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三世帝王，拍出近亿天价
　　禁宫多珍宝。其中有类特别的宝物，在历史当时的情境中便贵不可言，岁月浮沉后更成为冠绝古今的稀世珍品，那就是皇帝印玺。

　　4月6日，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拍卖会上，清朝康熙皇帝的一枚“敬天勤民”檀香木玺拍出9260万港元（约合7715万元人民币），创下康熙印玺的世界拍卖纪录。拍卖会前一天，《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郭福祥。他1989年自吉林大学考古系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就来到故宫，从事宫廷文物的保管、陈列和研究工作，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宫廷印章、玉器、钟表、宫廷中西文化交流和宫廷生活等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福祥将自己关于康熙印玺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娓娓道来。

百余印玺仅存数方

　　“紫禁城里的乾清宫，是清代帝王起居的地方，也是宫中重要的政治策源地。康熙皇帝的敬天勤民玺，就曾贮存在这座宫殿的西暖阁。”郭福祥介绍道。
　　著名文物专家朱家溍曾撰文称：“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也就是说，秦朝以前的印章，本是君臣百姓共用，没什么区别。有了帝制，便把皇帝的印章独称为“玺”，并且用它来作为发布帝令真实有效的凭证。大臣们处理公事，也是需要印章的。大大小小印章的背后，代表着或大或小的权力;而皇帝的印玺，则凝刻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御玺有两个系统。一方面是国家系统的。清代乾隆皇帝时，把从入关前到他即位后，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国玺进行整理、分类，钦定下来25种，有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等。这些就是清代一直沿用的‘二十五宝’。”
　　另一种，则是专为某位皇帝打造的各种用途的印玺。“有的用年号，比如‘康熙御笔之宝’‘ 雍正御览之宝’;有的用地名，如康熙的‘文华殿宝’，乾隆的‘纪恩堂’;有的用警句，如康熙的‘戒之在得’‘ 惜寸阴’;有的则是特殊纪念，如乾隆八十岁生日时刻的‘八徵耄念之宝’……”
　　名目繁多的皇帝宝玺，并非任意为之，而是有一套精细的流程。如果是与典章制度有关的玺印，要由礼部先上奏，皇帝批示同意后，交造办处做清样，再请皇帝御览。制成之后，还要行礼祭告，以表诚敬。而皇帝自己的御用玺印则相对简单，决定权完全在皇帝自己手中。“比如康熙皇帝七旬生日前，要刻纪念印玺，就让南书房翰林草拟宝文进呈。翰林们当然挑选好的词句，如‘延禧’‘永龄’之类的吉祥话，但康熙皇帝都不满意，最后自拟了‘戒之在得’，并专门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年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壮年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我现在国、家都很兴旺，得之天者厚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唯有戒之在得，防止自己贪得无厌。然后让著名书法家张照篆文，在内廷供职的篆刻家梅玉峰等制作。” 郭福祥讲起这些掌故来绘声绘色，其中情节曲折、人物鲜活，真不亚于传奇小说。
　　林林总总的皇帝御玺，本来是一笔巨大的宝藏。但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乱中，“尤其在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皇室被驱逐出故宫的过程中，很多都流散出宫。比如康熙御用宝玺，根据清代宫中专门为其制作的档案《康熙宝薮》中收录的数目，总共有119方。但现在故宫所保存的，仅有数方。”

意外发现的宝物

　　在故宫工作了30多年的郭福祥，说自己总共见过3方清代敬天勤民玺。“关于这方玺，《康熙宝薮》和《乾隆宝薮》都有记载。前者很简单，只有钤本（即盖出来的印）和使用说明，后一本信息稍微多些，还说了这个印玺是白玉质地，四边印壁上刻着乾隆的御制诗。”
　　因为有乾隆的诗文，郭福祥又找到收录这首诗的《清高宗御制诗二集》，从中发现了更多线索，“在这首诗的序文里，乾隆讲‘敬天勤民’是他的皇祖，也就是康熙所用之玺，他的父皇雍正即位后，专门用箱子把所有的康熙御用玺都收藏起来，唯独留下这方继续使用。所以，他即位之后，也敬守父亲的做法，单独留下了这方玺。”
　　根据这些资料，郭福祥一直认为敬天勤民玺只有一方，是白玉质地的方形篆书玺，面有10厘米见方，从康熙到乾隆的3朝皇帝都使用过，但他一直没有见过原物，以为已经不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郭福祥在故宫的文物库房中意外发现了敬天勤民玺，而且是两枚，都是白玉质，交龙钮。其中一方明显被火烧过，仅存一半，从钮制看属于康熙时期;另一方保存完好，钮制是典型的乾隆风格。这引起了郭福祥的怀疑，康熙之后，难道这方玺被复制过？
　　他自此格外留心，遍查清宫档案，终于在雍正元年的《活计档·玉作》中发现了一条史料。里面记载：雍正元年的正月廿二日，怡亲王交六兽钮黄寿山石“体元主人”图书一方，双龙钮白玉“万几余暇”图书一方，檀香木“敬天勤民”图书一方。奉旨：白玉图书上“万几余暇”字磨平，将檀香木图书上“敬天勤民”字砣做在白玉图书上，其檀香木图书不必动……三月初一日，砣做得双龙白玉“敬天勤民”图书一方，随象牙顶锦匣，怡亲王呈进讫;七月二十五日，原交檀香木“敬天勤民”图书一方，首领太监苏培盛持去，入在大宝箱内讫。
　　郭福祥这才知道，原来，康熙的“敬天勤民”原玺是檀香木质地的，雍正即位不久后专门让工匠把这方玺改做成白玉质地。原玺则在雍正元年七月与其他玺一起被放入大宝箱。此次香港拍卖的就是这方檀香木质地的原玺。
　　被火烧过的白玉质敬天勤民玺，印壁上有乾隆的诗，其落款时间为“乾隆戊辰春”，即乾隆十三年（1748年），可见雍正驾崩后，被乾隆沿用多年。但在清宫的火灾中被烧坏，于是又刻了一方。郭福祥专门比较过这两方印，只有诗文落款的时间不同，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已不得而知。

见玺如见人

　　康熙的众多印玺中，为何雍正、乾隆独独选中这方相沿而用，在郭福祥看来，乾隆早已把理由表达得很充分：“匪贵其材，实珍其义。”“处于清王朝发展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均镌刻有敬天勤民玺，他们重视的并不是宝玺本身，而是‘敬天勤民’四字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
　　清代皇帝的勤奋有为，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帝王史里堪称表率。康熙作为清朝第四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8岁登基，14岁亲政，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灭噶尔丹、抗沙俄，在位61年，功绩卓著。最大的一项利民措施，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谕旨，决定“永不加赋”，最终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敬天勤民”可以说是康熙的座右铭。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古代人迷信这种天灾和皇帝犯错有关，他很自警，反省道：“朕自临御以来，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为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灾变，则尤悚然靡宁。今次地震，朕心不胜兢惕。”意思是，我从当上皇帝就废寝忘食地工作，把“敬天勤民”当成信念，不敢丝毫放松。国家一有天灾人祸，我的内心就无法安宁。这次地震，我心里更加不敢放松了。
　　与其他高高在上端皇帝架子的帝王不同，康熙帝在“勤民”上也堪称表率。“他把‘天’与‘民’等同看待，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康熙曾在北京丰泽园辟出几亩水田，亲自种稻。并培养出优秀的稻种，称为“御稻米”，后来在南方推广种植，可一年两熟。他的日常生活也很简朴，懂得爱惜民力。在康熙朝为官的传教士白晋曾有如下描述：皇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乱花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雍正对父亲在位数十年的评述是：“敬天勤民，始终如一。”他本人即位后，也把“敬天勤民”作为最重要的为帝标准。他在给年羹尧的降罪谕旨中曾自述：“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谓乾惕之心中以仰天贶，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
　　后来到了乾隆，也很强调“敬天勤民”。他在75岁高龄时仍亲自祭祀先农坛，祈求来年国家风调雨顺，百姓五谷丰登。并下令后世的皇帝子孙，60岁以下的都要亲自行礼祭祀，超过60岁则视身体状况，由礼部和皇帝协商确定，“我子孙果能效法祖宗及朕之敬天勤民……实可万年无弊”。
　　康熙皇帝活到69岁，去世之前，他还按例为自己即将到来的七旬寿辰造印玺，除了前面提到的“戒之在得”，还有一方“七旬清健”玺，“历史上记载康熙驾崩时比较突然，最初大家都以为只是小病。这个印玺文字也能佐证，他去世前身体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
　　“见玺如见人”，这些帝玺就像是一段隐含的密码，从某一个侧面，记载着主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