因此不能向病患及其家属索取诊金。这意味着瘟疫医生成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对普罗大众来说更是希望的来源。
当瘟疫医生不收分文地治好那些贫苦的病患时，他们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鱼龙混杂
尽管得到一定程度的敬重，但瘟疫医生受当时医疗技术所限，既不能遏止瘟疫传播，也难以挽回病患的生命。瘟疫医生的职能，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变化。除了救治之外，瘟疫医生还要承担各种“脏活累活”，包括点算病患及死者人数、记录临终者遗愿、解剖及掩埋死者尸体等。
从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来看，瘟疫医生这个职业实在不够光鲜。当一流医生多数对出任瘟疫医生的邀约敬谢不敏时，真正成为瘟疫医生的那一批人的“成色”，不能不打上问号。
好一点的是二线医生。他们的声望可能不如一流医生，无法靠开设自己的诊所维持生计，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瘟疫医生行列。而文图拉则代表初出茅庐的新人医生，他们在行内默默无闻，担任瘟疫医生是一条快速提升名望和收入的捷径——帕维亚政府给文图拉提供的市民资格，就是出身乡村的后者梦寐以求的“体面”身份。
更等而下之的是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人。当中包括“江湖医生”，即纯属浑水摸鱼的骗子;也有所谓“志愿者”，他们之前可能从事任何职业，诸如水果商、邮差、铁匠等，他们成为瘟疫医生后，除了“收拾残局”之外，难以为治疗瘟疫本身作出直接贡献。
即使是相对正规的二线医生，其治疗方法用现代人眼光来看，也过于骇人听闻。“经典”的“放血疗法”可谓必备手段。有人把青蛙和水蛭放在患者身上，旨在“吸出毒素”。有人相信感染瘟疫是“着魔”的表现，给患者服用泻药以达成“驱魔”之效。假如有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希望做最后努力，他们恐怕要遭受更非人的临终折磨，例如被泼上水银后放在炉子里烤。
而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野路子”，大多数瘟疫医生都怀着“富贵险中求”的心理，力争多捞几笔乱世财。有人违背合同规定，接待非瘟疫类病人;有人提供不知所谓的特殊疗法来牟取额外诊金，求生欲更强的富人病患往往是主要受害者;有人假传或篡改病人遗嘱，从中中饱私囊;有人打那些孤苦伶仃离开人世的病人的主意，在其往生后顺手牵羊……
当然，瘟疫医生群体中，也有真正受到敬重的优秀人物。16、17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医生尼尔·奥格拉坎，其行医足迹遍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他发表的《瘟疫治疗》一书，记录了大量黑死病症状以及瘟疫疗法。以“预言家”身份而为后世所知的法国人米歇尔·诺查丹玛斯也是一位医生，他曾提出远离尸体、呼吸新鲜空气、防止病人失血等避免瘟疫传播的方式。
不过，即使有一些先锋为瘟疫医生正名，医学知识的严重落后、瘟疫医生整体的唯利是图，仍共同造成一种客观现象：瘟疫醫生所到之处，犹如人间地狱。而瘟疫医生经常亲手处理尸体，更令大众恐惧他们“双手沾满鲜血”。
瘟疫医生有时被视为希望，但更多时候令人联想到死亡。只露出双眼的鸟嘴面具，进一步加深这种联想。本来猛禽形象寓意击退病魔，然而有人觉得这更像代表不祥之兆的乌鸦。
文化符号
医学发展、城市卫生条件改善、幸存者产生抗体等综合因素，使瘟疫逐渐得到控制。在更清晰地认识病毒传播的特征后，瘟疫医生以及鸟嘴面具的行头，被证明无济于事。瘟疫医生最终完成历史使命。
但瘟疫医生的形象，却没有从人类文化史中消失。有时候，它被用于记录历史。水城威尼斯曾经深受瘟疫打击，譬如17世纪的米兰大瘟疫时期，威尼斯是疫区之一。当时鸟嘴面具已经发明，街头巷尾戴着鸟嘴面具的黑衣人，成为一段深刻的城市记忆。
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狂欢节，也受到了这段记忆的影响。节日期间，人们会戴着面具在广场或大街上载歌载舞。鸟嘴面具逐渐成为其中一种常见的面具造型。狂欢节以欢乐气氛为主，这时的鸟嘴面具，仿佛成为击败瘟疫的象征。
但鸟嘴面具更多时候被视为一种表现黑暗、恐怖、神秘等主题的美学意象。西方万圣节期间，瘟疫医生是一种常见的扮装。众多电子游戏则通过引入瘟疫医生的形象，渲染死亡、未知等气氛。
无论流行文化对瘟疫医生或褒或贬，当代人始终会通过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鸟嘴面具，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这个职业在瘟疫史上扮演过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