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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
1940年生于沈阳，8岁随家人赴台。1969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任教二十多年，曾获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90年创建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1996年至2006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以人文治校著称。
他曾是海外华人精英“保钓运动”的骨干分子，上世纪70年代初主创当年影响较大的钓运杂志《水牛》。他还是潜心游走于不同文明间的观察者，从地理切入历史，几十年间“体知”伊斯兰世界和东正教社会，著有《大中东行纪》。
希望我们这一股牛劲能够松动几块冻硬了的心田
——《水牛》发刊词
兵临城下
1948年，我家住在济南，解放军兵临城下，守济南的国民党将领宣誓“愿与此城共存亡”。那时候物资供应已经很匮乏，国民党空军把物资空运来，再回去运第二趟时，就空出位子来，可以运人。
我父亲曾经救治过一个胃下垂的病人，那人恰好负责空运，看到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估计空运维持不了多久，济南解放是很短期的事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父亲说，你救过我一命，我这次也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你们愿意走的话，行李都不准带，只准6个人。他之前先打听了我家的情况，我父母加上我们4兄妹，正好6个人。
飞机是飞往上海龙华机场。我的外祖父“九一八”事件后一直住在上海，我母亲到了济南后，因为战事，好多年没有见到她的父亲，所以她很愿意离开济南去上海省亲。他们晚上商量了一下，做了这个匆忙的决定。
当时我小学二年级，看到家里的紧张气氛，有点兴奋起来。家人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没睡着，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第二天早上，我照旧去上学，没到中午，家里就来人把我接回去了。全家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什么行李也没拿，我父母都是医生，各自拿了一个装有听诊器、血压器等的医疗包，就这样去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我父母都是南满医科大学（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那是日本人给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子弟建立的一个医学院。台湾那时候刚刚光复，医学界缺人，不少日本大夫回国了，可是医学界工作的语言还是日文。我父母日文都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去了台湾，我们没去，他一个人先去探路。他去了几个月以后，说还可以，你们来吧。
我现在也理解了，我父亲那时候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家里有4个小孩，不能都留给老岳丈照顾，所以就把我们搬到台湾去。我们坐船去的台湾。
《水牛》保钓
1971年，我在美国已经若干年了，工作事业都还顺利，有了小孩。从报纸上，以及加州的学者们那里知道，一些在美国功成业就的知名人士，很热心提倡一件事情，阻止美国政府把钓鱼岛（那时候叫钓鱼台）的治权交给日本。
从明朝开始就有很清楚的文献，谁去了，谁怎么去了，在日治时代，它属于台湾之下的宜兰县，日本人都承认。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义愤填膺。
1949年以后，北美基本没有出现过华人知识界大规模的运动。那一次，刚刚才去世的何炳棣先生（他那时候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和杨振宁先生（现在还健在），他们都参与了。还有一些年轻人，比我们还小的学生们。
我们夫妻两个都工作，有一定的收入，还有住的地方，所以就办了一个刊物。我们住的地方叫BUFFALO，中文叫水牛城，刊物就叫《水牛》。大概从1971年的9月就开始了，前后一共办了四五年。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上千份，八九百份是常有的。本地就占两百份，因为BUFFALO的华人有200多，都是送的。另外有人订购的话，我们有订购价钱。有订购的，也有捐钱的。基本上，办杂志的材料费等等，都是大家捐的钱。
这个杂志其实也不只是关注钓鱼岛问题。中国是分裂状态，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留美知识分子是从台湾来的，少数年长的是从大陆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香港来的。可是这三类人在这件事情上看法很一致，并且能够融合。《水牛》这个刊物虽小，前前后后动员的人也有好几十个，有写手，有抄写的，有找资料的，有校对的，有油印的，有邮寄的……里面有香港人，有台湾人，也有大陆人。
所以在BUFFALO，它也算是具体而微的一个社会运动，自然而然，谈到的问题就不只是保卫钓鱼岛本身了。当美国正式把钓鱼岛以行政手段交给日本后，我们去华盛顿日本大使馆前面示威，好几次示威。也做过研讨，在BUFFALO就办过好几场研讨会，在华盛顿、纽约各地都办过研讨会。讨论中国长远应该走什么方向。
总理接见
保钓运动延续下去，一些比较积极的、比较受注意的人，彼此就互相联系，也没有跟谁硬分什么团，0团、1团、2团，是后来人叫起来的。
1972年，差不多是6月底，十六七个人，就回到中国，游览参观了36天，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我们是在香港聚集的，香港那时候还是个情况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彼此约好，哪几天在香港见面，然后整团再去内地。到广州，从广州再坐飞机去北京。
那时候，没有人真正严肃地考虑回国。64年、65年有人做过。66年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也不收这些人。当然72年以后就有一部分台湾留学生回去的，大概十个、二十个。
真正有具体的想法，并且有清晰的决心，恐怕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72年的时候，“文革”还是比较乱。我们回国之前看到报上都说林彪是怎样怎样的人，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回国之后才知道，林彪原来是叛逃，要加害毛主席。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76年之后，形势发生很大的改变，的确有许多人愿意回来，包括我在内。78年我觉得至少要做一个考察，所以夫妻二人，带着7岁的和5岁的小孩回来了。
我们穿着一身内地人的衣服，小孩也留着小辫，穿一个塑料凉鞋，基本上看不出来。8个星期，全国亲戚们看了很多，去的地方也不少。从广州入境，去上海看到我外祖父还在；在北京又看到很多家人；我们也去了西安，姑姑在西安；去了四川绵阳，有叔叔在绵阳；去了昆明，去了桂林……都走了一圈。
我准备了要做学术报告，但也想，有没有地方可以跟我的学术契合呢。我太太是做图书馆自动化的，打听了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还太早了，基本上没上轨道呢。图书馆都还没有呢，还自动化？图书馆在“文革”期间都打得稀巴烂。
我是搞生物医学工程的。亲戚们说，你这东西回来是个冷门啊，这东西我们还没有概念呢，你还是回去把你的学问做得扎实一点比较好。这是我得到的忠告。不只是亲戚，一些我在海外就知道的、我尊重的科学家，他们都这样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招大学生，刚开始整顿学校，还没有上轨道，你们回来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8个礼拜后，我们就很知趣地出境了。
1940年生于沈阳，8岁随家人赴台。1969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任教二十多年，曾获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90年创建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1996年至2006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以人文治校著称。
他曾是海外华人精英“保钓运动”的骨干分子，上世纪70年代初主创当年影响较大的钓运杂志《水牛》。他还是潜心游走于不同文明间的观察者，从地理切入历史，几十年间“体知”伊斯兰世界和东正教社会，著有《大中东行纪》。
希望我们这一股牛劲能够松动几块冻硬了的心田
——《水牛》发刊词
兵临城下
1948年，我家住在济南，解放军兵临城下，守济南的国民党将领宣誓“愿与此城共存亡”。那时候物资供应已经很匮乏，国民党空军把物资空运来，再回去运第二趟时，就空出位子来，可以运人。
我父亲曾经救治过一个胃下垂的病人，那人恰好负责空运，看到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估计空运维持不了多久，济南解放是很短期的事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父亲说，你救过我一命，我这次也给你家人一个机会，你们愿意走的话，行李都不准带，只准6个人。他之前先打听了我家的情况，我父母加上我们4兄妹，正好6个人。
飞机是飞往上海龙华机场。我的外祖父“九一八”事件后一直住在上海，我母亲到了济南后，因为战事，好多年没有见到她的父亲，所以她很愿意离开济南去上海省亲。他们晚上商量了一下，做了这个匆忙的决定。
当时我小学二年级，看到家里的紧张气氛，有点兴奋起来。家人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没睡着，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第二天早上，我照旧去上学，没到中午，家里就来人把我接回去了。全家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什么行李也没拿，我父母都是医生，各自拿了一个装有听诊器、血压器等的医疗包，就这样去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
我父母都是南满医科大学（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那是日本人给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子弟建立的一个医学院。台湾那时候刚刚光复，医学界缺人，不少日本大夫回国了，可是医学界工作的语言还是日文。我父母日文都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去了台湾，我们没去，他一个人先去探路。他去了几个月以后，说还可以，你们来吧。
我现在也理解了，我父亲那时候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家里有4个小孩，不能都留给老岳丈照顾，所以就把我们搬到台湾去。我们坐船去的台湾。
《水牛》保钓
1971年，我在美国已经若干年了，工作事业都还顺利，有了小孩。从报纸上，以及加州的学者们那里知道，一些在美国功成业就的知名人士，很热心提倡一件事情，阻止美国政府把钓鱼岛（那时候叫钓鱼台）的治权交给日本。
从明朝开始就有很清楚的文献，谁去了，谁怎么去了，在日治时代，它属于台湾之下的宜兰县，日本人都承认。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义愤填膺。
1949年以后，北美基本没有出现过华人知识界大规模的运动。那一次，刚刚才去世的何炳棣先生（他那时候年纪算是比较大的）和杨振宁先生（现在还健在），他们都参与了。还有一些年轻人，比我们还小的学生们。
我们夫妻两个都工作，有一定的收入，还有住的地方，所以就办了一个刊物。我们住的地方叫BUFFALO，中文叫水牛城，刊物就叫《水牛》。大概从1971年的9月就开始了，前后一共办了四五年。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上千份，八九百份是常有的。本地就占两百份，因为BUFFALO的华人有200多，都是送的。另外有人订购的话，我们有订购价钱。有订购的，也有捐钱的。基本上，办杂志的材料费等等，都是大家捐的钱。
这个杂志其实也不只是关注钓鱼岛问题。中国是分裂状态，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留美知识分子是从台湾来的，少数年长的是从大陆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香港来的。可是这三类人在这件事情上看法很一致，并且能够融合。《水牛》这个刊物虽小，前前后后动员的人也有好几十个，有写手，有抄写的，有找资料的，有校对的，有油印的，有邮寄的……里面有香港人，有台湾人，也有大陆人。
所以在BUFFALO，它也算是具体而微的一个社会运动，自然而然，谈到的问题就不只是保卫钓鱼岛本身了。当美国正式把钓鱼岛以行政手段交给日本后，我们去华盛顿日本大使馆前面示威，好几次示威。也做过研讨，在BUFFALO就办过好几场研讨会，在华盛顿、纽约各地都办过研讨会。讨论中国长远应该走什么方向。
总理接见
保钓运动延续下去，一些比较积极的、比较受注意的人，彼此就互相联系，也没有跟谁硬分什么团，0团、1团、2团，是后来人叫起来的。
1972年，差不多是6月底，十六七个人，就回到中国，游览参观了36天，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我们是在香港聚集的，香港那时候还是个情况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彼此约好，哪几天在香港见面，然后整团再去内地。到广州，从广州再坐飞机去北京。
那时候，没有人真正严肃地考虑回国。64年、65年有人做过。66年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也不收这些人。当然72年以后就有一部分台湾留学生回去的，大概十个、二十个。
真正有具体的想法，并且有清晰的决心，恐怕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72年的时候，“文革”还是比较乱。我们回国之前看到报上都说林彪是怎样怎样的人，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回国之后才知道，林彪原来是叛逃，要加害毛主席。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个事情。
76年之后，形势发生很大的改变，的确有许多人愿意回来，包括我在内。78年我觉得至少要做一个考察，所以夫妻二人，带着7岁的和5岁的小孩回来了。
我们穿着一身内地人的衣服，小孩也留着小辫，穿一个塑料凉鞋，基本上看不出来。8个星期，全国亲戚们看了很多，去的地方也不少。从广州入境，去上海看到我外祖父还在；在北京又看到很多家人；我们也去了西安，姑姑在西安；去了四川绵阳，有叔叔在绵阳；去了昆明，去了桂林……都走了一圈。
我准备了要做学术报告，但也想，有没有地方可以跟我的学术契合呢。我太太是做图书馆自动化的，打听了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还太早了，基本上没上轨道呢。图书馆都还没有呢，还自动化？图书馆在“文革”期间都打得稀巴烂。
我是搞生物医学工程的。亲戚们说，你这东西回来是个冷门啊，这东西我们还没有概念呢，你还是回去把你的学问做得扎实一点比较好。这是我得到的忠告。不只是亲戚，一些我在海外就知道的、我尊重的科学家，他们都这样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招大学生，刚开始整顿学校，还没有上轨道，你们回来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8个礼拜后，我们就很知趣地出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