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揭示人类社会和心灵的悖论著称。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借二哥伊凡之口给读者讲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含义之深尤胜过思想著作。
　　寓言说的是16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尔地方，一位年近90的红衣主教为了在人间建成天国，疯狂迫害异端。正当他架起火堆，烧死上百个异端的时候，耶稣降临了。他来到烧死异教徒的广场，人们纷纷把他围住，他向人群伸出双手，为他们祝福。他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上，帮瞎子治好眼睛，让瘸子起来走路，让入殓的小女孩复活。
　　这位红衣主教大法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带了神圣的卫队走过来，把耶稣抓起来，关在牢房里。老百姓吓得给他磕头，他默默地给老百姓祝福。到了半夜，年迈的宗教大法官亲自提着灯，独自一人走进牢房，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大法官久久地，仔细打量犯人的脸，然后走到他跟前把灯放在桌上，冲着囚犯吐出了憋在心里90年的话：
　　教会当初就是秉承耶稣的意愿，为了宗教信仰自由，为了实现人间奇迹而努力，但是，要让人民崇拜上帝，就必须先有面包；而要有面包，就要拿起凯撒的剑；而拿起凯撒的剑就没有了自由。这样，面包和自由两者不可兼得。
　　罗马天主教会就是遵从当初耶稣的教诲，捍卫人间的信仰自由。和当年耶稣不同的是为了人民的面包拿起了剑捍卫自由。1500年来，教会为了这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是冒了耶稣的名义做到了许诺的自由。
　　毫无疑问，这个寓言讲的是人类社会和人心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是处在这样的悖论中。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洞明世事追求至善的“哲人王”一样，不同的是宗教大法官的形象有更多历史实践的痕迹，而柏拉图则出于纯粹的哲学想象。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活动是功利性的，追求的是一个现世的功利目标——面包和秩序。虽然它可能冒充自由的名义或善的名义，但是无论如何，好听的仅仅是名义的，而且它是冒充来的。人必须有面包才能生存，所以理性及其实践的功利活动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
　　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这种悖论，反映出宇宙间更根本的神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人类社会及历史，它们的运行变迁究竟是出于有目的的建构还是出于随机的演化？如果有目的的建构是人类社会运行变迁的究竟所以然（哪怕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个究竟所以然），并且经由坚持不懈的理性钻研，最终可以揭开它的神秘，那么依靠理性的周密安排来设计人类社会，甚至布置每一个人的生活，像柏拉图那样精心安排“理想国”，那就不仅可能，而且也是正当的。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符合宇宙的目的。
　　实际上，视自然及人类社会为一个有目的建构的信念，在历史上有牢固的影响力。任何掌握尘世权威或精神权威的统治者天然倾向于建构周密的人类社会的信念。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显然是基于对宇宙运行的究竟所以然和理性的信念。现实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者，不论打着哪种旗号，宗教旗号也好，革命意识形态旗号也好，救国救民旗号也好；不论他们对人类生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盲目跟随某个祖师，其实都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有关。
　　凡是以为人类生活经由理性周密建构而可以达致理想的天国，将这种信念落实为具体的统治行为，最后莫不以极权统治收场。所以波普尔视柏拉图为欧洲极权主义始祖，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理性与建构，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类离不开功利，也就离不开理性；理性的必然就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则追求理性的。如此说来，宇宙与人类的根本神秘里面，毕竟也有目的性一面。
　　但是，这绝对不是它的全部。柏拉图之所以想象出极端的驱逐、流放诗人的行动，是因为他深信理性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他试图把他发现的宇宙根本神秘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实际上已经跨越出理性的极限而落入荒谬之中。宗教大法官与柏拉图的信念一致，不同的是他举起“凯撒的剑”，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他的信念。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尸骨和服服帖帖的老百姓。
　　想象一下，如果人类只能这样生活，那该是多么悲哀：人们只能在屠夫与不能思考的、像蚂蚁一样卑贱的草民之间安放自己的位置。那该是对人类的理性多大的嘲讽！柏拉图的荒谬、宗教大法官的恐怖昭示着真理的另一面：为了某个目的的理性必然有它的限制，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演化的。
　　《人文十三步》，刘再复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11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一篇《〈罪与文学〉选读》，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