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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既能深切地感受，又能深刻地了解，还能完整地理解解放战争呢？于是，本文尝试采用问答式的写法，以期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能用较短的时间感受这场战争的精彩篇章，了解国共双方的本质区别，并由此门而登堂入室寻找谜题的答案。
1942年7月16日，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 （即李兆麟）在伯力同蘇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大将协商，决定将退往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对外则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在伯力正式组建。全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指战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官兵。由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任副旅长，朝鲜人崔石泉 （即崔庸健，后来的朝鲜国家领导人） 任副参谋长。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朝鲜人金日成 （后来的朝鲜最高领导人） 为第一营营长。八十八旅干部被授予苏军军衔，周保中为中校，张寿篯为少校。八十八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 （后称“东北党委员会”），选举周保中、张寿篯、崔石泉、金日成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
八十八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除进行队列、步枪、手枪射击、刺杀等步兵科目的训练外，还学习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跳伞、滑雪等特种技能，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
八十八旅还经常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有时还由苏方派遣，执行军事侦察任务。
八十八旅组成后，周保中等人曾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部队情况，要求派人指导。于是，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协商，苏军便让在远东军区机关任参谋的刘亚楼担负了这一任务，并由他分管八十八旅的军政训练。
刘亚楼被分配到驻伯力的远东军区，化名撒莎，一方面担任军区机关见习参谋，一方面对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工作实施指导。
1945年5月，苏军即将对日本宣战。八十八旅周保中等人制订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
7月下旬，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改组，原有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反攻东北，一部分反攻朝鲜。经过选举，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成员为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卢冬生等。会议决定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将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全东北各地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计有长春委员会 （负责人由周保中兼）、哈尔滨委员会 （负责人张寿篯）、沈阳委员会 （负责人冯仲云）、嫩江委员会 （负责人王明贵）、海伦委员会 （负责人张光迪）、绥化委员会 （负责人陈雷）、北安委员会 （负责人王钧）、佳木斯委员会 （负责人彭施鲁）、牡丹江委员会 （负责人金光侠）、吉林委员会 （负责人王效明）、延吉委员会 （负责人姜信泰）、大连委员会 （负责人董崇斌）。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调出一批指战员派到苏军各部队参加侦察或担任向导。担负侦察任务的组成4人一组的先遣小分队，携带电台和武器，空降各地进行侦察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
8月9日零时10分，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即后贝加尔方面军与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
8月26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下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八十八旅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占领东北战略要点，担任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其任务是，帮助红军维护占领地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苏军主要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随后，抗联指战员在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的率领下，划分为57个小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在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地委，由周保中任书记。随后组建了以王效明为书记的吉林地委和以姜信泰为书记的延边地委，以及伊通、双阳、公主岭、乾安、德惠、九台等县委。
在哈尔滨，组建了中共松江地委，由李兆麟任书记。随后组建了以彭施鲁为书记的佳木斯地委，以金光侠为书记的牡丹江地委，以王明贵、王均、陈雷等组成的齐齐哈尔市委以及哈尔滨市委，珠河、阿城、方正、宾县、延寿、双城、苇河、安达、巴彦、木兰、五常、通河、海伦、北安、绥化、克山等县委。
在沈阳，冯仲云同中共中央东北局取得联系，建立了沈阳地委，并在周围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副书记陈云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苏联红军驻长春城防副司令员周保中和时任苏联红军驻沈阳城防副司令员冯仲云。周保中详细汇报了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和协助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和接管城市的情况。听完汇报后，彭真对抗日联军在抗日斗争中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刘亚楼也是在这时随苏联红军回到祖国的，他化名王松，被苏军分配到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任职，负责苏军和中共大连市委之间的联络。1946年年初国民党通知驻大连苏军，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并准备走马上任。刘亚楼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韩光组织了8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沈怡得悉后，多次请求苏军保障他的安全，遭到苏军拒绝。沈怡不敢进入大连，国民党接收大连的企图宣告破产。刘亚楼还协助大连市委向苏军要了100桶汽油，供应东北民主联军。他以苏军参谋的身份，协助大连市委办了许多一般人不易办到或不能办到的事情，为中共在大连的活动提供了帮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苏军八十八旅中的中国军队才是我军最早进入东北的部队，虽然他们当时是以苏军身份进入的，但他们为我军进入东北后能够很快地立住脚，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也是我们所有写解放战争史的作者不能不提的。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会面11次，直接面对面长谈三四次，有时谈话时只有他们二人在场。经过这些超近距离的接触，他们对对方观感如何？
先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观感。毛泽东回延安后说：
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平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線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毛泽东所说“我们有路线”指的是什么？在去重庆之前，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
但是，中共走法国的路与法共有一个根本区别，即不交枪。
针对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换取合法地位的开价，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驳斥道：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应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
毛泽东去重庆后，民社党党首张君劢曾给毛泽东写公开信，建议把军队交给蒋介石。对此，毛泽东在会见民社党的蒋匀田时，坦率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路线图，中国将保持形式上的统一，中共参加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同时将解放区建设成为政治清明、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模范区，同政府颟顸腐败、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照，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给蒋介石“洗脸”，改造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达国家最后真正的民主、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蒋介石要动武呢？对此，毛泽东在同蒋匀田的谈话中说：
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在重庆看出了蒋介石的衰弱，力争国共合作，给蒋介石“洗脸”，和平建国，但是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这一准备在硬件方面，只有几十万条破枪，是弱小的；但在软件方面，将运用全党通过整风和“七大”已达成高度共识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乡村包围城市，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迫使蒋介石回到谈判桌上来。
再说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观感。
10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他感到“荆棘丛生”，不好对付。
但是，蒋介石在 《反省录》 中又说：“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杨天石在 《〈蒋介石日记〉里的国共斗争》 中说：
把毛泽东送走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面又说，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一捂”是他的原话。
那究竟是“一握”还是“一捂”？笔者未见蒋介石日记原文，只能存疑。但从发布时间看，“一捂”说在后，此处采用“一捂”。
那蒋介石怎么“捂”呢？
9月20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来电称：“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待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此时，国民党有440万军队，其中如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整编第三师、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等部都是美械装备，还有一些部队是半美械装备，国民党政府得到美、英、法、苏的支持，垄断了关内日伪军的受降权，将接受百万日军的装备，还有中共所没有的飞机、军舰、坦克，其硬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因此，蒋介石对“一捂”信心满满。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打交道的时候，毛泽东要给蒋介石“洗脸”，而蒋介石要给毛泽东“一捂”。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为何与和平建国擦肩而过，此时已见端倪。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军并非一开始就准备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按照其力争好的可能性，又做坏的可能性出现的准备的思路，首先是提出保卫延安。
早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就加紧准备进攻延安。11月10日，毛泽东获悉胡宗南下令抽调在晋南的四个旅入陕，准备进攻延安，便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电：“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
24日，毛泽东获悉胡宗南命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
11月22日至12月12日，陈、谢率第四纵队，在三五九旅、独四旅配合下连克中阳、隰县等城，迫使胡宗南将入陕的整编第一、九十师撤返晋西南，从而粉碎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图谋。
但是，情况在不断变化。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损耗，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营副主任马步芳、马鸿奎部12个旅在银川、镇原一线；以第二十二军两个旅在榆林进行钳制，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陕甘宁解放区部队，或将其逼过黄河。为配合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蒋介石命令于3月10日（随后又推迟3天） 开始进攻。胡宗南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迅速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秘密报送党中央。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只有4个野战旅和2个地方旅共2万余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是10比1。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对此，当时有很多干部想不通。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去见毛泽东，询问为什么不采取在延安以南大路两侧部署兵力夹击敌人而是轻易放弃延安。
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抵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毛泽东还问师哲：“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
毛泽东还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泽东的谈话使师哲豁然开朗。
对延安的老乡，早在春节拜年时，毛泽东就用更通俗的语言打了招呼。
按照习惯，老乡们来拜年，中共中央机关要请老乡们吃一顿饭。在吃饭时，毛泽东向老乡们说，中央有可能暂时撤出延安。老乡们一听都愣了，一个个放下筷子，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家心存疑虑，便耐心地解释说：“譬如有一個人，背了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月18日，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解放军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 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席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指出：
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有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是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同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这一座空城。 3月24日，熊向晖随胡宗南到达延安。
25日，胡宗南去看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住处。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在枣园毛泽东住处发现一张字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看后哈哈大笑。
熊向晖解释道：“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的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的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蒋介石在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为挽救山东战局，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赴鲁中统一指挥，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24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足50公里的正面，对沂蒙山区发起新的进攻。
华野面对国民党军这一阵势，几次寻找歼敌机会都因敌人集中而无果。6月28日，陈、粟致电中央军委：“敌重兵密集靠拢，进攻沂蒙山区，歼灭桂系不易，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四个纵队控制临 （沂） 蒙 （阴） 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
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敌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 （县）、滕 （县）、临 （城）、枣 （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
为策应晋冀鲁豫解放军即将出击的行动，袭击国民党军后方，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华野决定立即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具体部署：
（1） 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八、十纵队由博山向鲁西挺进；
（2） 由叶飞、陶勇率第一纵队和已经南下的第四纵队向鲁南挺进；
（3） 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六、七、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至悦庄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
这就是“七月分兵”。
很快，叶、陶两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国民党军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国民党军急忙调整部署，抽调沂蒙山区的第五军等7个整编师（军） 西援，在沂蒙山区还剩下整编第十一师等4个整编师。
此时，陈、粟和谭震林判断，这4个师也可能要撤，决定首先歼灭驻南麻的整编第十一师，得手后再和叶、陶的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整编第二十五、六十四师。
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开始，陈、粟、谭发现对敌情估计有误。原来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被歼灭的教训，6月29日占领南麻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余个，各个据点用交通壕连接，阵地前500米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统统赶走。因此，华野部队每攻克一座碉堡都需要经过激烈战斗，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加之时值雨季，大雨滂沱，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赖以攻坚的炸药包完全失效，丧失了进攻的重要手段。战至20日，进展缓慢。胡琏急电蒋介石要求速派援兵。蒋介石颁发手令，严令整编第九、二十五、六十四师等部增援。20日上午，增援部队距离南麻只有10公里，而粟裕手中已无预备队，乃于21日主动撤出战斗。此役歼灭整编第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9000余人，华野自己伤亡4000余人，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负重伤。
22日，华野从南麻战場撤出的部队转移到临朐县城西南，获悉国民党军第八军占领临朐。陈、粟、谭决定趁第八军立足未稳，突然攻击临朐。24日，战役命令刚刚发出，天气由晴转为暴雨，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弹药受潮失效。华野经两天恶战，攻进城内的7个连与敌人展开巷战。这时，南面敌人的援军已到临朐以南的三岔店并突破阻援部队阵地。30日，陈、粟、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役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自己伤亡达1.2万人。
战后，粟裕起草了《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认为仗没有打好有战略指导、战术、时逢雨季三方面的原因。在战略指导方面是：
一、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 （陈士） 榘唐 （亮）、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 （兵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被迫退出战斗。
三、东北及刘邓各军开始反攻，屡获伟大胜利，因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四、过去9个纵队集中使用，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但此次分兵之后，仍作歼敌一个师的打算，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五、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
六、过去敌人不敢增援，但近来在蒋 （介石）顾 （祝同）连坐法及所谓“总动员”和高价奖励下，增援攻击甚猛，而我军重心又置于攻坚方面，故南麻、临朐两役均因援敌逼近而撤退。
8月4日，粟裕把这一份草稿给陈毅、谭震林审阅。陈毅、谭震林都不同意将七月分兵列为仗未打好的原因。谭震林还认为对战局就应该乐观。由于意见不统一，这一电报未发出。粟裕另行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检讨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粟裕在没有人追究的情况下，主动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同志支 （四日） 午 （时） 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华东局复电：“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并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对于粟裕的主动认错，陈毅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事不能让粟裕独揽，便于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给粟裕复电的同日，致电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 （德怀）、刘（伯承）、林 （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
三、……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求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陈毅在电报中不仅把错揽到自己身上，而且还为粟裕说了不少好话。对此，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和饶漱石的电报，认为陈毅8月6日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毛泽东并未认为粟裕受挫对战局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陈毅的解释是：“一年来战争出现这样的规律：‘此起彼落’。”“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一直打胜仗的军队，也没有一直打败仗的军队。”“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就轻敌，种下栽跟头的因素，失败又是胜利的因素。”
轻敌致败是一般规律。至于南麻、临朐战斗失利，还应加上连发暴雨的客观原因。陈毅作为华野的第一把手，对此自然不宜强调。他不提客观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轻敌、急性加上雨季连发暴雨，应是南麻、临朐战役受挫的主要原因。不过，当时也有些人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粟裕晚年写回忆录认为：“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數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
粟裕的回忆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说明其晚年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当年的作为。他的回忆实际上回答了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当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当时分兵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毕竟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分身围剿正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从而在战略上支援了刘、邓大军，减轻了刘、邓大军的部分压力。
1949年3月31日，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制定了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国民党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定于4月15日下午6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第三野战军的东线第八、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的西线第七、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但是，渡江战役实际是4月21日开始。为什么推迟六天？这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密切相关。
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同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举行和平谈判。
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议，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议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同日，总前委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刘伯承等分别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
在安徽凤阳孙家圩子的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答复：“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很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 在江苏泰州附近的粟裕答复：“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 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 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 粮草困难，尤以烧革。”
在安徽舒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答复：“长江水势四月末五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草已成困难。”
11日，毛泽东在看了邓小平等的复电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12日，邓小平、陈毅以总前委名义致电第二、三野战军各兵团，指出：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 （破裂或成立协定） 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
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中，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要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
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對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15日，国共和谈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议会商《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周恩来宣布4月20日为签字期限。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 《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带文件到南京请示。
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通报了和平谈判情况后说：
“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4月20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4月22日改至4月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
17日，总前委复电：“我们一致认为20日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有把握胜利完成。”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上签字，20日午夜，中集团三野第七、九兵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21日，第二、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间500公里的战线上胜利强渡长江。
（选自《真相：解放战争那些事》/黄瑶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9月版）
我军最早进入东北的究竟是哪一支部队？
1942年7月16日，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 （即李兆麟）在伯力同蘇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大将协商，决定将退往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对外则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在伯力正式组建。全旅官兵共1500人，其中抗联指战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官兵。由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任旅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任副旅长，朝鲜人崔石泉 （即崔庸健，后来的朝鲜国家领导人） 任副参谋长。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朝鲜人金日成 （后来的朝鲜最高领导人） 为第一营营长。八十八旅干部被授予苏军军衔，周保中为中校，张寿篯为少校。八十八旅名义上归苏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提供，干部战士薪金和待遇与苏军同级指战员相同。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抗联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 （后称“东北党委员会”），选举周保中、张寿篯、崔石泉、金日成等11人为委员。东北党委员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
八十八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除进行队列、步枪、手枪射击、刺杀等步兵科目的训练外，还学习了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跳伞、滑雪等特种技能，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
八十八旅还经常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有时还由苏方派遣，执行军事侦察任务。
八十八旅组成后，周保中等人曾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部队情况，要求派人指导。于是，经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协商，苏军便让在远东军区机关任参谋的刘亚楼担负了这一任务，并由他分管八十八旅的军政训练。
刘亚楼被分配到驻伯力的远东军区，化名撒莎，一方面担任军区机关见习参谋，一方面对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工作实施指导。
1945年5月，苏军即将对日本宣战。八十八旅周保中等人制订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
7月下旬，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改组，原有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反攻东北，一部分反攻朝鲜。经过选举，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成员为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卢冬生等。会议决定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将设在长春，负责领导全东北各地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计有长春委员会 （负责人由周保中兼）、哈尔滨委员会 （负责人张寿篯）、沈阳委员会 （负责人冯仲云）、嫩江委员会 （负责人王明贵）、海伦委员会 （负责人张光迪）、绥化委员会 （负责人陈雷）、北安委员会 （负责人王钧）、佳木斯委员会 （负责人彭施鲁）、牡丹江委员会 （负责人金光侠）、吉林委员会 （负责人王效明）、延吉委员会 （负责人姜信泰）、大连委员会 （负责人董崇斌）。
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调出一批指战员派到苏军各部队参加侦察或担任向导。担负侦察任务的组成4人一组的先遣小分队，携带电台和武器，空降各地进行侦察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
8月9日零时10分，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即后贝加尔方面军与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攻击。
8月26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下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示：八十八旅中国人员和苏联人员要分别行动。苏联人员暂时不动，中国人员要随苏军占领东北战略要点，担任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其任务是，帮助红军维护占领地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苏军主要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随后，抗联指战员在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的率领下，划分为57个小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在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地委，由周保中任书记。随后组建了以王效明为书记的吉林地委和以姜信泰为书记的延边地委，以及伊通、双阳、公主岭、乾安、德惠、九台等县委。
在哈尔滨，组建了中共松江地委，由李兆麟任书记。随后组建了以彭施鲁为书记的佳木斯地委，以金光侠为书记的牡丹江地委，以王明贵、王均、陈雷等组成的齐齐哈尔市委以及哈尔滨市委，珠河、阿城、方正、宾县、延寿、双城、苇河、安达、巴彦、木兰、五常、通河、海伦、北安、绥化、克山等县委。
在沈阳，冯仲云同中共中央东北局取得联系，建立了沈阳地委，并在周围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副书记陈云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联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苏联红军驻长春城防副司令员周保中和时任苏联红军驻沈阳城防副司令员冯仲云。周保中详细汇报了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军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和协助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和接管城市的情况。听完汇报后，彭真对抗日联军在抗日斗争中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并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 刘亚楼也是在这时随苏联红军回到祖国的，他化名王松，被苏军分配到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任职，负责苏军和中共大连市委之间的联络。1946年年初国民党通知驻大连苏军，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并准备走马上任。刘亚楼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韩光组织了8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沈怡得悉后，多次请求苏军保障他的安全，遭到苏军拒绝。沈怡不敢进入大连，国民党接收大连的企图宣告破产。刘亚楼还协助大连市委向苏军要了100桶汽油，供应东北民主联军。他以苏军参谋的身份，协助大连市委办了许多一般人不易办到或不能办到的事情，为中共在大连的活动提供了帮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苏军八十八旅中的中国军队才是我军最早进入东北的部队，虽然他们当时是以苏军身份进入的，但他们为我军进入东北后能够很快地立住脚，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也是我们所有写解放战争史的作者不能不提的。
重庆谈判时，为什么毛泽东要给蒋介石“洗脸”、蒋介石要给毛泽东“一捂”？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会面11次，直接面对面长谈三四次，有时谈话时只有他们二人在场。经过这些超近距离的接触，他们对对方观感如何？
先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观感。毛泽东回延安后说：
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平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線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毛泽东所说“我们有路线”指的是什么？在去重庆之前，8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
但是，中共走法国的路与法共有一个根本区别，即不交枪。
针对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换取合法地位的开价，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驳斥道：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应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
毛泽东去重庆后，民社党党首张君劢曾给毛泽东写公开信，建议把军队交给蒋介石。对此，毛泽东在会见民社党的蒋匀田时，坦率地说：“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路线图，中国将保持形式上的统一，中共参加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同时将解放区建设成为政治清明、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模范区，同政府颟顸腐败、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照，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给蒋介石“洗脸”，改造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达国家最后真正的民主、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蒋介石要动武呢？对此，毛泽东在同蒋匀田的谈话中说：
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在重庆看出了蒋介石的衰弱，力争国共合作，给蒋介石“洗脸”，和平建国，但是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这一准备在硬件方面，只有几十万条破枪，是弱小的；但在软件方面，将运用全党通过整风和“七大”已达成高度共识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乡村包围城市，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迫使蒋介石回到谈判桌上来。
再说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观感。
10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他感到“荆棘丛生”，不好对付。
但是，蒋介石在 《反省录》 中又说：“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杨天石在 《〈蒋介石日记〉里的国共斗争》 中说：
把毛泽东送走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两段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面又说，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一捂”是他的原话。
那究竟是“一握”还是“一捂”？笔者未见蒋介石日记原文，只能存疑。但从发布时间看，“一捂”说在后，此处采用“一捂”。
那蒋介石怎么“捂”呢？
9月20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来电称：“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待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此时，国民党有440万军队，其中如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整编第三师、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四师、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等部都是美械装备，还有一些部队是半美械装备，国民党政府得到美、英、法、苏的支持，垄断了关内日伪军的受降权，将接受百万日军的装备，还有中共所没有的飞机、军舰、坦克，其硬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因此，蒋介石对“一捂”信心满满。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打交道的时候，毛泽东要给蒋介石“洗脸”，而蒋介石要给毛泽东“一捂”。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为何与和平建国擦肩而过，此时已见端倪。
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从保卫延安到主动倡导撤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军并非一开始就准备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按照其力争好的可能性，又做坏的可能性出现的准备的思路，首先是提出保卫延安。
早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就加紧准备进攻延安。11月10日，毛泽东获悉胡宗南下令抽调在晋南的四个旅入陕，准备进攻延安，便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电：“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
24日，毛泽东获悉胡宗南命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
11月22日至12月12日，陈、谢率第四纵队，在三五九旅、独四旅配合下连克中阳、隰县等城，迫使胡宗南将入陕的整编第一、九十师撤返晋西南，从而粉碎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图谋。
但是，情况在不断变化。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损耗，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营副主任马步芳、马鸿奎部12个旅在银川、镇原一线；以第二十二军两个旅在榆林进行钳制，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陕甘宁解放区部队，或将其逼过黄河。为配合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蒋介石命令于3月10日（随后又推迟3天） 开始进攻。胡宗南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迅速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秘密报送党中央。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只有4个野战旅和2个地方旅共2万余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是10比1。由于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对此，当时有很多干部想不通。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去见毛泽东，询问为什么不采取在延安以南大路两侧部署兵力夹击敌人而是轻易放弃延安。
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抵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毛泽东还问师哲：“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
毛泽东还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泽东的谈话使师哲豁然开朗。
对延安的老乡，早在春节拜年时，毛泽东就用更通俗的语言打了招呼。
按照习惯，老乡们来拜年，中共中央机关要请老乡们吃一顿饭。在吃饭时，毛泽东向老乡们说，中央有可能暂时撤出延安。老乡们一听都愣了，一个个放下筷子，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家心存疑虑，便耐心地解释说：“譬如有一個人，背了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3月18日，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部分解放军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 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席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指出：
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有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是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同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这一座空城。 3月24日，熊向晖随胡宗南到达延安。
25日，胡宗南去看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住处。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在枣园毛泽东住处发现一张字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看后哈哈大笑。
熊向晖解释道：“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的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的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华野伤亡万人的南麻、临朐战役是因“七月分兵”导致的吗？
蒋介石在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为挽救山东战局，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赴鲁中统一指挥，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24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足50公里的正面，对沂蒙山区发起新的进攻。
华野面对国民党军这一阵势，几次寻找歼敌机会都因敌人集中而无果。6月28日，陈、粟致电中央军委：“敌重兵密集靠拢，进攻沂蒙山区，歼灭桂系不易，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四个纵队控制临 （沂） 蒙 （阴） 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
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敌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 （县）、滕 （县）、临 （城）、枣 （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
为策应晋冀鲁豫解放军即将出击的行动，袭击国民党军后方，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华野决定立即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具体部署：
（1） 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八、十纵队由博山向鲁西挺进；
（2） 由叶飞、陶勇率第一纵队和已经南下的第四纵队向鲁南挺进；
（3） 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六、七、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至悦庄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
这就是“七月分兵”。
很快，叶、陶两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国民党军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国民党军急忙调整部署，抽调沂蒙山区的第五军等7个整编师（军） 西援，在沂蒙山区还剩下整编第十一师等4个整编师。
此时，陈、粟和谭震林判断，这4个师也可能要撤，决定首先歼灭驻南麻的整编第十一师，得手后再和叶、陶的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整编第二十五、六十四师。
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开始，陈、粟、谭发现对敌情估计有误。原来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被歼灭的教训，6月29日占领南麻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余个，各个据点用交通壕连接，阵地前500米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统统赶走。因此，华野部队每攻克一座碉堡都需要经过激烈战斗，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加之时值雨季，大雨滂沱，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赖以攻坚的炸药包完全失效，丧失了进攻的重要手段。战至20日，进展缓慢。胡琏急电蒋介石要求速派援兵。蒋介石颁发手令，严令整编第九、二十五、六十四师等部增援。20日上午，增援部队距离南麻只有10公里，而粟裕手中已无预备队，乃于21日主动撤出战斗。此役歼灭整编第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9000余人，华野自己伤亡4000余人，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负重伤。
22日，华野从南麻战場撤出的部队转移到临朐县城西南，获悉国民党军第八军占领临朐。陈、粟、谭决定趁第八军立足未稳，突然攻击临朐。24日，战役命令刚刚发出，天气由晴转为暴雨，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弹药受潮失效。华野经两天恶战，攻进城内的7个连与敌人展开巷战。这时，南面敌人的援军已到临朐以南的三岔店并突破阻援部队阵地。30日，陈、粟、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役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自己伤亡达1.2万人。
战后，粟裕起草了《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认为仗没有打好有战略指导、战术、时逢雨季三方面的原因。在战略指导方面是：
一、对整个反攻前途固可乐观，但对当前战局亦过分乐观。
二、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 （陈士） 榘唐 （亮）、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 （兵力不如西兵团平均，二、七纵不充实）。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被迫退出战斗。
三、东北及刘邓各军开始反攻，屡获伟大胜利，因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四、过去9个纵队集中使用，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但此次分兵之后，仍作歼敌一个师的打算，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
五、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
六、过去敌人不敢增援，但近来在蒋 （介石）顾 （祝同）连坐法及所谓“总动员”和高价奖励下，增援攻击甚猛，而我军重心又置于攻坚方面，故南麻、临朐两役均因援敌逼近而撤退。
8月4日，粟裕把这一份草稿给陈毅、谭震林审阅。陈毅、谭震林都不同意将七月分兵列为仗未打好的原因。谭震林还认为对战局就应该乐观。由于意见不统一，这一电报未发出。粟裕另行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检讨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粟裕在没有人追究的情况下，主动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同志支 （四日） 午 （时） 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华东局复电：“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并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对于粟裕的主动认错，陈毅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事不能让粟裕独揽，便于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给粟裕复电的同日，致电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
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 （德怀）、刘（伯承）、林 （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
三、……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求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陈毅在电报中不仅把错揽到自己身上，而且还为粟裕说了不少好话。对此，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和饶漱石的电报，认为陈毅8月6日电报“所见甚是，完全同意”“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毛泽东并未认为粟裕受挫对战局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陈毅的解释是：“一年来战争出现这样的规律：‘此起彼落’。”“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一直打胜仗的军队，也没有一直打败仗的军队。”“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就轻敌，种下栽跟头的因素，失败又是胜利的因素。”
轻敌致败是一般规律。至于南麻、临朐战斗失利，还应加上连发暴雨的客观原因。陈毅作为华野的第一把手，对此自然不宜强调。他不提客观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轻敌、急性加上雨季连发暴雨，应是南麻、临朐战役受挫的主要原因。不过，当时也有些人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粟裕晚年写回忆录认为：“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數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1947年5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
粟裕的回忆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说明其晚年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当年的作为。他的回忆实际上回答了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当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当时分兵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毕竟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分身围剿正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从而在战略上支援了刘、邓大军，减轻了刘、邓大军的部分压力。
解放军渡江战役为什么要推迟六天？
1949年3月31日，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制定了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国民党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定于4月15日下午6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第三野战军的东线第八、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的西线第七、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但是，渡江战役实际是4月21日开始。为什么推迟六天？这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密切相关。
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同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举行和平谈判。
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议，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议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同日，总前委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刘伯承等分别回答了毛泽东的询问。
在安徽凤阳孙家圩子的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答复：“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很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 在江苏泰州附近的粟裕答复：“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 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 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 粮草困难，尤以烧革。”
在安徽舒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答复：“长江水势四月末五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草已成困难。”
11日，毛泽东在看了邓小平等的复电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12日，邓小平、陈毅以总前委名义致电第二、三野战军各兵团，指出：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 （破裂或成立协定） 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
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中，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要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
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對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15日，国共和谈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议会商《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周恩来宣布4月20日为签字期限。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 《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带文件到南京请示。
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通报了和平谈判情况后说：
“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4月20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4月22日改至4月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
17日，总前委复电：“我们一致认为20日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有把握胜利完成。”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上签字，20日午夜，中集团三野第七、九兵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21日，第二、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间500公里的战线上胜利强渡长江。
（选自《真相：解放战争那些事》/黄瑶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