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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在劳动力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将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以满足社会劳动力的需求。然而，延迟退休势必会增加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同时增加企业的负担。为缓解该政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本文主张政府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可以从个体特征与家庭代际关系两方面，研究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建立logistic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及其作用机理，以期 为政府出台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延迟退休 个体禀赋 代际转移 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7（a）-141-03
1 引言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在2005年是72.95岁，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了76.34岁，10年间上升了3.39岁[1]。此外，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达到10.47%，在5年间就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为应对比例逐渐增大的老龄人口，中国将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区分不同群体的实际状况分步缓慢操作，最后达到全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该政策拟于2022年前正式实施。
关于我国延迟退休这一政策，社会各方争议不休。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不仅有利于促进养老金收支均衡、增加劳动力供给，并且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还有利于抑制提前退休以及退休双轨制的并轨等在现行退休制度下出现的问题[3]。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政策会加剧青年群体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失业，会埋藏潜在的社会危机，如犯罪率、离婚率上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会导致企业中老年劳动力的雇佣比率被动地上升，出于成本效益以及经济效率等方面的考量，企业会主动减少新雇员的招聘数量，这就意味着青年人就业机会的减少。此外，延迟退休政策也会增加从内部增加企业负担，并且降低人员工作效率。虽然由于人体的衰老以及记忆衰退等无法避免的问题，老年劳动者在体力、创新力、记忆力等方面都无法与青年人匹敌。因此，硬性聘请老年劳动力的后果将是企业内部的工作绩效、盈利水平以及员工工作满意度等多方面指标持续降低，使得养老的负担由政府转向企业，这将大大打消企业的创造力与激情，阻碍小企业发展以及新企业的建立，从而进一步缩小就业市场。最后，延迟退休的老年人通常仍从事原来岗位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已经达到公司中高层职位，这就意味着本来由于老年人退休而空余的高级职位将会无法按照既定计划进行人员更替，造成青年劳动者晋升渠道受阻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了避免“延期退休”政策带来的上述问题，同时弥补劳动力空缺，政府可以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从而缓解社会压力。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子，从老年人个体禀赋以及与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两个方面出发，研究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经济动机和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调整劳动力年龄结构提供参考借鉴。
2 文献综述
老年人个人禀赋与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作用。
在老年人个人禀赋方面，李琴等（2014）发现城市中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产生退休愿望的几率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大部分从事体力密集型劳动，他们更易遭受健康的不利冲击，同时工作满足度以及工作报酬都相对较低，从而更希望退休；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中老年人更有可能从事脑力密集型工作，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小[4]。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成员供养等因素均对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女性相较于男性在自身劳动能力减弱，因此一定经济状况下更愿意退休，这点可以用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弹性较强来解释（张文娟2010）[5]。
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雷晓燕（2009）认为，人们向女儿进行转移的意愿大于向儿子进行转移，这个结果符合交换理论。除该理论外，其他的解释可能是母亲跟女儿比跟儿媳更有可能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更有可能照顾女儿的子女[6]。在中国，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代际关系并存并互补。一定情形下，青壮年时期两代之间交换关系的存在，才能为步入中年老年时期的两代赡养关系维持打下基础。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成员（即直系血亲）中加入了婚姻关系成员（即配偶），家庭代际关系的交换意义得以凸显（王跃生2008）[7]。江克忠等（2013）认为，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呈显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子女会向收入水平低的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同时，孙辈从老年人得到经济帮助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8]。
3 实证研究
3.1 样本来源
本次调研选择南京市内年龄在5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以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194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效的样本数为163，有效样本率为84.02%。调研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
3.2 样本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主要研究个体禀赋与家庭经济关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此一共选了8个变量作为因子，分别是性别、年龄、配偶情況、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执业单位、退休金（月）、经济帮助方向。其中性别（0=男，1=女）、配偶是否健在（0=是，1=否）、身体健康状况（0=较好，1=一般、2=较差）、文化程度（0=文盲，1=小学，2=中学，3=高中，4=大学及以上）、执业单位（0=国家机关，1=事业单位，2=企业，3=其他）、经济帮助方向（0=无经济往来，1=自上而下转移，2=自下而上转移）为分类变量，年龄、退休金为数值型变量。
从表1的数据可知道，年龄的变化范围是55～93岁，平均值为74.95；退休金的变化范围是200～9000元，平均值是3056.25元。
3.3 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logit模型進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Yi）为是否工作（0=否，1=是），解释变量为性别、年龄、配偶情况、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执业单位、退休金（月）、经济帮助方向。则其分布函数为：
依据表2对老年人口是否愿意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退休金收入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6，195（显著），说明退休金越高，老年人越不愿意再就业。性别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651（不显著），说明在南京地区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在再就业意愿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年龄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25（显著），说明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再就业意愿降低。配偶是否健在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873（不显著），说明配偶是否健在不会影响老年人再就业选择。教育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1.789（显著），说明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参与再就业。相对于良好的健康状况，一般的健康状况和较差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54和-3.929（显著），表明随着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衰退，老年人口再就业的意愿降低。相对于退休前执业单位为国家机关的老年人，退休前执业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其他）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退休前执业单位不会影响老年人口再就业与否的选择。自上而下的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182（不显著），自下而上的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5.555（显著），表明相对于无经济转移的老年人，由子女提供经济帮助的老年人更不愿意再就业，而对向子女提供经济转移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无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南京市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个体禀赋和家庭特征为视角进行比较，分析老年人退休后继续提供劳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康状况、退休金收入、教育水平和家庭成员供养等因素均对老年人再就业选择产生影响。
总体上，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家庭转移收入（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其中，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水平及其变化由外生决定，即受老年人所参与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和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对家庭经济转移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也对老年人劳动供给选择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从政府可操作的退休金出发，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家庭经济转移和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存在双向影响。当老年人有多个成年子女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策略性行为，进而影响家庭经济转移以及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通过研究家庭功能的发挥，对不同家庭模式下的代际转移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为提高公共资源效用以及构建政府保障和家庭养老协调配合机制提供参考。
因此，为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以及医疗救助体系，提倡“绿色生活”，进而提高人民（在这里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通过改革养老金交付分配体制，提高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巩固中小学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提高平均文化水平；鼓励赡养父母长辈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
[2] 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R].2010.
[3] 张慧.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研究[D].燕山大学，2013.
[4] 李琴，雷晓燕，赵耀辉.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4，13（3）.
[5] 张文娟.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1）.
[6] 雷晓燕.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及代际转移在子女间的差异[J].人口与经济，2009（6）.
[7]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人口研究， 2008，32（4）.
[8]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证据[J].经济评论，2013（4）.
关键词： 延迟退休 个体禀赋 代际转移 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7（a）-141-03
1 引言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在2005年是72.95岁，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了76.34岁，10年间上升了3.39岁[1]。此外，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达到10.47%，在5年间就上升了1.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为应对比例逐渐增大的老龄人口，中国将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区分不同群体的实际状况分步缓慢操作，最后达到全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该政策拟于2022年前正式实施。
关于我国延迟退休这一政策，社会各方争议不休。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不仅有利于促进养老金收支均衡、增加劳动力供给，并且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还有利于抑制提前退休以及退休双轨制的并轨等在现行退休制度下出现的问题[3]。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政策会加剧青年群体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失业，会埋藏潜在的社会危机，如犯罪率、离婚率上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会导致企业中老年劳动力的雇佣比率被动地上升，出于成本效益以及经济效率等方面的考量，企业会主动减少新雇员的招聘数量，这就意味着青年人就业机会的减少。此外，延迟退休政策也会增加从内部增加企业负担，并且降低人员工作效率。虽然由于人体的衰老以及记忆衰退等无法避免的问题，老年劳动者在体力、创新力、记忆力等方面都无法与青年人匹敌。因此，硬性聘请老年劳动力的后果将是企业内部的工作绩效、盈利水平以及员工工作满意度等多方面指标持续降低，使得养老的负担由政府转向企业，这将大大打消企业的创造力与激情，阻碍小企业发展以及新企业的建立，从而进一步缩小就业市场。最后，延迟退休的老年人通常仍从事原来岗位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已经达到公司中高层职位，这就意味着本来由于老年人退休而空余的高级职位将会无法按照既定计划进行人员更替，造成青年劳动者晋升渠道受阻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了避免“延期退休”政策带来的上述问题，同时弥补劳动力空缺，政府可以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从而缓解社会压力。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子，从老年人个体禀赋以及与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两个方面出发，研究老年人劳动供给的经济动机和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调整劳动力年龄结构提供参考借鉴。
2 文献综述
老年人个人禀赋与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作用。
在老年人个人禀赋方面，李琴等（2014）发现城市中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产生退休愿望的几率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大部分从事体力密集型劳动，他们更易遭受健康的不利冲击，同时工作满足度以及工作报酬都相对较低，从而更希望退休；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中老年人更有可能从事脑力密集型工作，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小[4]。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成员供养等因素均对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女性相较于男性在自身劳动能力减弱，因此一定经济状况下更愿意退休，这点可以用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弹性较强来解释（张文娟2010）[5]。
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雷晓燕（2009）认为，人们向女儿进行转移的意愿大于向儿子进行转移，这个结果符合交换理论。除该理论外，其他的解释可能是母亲跟女儿比跟儿媳更有可能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更有可能照顾女儿的子女[6]。在中国，抚养—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代际关系并存并互补。一定情形下，青壮年时期两代之间交换关系的存在，才能为步入中年老年时期的两代赡养关系维持打下基础。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成员（即直系血亲）中加入了婚姻关系成员（即配偶），家庭代际关系的交换意义得以凸显（王跃生2008）[7]。江克忠等（2013）认为，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呈显向上转移和隔代向下转移的特征，子女会向收入水平低的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同时，孙辈从老年人得到经济帮助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8]。
3 实证研究
3.1 样本来源
本次调研选择南京市内年龄在5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以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194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效的样本数为163，有效样本率为84.02%。调研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
3.2 样本分析
在此次调查中，主要研究个体禀赋与家庭经济关系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因此一共选了8个变量作为因子，分别是性别、年龄、配偶情況、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执业单位、退休金（月）、经济帮助方向。其中性别（0=男，1=女）、配偶是否健在（0=是，1=否）、身体健康状况（0=较好，1=一般、2=较差）、文化程度（0=文盲，1=小学，2=中学，3=高中，4=大学及以上）、执业单位（0=国家机关，1=事业单位，2=企业，3=其他）、经济帮助方向（0=无经济往来，1=自上而下转移，2=自下而上转移）为分类变量，年龄、退休金为数值型变量。
从表1的数据可知道，年龄的变化范围是55～93岁，平均值为74.95；退休金的变化范围是200～9000元，平均值是3056.25元。
3.3 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logit模型進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Yi）为是否工作（0=否，1=是），解释变量为性别、年龄、配偶情况、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执业单位、退休金（月）、经济帮助方向。则其分布函数为：
依据表2对老年人口是否愿意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退休金收入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6，195（显著），说明退休金越高，老年人越不愿意再就业。性别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651（不显著），说明在南京地区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在再就业意愿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年龄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25（显著），说明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再就业意愿降低。配偶是否健在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873（不显著），说明配偶是否健在不会影响老年人再就业选择。教育情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1.789（显著），说明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参与再就业。相对于良好的健康状况，一般的健康状况和较差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54和-3.929（显著），表明随着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衰退，老年人口再就业的意愿降低。相对于退休前执业单位为国家机关的老年人，退休前执业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其他）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退休前执业单位不会影响老年人口再就业与否的选择。自上而下的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182（不显著），自下而上的经济转移对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5.555（显著），表明相对于无经济转移的老年人，由子女提供经济帮助的老年人更不愿意再就业，而对向子女提供经济转移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无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南京市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个体禀赋和家庭特征为视角进行比较，分析老年人退休后继续提供劳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康状况、退休金收入、教育水平和家庭成员供养等因素均对老年人再就业选择产生影响。
总体上，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家庭转移收入（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其中，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收入水平及其变化由外生决定，即受老年人所参与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和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对家庭经济转移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也对老年人劳动供给选择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从政府可操作的退休金出发，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家庭经济转移和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存在双向影响。当老年人有多个成年子女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策略性行为，进而影响家庭经济转移以及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通过研究家庭功能的发挥，对不同家庭模式下的代际转移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为提高公共资源效用以及构建政府保障和家庭养老协调配合机制提供参考。
因此，为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以及医疗救助体系，提倡“绿色生活”，进而提高人民（在这里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通过改革养老金交付分配体制，提高退休人口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巩固中小学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提高平均文化水平；鼓励赡养父母长辈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
[2] 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R].2010.
[3] 张慧.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研究[D].燕山大学，2013.
[4] 李琴，雷晓燕，赵耀辉.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4，13（3）.
[5] 张文娟.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1）.
[6] 雷晓燕.中老年女性劳动供给及代际转移在子女间的差异[J].人口与经济，2009（6）.
[7]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人口研究， 2008，32（4）.
[8]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证据[J].经济评论，2013（4）.