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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流行在祖国大西北的一种口传民歌，也是整个西部极具代表性的以爱情为主的一种田野民歌。青海“花儿”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是西北“花儿”的主要流派。迄今为止，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任职河州的高洪的诗作《古鄯行吟》之二中“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所写地区就是今青海省民和、乐都一带，已有500多年历史，可见当时河湟地区就已经唱红了“花儿”，那么其起源当在元末明初。
“花儿”有着广阔的流传地域，它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及与四省区接壤的陕西、内蒙、四川的一些地区，影响遍及海内外；“花儿”有着极高的民族认同性，世居大西北的汉、回、藏、土、蒙古、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9个兄弟民族都唱“花儿”，使之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特殊纽带；“花儿”的唱词涉及广泛，包罗万象，是名副其实的民俗“小百科”；“花儿”有着繁多的曲令，据不完全统计，仅青海“花儿”曲令就有200多种，不少曲令因流传地域、民族的不同，风格各异。“花儿”的上述特点，再加上其色彩各异的曲令，悠扬的民族旋律，鲜明的地域特色，使它更加耀眼夺目，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深切关注。
河湟“花儿”是西北“花儿”的重要一支。它发源于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及其重要支流湟水、大通河流域。几百年来流传在青海这片热土上的青海“花儿”，由于受地理自然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已逐渐形成了青海特色。其特点是：既有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接壤处山川纵横、地貌多样，雪山和绿地共存，群峰与平川同在的高原地貌复杂性，又有它带来的所在多有的气候立体性；既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又有汉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还有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既有各民族文化自身的个性，又有它们在境内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共性。
青海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高达42.5%，既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保安、裕固9个兄弟民族共存共荣的社会历史，又有青海境内多元文化同在同显的人文特点。地貌的复杂性、气候的多样性，民族的共荣性、文化的互溶性，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的大背景，使青海“花儿”具有了曲令多、发展快、富于创新、内容丰富，由东部向西部、南北延伸最迅速等优势。它们直接形成了“花儿”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体现在曲令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上，同一个曲令，其音乐语言和音乐形象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花儿”有着惊人的传播力，青海“花儿”已经由原来的河湟地区广泛传播到除玉树、果洛外的省内所有州地市。
位于河湟谷地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依祁连山余脉大坂山，南靠省会西宁，广阔的北川河流域气候宜人，人杰地灵，回、土、藏和汉等兄弟民族世代和睦相处，共建家园，创造和繁荣了包括“花儿”在内的灿烂的地域文化。
大通素有“花儿”之乡的美誉。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既有了内涵丰富、声名远播，现已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老爷山传统“花儿”会，又在县境内有着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民间“花儿”会；既培育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不少“花儿”曲令，如“才让措令”、“老爷山令”、“东峡令”、“绵蛋蛋令”、“喜鹊儿令”、“北川令”、“石山令”等，又丰富和发展了一些传统“花儿”曲令和唱腔；既不断涌现技艺超群的老一辈“花儿”人，又脱颖而出一批批“花儿”新秀。所有这些，反映了大通地区深邃的“花儿”文化内涵和深厚的“花儿”群众基础。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叶礼漫游甘肃、青海一带时，作《竹枝词》8首，其中一首写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这实际也是地处河湟腹地的大通地区“花儿”传唱的真实写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通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宣传文化部门的不懈努力，与时俱进，响亮地提出了“花儿大通”的口号，令人鼓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要进一步充分展示青海的大美，必须大力发掘文化资源，用自然和人文景观彰显我们所独有的地方、民族文化，使旅游业得以大力发展。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新格局，也早已突破了原来的发展模式。它不再是单纯欣赏山水风景，愉悦耳目的游览活动；也不再是顺其自然，任人观赏的非商业化行为。它早已和市场经济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呈现出三个明显的时代特点：成为一种经济和文化的联合体，具有了经济的意义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一种驰骋市场经济，开展竞争的平台；成为一种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和载体。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赖以生存的要素，更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它是现代化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突出文化内涵，加大文化创意，是青海旅游业再上新台阶的一条根本途径，更是创建旅游名省的一个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竞争，就是面向世界的文化创意的竞争。谁率先认识了未来，认识了自身，抢占了先机，谁就能赢得未来。
大通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着力塑造“花儿”文化，打造“花儿”品牌，这既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发展和繁荣大通的一项有效手段，也是一项开发人文资源、造福后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更令人振奋。正是在这种先进理念的指引下，大通县身体力行，近几年创造了四个“第一”：第一个把打造“花儿”品牌作为繁荣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提出了“花儿大通”的战略目标；第一个把“花儿”明确为旅游的一项内涵，使秀美山川和“花儿”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一个具有了道教朝山和民俗“花儿”相融合的传统“花儿”会，并形成了周边“花儿”会群落；第一个拥有了一批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花儿”歌手，形成骄人的演唱业绩。欣逢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又推出全省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县编的“花儿”集《花儿大通》，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为打造花儿“花儿”品牌注入了文化活力，又令人欣喜。
《花儿大通》是一部颇具新意和特色的“花儿”集。它的特色有：传统和创新相结合，包括了新编“花儿”唱大通（名家“花儿”），六月的北川好风光（山川胜景），北川出了个柴大将（历史人物），“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传统爱情），惠民的政策像太阳（劳动生活）等五个部分近两千首“花儿”，可窥大通县“花儿”文化的全貌；歌唱“花儿”和山川胜景相结合，以风景名胜的讴歌深化旅游内涵，增加山水魅力；挖掘历史和宣扬现实相结合，通过传唱大通地区的历史人物，展示了丰厚的历史，揭示了美好的未来；名家和群众相结合，既有不少“花儿”名家的新作，也有广大群众的参与，洋溢着现代气息和泥土芬芳，做到了雅俗共赏；歌颂爱情和歌唱新生活相结合，展现了草根爱情的纯正与美好，充满着对前景的憧憬和希望；民间传唱和典型个例相结合，通过不少“花儿”的字里行间，展示了老爷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扩大了“老爷山花儿会”的知名度。《花儿大通》的出版，必将对大通县乃至全省特色文化的发掘和“花儿”品牌的打造，产生积极意义。
打造品牌既靠政府引领，也靠精品战略。大通县各级领导既有这样的认识，也有这样的胆略。“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全省都有“人一之，我十之”的创新精神，全省形成共识与合力，使青海更加大美，更加繁荣，老百姓更加幸福，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里，让我们对大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劳的宣传文化部门的同仁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大通的“花儿”一定会灿烂夺目，“花儿”品牌一定会频结硕果！
谨以此为序。
2011年5月于西宁
（作者系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青海省花儿研究会会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
“花儿”有着广阔的流传地域，它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及与四省区接壤的陕西、内蒙、四川的一些地区，影响遍及海内外；“花儿”有着极高的民族认同性，世居大西北的汉、回、藏、土、蒙古、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9个兄弟民族都唱“花儿”，使之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特殊纽带；“花儿”的唱词涉及广泛，包罗万象，是名副其实的民俗“小百科”；“花儿”有着繁多的曲令，据不完全统计，仅青海“花儿”曲令就有200多种，不少曲令因流传地域、民族的不同，风格各异。“花儿”的上述特点，再加上其色彩各异的曲令，悠扬的民族旋律，鲜明的地域特色，使它更加耀眼夺目，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深切关注。
河湟“花儿”是西北“花儿”的重要一支。它发源于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及其重要支流湟水、大通河流域。几百年来流传在青海这片热土上的青海“花儿”，由于受地理自然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已逐渐形成了青海特色。其特点是：既有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接壤处山川纵横、地貌多样，雪山和绿地共存，群峰与平川同在的高原地貌复杂性，又有它带来的所在多有的气候立体性；既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又有汉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还有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既有各民族文化自身的个性，又有它们在境内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共性。
青海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高达42.5%，既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保安、裕固9个兄弟民族共存共荣的社会历史，又有青海境内多元文化同在同显的人文特点。地貌的复杂性、气候的多样性，民族的共荣性、文化的互溶性，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的大背景，使青海“花儿”具有了曲令多、发展快、富于创新、内容丰富，由东部向西部、南北延伸最迅速等优势。它们直接形成了“花儿”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体现在曲令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上，同一个曲令，其音乐语言和音乐形象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花儿”有着惊人的传播力，青海“花儿”已经由原来的河湟地区广泛传播到除玉树、果洛外的省内所有州地市。
位于河湟谷地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依祁连山余脉大坂山，南靠省会西宁，广阔的北川河流域气候宜人，人杰地灵，回、土、藏和汉等兄弟民族世代和睦相处，共建家园，创造和繁荣了包括“花儿”在内的灿烂的地域文化。
大通素有“花儿”之乡的美誉。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既有了内涵丰富、声名远播，现已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老爷山传统“花儿”会，又在县境内有着星罗棋布、各具特色的民间“花儿”会；既培育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不少“花儿”曲令，如“才让措令”、“老爷山令”、“东峡令”、“绵蛋蛋令”、“喜鹊儿令”、“北川令”、“石山令”等，又丰富和发展了一些传统“花儿”曲令和唱腔；既不断涌现技艺超群的老一辈“花儿”人，又脱颖而出一批批“花儿”新秀。所有这些，反映了大通地区深邃的“花儿”文化内涵和深厚的“花儿”群众基础。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叶礼漫游甘肃、青海一带时，作《竹枝词》8首，其中一首写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这实际也是地处河湟腹地的大通地区“花儿”传唱的真实写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通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宣传文化部门的不懈努力，与时俱进，响亮地提出了“花儿大通”的口号，令人鼓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要进一步充分展示青海的大美，必须大力发掘文化资源，用自然和人文景观彰显我们所独有的地方、民族文化，使旅游业得以大力发展。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新格局，也早已突破了原来的发展模式。它不再是单纯欣赏山水风景，愉悦耳目的游览活动；也不再是顺其自然，任人观赏的非商业化行为。它早已和市场经济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呈现出三个明显的时代特点：成为一种经济和文化的联合体，具有了经济的意义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一种驰骋市场经济，开展竞争的平台；成为一种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和载体。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赖以生存的要素，更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它是现代化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突出文化内涵，加大文化创意，是青海旅游业再上新台阶的一条根本途径，更是创建旅游名省的一个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竞争，就是面向世界的文化创意的竞争。谁率先认识了未来，认识了自身，抢占了先机，谁就能赢得未来。
大通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着力塑造“花儿”文化，打造“花儿”品牌，这既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发展和繁荣大通的一项有效手段，也是一项开发人文资源、造福后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更令人振奋。正是在这种先进理念的指引下，大通县身体力行，近几年创造了四个“第一”：第一个把打造“花儿”品牌作为繁荣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提出了“花儿大通”的战略目标；第一个把“花儿”明确为旅游的一项内涵，使秀美山川和“花儿”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一个具有了道教朝山和民俗“花儿”相融合的传统“花儿”会，并形成了周边“花儿”会群落；第一个拥有了一批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花儿”歌手，形成骄人的演唱业绩。欣逢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又推出全省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县编的“花儿”集《花儿大通》，为党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为打造花儿“花儿”品牌注入了文化活力，又令人欣喜。
《花儿大通》是一部颇具新意和特色的“花儿”集。它的特色有：传统和创新相结合，包括了新编“花儿”唱大通（名家“花儿”），六月的北川好风光（山川胜景），北川出了个柴大将（历史人物），“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传统爱情），惠民的政策像太阳（劳动生活）等五个部分近两千首“花儿”，可窥大通县“花儿”文化的全貌；歌唱“花儿”和山川胜景相结合，以风景名胜的讴歌深化旅游内涵，增加山水魅力；挖掘历史和宣扬现实相结合，通过传唱大通地区的历史人物，展示了丰厚的历史，揭示了美好的未来；名家和群众相结合，既有不少“花儿”名家的新作，也有广大群众的参与，洋溢着现代气息和泥土芬芳，做到了雅俗共赏；歌颂爱情和歌唱新生活相结合，展现了草根爱情的纯正与美好，充满着对前景的憧憬和希望；民间传唱和典型个例相结合，通过不少“花儿”的字里行间，展示了老爷山“花儿”会的艺术魅力，扩大了“老爷山花儿会”的知名度。《花儿大通》的出版，必将对大通县乃至全省特色文化的发掘和“花儿”品牌的打造，产生积极意义。
打造品牌既靠政府引领，也靠精品战略。大通县各级领导既有这样的认识，也有这样的胆略。“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全省都有“人一之，我十之”的创新精神，全省形成共识与合力，使青海更加大美，更加繁荣，老百姓更加幸福，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在这里，让我们对大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表示特别的感谢！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劳的宣传文化部门的同仁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大通的“花儿”一定会灿烂夺目，“花儿”品牌一定会频结硕果！
谨以此为序。
2011年5月于西宁
（作者系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青海省花儿研究会会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