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1919年，叶圣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加入北大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开始文学创作。
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1923年，人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全家迁居上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叶圣陶不仅写文章声援反帝爱国斗争，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实际活动。在这之前，他是一个潜心于教学、创作和编辑的文人，自此以后，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五卅运动”成为他前进路上的重要路标。创办《公理日报》抗议暴行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当场逮捕青年学生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巡捕房门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叶圣陶第二天来到现场，用饱含激愤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著名的反帝檄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这篇文章是投向日、英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它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反帝斗志和民族自救的满腔热情，也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该文一直是中学国（语）文课文的保留篇目。
“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和大力施压，竟没有一家报纸加以报道，报纸上的首页新闻大多是京剧演员的演出花絮。叶圣陶气愤地当众责问：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对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如此熟视无睹？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害怕真相？因此，叶圣陶与郑振铎、胡愈之等人，联合上海11个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创办《公理日报》。由于文学研究会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实际的编务工作便落在了叶、郑、胡等人的身上，《公理日报》报头的报名，就是叶圣陶书写的。《公理日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宝山宝兴里9号郑振铎的家中。
那些日子，叶圣陶常常整夜不回家，住在郑振铎家中，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同事编《公理日报》。那些天，郑府铁栏杆和铁栅门上趴满了报童，不一会儿，一沓又一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公理日报》，分到了报童们手上。报童们拿着报纸就分头开跑，一边跑，一边喊：“《公理日报》，刚刚出版！”“《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租界里是不准卖《公理日报》的，于是，一些报童一路边喊边往北火车站方向跑，铁栅栏那一边的英国巡捕只能干瞪眼。
《公理日报》自6月3日创刊之日起，便以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声援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斗争为己任。在创刊号的宣言中，对英国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收回全国英租界”，说出了市民想说而上海各大报不敢说的话。为了“整齐步调，惩戒与人异趋的奸细起见”，报纸特辟一个叫“社会裁判所”的专栏，请全体同胞当裁判官。一时间《公理日报》成了爱国民众的喉舌，好评如潮。
这中间有不少短文，由叶圣陶署名发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6月初，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赶回上海，声称他是来做“调人”的，劝说双方不要各走极端。对此叶圣陶很气愤，他用笔名“秉丞”在6月6日《公理日报》的“社会裁判所”专栏发表短文《虞洽卿是调人》，责问：虞洽卿竟然要在我们和英国的交涉中充当“调人”，不知他的国籍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已走到了极端，言外之意要我们退让几百步，真是罪不可掩，请问大家要不要他当“调人”？锋芒直指人稱上海“闻人”的虞洽卿，充分显示了叶圣陶铁骨铮铮的大无畏精神。
为反帝救国斗争不已
《公理日报》的本钱是由各参加单位负责，但参加的单位也大多没钱。报纸每份售价—个铜板，只合半分钱多一点，跟纸张和印刷费相差太远，又没有广告收入作补贴，眼看陕没法支持了。于是刊登启事，请求各界捐助。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数，报纸逐日公布。热心捐助的人不少，大多一元两元，也有兀.个捐上百元的，却不愿公布真实姓名。虽有各界人士捐助，但每一期的纸张和印刷费80余元，发行收入仅30余元，捐款弥补不了收支的差额，经费问题依然是难题。
经费问题还没解决，报纸的印刷也出问题了。《公理日报》在租界是无法印的，而在闸北区每天能印两万份报纸的印刷厂只有两三家，其中只有一家愿意冒险承印，后来连这一家迫于官方压力也不敢再印了。6月24日，《公理日报》宣布停刊，前后仅维持了23天。
虽然《公理日报》中途停办，但“五州运动”仍如火如荼在进行。位于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刷所周围，经常围着一圈一圈的市民在听演讲。墙上贴满了标语和漫画，有一幅漫画形象地画着日本工头正挥舞着大棒打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则残忍地向演讲的学生开枪。马路上到处可以遇见扛着粗毛竹筒募捐的小分队，有的竹筒就用铁链锁在电线杆上。
那时的叶圣陶参加了由沈雁冰、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学生杂志》主编）等发起的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与各种救国运动，与官厅交涉“五州”善后事宜，组织讲演团，举行讲演会，进一步表明坚决和学生与各界人士共同反帝、合力救国的立场。
与此同时，受杨贤江的委托，叶圣陶创办和主编了中国济难会的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中国济难会是“五卅运动”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主要任务是营救革命者和救济被捕革命者的家属。虽然《光明》也只出了六期就停刊了，但期间，叶圣陶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五州”反帝爱国运动，最终由于权势者的出卖，3个月后，以妥协而告终。在这3个多月中，叶圣陶自始至终跟朋友们一同参与斗争，直到这年的12月6日，他还偕夫人到闸北青云路广场参加市民反帝大会，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叶圣陶是受“五卅运动”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作家之一，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齐风）
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1923年，人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全家迁居上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叶圣陶不仅写文章声援反帝爱国斗争，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实际活动。在这之前，他是一个潜心于教学、创作和编辑的文人，自此以后，他全身心地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五卅运动”成为他前进路上的重要路标。创办《公理日报》抗议暴行
1925年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当场逮捕青年学生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巡捕房门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叶圣陶第二天来到现场，用饱含激愤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著名的反帝檄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这篇文章是投向日、英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它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反帝斗志和民族自救的满腔热情，也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该文一直是中学国（语）文课文的保留篇目。
“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和大力施压，竟没有一家报纸加以报道，报纸上的首页新闻大多是京剧演员的演出花絮。叶圣陶气愤地当众责问：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对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如此熟视无睹？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害怕真相？因此，叶圣陶与郑振铎、胡愈之等人，联合上海11个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创办《公理日报》。由于文学研究会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实际的编务工作便落在了叶、郑、胡等人的身上，《公理日报》报头的报名，就是叶圣陶书写的。《公理日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宝山宝兴里9号郑振铎的家中。
那些日子，叶圣陶常常整夜不回家，住在郑振铎家中，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同事编《公理日报》。那些天，郑府铁栏杆和铁栅门上趴满了报童，不一会儿，一沓又一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公理日报》，分到了报童们手上。报童们拿着报纸就分头开跑，一边跑，一边喊：“《公理日报》，刚刚出版！”“《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租界里是不准卖《公理日报》的，于是，一些报童一路边喊边往北火车站方向跑，铁栅栏那一边的英国巡捕只能干瞪眼。
《公理日报》自6月3日创刊之日起，便以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声援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斗争为己任。在创刊号的宣言中，对英国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收回全国英租界”，说出了市民想说而上海各大报不敢说的话。为了“整齐步调，惩戒与人异趋的奸细起见”，报纸特辟一个叫“社会裁判所”的专栏，请全体同胞当裁判官。一时间《公理日报》成了爱国民众的喉舌，好评如潮。
这中间有不少短文，由叶圣陶署名发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6月初，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赶回上海，声称他是来做“调人”的，劝说双方不要各走极端。对此叶圣陶很气愤，他用笔名“秉丞”在6月6日《公理日报》的“社会裁判所”专栏发表短文《虞洽卿是调人》，责问：虞洽卿竟然要在我们和英国的交涉中充当“调人”，不知他的国籍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已走到了极端，言外之意要我们退让几百步，真是罪不可掩，请问大家要不要他当“调人”？锋芒直指人稱上海“闻人”的虞洽卿，充分显示了叶圣陶铁骨铮铮的大无畏精神。
为反帝救国斗争不已
《公理日报》的本钱是由各参加单位负责，但参加的单位也大多没钱。报纸每份售价—个铜板，只合半分钱多一点，跟纸张和印刷费相差太远，又没有广告收入作补贴，眼看陕没法支持了。于是刊登启事，请求各界捐助。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数，报纸逐日公布。热心捐助的人不少，大多一元两元，也有兀.个捐上百元的，却不愿公布真实姓名。虽有各界人士捐助，但每一期的纸张和印刷费80余元，发行收入仅30余元，捐款弥补不了收支的差额，经费问题依然是难题。
经费问题还没解决，报纸的印刷也出问题了。《公理日报》在租界是无法印的，而在闸北区每天能印两万份报纸的印刷厂只有两三家，其中只有一家愿意冒险承印，后来连这一家迫于官方压力也不敢再印了。6月24日，《公理日报》宣布停刊，前后仅维持了23天。
虽然《公理日报》中途停办，但“五州运动”仍如火如荼在进行。位于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刷所周围，经常围着一圈一圈的市民在听演讲。墙上贴满了标语和漫画，有一幅漫画形象地画着日本工头正挥舞着大棒打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则残忍地向演讲的学生开枪。马路上到处可以遇见扛着粗毛竹筒募捐的小分队，有的竹筒就用铁链锁在电线杆上。
那时的叶圣陶参加了由沈雁冰、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学生杂志》主编）等发起的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与各种救国运动，与官厅交涉“五州”善后事宜，组织讲演团，举行讲演会，进一步表明坚决和学生与各界人士共同反帝、合力救国的立场。
与此同时，受杨贤江的委托，叶圣陶创办和主编了中国济难会的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中国济难会是“五卅运动”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主要任务是营救革命者和救济被捕革命者的家属。虽然《光明》也只出了六期就停刊了，但期间，叶圣陶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五州”反帝爱国运动，最终由于权势者的出卖，3个月后，以妥协而告终。在这3个多月中，叶圣陶自始至终跟朋友们一同参与斗争，直到这年的12月6日，他还偕夫人到闸北青云路广场参加市民反帝大会，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叶圣陶是受“五卅运动”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作家之一，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