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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就近在眼前,司机却仍然在猛踩着油门。距离停车标志线十米左右时,他才来了一个急刹,轮胎在地面上爆出一声脆响后稳稳停住,在我的想象当中,还留下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刹车痕。虽然这条街道上来往的车并不多,但我还是下意识紧了紧安全带,“好车”,我说。
开车的是意大利My Media公司的负责人瓜尔迪洛·卢德拉(GualtieroRudella)。意大利人大都喜欢开快车,虽然在这个传说中超级跑车的故乡,我能看到的豪华超跑要远远少于北京街头,意大利也没有德国那种不设速度上限的高速公路,但是意大利人绝不缺乏一颗开跑车的大心脏,他们能把一辆过时的欧宝或者菲亚特开出法拉利的感觉。他们习惯一脚油门踩到底,宁肯大力加速然后猛踩刹车,也不愿意降速让车匀速到达目的地。另外,别太相信那些欧洲司机行车时一定会礼让行人的美好传说,至少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
这辆车的性能的确比大部分意大利人开的车都要好一些。瓜尔迪洛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就在刚刚路过的米兰火车站门口,一个等着拉活的出租车司机在车外冲着我们喊的是:“你这辆车的价格快赶上一栋房子了!”—要知道,他开的绝不是玛莎拉蒂,也不是什么兰博基尼,只是一辆奥迪S系。如果那个出租车司机看到北京街头成群成队的奥迪A8,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看到的是一幢幢移动中的豪宅。
我们在米兰的街道上一路疾驰,是为了赶赴午餐。那顿午饭我们吃了大概不到两小时,在意大利人的标准中实在有些匆忙。实际上我们是有意约中午碰头,因为如果是晚餐,也许我们需要从晚上8点吃到凌晨,“从饿吃到饱,再从饱吃到饿,最后重新吃饱”,我们的翻译王蕊如此形容。很多在意大利待了好些年的中国人还是不习惯这种马拉松式的晚餐,为此犯上胃病的大有人在。我倒不担心我的胃,我担心的是在这样漫长的用餐中,会耗尽所有的谈资和话题,“从生疏吃到熟悉,再从熟悉吃到生疏,最后重新熟悉”。
“为什么你们开车这么快,吃饭却这么慢?”抽了个等红灯的空当,我问瓜尔迪洛。“因为,开快车和慢慢吃,都更有趣。”他想了一会儿回答我说。
更有趣,这个理由足以解释意大利人大部分行为的动机。欧洲人大都知道几个意大利人不善于打仗、动辄便挂白旗投降的笑话,但踢起足球来意大利人又认真得要命,让既能打仗又擅长足球的德国人也屡屡称臣,我猜想也是因为足球比打仗更有趣的缘故。
虽然国土形状像一只长靴的意大利南北差异非常大,南部地区从纬度到性格都更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北部则更接近于瑞士和德国,人们经常使用的“热情奔放、不靠谱”这些民族性格标签,其实更多属于意大利南部人民,但是性格更加内向和严谨的意大利北部人民,一方面在制造业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乐得以“我们意大利人就是这样”为由给自己降压减负。
从中国的沈阳,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再到德国的斯图加特,世界各地的汽车城往往共性大过差异,它们以功能优先的原则进行城市规划,尽量剔除那些不符合生产效率原则的部分,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型车间,文化生活设施大都简单粗粝,能多快好省帮助产业工人们发泄过剩的雄性激素的足球运动往往都十分发达。
而除了拥有一支享誉欧洲的足球队尤文图斯之外,意大利的汽车城都灵是一个文艺和生活气息浓厚的工业城市,它拥有不少跟生产机器无关、甚至相悖的一面,从街头行人的步速看起来,它比其他意大利城市还不关注效率。
都灵位于被称为“没有游客的普罗旺斯”的皮埃蒙特大省,这里生产着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巧克力,被称为欧洲最甜的城市。如此丰沛的甜食也无法驱除这座城市的阴郁气质,这里还是“慢食运动”(Slowfood Movement)的发源地,也是意大利的现代艺术中心,保存着著名的耶稣神迹—都灵裹尸布。
慢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场伦理运动。1986年的一天,散步路过罗马西班牙广场的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突然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其实他看到的只是几十个学生一字排开,在麦当劳门口大嚼汉堡包,这场面在全世界各地都司空见惯,而对提倡食不厌精的佩特里尼来说,无异于一场公开示众的酷刑。他从此以都灵为中心发起了一场对抗快餐的慢食运动。慢食运动提倡以传统方式生产制作食物、促进地方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标志是一只蜗牛。佩特里尼认为,一切的关键在于慢下来,自然生长,从容烹饪,就近享用。
最近,我们也开始担忧45天就进入肯德基的白羽鸡是不是长得有点太着急,虽然除了使用违规药物之外,并没有证据表明45天长成的鸡就有问题,但在长肉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人还是深深相信慢的好处。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比一顿晚饭吃几小时的意大利人,我们在不少领域用效率超越了他们,甚至觉得已经不太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但也有的地方,我们的快反而可能会被意大利式的慢甩得差距越来越大。
文琴佐·桑福(Vincenzo Sanfo)是土生土长的都灵人,他本来可能像大多数都灵人一样,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或者汽车工人,当伙伴们把时间都花在踢足球上的时候,他去看画展,当伙伴们进菲亚特工厂开始做工人的时候,他也去看画展。他家里人给他在菲亚特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也放弃了。最终,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艺术策展人,曾经担任威尼斯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的策展人,意大利文化艺术协会主席,常年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曾经把陈逸飞等中国艺术家介绍给欧洲。
在他看来,至少在艺术领域里,中国人擅长的竞争方式有些不合时宜。在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上,他以国际策展人的身份帮助中国参加了“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国人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组织了一个两百多人的代表团来到伦敦,几乎占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参展艺术家的一大半,但艺术品质却不尽如人意,至少没有像奥运会上的中国军团那样夺取很多金牌。“更多关注数量,而非品质,”这是他对于中国人“以奥运精神冲击艺术领域”做法的看法。
让桑福先生不习惯的还有中国人的“委员会”制度,在他看来,威尼斯双年展这么大的活动,也可以将参展作品的选择权交予一个人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对自己的艺术品位负责;而北京双年展则会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能由上百名权威专家组成,但最终无一人对糟糕的展品负责。因为这些不适应,他可能选择将从北京双年展退出。
在另一次接近凌晨的意大利式晚餐上,觥筹交错之间,我想起了德国作家伯尔曾经讲过的那个关于工作哲学的故事:一个美国游客问正在晒太阳的渔夫,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出港捕鱼,他启发渔夫说,如果每天都更辛勤地打鱼,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攒下一笔钱来购置新渔船和设备,然后开个公司,雇人来替自己打鱼,“那么再然后呢?”渔夫问道,“再然后你就可以放松晒太阳了”,游客回答道,渔夫笑着说,“可我现在不就这么做了么?”
几十年过去了,伯尔的故事看起来还是那么应景。全世界的游客都在问希腊人、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为什么你们还不去打鱼,为什么你们不先辛苦劳动大半生,再坐下来享受?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说不出口的答案其实跟渔夫差不多:为什么不现在就这么做,为什么不能把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提前支取呢?
大家心中的贴现率各不相同,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你说是吧?
开车的是意大利My Media公司的负责人瓜尔迪洛·卢德拉(GualtieroRudella)。意大利人大都喜欢开快车,虽然在这个传说中超级跑车的故乡,我能看到的豪华超跑要远远少于北京街头,意大利也没有德国那种不设速度上限的高速公路,但是意大利人绝不缺乏一颗开跑车的大心脏,他们能把一辆过时的欧宝或者菲亚特开出法拉利的感觉。他们习惯一脚油门踩到底,宁肯大力加速然后猛踩刹车,也不愿意降速让车匀速到达目的地。另外,别太相信那些欧洲司机行车时一定会礼让行人的美好传说,至少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
这辆车的性能的确比大部分意大利人开的车都要好一些。瓜尔迪洛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就在刚刚路过的米兰火车站门口,一个等着拉活的出租车司机在车外冲着我们喊的是:“你这辆车的价格快赶上一栋房子了!”—要知道,他开的绝不是玛莎拉蒂,也不是什么兰博基尼,只是一辆奥迪S系。如果那个出租车司机看到北京街头成群成队的奥迪A8,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看到的是一幢幢移动中的豪宅。
我们在米兰的街道上一路疾驰,是为了赶赴午餐。那顿午饭我们吃了大概不到两小时,在意大利人的标准中实在有些匆忙。实际上我们是有意约中午碰头,因为如果是晚餐,也许我们需要从晚上8点吃到凌晨,“从饿吃到饱,再从饱吃到饿,最后重新吃饱”,我们的翻译王蕊如此形容。很多在意大利待了好些年的中国人还是不习惯这种马拉松式的晚餐,为此犯上胃病的大有人在。我倒不担心我的胃,我担心的是在这样漫长的用餐中,会耗尽所有的谈资和话题,“从生疏吃到熟悉,再从熟悉吃到生疏,最后重新熟悉”。
“为什么你们开车这么快,吃饭却这么慢?”抽了个等红灯的空当,我问瓜尔迪洛。“因为,开快车和慢慢吃,都更有趣。”他想了一会儿回答我说。
更有趣,这个理由足以解释意大利人大部分行为的动机。欧洲人大都知道几个意大利人不善于打仗、动辄便挂白旗投降的笑话,但踢起足球来意大利人又认真得要命,让既能打仗又擅长足球的德国人也屡屡称臣,我猜想也是因为足球比打仗更有趣的缘故。
虽然国土形状像一只长靴的意大利南北差异非常大,南部地区从纬度到性格都更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北部则更接近于瑞士和德国,人们经常使用的“热情奔放、不靠谱”这些民族性格标签,其实更多属于意大利南部人民,但是性格更加内向和严谨的意大利北部人民,一方面在制造业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乐得以“我们意大利人就是这样”为由给自己降压减负。
从中国的沈阳,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再到德国的斯图加特,世界各地的汽车城往往共性大过差异,它们以功能优先的原则进行城市规划,尽量剔除那些不符合生产效率原则的部分,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型车间,文化生活设施大都简单粗粝,能多快好省帮助产业工人们发泄过剩的雄性激素的足球运动往往都十分发达。
而除了拥有一支享誉欧洲的足球队尤文图斯之外,意大利的汽车城都灵是一个文艺和生活气息浓厚的工业城市,它拥有不少跟生产机器无关、甚至相悖的一面,从街头行人的步速看起来,它比其他意大利城市还不关注效率。
都灵位于被称为“没有游客的普罗旺斯”的皮埃蒙特大省,这里生产着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巧克力,被称为欧洲最甜的城市。如此丰沛的甜食也无法驱除这座城市的阴郁气质,这里还是“慢食运动”(Slowfood Movement)的发源地,也是意大利的现代艺术中心,保存着著名的耶稣神迹—都灵裹尸布。
慢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场伦理运动。1986年的一天,散步路过罗马西班牙广场的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卡尔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突然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其实他看到的只是几十个学生一字排开,在麦当劳门口大嚼汉堡包,这场面在全世界各地都司空见惯,而对提倡食不厌精的佩特里尼来说,无异于一场公开示众的酷刑。他从此以都灵为中心发起了一场对抗快餐的慢食运动。慢食运动提倡以传统方式生产制作食物、促进地方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标志是一只蜗牛。佩特里尼认为,一切的关键在于慢下来,自然生长,从容烹饪,就近享用。
最近,我们也开始担忧45天就进入肯德基的白羽鸡是不是长得有点太着急,虽然除了使用违规药物之外,并没有证据表明45天长成的鸡就有问题,但在长肉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人还是深深相信慢的好处。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比一顿晚饭吃几小时的意大利人,我们在不少领域用效率超越了他们,甚至觉得已经不太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但也有的地方,我们的快反而可能会被意大利式的慢甩得差距越来越大。
文琴佐·桑福(Vincenzo Sanfo)是土生土长的都灵人,他本来可能像大多数都灵人一样,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或者汽车工人,当伙伴们把时间都花在踢足球上的时候,他去看画展,当伙伴们进菲亚特工厂开始做工人的时候,他也去看画展。他家里人给他在菲亚特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也放弃了。最终,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艺术策展人,曾经担任威尼斯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的策展人,意大利文化艺术协会主席,常年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曾经把陈逸飞等中国艺术家介绍给欧洲。
在他看来,至少在艺术领域里,中国人擅长的竞争方式有些不合时宜。在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上,他以国际策展人的身份帮助中国参加了“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国人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组织了一个两百多人的代表团来到伦敦,几乎占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参展艺术家的一大半,但艺术品质却不尽如人意,至少没有像奥运会上的中国军团那样夺取很多金牌。“更多关注数量,而非品质,”这是他对于中国人“以奥运精神冲击艺术领域”做法的看法。
让桑福先生不习惯的还有中国人的“委员会”制度,在他看来,威尼斯双年展这么大的活动,也可以将参展作品的选择权交予一个人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对自己的艺术品位负责;而北京双年展则会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能由上百名权威专家组成,但最终无一人对糟糕的展品负责。因为这些不适应,他可能选择将从北京双年展退出。
在另一次接近凌晨的意大利式晚餐上,觥筹交错之间,我想起了德国作家伯尔曾经讲过的那个关于工作哲学的故事:一个美国游客问正在晒太阳的渔夫,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出港捕鱼,他启发渔夫说,如果每天都更辛勤地打鱼,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攒下一笔钱来购置新渔船和设备,然后开个公司,雇人来替自己打鱼,“那么再然后呢?”渔夫问道,“再然后你就可以放松晒太阳了”,游客回答道,渔夫笑着说,“可我现在不就这么做了么?”
几十年过去了,伯尔的故事看起来还是那么应景。全世界的游客都在问希腊人、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为什么你们还不去打鱼,为什么你们不先辛苦劳动大半生,再坐下来享受?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说不出口的答案其实跟渔夫差不多:为什么不现在就这么做,为什么不能把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提前支取呢?
大家心中的贴现率各不相同,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你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