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迟迟没出场。作为对话人之一的麦家拿着话筒先上台了。他看上去心烦意乱。
　　“我知道这场活动对我有名利的好处，”他开口道，接着说他母亲昨天重病住院了，为了这项重要的外事接待，领导、他周围的人一道向他隐瞒了这个消息，他现在真没什么心情，最想立刻赶去医院……
　　台上的主持人竭力说些场面话，想把气氛往“轻松、热烈、庄重”的方向引导。终于，他熬到坐着轮椅的主角亮相了……
　　“真失望，奈保尔老得不行了。整个下午惟一感觉好的就是开头这一段了。”身旁，一位从桐庐赶来的姑娘低头和同伴嘀咕，纤长的手指下意识地在手中新版的《解密》封面上滑过。
　　在8月15日杭州图书馆里进行的这场“奈保尔对话麦家”，麦家真实得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进入名利场多年，八面玲珑地应对场面，依然不是他所擅长的路数。
　　在几日前的一个饭局上，他表现得亲切、轻松，招待来访的客人礼数周全，主宾尽欢而归。分手时，他忽然投过来非常不安的一瞥，令觉察的人为之一凛。
　　一瞬间，墙塌了。
　　他，依旧是那个敏感、压抑、只能在文字中找到抚慰的蒋家村少年。

“城池”生活

　　这个上午，麦家在电脑面前写了300字，对自己略感满意。不过，到了明天，这300字或许又被删得干干净净。只要不到把书稿交出版商手里的那一天，什么都不好说。
　　每天，麦家以平均500字的速度像蜗牛一样在稿子上爬行。相比他的老朋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学莫言的写作速度，他说自己“慢得可怜”。
　　为了躲避干扰，他平日躲在杭州城里的另一处公寓里。早上7点钟，他在电脑前坐下来，爬到下午一点钟，然后吃饭、午休、读书。严重的腰肌劳损，使得他再不能如过去一样每天12小时坐在电脑前了。傍晚时分，他按惯例去家附近的运动馆锻炼身体，跑得满头大汗，“让肌肉放松、柔软下来，这样第二天才能继续战斗”。
　　今年，他刚刚50岁。42岁时，他曾说中国作家普遍早衰，50岁后就是滑行了。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强烈的写作欲。“村上春树为什么那么拼命地跑，因为他还在拼命地写。”
　　每天，这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人默默地在自己的田里锄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在下午两点之前，他不会开手机，自动屏蔽掉一切。“这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你只有孤独了，才能进入城池状态。”
　　下午4点，他回到家中——位于西溪湿地公园的一栋别墅，直面滚滚而来的“城外生活”——和读者们见面，接受媒体采访，处理家中、外头各种杂事。
　　这里是杭州市政府专为吸引文化名人而设立的“西溪文化创意园区”——园区里流水潺潺，清幽得让人忘却时光。几步之遥，是作家余华、台湾导演赖声川、漫画家朱德庸、导演冯小刚等人的住所。他们都是麦家的邻居。
　　2008年茅盾文学奖在乌镇一揭晓，麦家就被浙江省政府“请”回了杭州。诸多“引凰筑巢”的待遇中，也包括这一套可长久租赁的高档别墅。380平米的别墅如今分为两个区域：一边是住家；一边是“麦家理想谷”书店和工作室。工作室里，贤惠、能干的年轻妻子正在忙碌，为他打点、处理写作之外的一切事。
　　衣锦还乡5年多来，麦家不时陷入“失控”的焦虑中。
　　“名利是把双刃剑。”他感慨着，承认没出名时非常渴望出名，“每个作家都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但成名之后，干扰确实太大了。你成了别人的消费品，名气越大，你被消费的可能也就越大。”
　　对于自己的官方身份——浙江省作协主席，他自嘲就是个“伊丽莎白（女王）”，除出席一些重大活动，“稍微把关”专业层面的一些事，并不介入作协日常工作。
　　一旁，一位手脚麻利的姑娘主动上来协助拍摄采访。她叫碧珊，是一位来自北京的80后写作爱好者。今年4月，她带着一部女性题材的家族小说来到西溪，成为一名“客居创作人”。
　　自2012年起，麦家开始自费筹建一个“书店 咖啡馆 写作营”为一体的公益项目——“麦家文学理想谷”。它模仿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除了免费提供阅读的书籍、咖啡，还向入选“客居创作人”项目的年轻人提供免费的写作空间。
　　入住“理想谷”4个多月来，碧珊已完成了9个中短篇。每天，她会和麦家一道吃饭，“他会给我布置作业，看我的稿子，提意见，让我修改。如果觉得过关，还会推荐发到文学刊物上。”这些关于写作的指导和探讨大多在饭桌上进行。在微信上，她兴奋地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西湖》杂志10月期的新锐栏目将刊登她的一个短篇习作，“是麦老师给推荐的。”
　　看稿，提修改意见，提携后辈……接踵而来的“社会责任”，让这个并不善于招架世界的人不时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很累，有时也有悔意。”但是，他稍稍平复了心绪，立定心志——“我接受这种烦恼，这种烦恼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损耗他心力的，是那个从他西溪住所出发开车50分钟即可到达的故乡。
　　在拥有七八千人口的蒋家村村民眼里，他是响当当的一个大名人，在省里当大官的。小孩子入托、上小学、中学、大学有麻烦，他们来找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来找他；计划生育超生罚款，来找他；家里违章建筑被拆了也来找他……
　　“找不到你，然后就在你父母面前哭，老母亲在你面前一滴眼泪，那你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去找人。”麦家皱起了眉头。“其实，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是官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摆平那些事情。”
　　这是他自童年就期待逃离的故乡。考军校，在部队工作，转业做编剧，前后辗转于福州、北京、南京、成都6个省市。自17岁以来，他一直在逃，在躲避，努力和故乡保持距离。 　　27年后，命运之神又把他推回了故乡。
　　这个给他童年留下无尽阴影的故乡，继续侵蚀着他的神经。有好几次，他曾动了再次一走了之的念头。然而，脚底早已枝蔓渐长，他已经无法离开了。
　　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一走进马德里街头的书店里，麦家幸福得有些犯懵。
　　“我自己都很激动，我的书垒成金字塔在那儿卖。这是达到了畅销书的某一个级别上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回忆起书店的场景，这个看起来有些蔫的人难以自抑地“澎湃”起来。
　　街头的另一幕也让他心跳。穿行于马德里城的18条线路的公交车车身上打着小说《解密》的巨幅宣传海报，上面是一段西班牙文的广告词——“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
　　2014年世界杯开赛期间，在西语世界最大的行星出版社的安排下，麦家携夫人一路途经西班牙、墨西哥和阿根廷，为小说《解密》西班牙语版进行为期半个多月的宣传活动。
　　这是一趟马不停蹄的旅行。每抵达一个城市，他常常来不及休整，就轮番接受当地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的专访轰炸。外国记者们的提问其实也大同小异，而他不时还要应付譬如“如何看待中国审查制”、“莫言得奖”这类富有政治色彩的问题。
　　“他坐在那里，手这样摆的，表情是那样的，很矜持、很淡定的样子，其实竭力地掩盖那份激动。”他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笑着模仿他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的神情和姿势。
　　西语世界的旅行，让麦家对自己的海外“走红”有了一种真实感受。
　　《解密》是行星力推的主打畅销书，首印高达3万册，开出12.5%的版税率，这是欧美畅销书作家的待遇。
　　行星的青睐，源于一年前英文版《解密》取得的商业成功。英美两地上市仅几日，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的销量就突破了中国小说作品网络销售的最好成绩，一度排名亚马逊世界文学第17名。《经济学人》以“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为封面导读，称赞该书是“35年以来最伟大的中文小说”。今年4月，《纽约时报》的一名女记者专程从美国飞到杭州，到麦家家中进行采访。
　　在始料不及的狂喜之中，他试图冷静地如此破解自己的“走运”：譬如某位权威书评人“没来由”的垂青；譬如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了解，“在他们眼里，中国文学还是80年代那样，政治迫害，扭曲的性，封闭的乡村”；以及拜斯诺登事件所赐——原来每个国家都在搞监听，阴谋与秘密无处不在……
　　《解密》是麦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前后创作10年，遭遇17次退稿。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说：《解密》让他看见了麦家“内心极度冥顽，像个偏执狂”。
　　漫长的10年里，他摸索、推敲、比较各种可能的写法、人物设定、情节的走向。2002年最终出版的小说共21万字，而他一共完成120多万字。
　　这被删去的百万多字，像一条母亲河的诸多支流，各自流淌出去后，经过重新的锻造、调整、组合，又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力，成了一条一条新的河流，这包括中短篇《紫密黑密》、《陈华南笔记本》。让他名声大噪、并赢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也发端于《解密》。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解密》这个小说？主人公跟我本人很像，包括童年被抛弃，完全孤独、自闭，包括他在事业上面的执着，包括他内心： 一方面是极度的有才华，另一方面又极度脆弱。这些，我觉得都有自己的影子。”

写作人生

　　麦家的故乡，是杭州郊县富阳一个名叫蒋家村的村子。
　　从这个叫蒋本浒的乡下孩子有记忆开始，他的一家是被人看不起的。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加“反革命”，政治地位在村子里很低。他的童年是被周围人、被整个社会抛弃的。读书时，他常常逃学，因为“去了学校，没有人跟你玩，老师、同学都歧视你、欺负你”。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童年——写日记。“从13岁开始写日记，我们乡下人说的虚岁，其实就是11周岁。一写就写了二十几年。”
　　“它是一种生理需要，人天生有一种交流的欲望，你跟谁交流？我没朋友，没玩伴，就跟日记交流，我跟它倾诉我受到的委屈，对某一个人的情绪，我被他欺负了，我不能当面骂他，但我可以在日记本里骂他。”
　　日复一日地写日记，也使得这个少年和文字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早早结缘，“你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就从记日记开始的。这训练了我的文字，让我和文字培养了感情。只有文字不会伤害你，只有文字能安慰到你。”
　　这甚至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成年之后，每当他对生活里的某个人产生了不信任，他从不和人当面争执，却会在日记里宣泄自己的情绪。“人家说童子功很可怕，你童年接触的东西很可能是陪伴你一生的东西”。
　　麦家至今保留着少年时代的日记本。不过，他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拿出来给人看。“它是我的一根尾巴，一个伤疤。文笔幼稚倒也罢了，关键是心理特别阴暗，因为你是一个被歧视的人，你的日记其实是一个变态的反抗过程，充满着愤怒委屈，很阴暗。”
　　对周遭的极度敏感，一触即发的焦虑感，至今仍困扰着他。有时，他也会语调轻松地和年轻写作者、读者们谈到海明威的那句名言——“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
　　1986年，他读到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看了后觉得太像我的日记了！小说里那种情绪，霍尔敦对成人世界的仇恨和反抗，以及那种少年人自叙的口吻。是他启发了我，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那我来试试看吧。”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十几年日记。
　　《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接通了和小说的一道暗门。他在1988年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变调》，就取材于日记里的素材。
　　从投身写作，到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麦家度过了16年默默无名的写作时光。1997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定居成都。生活在这个被麻将、火锅、对世俗生活无比热爱的城市里，他依旧过着一种“寡淡的生活”，不喝酒，怕麻辣，打不来麻将和纸牌。 　　他更恐惧和人打交道。有时，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一个眼神都会伤害到他。他也害怕出门，走到街头，看到一个陌生人闯红灯，也会让他心情烦乱很久。
　　在近二十年岁月里，他困守于一个人的城池，自己和自己玩，在文字中展开自己的想象力，因为“只有文字能陪伴你，只有文字安慰到你”。
　　有时，他也会以自己的今天，鼓励那些有潜力、正处于煎熬中的年轻写作者。“你看，这些，那些，都是我靠写作得到的。所以，好好写，把心定下来，坚持写下去。”
　　但是，下一句也许更击中命门——“千万不要带着太大的功利心来写作，否则，你很容易受到伤害”。
　　“一夜成名的作家有，但很少。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爱好，带着这种念头来写作，是不太容易受到伤害。我觉得有一个爱好就是一份幸福，它成了你生活的一个补充，成了你内心的一个依托，一种精神的寄托。它就会滋润你，而且有一天胜利可能就会出其不意地降临在你身上。”

够着脚尖去想象

　　从《解密》里的容金珍，到《暗算》里的阿炳、黄依依，麦家笔下的男女主角们都是带着致命弱点的天才，智商超高，精神脆弱，能完成常人完成不了的任务，也会被一个意想不到的击打刺穿生命 。
　　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生命哲学。
　　“我觉得天才都是脆弱的，他们为什么是天才？是因为他的一方面被无限地拉长了，另一方面又被无限地缩短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生存的困境。所以天才都是娇气，很容易被日常生活、被所谓的群众灭掉的。可能也就是一句话，他的生命就断掉了。什么是天才？特别亮的钨丝就是天才，因为特别亮，就爆掉了。”
　　麦家说自己写得很累，“我要把自己吊起来，我要把脚垫起来，才能够着这个天才，想象他/她对人对事的可能反应。”
　　2005年，小说《暗算》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陈数扮演的天才女数学家黄依依成为无数中年男人心目中的“女神”。“一方面是极其的傲，一方面是极其让人怜悯，让人心疼。她把这种味道演得很好。”
　　“包括容金珍也好，包括陈二胡，我写作上没有原型，如果说有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我自己。坦率地说，我也没从事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他像一个木匠，想象自己要做一个怎样的茶几，然后去慢慢地接近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不断地去打磨。第一稿的黄依依和今天看到这一稿完全不一样，个性平平。写了那么多年小说，我相信自己明白一个人物塑造到什么程度是有魅力的，是独特的。好作品就是改出来的，好作品也是烂作品堆出来的。”
　　听着读者絮絮叨叨地聊起黄依依，她的才华，对爱情的一根筋，他脸上露出一点微醺之意 。“这是我虚荣心最满足的时候了。”
　　“说实在话，对我每一部作品拍成的影视品，我看了都不满意。”他坦白地说。
　　每到影视剧上映，处于票房宣传期，他说自己是闭着眼睛都说好，“那是我对投资人的责任。人家砸了几千万、甚至一个亿的钱进来。这个时候，你说拍得不好，这不是害人么？”
　　“不过，不要因我的话就认定那些是坏作品。因为我是最挑剔、最不客观的观众。我是父亲，我养了一个孩子，最后你拿去养了，你养得再好我都不会说好，这是人之常情。”
　　心底里，他也向往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影视剧的决绝。但身处这个年代，“我觉得你不要刻意地去跟影视绝缘。”
　　“我今天有这么大的名声，影视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比方说，《暗算》到现在一共也就卖了一百多万册，但看过电视剧的人是多少？可能有几个亿。这也给你提供了一种写作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赞同，他可能没读过你的书，但是他看过电视、电影。哪一天他和你不期而遇，他会对你投出钦佩的目光，说出一些赞美的话。”他说，“写作是一件非常虚伪的事。一个作家每天坐在一个房间里，长年累月地坐在那儿面壁苦思。他的虚荣心到哪里去满足？就是从读者身上去满足。最高兴的，肯定是哪个读者说我昨天看了你的书一夜没睡着，我为哪个人物的死在哭。那时他是最高兴的，是他虚荣心满足的惟一渠道。”

“我有一个故事，是你没有听过的”

　　自2007年起，麦家把故事展开的空间从神秘的“701”研究所搬到了杭州西湖边。“只是因为自己所熟悉”，而故事需要一个承载的时空。
　　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他特意找一张杭州地图来研究，上头有张庄、刘庄、蒋庄，他于是凭空捏造了一个裘庄。“裘庄”成了《风声》展开情节的空间。
　　电影上映后，麦家被一个姓邱的杭州人士以“诽谤”告到了法院。没想到西湖边上还真有一个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裘庄，更巧的是，这位裘先生的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官司最终赢了，命运的机巧却令麦家大感意外。
　　“几乎每写一部小说，都会遇到类似的麻烦，譬如写《风声》，大家觉得那是关露。其实，都没有原型，如果有原型，那就是我自己。而我自己也没有做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2011年小说《刀尖》出版，麦家和闻着气味而来的媒体玩了一个故事套故事的游戏——他杜撰了一对神秘的王氏夫妇，他们带着一个神秘箱子到成都来拜访麦家，由此展开一段对已封存的往事的追踪和记录。
　　“千万不要相信小说家的话。我只是希望给故事赋予一种真实感。”他老老实实地自揭老底。2008年，他曾向本刊记者描述过一位身世奇特、神秘失踪的女友C。有一瞬间，我忽然开始怀疑这个女友C是否真实存在过？如果存在，她和他那位恋人到底有多少相似处？
　　“小说都是虚构的，但也都是真实的。虚构不是虚假，什么叫虚构？虚构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比真实的更真实。”只是，略去特定的姓名和地点罢了。
　　麦家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为“精神之源”，一样是靠幻想营造文字迷宫，一样讲究结构精巧，一样在孤独的困守中迸发想象力。
　　“博尔赫斯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像盗马贼、凶杀案、侦探故事这些写好了照样可以成为纯文学的一部分。这对我启发很大，这些以前都是被纳入到通俗文学范畴，一个纯文学作家是羞于去写的。所以我后来会去写破译家，特情故事。” 　　在影视圈里，“麦家”两字是电影票房、收视率的保证。电影《风声》、《听风者》均创下了两个多亿的票房收入。2011年，由他任编剧的电视剧《风语》，被央视以85万/集的高价夺得先机，创下了央视收购的年代剧单价新高。
　　他反感被称为“谍战小说之王”，也不愿被人和《达芬奇密码》的作者、美国畅销小说家丹尼·布朗相提并论。“没什么好归类的。我写的就是纯文学作品，是不是？我关心人的命运，探究人性的深奥，这是文学创作共同的母题。文学是干什么？文学就是挖掘人的内心，是不是？让我们内心的疆域变得更加宽广。”
　　他忌谈手头和未来的写作计划。但是，下一部“肯定不是谍战”。“从商业角度上说，我写谍战肯定是最好卖的，因为这是我的品牌，写得再差都有人来接手。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写作到了一定程度绝对不是为了商业（利益）。”
　　“我内心已经有一群隐秘的读者，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我想象他们肯定存在。我觉得他们希望看到我的文字，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跟他们进行交流，我要跟他们去互动，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说起来挺装的，但这是真的。”

“写作是从惦念开始的”

　　人物周刊：你过往的故事都围绕着701研究所进行。从07年以后，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杭州了。这里有特定原因吗？
　　麦家：没有特定原因。你写作总是会去找一些自己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熟悉的人，虽然我写的不是他们。写701，当然是因为我曾经在类似这样的单位工作过，它是我了解的，所以我可以去想象。到了《风声》，我必须要给它一个城市，我了解的城市。
　　杭州毕竟是我的故乡，我也对它有感情，我就把它交给杭州了。我觉得我把故事背景设计在杭州，人家可以理解，如果我设计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城市，反而不可理解了。有时候你定一个地方之后，一群人就会跟着你出来。
　　人物周刊：不过，杭州和上海有那么一种特殊关系，还曾是国民政府的空军大队驻地，就像你在《风声》里写到。这是否也影响了你的决定？
　　麦家：杭州当时确实是间谍的云集地，因为它离上海比较近，但它又不在上海。而且间谍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他要跟真正的工作环境若即若离，你如果置身其中很容易暴露身份，杭州是一个非常适合庇护身份的地方，真要有事了，去上海又很近。
　　二战的时候很多间谍在哪里？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人家说为什么不在伦敦？为什么不在德国、柏林？因为葡萄牙是一个中立的国家，里斯本又是港口城市，交通方便，离德国也不远，离伦敦也比较近。杭州就是这样的地方。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杭州哪一个地方意义最为重大？
　　麦家：从大杭州来说，肯定是我那个蒋家村，富阳蒋家村，因为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也是那片土地伤害了我，让我跟文学结下了难解之缘。从小杭州来说肯定是西溪这片土地，因为我现在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写作，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慢生活的地方。我觉得它的气质和我那种追求、和我本人的气质很吻合。
　　人物周刊：许多作们会不断地回溯自己童年。以后会写一个以富阳为发生场所的故事么？
　　麦家：我想我这一辈子最后总要写一部跟富阳有关的书，一方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乡的一个交代。我觉得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是怎么也逃离不了童年和故乡的。
　　坦率地说，我这么多年来的写作一直在逃离故乡，因为我童年那种比较特别的经历，使我对故乡有一种警惕、怀疑，甚至有那么一点敌意。其实我一直在逃离故乡的感情、童年的那段经历，我在回避它。我觉得正如有人说的：“逃离是一个人终身的使命，但无法逃是一个人最终的宿命。”
　　我跟故乡也是这样，我一直想逃离它，包括我考大学，我根本不想在浙江读书，我上了军校，我要走得远远的，但最后还不是回来了。
　　写作也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的写作一直是在回避故乡，回避童年，因为那是你的一个伤疤，它的痂已经结好了，不想让你把它扒掉，但总有一天要扒掉，这是你的宿命，你是无法逃离的。
　　人物周刊：这让人想起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里的流露。作为一名海外的印度裔，他对印度的情感非常复杂，里头混杂着憎恨、鄙视，但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要回去。
　　麦家：是，这就是人。人是个感情动物，什么叫爱？什么叫恨？实际上，有时候爱和恨完全是交织在一起，你无法剥离。牛奶和水倒在一起，你要给它分离，你是无法分离。有时候爱就是恨，有时候恨也就是爱。
　　人物周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麦家：对，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是《一代宗师》里头。我想说的是念念不忘，必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