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开卷有益”，于是我翻开了当代文坛新声的“重镇”《十月》，想从中找到自己尘封已久的来自书墨之香的激动。因而便认识了姜贻斌的中篇小说《到人民家里去》。掩卷长思，不禁感慨万千。读过此文，感觉好似大师吴敬梓笔下的儒林众生换了套行头，再度粉墨登场。作家姜贻斌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审慎的态度，审视着当代湘楚文人的窘境，尤其是其孤独的一面。
　　姜贻斌自幼置身生活的底层，曾待过业、当过知青、做过矿工、在窑山中学教过书，可谓饱尝了底层贱民精神的屈辱和困苦。细腻深切的心理感受和痛恨嫌弃的情感态度，使作家的笔调显得阴郁且略带诡异。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绵密地描摹底层卑贱者的心灵状态，并不由自主地注入自我的情感记忆和人生感悟，从而开创了一个思考国民心理素质的独特领域。
　　
　　一、文人窘态的嘲讽
　　
　　人生如朝露一滴，汇入滚滚的历史长河。无论如何事过境迁，中国文人的特性却是一脉相承的。从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虑其君”到严监生的灯心，再到孔乙己的清高。无一不在陈三毛的身上体现出来。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当代的典型文人。
　　姜贻斌把集中在陈三毛身上的特点，特意地扩大化了。综观陈三毛的一生，可以令我们想起的形象是为人古板、怪异、喜好读书、意志坚强、吝啬、有抱负有理想，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断徘徊，有心机、好逞强、要面子、自负等等。这样的特点导致了他几十年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一事无成。
　　作者在他出场时安排了大篇幅的形象描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让人觉得与他人相比，陈三毛是那样的成熟，有才华，那样的与众不同。“犀利的目光就从那里面射出来，而且闪耀着一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光芒”。那个无知的年代，这种人本身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娇子形象。他与其他的玩世不恭的孩子比起来前途无量。他是孤独的，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他只有一个叫张人民的朋友，他要到人民家里去“战胜孤独”。
　　老国和牛肉考上了大学，成了城里的焦点，陈三毛渐渐地被人们淡忘和忽视，他忍受不了这种孤独，于是他要想方设法地办厂，重新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他不甘低人一等，总想干出一翻大事业，在自己同乡面前扬眉吐气，所以无论老国与牛肉到了什么地方他都能看似轻易地找到他们。陈三毛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只好烧香拜“神”（索罗斯），自言自语。
　　在小说中除了陈三毛，其他知识分子诸如老国（我），牛肉，燕妹子都无一例外的孤独。老国与茶花的偷情，牛肉放荡的生活，燕妹子文革时态度的转变都是孤独所至。那个时代的知青们共有的 孤独心态，被姜贻斌用“第三只眼睛”精准地洞察到。 陈三毛的这种心态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自他一生中唯一敬佩的张人民。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这种心态的癫狂会继续传承下去。
　　
　　二、心理素质的独到解剖
　　
　　姜贻斌从心灵状态着眼，对国民素质的揭示大有独到深刻之处。 小说的人物在精神困境中总是执守一念，不变不遗，并为着这样的意念“矢志不移”，付出心力、智慧和情感的巨大代价。
　　姜贻斌笔下的人物不仅追求单一，而且往往欲念卑微浅薄。对主体力量张扬的追求，凝结为极其浅薄的欲念，这种欲求却又招致极为可伯的精神折磨，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显示出其素质的低劣。而且，屈辱者执着于得不偿失的欲求，却往往丧失了对真正有价值东西的追求。三成坚执于改变自己不可更改的外在体形，却忽视了更根本而更可行的、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实际上，他们的心灵处在一种本性异化，真正人生价值失落的状态。对此，身陷困境的人们毫无觉悟，意识处于蒙昧状态。扭曲形态的精神深度，恰恰反衬出他们对整个生存把握的肤浅。
　　卑贱者对生存价值领悟方面的缺陷，妨碍了他们健全地主宰命运，面对强大的外界环境，他们的精神就总是处于虚弱与惶恐的境地。执着一念，对得失锱铢必较，正是在虚弱惶恐状态下对自我的维系。 陈三毛一句“怕个卵”，言语的张狂恰好反证出他色厉内荏，心中非常凄惶。 虚弱惶恐的精神待质，决定了他们对外界的异己力量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实质上只能采取守弱无为、顺从认命的态度。姜贻斌的小说里，有些人物甚至连卑微狭隘的精神欲念都不曾产生过，整个生命追求处于一种虚空状态，在病态中消耗生命便是他们孜孜不倦的正面追求。这样“正而不足邪而有余”的人生追求，不能不令人感叹他们心理素质和生命质量的低劣。
　　形成国民低劣心理素质的总体文比环境，在姜贻斌小说中作为背景隐而未显，却也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低下卑微的地位，无人关注珍爱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一切正常或畸形的精神欲求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心性屡受压抑凌辱的境遇使生存意志本不强健的人们汲汲于自身悲欢。小生产者的生存方式又形成了他们眼界狭窄、思维迟滞、心理封闭、目光短浅的精神特征。
　　总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个人来说带有前定和宿命的性质，底层的内部生存规范则具体地、动态地决定了小人物们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历程。学校单位内人们的印象造就了其中的教师隐藏本真、曲意逢迎的价值取向。窑山和小镇则连显性的“单位规范”都不存在，有的只是惯常的人际关系。然而，恰恰是这种关系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的人性杂质，成为个体生命素质和处境形成的缘由。这样，人之常情本性就显得“居心叵测”。人心的肮脏与恶毒、人际的险恶也是无份量的，善无力量，恶也无力量，杂质只不过是杂质。而低劣的、不足齿数的人性杂质，力量其实相当微弱的丑竟变得如此强大，决定了人物心灵历程，美的孱弱，心灵的孱弱于此可见一斑。在这样无价值、无份量的处境中郑重其事地存活，令人不能不滋生、又懒得滋生悲天悯人之感。
　　姜贻斌直承鲁迅开创的文学传统，又成功地开拓了自我的精神空间，他的小说揭示了底层贱民的心灵状态和心理素质。
　　
　　三、湘楚语言的写作
　　
　　姜贻斌生长在湖南邵阳，那是一个湘中重镇。作家写作离不开他生长的土壤，就像特产总是原汁原味的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的小说无不弥漫着湖南的气息。
　　小说中人物的口语极具地方特色如：“学校里早就不读书了，同学们都在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批斗老师，贴大字报，忙得像崽一样”。习惯性的不文明用语，但用在这里显得亲切得体，让人感到姜贻斌笔下，临摹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像这种口语化的还有“我招个卵子，陈三毛坦率得真可以”，一句普通的话语使一个自命清高的陈三毛走下了神坛，活生生跃然纸上，读者看到这里定会心中一惊：哈，他也说脏话。 还有一些写作上与普通话的出入，“脑壳”“晓得”等更具地方色彩。尤其是那段在海南的描写，燕妹子来叫吃饭，陈三毛“不耐烦地一挥手，去去去，吃饭急什么？”而后又歉意地说：“你们看，女人家，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吃。”分明是小农民习气造就的所谓“文人”，心中口中的壮志凌云霎时间荡然无存。
　　这种描写让读者不禁怀念起文坛的“湘军”，那些把湘楚古来文化搬上文学舞台的人。我相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些来源于民间的艺术话语就是中国文坛一支寻找的原动力。
　　
　　四、体验铸就的美学追求
　　
　　姜贻斌的艺术追求，主要源于他的人生经验及随之而来的对文学的直觉性把握。
　　姜贻斌曾长期置身底层，又终于超脱出来，对于底层人群，他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悯其不悟”，这种包蕴着深刻理性把握的情感流贯于他的小说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凄楚的情韵。姜贻斌小说格调凄厉，而笔力柔弱，绵密舒转，如怨如诉的叙述中，不时流溢出抑揄和嘲弄，抑揄隐含着凄凉，嘲讽透露出清醒，阅读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色就时时镇魇住读者的心灵。姜贻斌把湘楚文学语言的甜媚和底层日常话语的粗俗融为一炉，描写的率真和柔美、语言的甜俗与内容的凄厉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更增添了小说艺术情韵的审美张力，从而扩大了小说的审美容量。
　　以生命形态为观照的基点，姜贻斌对于生活中的美、丑与恶俗“一视同仁”，统统给予艺术化。姜贻斌的小说就减弱了审美判断的单纯性、明朗性，审美趣味变得怪诞起来。姜贻斌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忠实于特定情境中的心理体验，凡能在人物以至在读者的感觉和心理上刻下印记的，他统统加以艺术化的描写。在表现人物心灵状态的紧要之处，他甚至动用夸张和荒诞的手法进行强化。姜贻斌着眼于主观体验的真实，从总体上说显然有利于他对人物心灵状态的真切描摹。
　　姜贻斌描述客观表象时着意于人物对它的体验及体验的外化，他的主体意识又以情韵的方式流贯于作品之中，这样，他开始创作一篇小说时，也许着眼过作品的传奇性、趣味性、“雅俗共赏”之类，也许提炼过一个并不怎么深刻的社会学命题，但实际上，情节吸引人、思想震撼人、技巧迷惑人都不是姜贻斌小说艺术魅力的精髓，他的小说精妙之处在于以深切的体验感染人。姜贻斌小说的阅读期待，就不是社会或道德的阐释和评价，而是在对人物感受的共鸣和领悟之后，对作品表现的生命体验的深刻程度进行准确的把握。
　　姜贻斌极富艺术才情，而思想的穿透力略有不逮，长于“内宇宙”的揣摩而弱干对“外宇宙”的观照和概括，因而他的小说对人物生命情态某一侧面的描摹深细鲜活，对形成人物心态的文化环境的剖析则未臻丰满雄健、入木三分的境界。
　　但姜贻斌怀着中国文人高度的责任感，冷静地审视着国民心态。
　　（周启山，湖南常德桃源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