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禅宗史上有两件大事：其一是初祖达摩游化京洛，大致在东魏初年（534）前后;其二是南宗、北宗分立，若以五祖弘忍去世为标志，则其时在唐高宗上元元年（674）。除开这两件事，人们喜欢谈论的，便是南宗创始人六祖慧能（约638—713）的故事了——谈论他初见弘忍，便有“佛性即无南北”的答话;谈论他以“菩提本无树”一偈，得到弘忍所传的袈裟;谈论他南下广州，在法性寺僧讨论风动、幡动的时候，提出“人心自动”。另外，也谈论他在曹溪宝林寺弘法：向中宗所派特使讲授“道由心悟”、不必坐禅的道理，以及“无念”“无二”的道理，后者也就是不固执于“烦恼”“菩提”等等分别，而回到中道。这些故事，大致反映了南宗思想上的特点：不仅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用“持心”之法修行;而且重视“顿悟”，以“识心见性”的方式“顿见真如本性”。这些理论在实践上有很大意义，即缩小世间和出世间的距离、在家和出家的距离、学和思的距离，为修行者开辟一条简单易行的向佛之路。
　　不过，以下一件事，其实很重要，但人们说得不多。这就是南宗禅师的文学贡献。事实上，南宗禅师的上述理论，不仅需要用“直了见性，顿悟成佛”的方便法门来实践，而且需要用相应的文体——偈颂、语录、歌辞等——来承载。这些文体都和简易通俗的传道说法形式有关，但其中语录体更加特殊。它简短而富于机锋，事实上是专属于禅宗的文体。
　　从历史角度看，语录这一著述体裁是伴随私人教育而产生的。比如古有记孔子言论的《论语》，有记东汉魏晋名士之言行的《世说新语》。但我们为什么说“语录”是“专属于禅宗的文体”呢？这是因为，到唐代，语录的体制得以定型，增加了这样几个特点：（一）主要用于对学人进行随机接引，因此多表现为师生问答;（二）为表明真理与日常言行相契合，所以多用钱大昕所说的“支离鄙俚之言”;（三）以禅宗内部共享的问题意识为基础，但讲究“以心印心”“不可向言句上作会解”，所以往往采用比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四）记言记事相兼，重视肢体语言和形象塑造，又称“公案”;（五）通过丛林人的口耳相传再形成笔录，所以有“心要”“法语”“语句”“语本”“言教”“别录”“机缘语”等名。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记兴善惟宽事迹云：“有问师之心要，曰：‘师行禅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众殆百千万亿，应病授药，安可以一说尽其心要乎？’”陈诩《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云：“门人……结集微言，纂成语本。”这便记载了语录在中唐之时以“心要”“语本”之名而流传的情况。关于什么是“语录”，也有两种基本理解：其一把它定义为诘问式对话;其二把它定义为公案文献集。圆悟禅师《碧岩集》第九十八则说：“古人事不获已，对机垂示，后人唤作公案。”意思是：公案指前辈祖师的言行范例。也就是说，“语录”与“公案”稍有广狭之分。作为诘问式对话的“语录”，主要指公案文献所记载的祖师言论部分。
　　据考证，禅僧语录的编集始于唐前期。唐代作品有《善慧传大士语录》，记傅翕（497—569）言论，天宝年间楼颖所编;有《神会语录》，记神会（684—758）言论，胡适据敦煌残卷写本三种收入《菏泽大师神会遗集》;有《四家语录》，汇集马祖道一（709—788，或688—763）、百丈怀海（约720—814）、黄檗希运（？—855）、临济义玄（？—867）等四师之言，编成于元丰八年（1085）之前;有《大珠禅师语录》，唐释慧海所撰;有《赵州和尚语录》，记唐释从谂（778—897）之言论;有《庞居士语录》，记贞元、元和年间人庞蕴之言论;有《北山录》，记元和年间人唐释神清之言论，《新唐书·艺文志》作《参元语录》;有《雪峰真觉禅师语录》，记雪峰义存（822—908）之言论;有《玄沙师备禅师广录》，唐释智岩编，记玄沙师备（834—908）之言论。这些语录散见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联灯会要》等书，今载《卍续藏》第126卷和《禅宗全书》第36册、第39册。另外有《镇州临济义玄禅禅师语录》《潭州沩山灵祐禅师语录》《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抚州曹山本寂禅师》《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韶州云门匡真文偃禅师》等，载见明郭临之所编《五家语录》。入宋，则有《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嘉泰普灯录》《联灯会要》《古尊宿语录》等，今皆有单行本。
　　这些语录，作为禅宗的经典和禅修实践的智慧结晶，已受到宗教界、学术界密切关注。人们注意到，正确解读这些语录作品的前提，是了解每条语录、每桩公案的来历，特别是它们的思想素材的来历。
　　二
　　弄清楚语录、公案思想素材的来历，这件事的确是令人神往的。我们能不能对它有所贡献呢？不妨稍作尝试。有一个方式似乎可行，即選择若干命题来作分析。比如以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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