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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思想者”不仅是一位个体人的形象，更是人类总体的相貌。这个巨人弯着腰，屈着膝，右手托着下颌，沉思着人类在发展中经历的各种苦难。他的深沉的目光，有力的拳头，又蕴含出一种动的姿态：反抗和搏斗。静与动的结合产生出巨大的艺术张力。
优秀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当我们打开简明的一册册诗集，无论是《高贵》与《朴素》，或者是《手工》与《大隐》，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位诗人思想者正站在我们面前。
简明的诗，和浅薄无关，和轻薄绝缘，他的诗不但有一种别样的美，而且有一种其他诗人很难企及的智慧的高度。这是有重量的诗篇，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打造而形成的珍珠。把这粒珍珠放在耳边，可以听到边塞的风沙;把这粒珍珠置于鼻下，可以嗅到沙场的硝烟：把这粒珍珠搁在胸前，可以感受到燕赵大地的侠气。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简明都在这儿，都是当今诗坛的重要存在。如果没有简明，诗坛就会少了一位智慧的诗人，少了一位深谙诗味的诗歌评论家，少了一位海纳百川的诗歌编辑家。
读简明的诗，第一印象是冷，再读，感觉就会变化，其实这是一位很“热”的歌者：诗人对生命的敏感，对自然的情感，对过往的美感，化为随处喷出的灵感。透过这些似乎冷冷的诗行，你会感悟到一种温暖，诗人内心的温暖;你会感悟到一种温柔，诗人的人性的温柔。
诗的显著特征是“无名性”。歌唱着的诗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美学区别。既是诗人，就不只是充当自己灵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个自恋者。这种“无名性”使得诗所传达的诗美体验获得高度的普视性，为读者提供从诗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广泛可能。原生态的感情不可能成为诗的对象。读者创造诗，诗也创造读者。艾略特在他写于1917年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倡导诗表现“意义重大的感情”，艾略特还说：“这种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艺术家越是完美，那么在他身上，感受的个人和创造的心灵越是完全的分开”。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时代是没有价值的。越是优秀的诗人，他的诗的普视性就越高。简明难道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简明的诗家语也值得留心：他的用词、断句、跳行都打上了个性的印记。诗家语不是特殊语言，更不是一般语言，它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外在的交际功能下降，内在的体验功能上升;意义后退，意味走出;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薄伽丘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講话”。简明的诗，是非常精致的诗。
组诗《缝合术》拥有浓浓的“简明风味”：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给人美感，智者的发现与探寻给人以沉思，尤其是简明的“缝合术”赋予了读者开阔的普视的内在视野。
个体人与作为总体“人”被融为一体，这是简明的第一道缝合。在组诗中，个体人的感受得到升华，从而超越了平常所见的“我”思“我”想，变成了具有无名性、普视性的经验。哪怕在以“我”作为抒情主体的《无邪》中，“我”与作为客体的“我”也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既完成了诗人对自身从肉体到灵魂的一次观照，也完成了对人的一次全景式扫描：既是诗人对自我的一次认知，读者也在其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净化与提升。而《核桃的立场》《缝合术》《落红》《人妖》《蚊子：保持一种进攻的姿态》等篇章中，一个寻常普通的事物，在经过诗意的哲学升华之后，已经超越了“核桃的立场”，超越了对事物的简单直观，也超越了诗人的个体性感受。
简明还缝合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距离。在目下的消费社会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浮躁的风气蔓延，人们已经很难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静静地反观自身，更遑论与自我的交流。在《无邪》中，“我”与“我”的肉体之间亲密媾和，通过凝神静观，与自我和解，并相知相惜。“我”与自己的灵魂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就像《壶瓶山登顶》中的铁与锈：“心灵之旅，相伴一生。”显然，如果不是从灵魂与肉体的缝合术上来理解《壶瓶山登顶》，我们就不可能从深度上去理解这种登山过程中的感悟，也不可能理解铁与锈在这首诗中的意义，更不可能理解“心灵之旅，相伴一生”这样看似离题万里的诗句。同样，《在杯子里居住》中，当灵魂住进杯子里，也经不住外部的敲打与观看。在对灵魂的自剖中，返回自身。任何一个高贵的灵魂，都是在不停反省自身，回归本真中有所成就的。
简明还用诗缝合了物我二者之间的隔离。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有一段人们熟知的谈论境界的话：“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简明的诗中，我中有物，物中有我，核桃的立场也是人的立场，蚊子进攻的姿态也是人的世态描写，人与物之间共享了同一种经验，同一种人生阅历。在对物的观照中，投入了诗人自身的人生认知，在以“我”观物的同时，也是通过物来观“我”，这是对世事的洞察，同样，也是在物我两忘中切近“人”，理解“人”的一种方式。
“人”是丰富的，人性、人情、人道是诗的永恒主题。组诗《缝合术》是高明的简明在缝合诗歌与世事过程中的沉思，读者也可以轻易地发现简明那有力的拳头。
优秀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当我们打开简明的一册册诗集，无论是《高贵》与《朴素》，或者是《手工》与《大隐》，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位诗人思想者正站在我们面前。
简明的诗，和浅薄无关，和轻薄绝缘，他的诗不但有一种别样的美，而且有一种其他诗人很难企及的智慧的高度。这是有重量的诗篇，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打造而形成的珍珠。把这粒珍珠放在耳边，可以听到边塞的风沙;把这粒珍珠置于鼻下，可以嗅到沙场的硝烟：把这粒珍珠搁在胸前，可以感受到燕赵大地的侠气。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简明都在这儿，都是当今诗坛的重要存在。如果没有简明，诗坛就会少了一位智慧的诗人，少了一位深谙诗味的诗歌评论家，少了一位海纳百川的诗歌编辑家。
读简明的诗，第一印象是冷，再读，感觉就会变化，其实这是一位很“热”的歌者：诗人对生命的敏感，对自然的情感，对过往的美感，化为随处喷出的灵感。透过这些似乎冷冷的诗行，你会感悟到一种温暖，诗人内心的温暖;你会感悟到一种温柔，诗人的人性的温柔。
诗的显著特征是“无名性”。歌唱着的诗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美学区别。既是诗人，就不只是充当自己灵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个自恋者。这种“无名性”使得诗所传达的诗美体验获得高度的普视性，为读者提供从诗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广泛可能。原生态的感情不可能成为诗的对象。读者创造诗，诗也创造读者。艾略特在他写于1917年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倡导诗表现“意义重大的感情”，艾略特还说：“这种感情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历史中”，“艺术家越是完美，那么在他身上，感受的个人和创造的心灵越是完全的分开”。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时代是没有价值的。越是优秀的诗人，他的诗的普视性就越高。简明难道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简明的诗家语也值得留心：他的用词、断句、跳行都打上了个性的印记。诗家语不是特殊语言，更不是一般语言，它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外在的交际功能下降，内在的体验功能上升;意义后退，意味走出;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薄伽丘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講话”。简明的诗，是非常精致的诗。
组诗《缝合术》拥有浓浓的“简明风味”：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给人美感，智者的发现与探寻给人以沉思，尤其是简明的“缝合术”赋予了读者开阔的普视的内在视野。
个体人与作为总体“人”被融为一体，这是简明的第一道缝合。在组诗中，个体人的感受得到升华，从而超越了平常所见的“我”思“我”想，变成了具有无名性、普视性的经验。哪怕在以“我”作为抒情主体的《无邪》中，“我”与作为客体的“我”也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既完成了诗人对自身从肉体到灵魂的一次观照，也完成了对人的一次全景式扫描：既是诗人对自我的一次认知，读者也在其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净化与提升。而《核桃的立场》《缝合术》《落红》《人妖》《蚊子：保持一种进攻的姿态》等篇章中，一个寻常普通的事物，在经过诗意的哲学升华之后，已经超越了“核桃的立场”，超越了对事物的简单直观，也超越了诗人的个体性感受。
简明还缝合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距离。在目下的消费社会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浮躁的风气蔓延，人们已经很难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静静地反观自身，更遑论与自我的交流。在《无邪》中，“我”与“我”的肉体之间亲密媾和，通过凝神静观，与自我和解，并相知相惜。“我”与自己的灵魂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就像《壶瓶山登顶》中的铁与锈：“心灵之旅，相伴一生。”显然，如果不是从灵魂与肉体的缝合术上来理解《壶瓶山登顶》，我们就不可能从深度上去理解这种登山过程中的感悟，也不可能理解铁与锈在这首诗中的意义，更不可能理解“心灵之旅，相伴一生”这样看似离题万里的诗句。同样，《在杯子里居住》中，当灵魂住进杯子里，也经不住外部的敲打与观看。在对灵魂的自剖中，返回自身。任何一个高贵的灵魂，都是在不停反省自身，回归本真中有所成就的。
简明还用诗缝合了物我二者之间的隔离。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有一段人们熟知的谈论境界的话：“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简明的诗中，我中有物，物中有我，核桃的立场也是人的立场，蚊子进攻的姿态也是人的世态描写，人与物之间共享了同一种经验，同一种人生阅历。在对物的观照中，投入了诗人自身的人生认知，在以“我”观物的同时，也是通过物来观“我”，这是对世事的洞察，同样，也是在物我两忘中切近“人”，理解“人”的一种方式。
“人”是丰富的，人性、人情、人道是诗的永恒主题。组诗《缝合术》是高明的简明在缝合诗歌与世事过程中的沉思，读者也可以轻易地发现简明那有力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